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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曰：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於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於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会於向、歆讨论之旨，因取历朝著录，略其鱼鲁豕亥之细，而特以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考其得失之故而为之校雠。盖自石渠天禄以还，学者所未尝窥见者也。顾樵生南宋之世，去古已远，刘氏所谓《七略》、《别录》之书，久已失传；〔《唐志》尚存，《宋志》已逸，嗣是不复见矣。〕所可推者，独班固《艺文》一志。而樵书首讥班固，凡所推论，有涉於班氏之业者，皆过为贬驳之辞。盖樵为通史，而固则断代为书，两家宗旨，自昔殊异，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无足怪也。独《艺文》为校雠之所必究，而樵不能平气以求刘氏之微旨，则於古人大体，终似有所未窥。又其议论过於骏利。隋唐史志，甲乙部目，亦略涉其藩，而未能推阐向、歆术业，以究悉其是非得失之所在。故其自为《通志》，《艺文》、《金石》、《图谱》诸略，牴牾错出，与其所讥前人著录之谬，未始径庭，此不揣本而齐末者之效也。又其论求书之法，校书之业，既详且备。然亦未究求书以前，文字如何治察，校书以后，图籍如何法守；凡此皆郑氏所未遑暇。盖其涉猎者博，又非专门之精，钜编鸿制，不能无所疏漏，亦其势也。今为折衷诸家，究其源委，作《校雠通义》，总若干篇，勒成一家，庶於学术渊源，有所釐别。知言君子，或有取於斯焉。
古无文字。结绳之治，易之书契，圣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盖不得已而为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矣。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
——右一之一
后世文字，必溯源於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颂於太师，《春秋》存乎国史。夫子自谓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师弟子之传业，於是判焉。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其弃《诗》、《书》，非也。其曰“以吏为师”，则犹官守学业合一之谓也。由秦人以吏为师之言，想见三代盛时，《礼》以宗伯为师，《乐》以司乐为师，《诗》以太师为师，《书》以外史为师，三《易》、《春秋》，亦若是则已矣。又安有私门之著述哉？
——右一之二
刘歆《七略》，班固删其辑略而存其六。颜师古曰：“辑略谓诸书之总要。”盖刘氏讨论群书之旨也。此最为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传；今可见者，唯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数语耳。即此数语窥之，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故也。何则？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於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辨而别之，盖欲庶几於知言之学者也。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亦已明矣。
——右一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