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啖子曰：三传文义虽异，意趣可合者，则演而通之；文意俱异，各有可取者，则并立其义。其有一事之传，首尾异处者，皆聚于本经之下，庶使学者免于烦疑。至于义指乖越，理例不合，浮辞流遁，事迹近诬，及无经之传，悉所不录。其辞理害教，并繁碎委巷之谈，调戏浮侈之言，及寻常小事不足为训者，皆不录；若须存以通经者，删取其要。谏诤谋猷之言，有非切当及成败不由其言者，亦皆略之；虽当有而浮辞多者，亦撮要。凡叙战事，亦有委曲繁文，并但叙其战人身事，义非二国成败之要，又无诚节可纪者，亦皆不取。凡论事，有非与论之人而私评其事，自非切要，亦皆除之。其巫祝卜梦鬼神之言，皆不录。〔其有补于劝戒者，则存之。〕三传叙事及义理同者，但举《左氏》，则不复举《公》《穀》。其《公》《穀》同者，则但举《公羊》。又《公》《穀》理义虽同，而《穀梁》文独备者，则唯举《穀梁》。《公羊》《穀梁》以日月为例，一切不取，其有义者，则时或存之，亦非例也。〔义是日月例也。〕
或问：无经之传，有仁义诚节、知谋功业、政理礼乐、谠言善训多矣，顿皆除之，不亦惜乎？答曰：此经《春秋》也，此传《春秋传》也，非传《春秋》之言，理自不得录耳，非谓其不善也。且历代史籍，善言多矣，岂可尽入《春秋》乎？其当示于后代者，自可载于史书尔。今左氏之传见存，必欲耽玩文彩记事迹者，览之可也。若欲通《春秋》者，即请观此传焉。传文有一句是一句，非皆择其当者留之，非者去之，疑者则言而论之。或问三传之文，每说一事解一义，是当并是，非当并非，何谓摘取之乎？答曰：三传所记，本皆不谬，后人不晓，而以滥说附益其中，非纯是本说，故当择而用之，亦披沙拣金、错薪刈楚之义也。
赵子曰：三传堪存之例，或移于事首，或移于事同，〔事首谓直为例，无差品者；事同谓如弑君有称国称人等差品，待经文历其差品遍，然后举例也。〕各随其宜也。凡须都撮，如内外大夫名目例〔见僖八年〕，如此等三四条，三传及啖氏或有已释之而当者，或散在前后，学者寻之，卒难总领；今故聚之，使其褒贬差品，了然易见，其四家之义，各于句下注之。其不注者，〔谓不注云某家也。〕则鄙意也。〔鄙，赵子自谓也。〕既不遗前儒之美，而理例又明也。凡《公》《穀》文义，虽与本经不相会，而合正理者，皆移于宜施处施之。其孤绝之文，不可专施于经下者，〔谓不可独用也。〕予则引而用之，〔赵子引用为证，如古人引《诗》《书》之比也。〕庶先儒之义，片善不遗也。凡三传经文不同，故传文亦异，〔如盟于昧，《左氏》作蔑之类。〕今既纂会详定之，〔义见三传差互略篇中。〕则传文亦悉改定以一之，庶令学者免于疑误也。《公》《穀》说经，多云隐之闵之喜之之类，且《春秋》举经邦大训，岂为私情悲喜生文乎？何待《春秋》之浅也。如此之例，并不取。《公羊》灾异下悉云记灾也记异也，予已于例首都论其大意，自此即观文知义，不复缕载，其有须存者乃存之耳。《公》《穀》举例，悉不称“凡”，又《公》《穀》每一义，辄数处出之，今既去其重复，以从简要，其举例故加“凡”字，以通贯其前后。夫察微知远，识之精也，故夫子云“由也不得其死然”是也，古人立蓍龟以求前知也，故当不弃人之知。然《左氏》所记，以一言一行，定其祸福，皆验若符契。如此之类，继踵比肩，纵不悉妄，妄必多矣。悉弃之乎？则失于精深劝戒之道。悉留之乎？则多言者无惧而诡妄繁兴。固当择其辞深理正者存之，浮浅者去之，庶乎中道也。《左氏》无经之传，其有因会盟战伐等事，而说忠臣义士，及有谠言嘉谋，与经相接者，即略取其要。若说事迹，虽与经相符，而无益于教者，则不取。《左氏》每盟下皆曰寻某年之盟，每聘下则云报某人之聘，侵伐下多云报某之役，凡此类但检前以符后，更无他义；今考取其事相连带，要留者留之。《左氏》乱记事迹，不达经意，遂妄云礼也；今考其合经者留之，余悉不取。《左氏》集诸国史为传，序吴楚之君皆称为王，此乃本国臣民之伪号，不可施于正传，故皆改为吴子楚子；若叙其君臣自相答对之语，则非我褒贬之意，且令后代知其僭伪，故仍旧耳。《左氏》序楚县大夫皆称曰公，此乃僭伪之辞，皆刊正之。《左氏》叙诸国之君皆称曰公，此皆依彼国之史成辞，殊失鲁史之体，今为繁多不可改易，学者宜知之。凡有德之人，人敬其名，故称其字。《左传》追修前史，足得正名，而叙罪恶之人，亦举其字〔羽父之类〕，乖褒贬之意甚矣！为此例极多，不暇悉改，学者宜知之。凡谥者，所以褒贬善恶。其有罪之人，而加美谥〔共仲之类〕，今不改削者，以见当时政教之废也，后代宜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