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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祖惩元季纵弛，特用重典驭下，稍有独犯，刀锯随之。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见《草木子》。〕法令如此，故人皆重足而立，不敢纵肆，盖亦整顿一代之作用也。然其令李善长、刘基等定律，则又斟酌轻重，务求至当。洪武十八年，诏天下罪囚，刑部、都察院详议，大理寺覆谳，然后奏决。二十年，焚锦衣卫刑具，以系囚付刑部。二十八年，又诏曰：“朕起兵惩创奸顽，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后嗣止循律典，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臣下敢以请者寘重典。”又尝与懿文太子出郊，亲指道旁荆楚，谓太子曰：“古人用此为朴刑，以其能去风，虽伤不杀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儿当念之。”是帝未尝不慎重刑狱。盖初以重典为整顿之术，继以忠厚立久远之规，固帝之深识远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