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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樵校雠诸论，於《汉志》尤所疏略，盖樵不取班氏之学故也。然班、刘异同，樵亦未尝深考，但讥班固续入扬雄一家，不分伦类而已。其刘氏遗法，樵固未尝讨论；而班氏得失，樵议亦未得其平允。夫刘《略》、班《志》，乃千古著录之渊源，而樵著《校雠》之略，不免疏忽如是；盖创始者难为功尔。今欲较正诸家著录，当自刘《略》、班《志》为权舆也。
——右十之一
郑樵以萧何律令，张苍章程，刘《略》、班《志》不收，以为刘、班之过；此刘氏之过，非班氏之过也。刘向校书之时，自领《六艺》、《诸子》、《诗赋》三略，盖出中秘之所藏也。至於《兵法》、《术数》、《方技》，皆分领於专官；则兵、术、技之三略，不尽出於中秘之藏，其书各存专官典守，是以刘氏无从而部录之也。惟是申、韩家言，次於诸子，仲舒治狱，附於《春秋》；不知律令藏於理官，章程存於掌故，而当时不责成於专官典守，校定篇次，是《七略》之遗憾也。班氏谨守刘《略》遗法，惟出刘氏之后者，间为补缀一二；其馀刘氏所不录者，东京未必尽存，《艺文》佚而不载，何足病哉？
——右十之二
《汉志》最重学术源流，似有得於太史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卿《非十子》之意。〔韩婴诗传引荀卿《非十子》，并无讥子思、孟子之文。〕此叙述著录，所以有关於明道之要，而非后世仅计部目之所及也。然立法创始，不免於疏，亦其势耳。如《封禅群祀》入礼经，《太史公书》入《春秋》，较之后世别立仪注、正史专门者，为知本矣。《诗赋》篇帙繁多，不入《诗经》，而自为一略，则叙例尚少发明其故，亦一病也。《诸子》推本古人官守，当矣。《六艺》各有专官，而不与发明，岂为博士之业所误耶？
——右十之三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善法具举，〔徒善徒法，皆一偏也。〕本末兼该，部次相从，有伦有脊，使求书者可以即器而明道，会偏而得全，则任宏之校《兵书》，李柱国之校《方技》，庶几近之。其他四略，未能称是。故刘《略》、班《志》，不免贻人以口实也。夫《兵书略》中孙、吴诸书，与《方技略》中内外诸经，即《诸子略》中一家之言，所谓形而上之道也。《兵书略》中形势、阴阳、技巧三条，与《方技略》中经方、房中、神仙三条，皆著法术名数，所谓形而下之器也。任、李二家，部次先后，体用分明，能使不知其学者，观其部录，亦可了然而窥其统要，此专官守书之明效也。充类求之，则后世之仪注，当附《礼》经为部次，《史记》当附《春秋》为部次；纵使篇帙繁多，别出门类，亦当申明叙例；俾承学之士，得考源流，庶几无憾。而刘、班承用未精，后世著录，又未尝探索其意，此部录之所以多舛也。
——右十之四
或曰：《兵书》、《方技》之部次，既以专官而能精矣。《术数》亦领於专官，而谓不如彼二略，岂太史尹咸之学术，不逮任宏、李柱国耶？答曰：此为刘氏所误也。《术数》一略，分统七条，则天文、历谱、阴阳、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是也。以道器合一求之，则阴阳、蓍龟、杂占三条，当附《易经》为部次，历谱当附《春秋》为部次，五行当附《尚书》为部次；纵使书部浩繁，或如诗赋浩繁离《诗经》而别自为略，亦当申明源委於叙录之后也。乃刘氏既校六艺，不复谋之术数诸家，故尹咸无从溯源流也。至於天文、形法，则后世天文、地理之专门书也。自立门类，别分道法，大纲既立，细目标分，岂不整齐而有当乎？
——右十之五
天文则宣夜、周髀、浑天诸家，下逮安天之论，谈天之说，或正或奇，条而列之，辨明识职，所谓道也。《汉志》所录泰一、五残星变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地理则形家之言，专门立说，所谓道也。《汉志》所录《山海经》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以此二类，专门部勒，自有经纬，而尹咸概收术数之篇，则条理不审之咎也。〔《山海经》与相人书为类，《汉志》之授人口实处也。〕
——右十之六
地理形家之言，若主山川险易，关塞边防，则与兵书形势之条相出入矣。若主阴阳虚旺，宅墓休咎，则与《尚书》五行相出入矣。部次门类，既不可缺，而著述源流，务要於全，则又重复、互注之条，不可不讲者也。任宏《兵书》一略，郑樵称其最优。今观刘《略》重复之书，仅止十家，皆出《兵略》，他部绝无其例。是则互注之法，刘氏且未能深究，仅因任宏而稍存其意耳。班氏不知而删并之，可胜惜哉？
——右十之七
后世法律之书甚多，不特萧何所次律令而已也。就诸子中掇取申、韩议法家言，部於首条，所谓道也。其承用律令格式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后世故事之书甚多，不特张苍所次章程而已也。就诸子中掇取论治之书，若《吕氏春秋》，〔《汉志》入於杂家，非也。其每月之令文，正是政令典章，后世会典会要之属。〕贾谊、董仲舒〔治安之奏，天人之策，皆论治体。《汉志》入於儒家类矣。〕诸家之言，部於首条，所谓道也。其相沿典章故事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例以义起，斟酌损益，惟用所宜；岂有读者录部次，而不能考索学术源流者乎？
——右十之八
或曰：《汉志》失载律令章程，固无论矣。假令当日必载律令章程，就刘、班之《七略》类例，宜如何归附欤？答曰：《太史公书》之附《春秋》，《封禅群祀》之附《礼经》，其遗法也。律令自可附於法家之后，章程本当别立政治一门，《汉志》无其门类；然《高祖传》十三篇，《孝文传》十一篇，〔班固自注，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皆属故事之书，而刘、班次於诸子儒家，则章程亦必附於此矣。大抵《汉志》疏略，由於书类不全，勉强依附；至於虚论其理与实纪其迹者，不使体用相资，则是《汉志》偶疏之处；〔《礼经》、《春秋》。《兵书》、《方技》便无此病。〕而后世之言著录者，不复知其微意矣。
——右十之九
郑樵议章程律令之不载《汉志》，以为刘、班之疏漏；然班氏不必遽见西京之全书，或可委过於刘《略》也。若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则班氏方据以为《艺文》之要删，岂得谓之不见其书耶？此乃后世目录之鼻祖，当时更无其门类，独不可附於诸子名家之末乎？名家之叙录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著录之为道也，即於文章典籍之中，得其辨名正物之意，此《七略》之所以长也。又云：“敫者为之，则苟钩釽析乱而已。”此又后世著录，纷拏不一之弊也。然则凡以名治之书，固有所以附矣。〔后世目录繁多，即可自为门类。〕
——右十之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