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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樵讥班固叙列儒家，混入《太玄》、《法言》、《乐》、《箴》三书为一，总谓扬雄所叙三十八篇，谓其胸无伦类，是樵之论笃矣。至谓《太玄》当归《易》类，《法言》当归诸子，其说良是。然班固自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是《乐》与《箴》，本二书也；樵误以为一书。又谓“《乐》、《箴》当归杂家”；是樵直未识其为何物，而强为之归类矣。以此讥正班固，所谓楚失而齐亦未为得也。按《乐》四未详。《箴》则《官箴》是也；在后人宜入职官，而《汉志》无其门类，则附官《礼》之后可矣。
——右十一之一
郑樵讥《汉志》以《司马法》入《礼》经，以《太公》兵法入道家，疑谓非任宏、刘歆所收，班固妄窜入也。郑樵深恶班固，故为是不近人情之论。凡意有不可者，不为推寻本末，有意增删迁就，强坐班氏之过，此狱吏锻炼之法；亦如以《汉》志书为班彪、曹昭所终始，而《古今人表》则谓固所自为者惟此；盖心不平者，不可与论古也。按《司马法》百五十五篇，今所存者，非故物矣。班固自注：“出之兵权谋中，而入於《礼》。”樵固无庸存疑似之说也。第班《志》叙录，称《军礼司马法》，郑樵删去“军礼”二字，谓其入礼之非；不知《司马法》乃周官职掌，如考工之记，本非官礼，亦以司空职掌，附著《周官》，此等叙录，最为知本之学。班氏他处未能如是，而独於此处能具别裁；樵顾深以为讥，此何说也？第班氏入於《礼》经，似也。其出於兵家，不复著录，未尽善也。当用刘向互见之例，庶几礼家不为空衍仪文，而兵家又见先王之制，乃两全之道耳。《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亦与今本不同。班氏仅称《太公》，并无兵法二字，而郑樵又增益之，谓其入於道家之非，不观班固自注：“尚父本有道者。”又於兵权谋下注云：“省《伊尹》、《太公》诸家。”则刘氏《七略》，本属两载，而班固不过为之删省重复而已。非故出於兵，而强收於道也。〔注省者，刘氏本有，而班省去也。注出入者，刘录於此，而班录於彼也。如《司马法》，刘氏不载於《礼》，而班氏入之。则於《礼》经之下注云，入《司马法》。今道家不注入字，而兵家乃注省字，是刘《略》既载於道，又载於兵之明徵。非班擅改也。〕且兵刑权术，皆本於道，先儒论之备矣。刘《略》重复互载，犹司马迁《老庄申韩列传》意也。发明学术源流之意。况二百三十七篇之书，今既不可得见，郑樵何所见闻而增删题目，以谓止有兵法，更无关於道家之学术耶？
——右十一之二
郑樵讥《汉志》以《世本》、《战国策》、《秦大臣奏事》、《汉著记》为《春秋》类，是郑樵未尝知《春秋》之家学也。《汉志》不立史部，以史家之言，皆得《春秋》之一体，故四书从而附入也。且如后世以纪传一家，列之正史，而编年自为一类，附诸正史之后。今《太史公书》列於《春秋》，樵固不得而讥之矣。至於国别之书，后世如三国、十六国、九国、十国之类，自当分别部次，以清类例。《汉志》书部无多，附著《春秋》，最为知所原本。又《国语》亦为国别之书，同隶《春秋》，樵未尝讥正《国语》，而但讥《国策》，是则所谓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汉著记》，则后世起居注之类，当时未有专部，附而次之，亦其宜也。《秦大臣奏事》，在后史当归故事，而《汉志》亦无专门，附之《春秋》，稍失其旨。而《世本》则当入於历谱，《汉志》既有历谱专门，不当犹附《春秋》耳；然历谱之源，本与《春秋》相出入者也。
——右十一之三
以刘歆、任宏重复著录之理推之，《战国策》一书，当与兵书之权谋条，诸子之纵横家，重复互注，乃得尽其条理。《秦大臣奏事》，当与《汉高祖传》、《孝文传》〔注称论述册诏。〕诸书，同入《尚书》部次；盖君上诏诰，臣下章奏，皆《尚书》训诰之遗；后世以之搀入集部者，非也。凡典章故事，皆当视此。
——右十一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