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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志》分艺文为六略，每略又各别为数种，每种始叙列为诸家；犹如《太玄》之经，方州部家；大纲细目，互相维系，法至善也。每略各有总叙。论辨流别，义至详也。惟《诗赋》一略，区为五种，而每种之后，更无叙论，不知刘、班之所遗邪？抑流传之脱简邪？今观《屈原赋》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家为一种；《陆贾赋》三篇以下，共二十一家为一种；《孙卿赋》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为一种；名类相同，而区种有别，当日必有其义例。今诸家之赋，十逸八九，而叙论之说，阙焉无闻，非著录之遗憾与？若杂赋与杂歌诗二种，则署名既异，观者犹可辨别；第不如五略之有叙录，更得详其源委耳。
——右十五之一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徵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原，实能自成一子之学；与夫专门之书，初无差别。故其叙列诸家之所撰述，多或数十，少仅一篇，列於文林，义不多让，为此志也。然则三种之赋，亦如诸子之各别为家，而当时不能尽归一例者耳。岂若后世诗赋之家，裒然成集，使人无从辨别者哉？
——右十五之二
赋者古诗之流，刘勰所谓“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者是也。义当列诗於前，而叙赋於后，乃得文章承变之次第。刘、班顾以赋居诗前，则标略之称诗赋，岂非颠倒与？每怪萧梁《文选》，赋冠诗前，绝无义理，而后人竞效法之，为不可解。今知刘、班著录，已启之矣。又诗赋本《诗经》支系，说已见前，不复置议。
——右十五之三
诗赋前三种之分家，不可考矣，其与后二种之别类，甚晓然也。三种之赋，人自为篇，后世别集之体也。杂赋一种，不列专名，而类叙为篇，后世总集之体也。歌诗一种，则诗之与赋，固当分体者也。就其例而论之，则第一种之《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及第三种之《秦时杂赋》九篇，当隶杂赋条下，而猥厕专门之家，何所取耶？揆其所以附丽之故，则以《淮南王赋》列第一种，而以群臣之作附於其下，所谓以人次也。《秦时杂赋》，列於《荀卿赋》后，〔志作孙卿。〕《孝景皇帝颂》前，所谓以时次也。夫著录之例，先明家学，同列一家之中，或从人次；或从时次可也，岂有类例不通，源流迥异，概以意为出入者哉？
——右十五之四
《上所自造赋》二篇，颜师古注“武帝所作”。按刘向为成帝时人，其去孝武之世远矣。武帝著作，当称孝武皇帝，乃使后人得以考定。今曰“上所自造”，何其标目之不明与？臣工称当代之君，则曰上也。否则摛文纪事，上文已署某宗某帝，承上文而言之，亦可称为上也。窃意上所自造四字，必武帝时人标目，刘向从而著之，不与审定称谓，则谈《七略》者，疑为成帝赋矣。班氏录以入志，则上又从班固所称，若无师古之注，则读志者，又疑后汉肃宗所作赋矣。
——右十五之五
《荀卿赋》十篇，居第三种之首，当日必有取义也。按荀卿之书，有《赋篇》列於三十二篇之内，不知所谓赋十篇者，取其《赋篇》与否，曾用裁篇别出之法与否；著录不为明析，亦其疏也。
——右十五之六
《孝景皇帝颂》十五篇，次於第三种赋内，其旨不可强为之解矣。按六艺流别，赋为最广，比兴之义，皆冒赋名。风诗无徵，存於谣谚，则雅颂之体，实与赋类同源异流者也。纵使篇第传流，多寡不敌，有如汉代而后，济水入河，不复别出；亦当叙入诗歌总部之后，别而次之，或与铭箴赞诔通为部录，抑亦可至。何至杂入赋篇，漫无区别邪？
——右十五之七
《成相杂辞》十一篇，《隐书》十八篇，次於杂赋之后，未为得也。按杨倞注《荀子·成相》：“盖亦赋之流也。”朱子以为“杂陈古今治乱兴亡之效，託之风诗以讽时君”。命曰杂辞，非竟赋也。《隐书》注引刘向《别录》，谓“疑其言以相问对，通以思虑，可以无不喻。”是则二书之体，乃是战国诸子流别，后代连珠韵语之滥觞也。法当隶於诸子杂家，互见其名，为说而附於歌诗之后可也。
——右十五之八
《汉志》详赋而略诗，岂其时尚使然与？帝王之作，有高祖《大风》、《鸿鹄》之篇，而无武帝《瓠子》、《秋风》之什，〔或云：《秋风》即在上所自造赋内。〕臣工之作，有《黄门倡车忠等歌诗》，而无苏李河梁之篇。〔或云：杂家有主名诗十篇，或有苏李之作。然汉廷主名诗，岂止十篇而已乎？〕
——右十五之九
诗歌一门，杂乱无叙。如《吴楚汝南歌诗》、《燕代讴》、《齐郑歌诗》之类，风之属也。《出行巡狩及游歌诗》，与《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雅之属也。《宗庙歌诗》、《诸神歌诗》、《送灵颂歌诗》，颂之属也。不为诠次类别，六义之遗法，荡然不可为踪迹矣。
——右十五之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