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啖子曰：古之解说，悉是口传。自汉以来，乃为章句。如《本草》，皆后汉时郡国，而题以神农；《山海经》广说殷时，而云夏禹所记。自余书籍，比比甚多。是知三传之义，本皆口传，后之学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一出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其大略皆是左氏旧意。故比余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又况论大义得其本源，解三数条大义〔天王狩于河阳之类〕，亦以原情为说，欲令后人推此以及余事。而作传之人，不达此意，妄有附益，故多迂诞。又左氏本末，释者抑为之说，遂令邪正纷揉，学者迷宗也。《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传中犹称穀梁子曰，是其证也〕，故多乖谬，失其纲统。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传。故二传传经，密于《左氏》。《穀梁》意深，《公羊》辞辨，随文解释，往往钩深；但以守文坚滞，泥难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条例，义有不合，亦复强通，踳驳不伦，或至矛盾，不近圣人夷旷之体也。夫《春秋》之文，一字以为褒贬，诚则然矣。其中亦有文异而义不异者，〔详内以略外、因旧史之文之类，是也。〕二传穿凿，悉以褒贬言之，是故繁碎甚于《左氏》。《公羊》《穀梁》，又不知有不告则不书之义，凡不书者，皆以义说之；且列国至多，若盟会征伐丧纪，不告亦书，则一年之中，可盈数卷，况他国之事，不凭告命，从何得书？但书所告之事，定其善恶，以文褒贬耳。《左氏》言褒贬者，又不过十数条，其余事同文异者，亦无他解；旧解皆言从告及旧史之文。若如此论，乃是夫子写鲁史尔，何名修《春秋》乎？故谓二者之说，俱不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