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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秉笔持简，侍于啖先生左右十有一年，述释之间，每承善诱，微言奥指，颇得而闻。嗟乎！神不与善，天丧斯文，笔削才终，哲人其丧。是以取舍三传，或未精研，《春秋》纲例，有所遗略。及赵氏损益，既合《春秋》大义，又与条例相通，诚恐学者卒览难会，随文睹义，谓有二端，遂乃纂于经文之下，则昭然易见其取舍，传文亦随类刊附。又《春秋》之意，三传所不释者，先生悉于注中言之，示谦让也。淳窃以为既自解经，理当为传，遂申己见，各附于经，则《春秋》之指，朗然易见。或问：啖氏新解经意，与先儒同者十有二三焉，今子重修《集传》，悉以啖氏目之，得无似窃古人之美，以党其师乎？答曰：啖氏本云“集传集注”，已明集古人之说，而掇其善者也。今作传者，但以释经之义，不合在于注中，标以啖氏，所以别于左氏、公、穀耳。其义亦不异于集注也。啖、赵所取三传之文，皆委曲剪裁，去其妨碍，故行有刊句，句有刊字，以致精深。实惧曾学三传之人，不达斯意，以为文句脱漏，随即注之，此则《集传》之蠹也。将来君子，有意于斯者，苟疑阙误，宜先详览啖赵取舍例及辨疑以校之，不可援三家旧文采正新传，慎之慎之！三传义例虽不当者，皆于《纂例》本条书之，而论其弃舍之意。其非入例者，即辨疑中论之。或问：《集传》先《左氏》，次《公羊》，后《穀梁》，亦有意乎？答曰：《左氏》传经，多说事迹，凡先见某事，然后可以定其是非，故先《左氏》焉。《公羊》之说事迹，亦颇多于《穀梁》，而断义即不如《穀梁》之精；精者宜最在后结之，故《穀梁》居后焉。事势宜然，非前优而后劣也。或问曰：经传文字，有犯国朝庙讳，悉不改易，何也？答曰：夫文所以传义理也。若改易之，则失其义理矣。礼云临文不讳，盖谓此也。但习读之人，训而呼之，则臣子之礼备矣。《左氏传》所记事迹，连带经义者，悉入集传矣，其无经之传，集传所不取，而事有可嘉者，今悉略出之，随年编次，共成三卷，名曰《春秋逸传》，则《左氏》精华无遗漏矣。其他则妄伪繁碎，无足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