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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经所以称《春秋》者，先儒说云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啖子曰：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意，三传无文。说左氏者，以为《春秋》者，周公之志也，暨乎周德衰，典礼丧，诸所记注，多违旧章；宣父因鲁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杜元凯《左传序》及《释例》云然。〕言公羊者，则曰夫子之作《春秋》，将以黜周王鲁，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何休《公羊传》注中云然。〕解穀梁者，则曰平王东迁，周室微弱，天下板荡，王道尽矣，夫子伤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范宁《穀梁传序》云然。〕吾观三家之说，诚未达乎《春秋》大宗，安可议其深指？可谓宏纲既失，万目从而大去者也。予以为《春秋》者，救时之弊，革礼之薄，何以明之？前志曰“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僿，救僿莫若以忠，复常，从夏政。”夫文者，忠之末也。设教于本，其弊犹末；设教于末，弊将若何？武王、周公承殷之弊，不得已而用之。周公既没，莫知改作，故其颓弊，甚于二代，以至东周王纲废绝，人伦大坏。夫子伤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弊。又曰后代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盖言唐虞淳化，难行于季末，夏之忠道，当变而致焉。是故《春秋》以权辅正〔天王狩于河阳之类是也〕，以诚断礼〔褒高子仲孙之类是也〕，正以忠道，原情为本，不拘浮名〔不罪栾书之类是也〕，不尚狷介〔不褒泄治之类是也〕，从宜救乱，因时黜陟。或贵非礼勿动〔诸非礼悉讥之是也〕，或贵贞而不谅〔即合权道是也〕，进退抑扬，去华居实，故曰救周之弊，革礼之薄也。故人曰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出《淮南子》。〕又言三王之道如循环。太史公亦言闻诸董生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公羊亦言乐道尧舜之道，以俟后圣。是知《春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礼，必然矣。据杜氏所论褒贬之指，唯据周礼。若然，则周德虽衰，礼经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复作《春秋》乎？且游、夏之徒，皆造堂室，其于典礼，固当洽闻，述作之际，何其不能赞一辞也？又云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则夫子曷云知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乎？斯则杜氏之言陋于是矣。何氏所云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虽得其言，用非其所，不用之于性情，〔性情，即前章所谓用忠道原情。〕而用之于名位〔谓黜周王鲁也〕，失指浅末，不得其门者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所言变从夏政，唯在立忠为教，原情为本，非谓改革爵列，损益礼乐者也。故夫子伤主威不行，下同列国，首王正以大一统，先王人以黜诸侯，不书战以示莫敌，称天王以表无二尊；唯王为大，邈矣崇高，反云黜周王鲁，以为《春秋》宗指〔隐元年盟于昧传何休注然〕，两汉专门，传之于今，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范氏之说，粗陈梗概，殊无深指。且历代史书，皆是惩劝，《春秋》之作，岂独尔乎？是知虽因旧史，酌以圣心，拨乱反正，归诸王道，三家之说，俱不得其门也。或问《春秋》始于隐公，何也？答曰：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灵也，故历国应聘，希遇贤王；及麟出见伤，知为哲人其萎之象，悲大道不行，将托文以见意，虽有其德，而无其位，不作礼乐，乃修《春秋》，为后王法。始于隐公者，以为幽、厉虽衰，雅未为风，平王之初，人习余化，苟有过恶，当以王法正之。〔此时但用周家旧典，自可理也。〕及代变风移，陵迟久矣，若格以太平之政，则比屋可诛，无复善恶，故断自平王之末，而以隐公为始，所以拯薄俗，勉善行，救周之弊，革礼之失也。〔言此时周礼既坏，故作《春秋》以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