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二曰、调客兵不如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攻夷之策二：曰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款夷之策二：曰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今请先言守。
今议防堵者，莫不曰御诸内河，不若御诸海口；御诸海口，不若御诸外洋。不知此适得其反也。制敌者必使敌失其所长。夷艘所长者，外洋乎？内河乎？吾之所御贼者，不过二端：一曰炮击，一曰火攻。夷之兵船，大者长十丈，阔数丈，联以坚木，浇以厚铅，旁列大炮二层。我炮若仅中其舷旁，则船在大洋，乘水力活，不过退却摇荡，不破不沉。必中其桅与头鼻，方不能行驶，即有火轮舟牵往别港，连夜修治。惟中其火药舱，始轰发翻沉。绝无泅底凿沉之说，其难一。若以火舟出洋焚之，则底质坚厚，焚不能然。必以火箭喷筒，焚其帆索，油薪火药轰其柁尾头鼻。而夷船桅斗上，常有夷兵远镜瞭望，我火舟未至，早已弃碇驶避，其难二。（夷船起碇，必须一时之久，故遇急则斩缆弃碇而遁。）夷舶三五为帮，分泊深洋，四面棋布，并非连樯排列。我火船攻其一船，则各船之炮，皆可环击，并分遣杉船小舟求援。纵使晦夜乘潮，能突伤其一二艘，终不能使之大创。而我海岸绵长，处处防其闯突。贼逸我劳，贼合我分，其难三。海战在乘上风，如使风潮皆顺，则即雇闽广之大梭船、大米艇，外裹糖包，亦可得胜。郑成功之破荷兰，明汪鋐之破佛郎机，皆偶乘风潮，出其不意。若久与交战，则海洋极寥阔，夷船善驾驶，往往转下风为上风，我舟即不能敌，即水勇水雷，亦止能泅攻内河淡水，不能泅伏咸洋，其难四。观于安南两次创夷，片帆不返，皆诱其深入内河，而后大创之。则知欲奏奇功，断无舍内河而御大洋之理。贼入内河，则止能鱼贯，不能棋错四布。我止御上游一面，先择浅狭要隘；沉舟
筏以遏其前，沙垣大炮以守其侧，再备下游桩筏以断其后。而后乘风潮，选水勇，或驾火舟，首尾而攻之。（沉舟塞港之处，必留洪路，以出火舟。）或仿粤中所造西洋水雷，黑夜泅送船底，出其不意，一举而轰裂之。夷船尚能如大洋之随意驶避，互相救应乎？倘夷分兵登陆，绕我后路，则预掘暗沟，以截其前，层伏地雷，以夺其魄。夷船尚能纵横进退自如乎？两岸兵炮，水陆夹攻，夷炮不能透垣，我炮可以及船，风涛四起，草木皆兵。夷船自救不暇，尚能回炮攻我乎？即使向下游沉筏之地，豕突冲窜，而稽留片时之间，我火箭喷筒已烬其帆，火罐火斗已伤其人，水勇已登其舱，岸上步兵又扛炮以攻其后。乘上风，纵毒烟，播沙灰，以眯其目，有不聚而歼旃者乎？是口门以内，守急而战缓，守正而战奇，口门以外，则战守俱难为力。一要既操，四难俱释矣。
或曰，门户失守，则民心惊惶，纵贼入庭，则必干罪戾。倘贼方入口，即分夷兵登岸，夹攻我后，或进攻我城，则如之何？曰，所谓诱贼入内河者，谓兵炮地雷、水陆埋伏，如设阱以待虎，设罾以待鱼，必能制其死命，而后纵其入险，非开门延盗之谓也。奏明兵机，以纵为擒，何失守之有？贼虽入口，尚未至我所扼守之地，何惊惶之有？然海口全无一兵，尚恐贼疑，未敢长驱深入，必兼以废炮赢师，佯与相持，而后弃走，引入死地。即如粤之三元里，非内地乎？若非夷兵登岸肆扰，安能成围酋截敌之举？松江府城，非内河乎？尤提军于上海失守之后，整兵二千以待夷船驶入，放炮相持，二日而退。使先备火攻，塞去路，安在不可奏安南殄敌之功？《传》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夫险者，非徒据口拒守，敌不能入之谓。谓其口内四路可以设伏，口门要害可截其走，寇能入而不能出也。自用兵以来，寇入粤东珠江者一，入宁波甬江者一，入黄埔松江者一，皆惟全力拒口外，而堂奥门庭，荡然无备。及门庭一失，而腹地皆溃。使舍守口外之力，以守内河，守口外兵六七千者，守口内兵不过三千，得以其余为犄角奇伏之用，猾贼知兵必不肯入，如果深入送死，一处受创，处处戒心，断不敢东闯西突，而长江高枕矣。何至鲸驶石头之矶，霆震金焦之下哉？故曰：守远不若守近，守多不若守约，守正不若守奇，守阔不若守狭，守深不若守浅。
请纵言浙江：浙江岛屿林立，而舟山居其一，以险则非门户，以富则非沃壤，以大则仅弹丸。明汤和经理沿海，并未收入内地。（明之定海，今之镇海县也。康熙初始移定海于舟山，而改旧卫称镇海。）顺治八年，议政王大臣奏言，舟山乃本朝弃地，守亦无益，其令副都统率驻防满兵回京。此皆开国老成，瞻言百里。故康熙以前，皆弃化外。盖城逼海滨，船抵城外，炮及城内，迥非台湾、琼州、崇明之比。（崇明虽最小，而四面沙滩，两港曲折数十里，非小舟不能入。）乃宁波濒海连岸之南田山，垦成沃壤者，反禁不许开，而重兵以守孤悬之岛，使外夷得以挟制，此不得地利者一。然则如之何？曰：弃定海，移其兵民于南田，严守宁波，佯退镇海招宝山，以诱入之，而后于甬江下游狭港塞其去路，乘风火攻者上策；专守镇海不使人者次之；分守定海者为下。
请纵言广东：香港与尖沙嘴、裙带路三屿相连，周百馀里，堪避风浪，而孤悬海面，亦粤之舟山耳。夷与我通商，则必入虎门方能贸易，不与通商，则夷虽孤处香港无益。其地距广州四百余里，距虎门二百余里，何预咽喉利害。次则沙角、大角炮台，远隔虎门之外，江面寥阔，大炮仅及中泓，不足遏夷艘，适足招夷炮，何必守？所宜守者，虎门之横档三门，与虎门内乌涌。再进曰猎得，曰大黄
。盖广东外城卑薄，而城外市廛鳞次，必应扼其要口，以为外障。至四方炮台，踞省城后山，俯视全城，乃国初王师破城所设，是攻城之要，非守城之要也。事平后早宜毁拆，而阻其上山之径。乃不敢守省河要口，而反守四方炮台，即使不失守，其炮能遥击夷船乎？抑将俯击城中之人乎？其失地利者二。然则如之何？曰：拆去四方炮台，增修外城，沉舟筏于猎得、大黄
，倚山近水，坚筑土城，守以兵炮，使夷兵断不能闯省城，而后潜遣人桩塞乌涌上下，火舟乘夜夹攻者上策，弃沙角、大角，固守虎门者次之；弛内备而徒争香港者为下。
请纵言福建：福州、泉州，诸河溜急，皆潮至通舟，潮退浅阁，则一潮不能直达，故贼大艘不敢闯入。所守者，惟厦门，厦门有鼓浪屿障其外，大舟进港，可至虎头关，小舟可至税关。旧设炮台于口门，不足制贼，仅足自守。上年反于口外大档、小档、晤屿、青屿等，纷增炮台，备多力分，故为夷所破。其失地利者三。然则当如之何？曰：以精兵重炮内伏虎头关，尽藏火舟于内港，佯以废炮疲兵守口，奔走诱入内港，而后水勇火具四面歼之者上策；固守口门旧炮台，不使入者次之；纷增多台，自相牵制者，为下。
请纵言江苏：宝山城逼海塘，三面寥阔，潮头浪花，高溅雉堞。故国初李成栋军至此，惊为绝地。（见《宝山县续志》）且以财赋文学之邦，而城中无千金之产，无一命之士，即承平尚宜内移于江湾、罗店，或与嘉定、上海同城，乃以重兵多炮守洋面。即使不失守，亦何能出奇制胜？此失地利者四。然则当如之何？曰：弃宝山专守上海，沉舟筏阻江湾，而后诱其入江，潜以桩筏塞东沟下游，而火舟水勇攻歼之者上策；固守东沟，毋使深入者次之；守宝山海塘者为下。
请并言天津：天津府城直沽河，距海口二百里，潮退浅阁。且外有沙洪为门户，中通大艘，可以舟筏沉塞，倘夷艘敢北犯，但内徙炮台于近城，纵其深入，截其出口。而火舟水雷夹攻之者上策；设兵炮于沙洪，伏地雷于近岸者次之；远设炮台于口外者为下。
然则浙之钱唐江，苏之扬子江，广阔浩瀚，既不能沉舟筏以截其前后，而火攻又易于驶避，若何？曰，钱唐江西岸，潮落沙滩十余里，夷船即入，止能东扰萧山，断不能西犯杭城。且海口龛、赭二山，近皆涨浅，猾夷早已探明，故不肯驶入。扬子江口外，有君山、圌山两重门户，江阴鹅鼻嘴，即君山之麓也。斗入江中，与对江之刘文沙相距四五里，圌山与对江之东新河，相去二三里。国初张名振、郑成功动辄闯入，大炮远则无力，本难恃为门户。故凡言守圌山者，皆道听耳食之谭也。若既闯入以后，非北窥扬州，即西犯江宁。扬州宝塔湾，回肠曲折，最便于伏火舟，断去路。惟运河浅狭，夷大舰不能入，其入者，不过火轮、杉板四五舟，夷兵六七百人，即烬之亦无能大创。惟江宁省会，则大兵艘环集于石头城，（即下关也）其外界沙洲数十里，江面极狭，而城内秦淮可藏火舟，可出火舟。夷船惟火轮无风能行，其兵船货船，则无风不能动。攻之之法，宜乘无风之夜，潮退之时，以火舟水勇出水西门，顺流而下，以数小舟攻一舟，夷船首尾无炮，其同帮各船之炮，恐自击其邻舟，则不敢开，火烈具举，船各自救，亦不暇开。我兵或泅或伏，出没如意，亦不畏其开。其尾大不掉之兵舰，有不帆焚索断，柁烬鼻坏者乎？四者去，则船不能行，人船可以并获。其奏功之小大，则视火舟之多不多，水勇之练不练。火舟多，水勇练，以数百火舟，攻数十兵艘，即有散椗于下游他岸者，亦有下游火艇，由运河出，由瓜洲出，由中闸出，各攻各舰，但使一夕无风，夷艘必无噍类。若得粤中水雷百具，水勇黑夜泅送各艘之底，一举而烬之，尤万全策。若弥旬连日大风，竟无风息之时，则以火舟攻其上风，而以石油、江豚油之火箭喷筒，从下风夹攻之，专攻帆索，亦必可焚其半。夷若乘东风驶往上游，则不能出海，仍是槛笼中物。若乘西风驶往下游，则驱逼出海，纵不可歼敌，而可以走敌，永不敢再窥内江矣。
或曰，此皆谋之在预，备之于先，若既不能拒之口外，又未尝备诸口内，一朝夷艘闯入，仓卒风鹤，无火具可购，无小舟可雇，无水勇可募，其若之何？曰，调度不得其人，虽谋之期年，亦溃之一旦。若调度有人，则龙关六闸，乃木排所集，沿江洲地，为薪荻所薮，上海之闽广水手，仪征下河之私枭匪艇，出没风涛，亡命骛利，视死如归，一呼数千可集。至火药、火毬、火箭、奇油、毒药，军兴防堵局购办，所费矩万。夷自六月初破宝山后，七月朔日始抵江宁，九月始出江口。前后将及三月，但一面羁縻，一面备战，何事不可立办？顺治十七年，海寇郑成功百万之众，破瓜洲，破镇江，沿江郡县，望风纳款。其时江宁防兵，调征云贵，守备空虚，东南全局皆震，其岌岌岂但今日。而梁化凤且款且守，突出陆战以挫之，火其百艘以走之，彼岂备之于先，谋之于预哉？千兵易得，一将难求。粤东初年有歼夷之备而无其机，近日江浙有歼夷之机而无其备，机与才会，事功乃出。或曰：圌山、君山之隘，说者皆谓可沉舟以断其去路，子何独谓其不能？火攻必乘顺风，子何以必待无风？若夷舟不能动，则大洋无风，亦可攻之，无风何又患其驶避，岂夷船能无风驶动于大洋，而不能驶动于长江耶？曰，沉舟塞江之事，即使施诸珠江、甬江、黄浦江浅狭之处，尚必深下木桩，厚联竹缆，加以大树大石，始可御潮汐而免漂散。况长江近海之处，至狭亦必数里，江愈狭则洪愈深，溜愈急，又桩不能下，缆不能联，如以无桩无缆，高仅丈许之舟，深沉于数丈之底，横亘于数里大溜之间，以当千里潮汐之冲，何异以朽株遏奔驷？荷兰沉二甲板船于鹿耳门，有浑潮而无内水，故淤沙愈涨愈积，足以纡束港口，若内水与外潮互相撞击，即尽沉夷舶百十，尚不足填天堑，况能截其去路，是沉舟之策断不可施诸长江。我顺风而火之，夷亦顺风而避之，惟有无风则大艘寸步难动，而小舟桨橹如飞，此安南札船所以制胜也。夷艘虽称能转风势，然亦止能驶三面之风，而不能驶迎面猛烈之风，尤不能驶行无风。观上年夷帅士密之兵船，自澳门至虎门，五日方至，其证一；穰西之兵船，在闽洋南澳，为我水勇所攻，以无风不能开动，良久风起始起椗，其证二；（均见新闻纸）韩世忠以海舟邀金师于黄天荡，使船如使马，兀术蓦破海舟之策，以小舟载土铺板，乘无风，火其帆索，海舟不能避，烟焰涨天，其证三。盖赤壁、鄱湖之役，千艘
联，万樯林立，故顺风一火，势若燎原。若夷船不过数十艘，分泊各岸，无所牵制，乘风弃椗，谁执惊鸥？若非沉舟截之，则必以无风蹙之，但大洋无风无浪之时极少，盖无论顺风、逆风、微风，皆难制者大洋，无论顺风、逆风、无风，皆可攻者内河。长江形势，比之内河则不足，比之大洋则有余，故有风不可攻，而无风则可攻。
英吉利夷艘，两碎于安南，人遂以为安南水战，无敌于西洋，札船且胜于洋舶，请试诘之曰，安南船炮果无敌也，则嘉庆入冠闽浙之艇匪，即阮光平所遣乌艚船百余艘，宜乎横行海外，何以敢劫商船，而不敢劫夷艘？又何以屡被挫于闽粤，被飓碎于浙江乎？殊不知安南胜英夷者，在纵其深入内河，而非驰逐于外洋，拒守于海口也。其所用札船，狭长多桨，进退捷速，如竞渡之龙舟，如粤东之快蟹艇、蜈蚣艇，特多一尖皮顶及左右障板，以避铳炮，以小胜大，以速胜迟。若大洋则不能使桨，是斗舰火攻之具，非楼船水犀之军也。富良江、广南港，江面广阔，与钱唐江、扬子江等，一则诱至滩浅潮落而阁之，一则预备火舟晦夜而乘之，以驰骋大洋则不足，以犄角内河则有余，斗智不斗力也。夷船横行大洋则有余，深入堂奥则不足，为客不如为主也。安南界连闽粤，民习水战，同于漳、泉、惠、潮，故夷船始至，则畏闽粤而不敢攻，继则两次闯入虎门、厦门，皆弃之不守，而惟滋扰于江浙，使得调度闽粤水勇之人，则夷船凡入粤河，入浙河，入吴淞，入长江，同于安南可乘之机者，凡四。交臂束手，而惟归咎于船炮之不如。夫安南之创夷，其为洋舶洋炮者安在？惠、潮、漳、泉间，其为安南之人何限？其为札船之技何限？或又谓倭寇专骚内地，故舍外洋御海岸，舍海岸御城外者，御倭寇之法，非御英夷之法，不知此又适得其反也。倭寇长于陆战，短于水战，由其入寇皆穷岛亡命，无力置大艘大炮，惟恃其胆力渡洋，恃其刀枪豕突，故登陆则不可敌。使以倭船遇闽粤之船，则如石碾米也，使其倭船遇大炮火器，则如狼驱羊也。明代剿倭名将，亦惟知角诸陆战，虽间或击其惰归，亦已伤深疮痏，惟唐顺之、俞大猷始惓惓于击贼海中，且谓击归船不若击来船，深得治倭要领。而戈船水犀之备，亦未及见施行。夫倭之所长在陆，击之外海，在攻其所短；英夷所长在海，待诸内河，待诸陆岸，则失其所长。乃明人御倭者，不知御之于外，而今日御英者，又不设伏于内，故天下实效之事，必与庸众之议论相反。
或曰，专守内河，诚可制夷艘之横突，而不能制夷炮之猛烈，则我兵犹慑虚声，夺锐气，其若之何？曰，大炮者，水战之用，非陆战之用也。即水战，亦我师击沉敌舟之用，非敌舟击伤我兵之用也。且沉舟亦攻海面远舟之用，非内河近岸近舟之用也。西北平原大碛，陆战用炮，必先立战车，以制敌骑，然后驾炮于车，以破敌阵。东南江滨海澨，夷若以轮推炮上岸，则有滩涂沮洳之险，有塘陡岸峭之险，有港汊横纵之险，大船不能近岸，小舟不能载大炮。故自用兵以来，夷兵之伤我者，皆以鸟枪火箭，从无携炮岸战之事。惟我兵之扛炮扛铳，则跋涉奔驰，所至可用，且较彼鸟枪火箭，更远更烈，其可无惧者一；若夷从船上开炮，则无论数千斤之炮，数十斤之弹，遇沙即止，而我兵得于沙垣中炮击其舟。故厦门、定海、宝山，屡为我炮击破夷船，而厦门、定海之土城，宝山之土塘，皆未尝为炮破，即镇海、镇江之城墙，亦未尝为炮破。松江夷船开炮两日，我兵列阵城外，伏而避之，炮过后起，毕竟未伤一人。其破城者，皆小舟渡贼登岸，攻我背后，我兵望风辄溃，及夷至，则城中已无一人，何尝与炮事哉？但使近塘近城之地，兼伏地雷，则我炮可伤夷，夷炮不能伤我，其可无惧者二；夷船在大洋，去岸数里，枪箭所不能及，故非数千斤大炮，不能遥击，闯入内河，则舟岸相去不过半里数丈，而我之扛炮必可及半里，火箭喷筒，可及十数丈。但沿岸先筑土垣，则我之火器可及夷，夷炮不能及我，其可无惧者三；或谓内河上游要隘，我可预沉舟筏，筑炮城，备兵勇，其下游纵敌入隘之处，预设之则敌疑不前，不备之则仓卒无及。不知惟大炮笨重难运，至桩木筏材，可伏近村，囊沙涂泥，散乱堆野，敌一望无可疑。俟敌舟已过之后，分遣兵勇，一面运筏下桩，一面垒沙成垣，顷刻可就。而我扛炮之兵，亦顷刻可集，不恃大炮而用扛炮，出奇设伏，其利无穷，可无惧者四。然有一宜防者，则曰飞炮，非谓悬桅上之号炮，而谓仰空堕弹之炸炮也。我之炮台虽坚，而彼以飞炮注攻，炸裂四出，迸射数丈，我将士往往扰乱。虽攻粤城时，所放飞炮火箭，非堕空地，则飘池塘，以隔城而不能有准。（见章奏）而厦门则以飞炮而众溃，宝山又以飞炮而众溃。惟是内河水势，深浅不能一律，即使夷船冒险驶入，必须时时测量以防浅搁，断不能数十艘一齐拥进，其飞炮能及垣内者，不过逼近塘岸之数艘，急用大炮扛炮，注攻其火药之舱，拉蓬索、扶头鼻之人，是为急策。更有预备之策，先于土垣内横挖浅田，铺砖贮水，我兵可以往来，飞炮火箭堕水即熄。或为斜坡，前高后低，使飞炮转落深坑，此须预先历试，不可临时侥幸。由此观之，夷之长技曰飞炮，我之长技曰扛炮，扛炮又不如扛铳。若能讲求益精，于轻炮中藏用炸弹，则且兼有飞炮之长。（详五十五卷）诚能出奇设伏，则多造大炮，不如多造扛炮、轻炮。铸制易，演练易，运负易，挟攻追剿易，横放直透，可伤数十人，可及百余丈，视笨重不灵之大炮，得力十倍。乃张夷者竞曰夷炮之利，御夷者亦曰铸大炮之利，曾不问所施何地？试问用兵以来，定海总兵以扛炮连战数日，歼夷千计。而大炮则击破一舟之外，无他效也。大宝山以扛铳三十，击死夷兵四百，而招宝山所列大炮，不曾一用。至去冬以来，浙江铸炮，益工益巧，光滑灵动，不下西洋，而效安在也？甚至沙角、大角之战，陈连升以地雷扛铳，击死夷兵三四百，而虎门左右，所购列西洋夷炮二百余，未闻足以拒敌，而适以资敌也。不讲求用炮之人，施炮之地，与攻炮守炮之别，陆炮水炮之宜，纷纷惟以畏炮为词，铸炮为事，不过只藉兵而资寇。故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非不坚利也，委而去之，是器利不如人和也。
兵无利器，与徒手同，器不命中，与徒器同。自军兴以来，各省铸大炮不下二千门，虎门、厦门、定海、镇海之陷，宝山、镇江之陷，宝山、镇江之陷，每省失炮约四百余，此皆重八千斤至一千斤，先后遗敌者，千五六百门。夷初攻厦门之役，我军开炮二百余，仅一炮中其火药舱，大艘轰裂沉海，夷船遂退，是数百炮仅得一炮之力也。再攻定海时，葛总兵开炮，数目相持，仅一次击中其火轮头桅，即欹侧退窜，是数百炮仅得一炮之力也。攻广东省城时，惟中其一火轮、一兵船头桅及杉板数舟。攻宝山时，陈提军炮中其火药舱，沉翻者二，击破其头鼻头桅者二，夷遂绕攻小沙背，是亦仅各得数炮之力也。使发而能中，则我炮亦足以破夷船，发而不中，即夷炮亦成虚器。中则一炮亦足威敌，不中则千炮徒费火药。其至炮力也，其中非炮力也。夷兵艘五十、火轮艘十，大小杉板舟数十，但使我军开数百炮，内有数十炮命中，即可伤其数十舟，大者翻沉，次者损折，沉一船可歼数百人，伤一船可伤数十人，尚何敌之不摧？如发而不中，则虎门所购西洋夷炮二百位，其大有九千斤者，何以一船未破，一炮未中？是知炮不在大，不在多，并不专在仿洋炮之式，惟在能中与不能中。不能中之弊有三：炮台依山者，前低后高，依水者四面受敌，皆易受飞炮，是建置不得地，难中一；山炮陷于石洞，台炮陷于垣眼，陆炮木架不能运转左右，是以呆炮击活船，难中二；兵士施放不熟，测量不准，临时仓皇，心手不定，难中三。夷船大炮不过重三千斤，我守城守岸之八千斤大炮，本夷船所极畏，止以蹈前三弊，故夷船得以先避我炮路，施其炸弹。诚使台得地势，垣可藏身，架可拨转，别伏奇兵以防后路，炮眼分作两层，高者准夷之中舱，低者准夷之舷底，测以仪器，演以标的，临时手眼合一，心胆俱壮，夷船虽坚，桅虽大，能当一二千斤炮，不能当八千斤之大炮，乌有中而不裂者？其火轮船、杉板船，则二三千斤炮亦足破之，其船面拉篷索扶头鼻之人，则千斤炮亦足以歼之，乌有中而不摧者？至夷之炮架，均用车轮，裹以铁叶，其数百斤及千斤之炮，亦可推挽登岸，然泥涂坡坎，即不能行放。定海、慈溪两次陆战，均无推炮，镇江曾推数炮上岸，以地势不便而退。英夷又有马炮军，骆驼炮军，惟用于西洋本国。去冬粤东奏夷船四艘，其载马二百匹，皆高大于内地之马，曾至定海，盖将为陆战之用，然安南、缅甸，皆以象负炮而战，伤其象鼻则反奔，况马与骆驼乎？
自用兵以来，中外朋议不出二端，非苟且即虚骄。虚骄之议，如雇商艘以战大海，沉舟筏以截大江，人皆知其难行。然遂欲以苟且为苟安，信下策为上策，则其谬尤不可不破。说者曰，我兵皆立船上，而夷兵皆藏船中，我以血肉之躯当炮，而夷以坚厚之舟当炮。况我军炮不如，火药不如，炮手更万万不如，奈何误信稗史，周郎江上之火、鄂王湖中之草，施诸浩瀚大洋，欲以烬夷舰而胶火轮，岂非儿戏？应之曰，自用兵以来，我兵未尝与夷一战于海中也，安有立船上以受夷炮之事？夷攻岸，则我兵伏土塘中矣；夷攻炮台，则我兵伏沙垣中矣；夷攻城，则我兵又伏女墙中矣；又安有立露地以当夷炮之事？且大炮弹重者数十斤，小者十余斤，若果能以大炮陆战，则无论我炮夷炮，横放直透，当者皆必决成血渠，死伤百计。试问夷寇粤闽，寇江浙，曾有大炮陆战之事乎？且夷兵虽藏舱中，而其拉篷索、扶头鼻之兵数十人，则皆立舱面，故我炮能从垣出击夷船，而夷炮不能隔垣以伤我，是我以沙土当夷炮，而夷以血肉当我炮，其证一；夷船一面攻炮台，一面以小舟渡兵，绕攻旁岸。夫夷兵涉滩涂，爬峭岸，我兵守岸上，得以扛铳矢石俯击，一可当百，其船上大炮，恐自伤其攻岸之夷，亦不敢遥击，是夷兵又以血肉当我火器，而我兵以土岸当彼夷炮，其证二。乃夷兵抵岸后，贼即撤去其舟，使绝反顾，故能冒死突前，而我兵立于万全之地，进退自由，反为一二飞炮惊走。既走之后，溃兵逃将，既张皇敌炮以逭诛，缙绅耳食，复神奇敌军以胁款。甚至以周瑜江上、岳王湖中之火攻水战，皆不足信。不知江上湖中，皆内河非大洋也，安南广南两烧夷舶，片帆不返，非内河火攻乎？余姚之艘陷软泥，台湾之艘搁浅礁，皆人船并获。其浅阁而我师不攻者，定海郭士利之舟，（辛丑春议款，夷兵退出定海，郭士利三桅大舟陷浅，旁有二舟救护，兼雇远近乡民，拨载二日始动。）粤东天字炮台下之舟，（粤东款后，夷兵退出，大舟阁于炮台，粤民欲火之，义律移文大吏出示禁止。）皆数日始能移动，非明证乎？迩者夷破吴淞后，欲闯苏州，遣火轮舟测水至泖湖，轮胶于水草而返，又非岳湖故辙乎？况火轮非战舰，不过哨探之用，炮伤其一轮，则全舟欹侧不能行。方火轮窥松江、窥余姚、慈溪、窥扬州时，其河横不过三四丈，深不过丈许，有何浩瀚汪洋之处，沉筏、沉舟、沉大树，皆可塞其走路，火轮不能闯过，稽延片时，而两岸伏兵追兵，伏炮扛炮，火舟火器齐发，何难收岳王湖上之功？乃不但战舰不能制，并火轮杉板皆不能制，且故危其词，如鬼神雷电，例内河于大洋，诬正史为稗史。悲夫悲夫！
方夷寇初兴，人皆谓其仅长舟战，一登岸则无用，及浙粤屡北，则又谓夷兵陆战亦不可敌，陆兵败矣，而所以致败之由，终未明于天下。夫沙角炮台之战，副将陈连升以兵六百当夷数千，歼夷数百，以无援救而败。大宝山之战，副将朱桂以兵六百，当夷二千，歼夷数百，以无策应而败。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帅，歼夷兵，以款后开网纵之而逸，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至定海之守甚严，战甚力，何亦败陷？其所以败陷之由，则亦至今未明于天下。方夷寇之未逼定海也，三镇以兵五千，往防堵善后，首议修城。其地三面环山，前面濒海，城外二三里为红毛道头，市长里许。三镇议筑外城，包道头街于城内，左右抵山，其三面则以山为城。有诤者曰，天下无一面之城，此海塘非外城也，贼一翻山入，即在城内矣。备多则力分，山峻则守劳，请前勿包埠，左右勿倚山，但环旧城，再筑外郛，庶城足卫兵，兵足守城。而议者皆谓市埠不可弃，且左右高山，我兵踞高临下，仰攻不入。时主兵者，未渡海，但据图指挥，遂从之。呜呼，山虽高峻，而外非峭壁，径路坡陀可上，但知白日晴明之可守，而不知晦冥风雨之难守也；但知一二日之可守，而不知旬久师疲之难守也。夷兵攻城退后，回舟安息，我无舟师水勇以扰之，而我兵则时时处处，昼夜设防，山高岭峻，寝食无所，天下有此守城之法乎？是秋夷艘至，果乘大风雨昼夜攻扰，至第五日，乘我守疲，兼值风逆，遂以小舟渡兵，撤舟死战，火气炎上，下击无力，遂登山入陷之。呜呼！定海本不必守之地，而所修筑者，又必不可守之城，城陷久矣。而所以致陷者，终未明于天下。不戒前车，仍踵覆辙，恐将来倒柄受敌者，未有已也。然则当如之何？曰，兵无常形，地无定势，要之，凡战者必先谋敌之所以败我，至于六七，竭智共攻其无可败也，乃可以行。凡守者必先谋敌之所以攻我，至于六七，竭智共攻其无可入也，乃可以守。
孰为正？孰为奇？节制纪律不可败，坚壁清野不可犯，正也。出奇设伏，多方误敌，使不可测，奇也。今御外夷，请先言外夷之兵法。缅甸用兵，遇强敌，则专用大木树栅，为不可拔，有时守御坚固，虽英吉利军亦为所拒。（《四洲志》）故李定国攻阿瓦都城之役，其城三面环水，缅于一面陆地，复凿为湖，而树木城于其前，出兵守之，俄于木城外，复立一木城，亦出兵守之，如此渐逼定国营，始出兵大战。虽因象阵被伤反走，而据栅为固，终不可败。（刘健：《庭闻录》）乾隆征缅之役，缅守老官屯，先据高坡，坚立木栅，栅外三壕，壕外列鹿角，官兵大炮火箭地雷，百道攻之，终不可拔，此即步步为营，以守为战之法。暹罗军栅亦然，所谓正也。英吉利康熙中以兵船由地中海攻俄罗斯，俄罗斯敛兵，纵其登岸，而奇兵绝其归路，天大风雪，英军饥冻，不战自溃，此一奇也。佛兰西嘉庆初合列国兵数十万，由陆地攻俄罗斯，俄罗斯倾国迁避，佛兰西兵长驱入其国都，俄罗斯兵乘大风雪夜，潜回纵火，佛兰西兵焚冻死各半，败绩而遁，此二奇也。准噶尔康熙中以兵三万，由色棱格河攻俄罗斯，两岸高山，中通一峡，深入六七百里，不见一人，准噶尔疑其设伏诱陷，急班师遁去，此三奇也。俄罗斯之待强敌与安南之待英夷，如出一辙。夫缅甸、安南之待英军，岂皆有洋艘、洋炮，而一胜以陆兵之节制，一胜以水战之诱伏。今师出无律，是不知有正也，临出无谋，是不知有奇也。以无律无谋之兵，即尽得夷炮夷艘，遂可大洋角逐乎？不知自反，而惟归咎于船炮之不若，是疾误庸医，不咎方而咎药材之无力也。噫！
夷事无所谓用兵也，但闻调兵而已，但闻调邻省之兵而已。夷攻粤，则调各省之兵以赴粤；夷攻浙，则调各省之兵以赴浙；夷攻江苏，则又调各省之兵以赴江苏。兵至而夷已就抚，则供客兵者，又逆归兵，兵甫旋，而夷或败盟，则又调归兵以为战兵。夫国家各省养兵，原以备各省缓急之用，而沿海尤重兵所在。江苏五万，浙江逾四万，福建六万，广东将及七万。若谓本省不皆精锐，而选调客兵必皆精锐乎？则何以夷初至闽粤时，未当调他省一兵，而守御屹然。及征兵半天下重集于粤，而粤败涂地，重集于浙、于江，而江浙又败涂地。若谓英夷强寇，非一省所能抵御乎？则夷兵舰大小不过五十艘，其攻城上岸不过二三千人，岂一省养兵数万，无数千可用之兵？沿海民风强悍，岂无数千可团之义勇？若谓闽粤民兵虽可用，而多通外夷，江浙虽无汉奸，而民多柔弱，则何以广东之斩夷酋、捐战舰者皆义民？两禽夷舶于台湾，火攻夷船于南澳者，亦义民？而明人平倭寇，皆处州、义乌之兵。近日战定海、保松江者，皆寿春之兵。然则各省之勇民，原足充各省之精兵，练一省之精兵，原足捍一省之疆圉，所要者止在募练之得法，所难者止在调度之得人，不在纷纷多调客兵也。前代钱氏有吴越，王氏有闽，刘氏有粤，各通番舶，倘有海警，岂能借助于邻援，又岂能合从以御侮？况防海宜习水战，而多调陆兵，舍长用短，以短攻长，不利一；在籍有安家，在途有传食，事竣有回递，县县传送，驿驿供张，则累在官。来如乳虎，败如鸟散，则骚在民。每士兵四五，而赡一客兵，曷若省客兵之费，以练土著！不利二。故曰，调兵者，选调本省之兵而巳；募兵者，选练本省之人而巳。远调不如近调，远募不如近募。或曰，贼如舍沿海，而专攻一省，他省有兵无贼，此省贼多兵少，则如之何？承平恬熙，水陆弛懈，即有可用之兵，而无训练，有可募之勇，而无纪律，安能俟数月训练之成，以应仓卒之敌，则如之何？曰，一巡抚提督所辖，则本省之兵也；一总督所辖，则近省之兵也。贼少专用本省，贼多兼用近省，如寇攻粤，则募本省水勇为水师，而广西出陆兵以佐之。贼攻浙，则练金、处、温、台劲兵备陆战，而福建选水勇以佐之。夷攻苏，则练淮、扬、松江水勇与徐州兵备战，而安徽寿春兵佐之。合两省之兵勇，岂尚不足御一面之贼？故曰，要在募练之得法，难在调度之得人，不在纷纷多调客兵为也。
问曰，远调不如近调，则然矣。至募勇，则当纠合四方精锐，而曰远募不如近募，何耶？曰，挑选土著之利有三：一曰服水土，二曰熟道路，三曰顾身家。计调兵一而当募勇之费十，当土著之兵五，以十丁之费募一丁，以五兵之费养一兵，练益精则调益寡，调益寡则费益省，以所省者练兵，兵何患不精？费何患不给？或曰，戚继光论选兵之法，除城市柔猾奸巧之人必不可用外，必选气力，选武艺，选身躯，选灵警，而尤必以胆为主。无胆则气力、武艺、伟岸、灵警，皆无所用。又曰，选浙兵，处州为上，义乌次之，台州次之，绍兴又次之，此外虽韩白复生，不可用。选兵苦是之难，矍相之圃，几何人乎？曰，此言专为杭、嘉、湖、苏、松之人而发，又为福建上四府而发，至漳、泉、惠、潮之民，械斗则争先赴敌，顶凶则视死如归矣，舟战则出没风涛，如履平地矣。江北颖、毫、寿、泗、徐、沛之民，家家延教师，人人佩刀剑，或一人能负放大炮矣。仪征下河贩盐小舟八捍舟，持械冒险，莫敢谁何矣。此其胆何待选，武艺何待教？故选精兵于杭、嘉、苏、松，是求鱼于山，求鹿于原也。选精兵于海南、于江北，则求柴胡、桔梗于沮泽也，不可以胜收也。一省且有可调不可调，可募不可募，况纷然征调于数千里外哉？故选兵先在选地。
募水勇之事，天津、山东不如江、浙，江、浙不如闽、广。以福建言之，当夷艘初犯厦门，大吏激励水勇，人人思奋，故出洋立功。及款议兴，俘夷释，军赏迁延，而气一挫。是秋所募赴浙水勇八百，皆人人精悍，及至浙而定海款议成，水勇空往空返，而气再挫。次年，又募精锐千人赴粤，及至粤而前数日款议成，水勇空往空返，而气三挫。颜制军召募本省水勇八千，闻粤东款议，漫然散遣，不择其精锐拨补水师，而气四挫。自是水勇，人人离心，及夷船再至，无暇号召，其猾者甚且内应，而厦门不守矣。广东初年，水勇五千，前后出洋，烧夷艇、匪艇，逆夷望风畏窜，及款议兴，一朝散遣，而气一挫。新至诸帅，误疑粤民尽汉奸，无一可信，又不约束客兵，骚扰居民，而气再挫。于是虎门不守，而省城累卵矣。及夷兵淫掠，激民之怒，于是一战于三元里，而夷酋大困，一截烧于虎门横档，而夷艘煨烬。可见闽粤民风之劲悍，各省所无，外夷所慑，而水战火攻，尤其绝技，断不可望于山东、天津渔盐之户。盖东南长水，西北长陆，迁地弗良，得人者昌。
今日沿海所患安在乎？必曰械斗之民也，烟盐私贩也，海盗也，渔艇疍户也。今日陆地所患安在？必曰回匪也，盐匪也，捻匪、红湖匪、曳刀匪也。官吏切齿为乱民，有事则目为汉奸，其中有一二人能号召数百二三千人者，非有乌获之力，猗顿之财，而信义意气，能豪一方，其人皆偏裨将才，其所属皆精兵，而自文法之吏视之，则且谓乱民之首也。夫兵者毒药，药不毒则不能攻毒。故《易》之《师》曰：“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华事夷言》曰：（英夷所著书）“中国之兵若善调度，即为第一精兵。现在广东岸上力作之人，与水中渔贩之人，其技勇皆欧罗巴人所不及，若挑练此等人为兵卒，可谓一等勇壮之兵。”雍正中西虏未靖，诏各省选技勇送京师，得数千人，其最者能挽铁弓及二十力弓，以鸣镝射其胸，镗然而堕，举巨石千百斤，号勇健军。总督命史贻直领之，屯巴里坤，故一时北省盗贼绝踪，此先朝牢笼猛士之成效。道光回疆之役，伊犁将军奏选南北路遣犯二千为死士，屡挫贼锋，惜事平尽赦回籍，未能收入营伍，如雍正故事，尚有待于推广焉。嘉庆中，海贼蔡牵犯闽，诏安有知县某者，传回乡总四人，各予银千元，令团乡勇。日甫夕，而每总理各以二千五百人至，枪械藤牌毕具，一日而得精兵万，贼望风遁。其人即皆械斗之民也。蔡牵又与朱
窥台湾后山，地本化外，有泉人吴沙者，集四社棚民与熟番拒之，一战其前，一攻其后，牵大败走。事闻，始诏即其地立葛玛兰厅。悍贼不烦官兵，何以文法吏不肯收以为用？然此辈亦不肯为用，盖绿营之饷不足以赡其身家也。英夷攻粤东时，募汉奸三千人，每人给安家银三十元，每月工食银十元。而我守虎门兵，月饷不及三两，提督关天培悯兵之穷苦，自捐赏恤，每兵银二元，而议者且劾水师兵挟制提督要赏，尚望其出死力乎？闽广水师，每省三万有奇，江浙水师，每省二万有奇，虚冒半之，老弱半之，未必有数千之可用。诚能汰虚冒冗滥之缺，并两兵以养一兵，广东约万五千，福建约万五千，专选惠、潮、漳、泉四府，精训练而严节制之，以此推诸浙东江北，岂但国家增无数之精兵，而且沿海销无数之械斗，中原收无数之枭匪。精气化痰，痰化精气，岂二物耶？乌喙附子，以毒攻毒，毒去而药力亦销，顾用之者何如耳。精兵出其中，李长庚、罗思举之骁将亦出其中。不此之图，而惟窃窃然曰，无将无兵，古人讵借才于异地哉！
言调兵、言筹饷者，动虞兵单费绌，而今言并兵、并饷，则兵不愈少，饷不愈费乎？不知一省之兵本足守一省之地，一省之饷本足养一省之兵，即有军兴一切格外之费，而一省之财亦总足供一省之用，请详破其惑。夫兵之多少，视其实，不视其名。养兵数万，而无数千之可用，视一千有一千之用者，则不侔矣。视一千可当数千之用者，更不侔矣。调外省之兵，而置本省之兵于不练，则本省之饷皆滥饷，外调之费皆冗费。今以额饷养额兵，而不增一饷，以全饷养半兵，亦不裁一饷，兵减而实多，饷增而实省，其可无惑者一。戚继光鸳鸯阵法，或谓其止可驭三千，不可驭十万。夫十万皆三千所积也，一镇练三千，十镇即练三万，大阵包小陈，大营包小营，岂数万人之节制有异于三千人之节制？且连大阵、辟战场、决胜负者，惟开创草昧之时，及西北平原之地；若承平东南剿寇，沟洫纵横，坡坎交错，则用三千之处为多。英夷兵艘所在为数几何？若各省有百练敢死之卒数千，再团练沿海之渔船、疍户，以绝其羽翼，何烦更调外兵？其可无惑者二。练兵之费取诸并饷，团勇之费将何出？东南沿海殷富甲天下，计自军兴以来，粤、闽、江、浙，每省商捐、绅捐各数百万。以本地之富民养本地之劲民，卫本地之身家，但使用得其宜，尚可撙节赢余，为造船械、修垣垒、悬购赏之费，何尝尽烦外兵外饷？此可无惑者三。沿海之利，莫大鱼盐，前此宁波试行票盐两月，销至七万引，及停止后，岁销仅二万引。闽盐派签，殷户充商，有甘出十余万金求免签者。潮州之盐运同。历任赔累，亏空钜万，皆出官费、胥役费、捆工费，层层蠹蚀，不能减价敌私。倘沿海皆行票盐，尽省浮费，匪独化私为官以助饷，并可化枭为良以助兵。他若浙江之南田山、福建之封禁山，许民屯垦，沿海之银矿山，许民开采，境内自然之利，用之不穷，此可无惑者四。至于兵分见寡之由，由无战舰，别详下篇。
匪特兵不宜多也，即炮台亦不宜多。今为贼去关门之计者，不过曰增炮台，移营汛。增炮台之说曰，多一重门户，增一重保障。夫人家御贼，非固守大门，拒不使入，即固守腰门，而开大门以延敌。今无一门可恃，而但多设重门以待贼之攻陷，岂知一重失守，重重胆破，何如并十重之费，以修一重，修必固。并十重之兵炮，以守一重，守必固。以近事证之，厦门旧止二炮台，而守御屹然，迨于口门内外，峿屿、青屿、大档、小档，增建各台，而贼至立破。宝山有东西炮台，有海塘而失守，松江城无炮台，而贼攻不入。是知炮台不在多而在固。固之法如何？曰建之得地，修之得法，守之得人。福州城距五虎城二百里，一潮不能达，而潮退即浅阁。杭州城外，潮退沙滩十余里，海口赭、龛二山淤涨数十里，故此二省城，贼皆不犯。厦门、宁波，旧建炮台，本得形势，方当弃去舟山，拆去青峿各屿炮台，安有更加增建之理？惟广州及江宁，夷船可直抵城下，粤东新城以外，市廛栉比，既无可筑外郛之地，惟猎得、大黄
二处炮台，实省城内障，与虎门外障并重。于此二处扼险，果能阻遏夷艘，则堂奥高枕。而此外各港汊，正可留为出奇设伏之地，安用处处设炮，河河填塞？若此处不可恃，则他处更可恃乎？江苏则吴淞口内，惟江湾、东沟二处，可扼要设炮以守上海。福山口内，惟君山、（即鹅鼻嘴）圌山二处，可设炮以守长江。方当徙宝山之城，拆去东西炮台，内徙要害，安有更加增建之理乎？地势既得，守必万全，万全之策，在乎奇正相生：一、固土城以御大炮（必三合土坚筑女墙，先以炮演试，不破为度。）二、开浅池以备飞炮，（见上篇）三、沉桩石舟筏以遏冲突，（此法不可施于长江，而可施于内河。或临河有大树，则伐倒沉之，又或以大木为笼，长数丈，内贮极大石，横亘水中，视碎石舟筏，尤堪御潮刷而阻冲突。）四、伏地雷掘暗沟以防陆路。五、别伏奇兵以备陆战。甚或守台之兵，弃炮佯走以诱敌，使敌但知全力攻台，而不知台非我所顾惜，又使敌即知分路绕台，而不知台外劲旅尚多。初观之以炮台为正，伏兵为奇，至于奇正相倚，变化不测，致敌而不为敌致，诱敌而不为敌诱，则又反以伏兵为正，而以炮台为奇，方尽兵行诡道之秘。以视泥守炮台，有正无奇，一处受创，望风四溃者，其巧拙不可同年语矣。但所用之伏兵，必须平日精选，优养勤练，而严节制之，必使人人心灵胆壮，技精械利。且将士一心，臂指呼应，临时方足出奇制胜，此则全在训练得人，有非空言所能取效者。
内守既固，乃御外攻。岳飞曰：“以官军攻水贼则难，以水贼攻水贼则易。”今以海夷攻海夷之法如何？筹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请先陈其形势。
英夷所惮之仇国三：曰俄罗斯，曰佛兰西，曰弥利坚。惮我之属国四：曰廓尔喀、曰缅甸、曰暹罗、曰安南。攻之之法：一曰陆攻，一曰海攻。陆攻在印度。逼壤印度者，曰俄罗斯与廓尔喀，俄与英之国都中隔数国，陆路不接，而水路则由地中海与洲中海，朝发夕至。康熙三十年间，英吉利曾由地中海攻俄罗斯，败绩遁归，自后不相往来，而兵争专在印度。印度者，葱岭西南，与我后藏、廓尔喀、缅甸接壤，去英夷本国数万里，英夷以兵舶据东南中三印度，而俄罗斯兵，则由黄海、里海间取游牧诸部，亦与西中二印度接壤，止隔一雪山，各以重兵拒守。自东印度之孟阿腊之麻尔洼，南印度之孟迈之曼达喇萨，鸦片盛行，英夷岁收税银千余万，俄罗斯觊觎之。及英夷调印度兵艘，入犯中国，深恐俄罗斯乘其虚以捣温都斯坦。（中印度）又传闻俄夷使者已自比革特起程入中国，（比革特，其东都也，）惴惴俱其犄角。盖康熙中用荷兰以款俄罗斯，又联俄罗斯以逼准噶尔，故英夷之惧俄罗斯者，不在国都而在印度，此机之可乘者一；廓尔喀者，亦在后藏之西，与东印度逼处，方乾隆中，我师征廓夷时，英夷、印度兵船，亦乘势攻其东境，故上年英夷罢市后，廓夷亦即禀驻藏大臣，愿出兵攻击印度。当时若许廓夷扰其东，俄罗斯捣其西，则印度有瓦解之势，寇艘有内顾之虞，此机之可乘者二；故可乘而不乘，非外夷之不可用也，需调度外夷之人也。
海攻之法，莫如佛兰西与弥利坚。佛兰西国逼近英夷，止隔一海港，弥利坚与英夷则隔大海。自明季国初之际，佛兰西开垦弥利坚东北地，置城邑，设市埠，英夷突攻夺之，于是佛夷与英夷深雠。及后英夷横征暴敛，于是弥利坚十三部起义驱逐之，兼约佛兰西为援，三国兵舶数百艘，水陆数十万，不解甲者数载。弥利坚断其饷道，英军饥困，割地请和，弥利坚遂尽复故地二十七部，英夷止守东北隅四部，不敢再犯。即印度地亦荷兰、佛兰西开之，而英夷夺之。乾隆初，印度土酋约佛兰西、荷兰二国，合拒英夷，连兵数载，始分东印度属英夷，而南印度属西洋诸夷，立市埠，此各国之形也。其互市广东，则英夷最桀骛，而佛、弥二国最恪顺。自罢市以后，英夷并以兵艘防遏诸国，不许互市，各国皆怨之，言英夷若久不退兵，亦必各回国，调兵艘与之讲理。去年靖逆出师以后，弥利坚夷目即出调停，于是义律来文，有不讨别情，只求照例通商之请，并烟价香港亦不敢索，此机之可乘者三；乃款议未定，而我兵突攻夷馆，反误伤弥利坚数夷，于是弥利坚夷目不复出力。而佛兰西于英夷再次败盟之后，是冬有兵头兵船，至广东求面见将军密禀军务，自携能汉语之二僧，请屏去通使，自言愿代赴江浙与英夷议款，必能折服，不致无厌之求。倘英夷不从，亦可藉词与之交兵，乃自正月与大帅晤商，始则不许代奏，及奏又支离其词，反以叵测疑佛兰西，延至六月，闻浙江奏请款抚，始许其行。时英夷兵船已深入长江，犯江宁，于是佛兰西船驶至上海，请我舟导其入江，而上海官吏，又往返申请稽时。迨佛兰西易舟入江，则款事已定数日，尽饱溪壑，佛兰西怅然而返，此机之可乘者四。故可乘而不乘，非外夷之不可用也，需调度外夷之人也。
今日之事，苟有议征用西洋兵舶者，则必曰借助外夷恐示弱；及一旦示弱数倍于此，则甘心而不辞。使有议置造船械师夷长技者，则曰糜费；及一旦糜费十倍于此，则又谓权宜救急而不足惜。苟有议翻夷书、刺夷事者，则必日多事；（嘉庆间，广东有将汉字夷字对音刊成一书者，甚便于华人之译字，而粤吏禁之。）则一旦有事，则或询英夷国都与俄罗斯国都相去远近，或询英夷何路可通回部，甚至廓夷效顺，请攻印度而拒之；佛兰西、弥利坚愿助战舰，愿代请款而疑之。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汉用西域攻匈奴，唐用吐番攻印度，用回纥攻吐番，圣祖用荷兰夹板船攻台湾，又联络俄罗斯以逼准噶尔。古之驭外夷者，惟防其协寇以谋我，不防其协我而攻寇也；止防中华情事之泄于外，不闻禁外国情形之泄于华也。然则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欲造就边才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
问曰，既款之后如之何？曰，武备之当振，不系乎夷之款与不款。既款以后，夷瞰我虚实，藐我废弛，其所以严武备、绝狡启者，尤当倍急于未款之时。所以惩具文、饰善后者，尤当倍甚于承平之日。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请陈国朝前事：康熙初，曾调荷兰夹板船以剿台湾矣，曾命西洋南怀仁制火炮以剿三藩矣，曾行取西洋人入钦天监以司历官矣。今夷人既以据香港，拥厚赀，骄色于诸夷；又以开各埠，裁各费，德色于诸夷。与其使英夷德之，以广其党羽，曷若自我德之，以收其指臂！考东、中二印度，据于英夷，其南印度，则大西洋各国市埠环之，有荷兰埠，有吕宋埠，有葡萄亚埠，有佛兰西埠，有弥利坚埠，有英吉利埠。每一埠地各广数百里，此疆彼界各不相谋。各埠中皆有造船之厂，有造火器之局，并鬻船鬻炮于他国，亦时以兵船、货船出租于他国。其船厂材料山积，工匠云辏，二三旬可成一大战舰，张帆起柁，嗟咄立办。其工匠各以材艺相竞，造则争速，驶又争速，终年营造，光烛天，声殷地，是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计每艘中号者不过二万金以内，（英夷有军器之趸船，每艘值银二万余元，大兵船三桅者，每艘值银四万元，见澳门新闻纸。凡侈言每艘需十万金者，皆妄也，现在广东义士请弥利坚人造二桅兵船，果仅费银万九千两。）计百艘不过二百万金。再以十万金造火轮舟十艘，以四十万金造配炮械，所费不过二百五十万，而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每艘配兵三百人，计百艘可配三万人，（靖逆将军弈山奏夷三桅大兵船三百人，二桅中号兵船二百余人，火轮船八九十人，杉板船大者六七十人，小者二三十人。）广东一万，福建一万，浙江六千，江苏四千。其所配之兵，必凭选练，取诸沿海渔户枭徒者十之八，取诸水师旧营者十之二。尽裁并水师之虚粮冗粮以为募养精兵之费，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不增一饷一兵，而但裁并冗滥之兵饷。
此其章程可推广者尚有六焉：我有铸造之局，则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如内地钟表亦可以定时刻，逮二十五年大修之期，即可自行改造，一也。（夷艘例二十五年一修）有铸造之局，则知工料之值、工食之值，每艘每炮有定价，然后可以购买。凡外夷有愿以船炮售官抵税者听。闽商、粤商出贩南洋，有购船炮归，缴官受值者听。不致以昂价膺物受欺，二也。沙角、大角既有船厂、火器局，许其建洋楼，置炮台，如澳门之例，英夷不得以香港骄他夷，生觖望。而我得收虎门之外障与澳门鼎峙，英夷不敢倔强，广东从此高枕。嘉庆中，澳夷曾备兵船二，英夷备兵船四，愿助剿海盗。今更得佛、弥二夷效顺，彼贪市舶之利，我收爪牙之助。守在四夷，折冲万里，三也。鸦片趸船敢于蔓延者，欺我水师之不敢攻剿。今水师整饬，鸦烟自不敢来，纹银自不透漏。以用财为节财，四也。官设水师米艇，每艘官价四千，已仅洋艘五分之一。层层扣蚀，到工又不及一半。（靖逆将军弈山奏言，水师例修之船，新造二只，覆以藤棉，加以牛皮，外施鱼网七层，演试千斤之炮，打穿两面，不能适用。）今制海舰，不拘例价。若不善立章程，则将来修造之期，必然有名无实。考洋艘所以坚固，皆由驶犯风涛，遄行万里。令官艘终岁停泊，会哨徒有具文。自后即无事之期，而战艘必岁护海运之米，验收天津。闽、广则护运暹米，吕宋米、台湾米、江、浙则各护苏、松、杭、嘉、湖之米。凡承造之人，即皆驾驶之人；凡内地出洋之商，愿禀请各艘护货者听。凡水师提镇大员入京陛见，必乘海艘，不许由驿陆进；其副将、参、游以下入京引见，或附海运之舟北上，总禁由陆。其文吏愿乘海艘入京者听，惟不许承办船工，五也。国家试取武生、武举人、武进士，专以弓马技勇，是陆营有科而水师无科。西洋则专以造舶、驾舶，造火器、奇器，取士抡官。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上之所轻，下莫问焉。今宜于闽、粤二省武试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的者，为行伍出身。皆由水师提督考取，会同总督拔取送京验试，分发沿海水师教习技艺。凡水师将官必由船厂、火器局出身，否则由舵工、水手、炮手出身，使天下知朝廷所注意在是，不以工匠、舵师视在骑射之下，则争奋于功名，必有奇材绝技出其中。昔李长庚剿海贼，皆身自持舵，虽老于操舟者不及，故知水师不能舍船械而空谈韬略，武备不能舍船炮而专重弓马，六也。
天下有不可强者三：有其人，无其财，一难也；有其财，无其人，二难也；有其人，有其财，无其材，（谓材料）三难也。自用兵以来，所糜费数千万计，出其十之一二，以整武备有余，则财非不足，明矣。海关浮费，数倍正税，皆积年洋商与官吏所肥蠹，起家不赀。其费皆出自鸦片，岂不当派数百万之军饷？则财又非不足，明矣。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历算则日月薄蚀，闰余消息，不爽杪毫；仪器则钟表晷刻，不亚西土；至罗针、壶漏，则创自中国而后西行；（罗针始自中国见《华事夷言》）穿札扛鼎，则无论水陆，皆擅勇力，是人才非不足，明矣。船桅、船舱所需铁力之木、油木、
木、柹木，皆产自两广；蓬帆浸以晋石，火不能焚，出自山西；火药配以石油，得水愈炽，出自甘肃；（关外玉门县赤金卫迤南之石油河，本年二月，陕甘总督解至石油三千六百斤。）火箭参以江豚油，逆风更猛，出自四川；军符所下，旦夕可至。硝提数次而烟白，铁经百练而钢纯，皆与西洋无异。则材料又非不足，明矣。飞炮、火器，皆创自佛兰西，而英夷效之。以及船械相等之葡萄亚、荷兰、吕宋、弥利坚等国，皆仰我茶、黄，贪我互市。欲集众长以成一长，则人争效力；欲合各国以制一国，则如臂使指。诚欲整我戎行，但得一边才之两广总督，何事不可为哉！
或曰，五十艘之船械，且造且购，一年而可集；百艘之船械，且造且购，二年而毕集。即其制造施用之法，以我兵匠学之，亦一年而可习，二年而可精。是一二年后，已无铸造之事，尚远重修之期，更何局厂之设乎？曰，是何言也？夫西洋惟英吉利国兵船五百余艘，佛兰西国兵船三百余艘，盖为分守各国埠头而设。其余各国战舰，亦各不过数十艘。而皆有船厂、火器局，终年不息者，何哉？盖船厂非徒造战舰也。战舰已就，则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先效尤；宁波、上海之贩辽东、贩粤洋者，亦必群就购造，而内地商舟皆可不畏风飓之险矣。西洋火轮舟之受数千石者，止为远越重洋，其在本国内河、内港之火轮舟，皆不过受五百石至九百石而止。以通文报，则长江、大河，昼夜千里，可省邮递之烦；以驱王事，则北觐南旋，往还旬日，可免跋涉之苦；以助战舰，则能牵浅滞损坏之舟，能速火攻出奇之效，能探沙礁夷险之形。诚能大小增修，讵非军国交便？战舰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此船厂之可推广者一。火器亦不徒配战舰也。战舰用攻炮，城垒用守炮，况各省绿营之鸟铳，火箭、火药，皆可于此造之。此外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是造炮有数，而出鬻器械无数，此火器局之可推广者二。古之圣人刳舟剡楫，以济不通，弦弧剡矢以威天下，亦岂非形器之末？而《睽》、《涣》取诸《易》象，射御登诸六艺，岂火轮、火器不等于射御乎？指南制自周公，挚壶创自《周礼》，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云集而鹜赴，又何暂用旋辍之有？昔汉武欲伐南越，爰习楼船水战于昆明湖；乾隆中以金川恃碉险，爰命金川俘卒建碉于香山，又命西洋人南怀仁制西洋水法于养心殿。而西史言俄罗斯之比达王，聪明奇杰，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微行游于他国船厂、火器局，学习工艺，反国传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洲最雄大国。故知国以人兴，功无倖成，惟厉精淬志者，能足国而足兵。
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每出兵以银二十元安家，上卒月饷银十元，下卒月饷银六元，赡之厚故选之精，练之勤故御之整。即如澳门夷兵仅二百余，而刀械则昼夜不离，训练则风雨无阻。英夷攻海口之兵，以小舟渡至平地，辄去其舟，以绝反顾。登岸后则鱼贯肩随，行列严整，岂专恃船坚炮利哉？无其节制，即仅有其船械，犹无有也；无其养赡，而欲效其选练，亦不能也。故欲选兵练兵，先筹养兵，兵饷无可议加，惟有裁并之而已。粤省水师将及四万，去虚伍计之，不及三万。汰其冗滥，补其精锐，以万五千人为率，即以三万有余之粮，养万五千之卒，则粮不加而足。以五千卒分防各口炮台，与陆营相参，以万人分配战舰，可得三十余艘。无事日令出哨外洋，捕海盗，缉烟贩；有事，寇在邻省，则连䑸赴援，寇在本省，则分艘犄角，可以方行南海矣。或曰，粤洋绵长三千余里，水师数万，倘虞不周，今裁汰大半，不弥形单寡乎？曰：水师多而不敷，以无战舰也。无战舰出洋，则口岸处处出防，以水师当陆师之用，故兵以分而见寡。今以精兵驾坚舰，昼夜千里，朝发夕至，东西巡哨，何患不周？是兵以聚而见多。英夷各处市埠，自大西洋至中国，首尾数万里，何以水师不过九万，即能分守各国？又何以入寇之兵不过五十艘，而沿海被其骚动？况水师外，尚有本省绿营数万，何患其无兵分守？前年杨参赞有请水师改为陆兵之奏，吾谓不如并岸上之水师为船上之水师，用力少而收效广。
问：西洋与西洋战，亦互有胜负，我即船炮士卒一切整齐，亦何能保其必胜？曰：此为两客相攻言之，非为以客待主言之也。夫力不均、技不等而相攻，则力强技巧者胜；力均技等而以客攻主，以主待客，则主胜。攻劳守逸，请言其状；夫海战全争上风，无战舰，则有上风而不能乘；即有战舰，而使两客交哄于海中，则互争上风，尚有不能操券之势。若战舰战器相当，而又以主待客，则风潮不顺时，我舰可藏于内港，贼不能攻；一俟风潮皆顺，我即出攻，贼不能避，我可乘贼，贼不能乘我，是主之胜客者一。无战舰，则不能断贼接济；今有战舰，则贼之接济路穷，而我以饱待饥，是主之胜客者二。无战舰，则贼敢登岸，无人攻其后；若有战舰，则贼登岸之后，舶上人少，我兵得袭其虚，与陆兵夹击，是主之胜客者三。无战舰，则贼得以数舟分封数省之港，得以旬日遍扰各省之地；有战舰，则贼舟敢聚不敢散，我兵所至，可与邻省之舰夹攻，是主之胜客者四。故历考西洋各国交兵，凡英吉利往攻弥利坚本国，则弥利坚胜；以英吉利往攻俄罗斯本国，则俄罗斯胜；若英吉利与各国互战于海中，无分主客，则舵师得上风者胜。
问曰：船厂、火器局，设于粤东矣，其福建、上海、宁波、天津，亦将仿设乎，不仿设乎？战舰百艘，果足敷沿海七省之用乎？曰：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若官修战舰、火器局，则止需立于粤东，造成之后，驶往各岸，无事纷设。盖专设一处则技易精，纷设则不能尽精；专设则责成一手，纷设则不必皆得人。战舰既成以后，内地商艘仿造日广，则战艘不必增造。何者？西洋货船与兵船坚固同，大小同，但以军器之有无为区别。货船亦有炮眼，去其铁板，即可安炮。内地平时剿贼，尚动雇闽、广商艘，况日后商艘尽同洋舶，有事立雇，何难佐战舰之用？惟水师则必以闽、广为主，而江、浙为辅。何则？福建之役，夷船泊于南澳港，邓制军所募水勇，佯作商舟，乘无风攻之，夷艘甫觉，我水勇已逼其后艄，焚其帆索，伤其柁师、水手，夷艘无风不能起碇。逼近不能开炮，且小舟外障湿幔，铳弹不能入。良久风起，夷船始遁。此江浙水勇所不能也。粤东之役，官军方失利于城外，而我武举梁体群，夜以火舟三队，从穿鼻洋截攻其后，乘潮至虎门，横档夷船甫开一炮，而我火舟已逼其后梢，火药舱轰发，两桅飞起空中，全艘俱毁。佛山义勇，又围截夷兵于龟冈炮台，绕出上风，纵毒烟以眯夷目，尽歼夷兵，并击破其应援之杉板舟，此江、浙水勇所不能也。靖逆将军奏言，粤中水勇，以小舟八人荡桨，旋折如飞，将及夷炮所近之处，即覆舟入水，戴之而行，及至夷船，仍翻舟而上，以火毬、喷筒，焚其帆索，得势即跃上夷船，不得势，即仍下水，覆舟而行，铳炮皆不能及，已募得二百余人，此江、浙所无也。夷船犯乍浦时，余艘留踞镇海招宝山，有委员雇闽勇三百余，以火舟易使贼觉，献策用大油篓，各装火药二百斤，载以小竹筏，以铁索拴筏四角，套于项颈，手扶篓筏，贴水潜行，远望不见，及至夷船后，潜挂柁上，火发轰烈，全船立毁。既而有尼之者，飞檄中止，此亦江、浙所无也。此皆在无战舰之时，可用若是，况配入战舰，用其所长，外夷尚且畏之，岂他省所及？故江、浙舟师宜专护海运，而闽、粤舟师宜专剿海寇。（汉口、瓜洲、钱塘江，亦有没水之人，能伏行江底，然每处仅二三十人，不能多也。）
问：子于《议守篇》，专守内河，守近岸，使夷船夷炮失其所长，已可收安南创敌之功，则又何艘械之足学，而厂局之足设耶？曰：夷兵之横行大洋者，其正也；其登岸及入内河者，其偶也。夷性诡而多疑，使我岸兵有备，而彼不登岸，则若之何？内河有备，而彼不入内河，则若之何？观其初至也，以结怨之广东而不攻，继以结怨之厦门而不力攻，及突陷舟山，徘徊半载，而不敢深入，是犹未测内地之虚实，尚有所畏也。自广东主款撤防，破虎门，围省会，而夷始肆然无忌矣。再破厦门、定海，驶入宁波，而益无忌矣。再破乍浦、宝山、上海，驶入长江，而益无忌矣。使夷知内河有备，练水勇，备火舟，如广东初年之事，其肯深人死地哉？故广东初年，有歼夷之备，而无其机；江、浙近年，有歼夷之机，而无其备。且夷兵舶五十艘，货船二十余艘，火轮舟十艘，其闯入珠江，入甬江，入黄埔江者，皆不过兵舰七八艘，火轮二三艘，杉板小舟十余而已。其余仍寄碇大洋，即使歼其内河诸艇，而奇功不可屡邀，狡夷亦不肯再误。且夷贪恋中国市埠之利，亦断不肯即如安南、日本之绝交不往，此后则非海战不可矣。鸦片趸船，仍泊外洋，无兵舰何以攻之？又非海战不可矣。夷船全帮数十艘，驶入者惟长江，江面虽狭于外洋，而倍阔于他港，夷艘散泊各岸，不聚一处，即用兀术之火攻，而天时风色难必，亦不过歼其三分之一，究恐有窜出大半之舰，则亦非追剿不可矣。苟夷畏我内河，专肆惊扰，声东击西，朝南暮北，夷人水行一日可至者，我兵陆行必数日方至。夷攻浙，则调各省之兵以守浙，夷攻江，则又调各省之兵以守江。即一省中，而有今日攻乍浦，明日攻吴淞，后日又回扰镇海，我兵又将杂然四出，应接不暇，安能处处得人，时时设备。况战舰火器，乃武备必需之物，二三百万，乃军需十分之一，何惮不为，而见轻于四夷，况有洋舰、洋炮之后，亦非漫然浪战也，客兵利速战，主兵利持重，不与相战，而惟与相持，行与同行，止与同止，无淡水可汲，无牛羊可掠，无硝药可配，无铁物可购，无蓬缆可补，烟土货物无处可售，柁枪无处可修。又有水勇潜攻暗袭，不能安泊，放一弹，即少一弹，杀一夷，即少一夷，破一船，即少一船。而我之沿海腹地，既有战舰为外卫，则内河近岸，高枕无虞，所至接济策应，逸待劳，饱待饥，众待寡，是数十艘可当数百艘之用。况夷兵以大艘为身，以杉板小舟为四足，但多募渔舟快艇，专毁其杉板小舟，小舟尽则大舟亦可为我有。在得人而巳，在得人而巳。
我患夷之强，夷贪我之利，两相牵制，倖可无事，非今日主款者之秘略乎？鸦片岁耗中国财数千万计，竭我之富，济彼之强，何以处之？则曰，但禁内地吸食。试问持议之人，果严禁内地吸食乎？则又曰，宜缓不宜急，急之恐触外侮而生内变。嗟乎！强邻恶少，日设赌博于门，诱我子弟，匮我基业，败我教化，一朝绝不与通，攻门索斗，媕婀调停者曰，姑听其仍开博场，一日赌博，一日无事，百年赌博，百年无事。我产之耗不耗，勿计也，我业之完不完，勿计也，我子弟之败类不败类，勿计也。欲制夷患，必筹夷情，请先陈夷情而后效其说。
中国以茶叶、湖丝驭外夷，而外夷以鸦片耗中国，此皆自古所未有，而本朝有之。茶叶行于西洋自康熙始，而鸦片之入中国亦自康熙始。初准以药材上税，乾隆三十年以前，岁不过二百箱。及嘉庆元年，因嗜者日众，始禁其入口。嘉庆末，每年私鬻至三千余箱。始则囤积澳门，继则移于黄埔。道光初奉旨查禁，复移于零丁洋之趸船。零丁洋者，在老万山内，水路四达，凡中外商船之出入外洋者，皆必由焉。夷艘至，皆先以鸦片寄趸船，而后以货入口。始趸船不过四五艘，其烟至多不过四五千箱，可用火攻。而大吏密奏请暂事羁縻，徐图禁绝，于是因循日甚。其突增至二十五船、烟二万箱者，则在道光六年设巡船之后，巡船水师受月规，放私入口，于是藩篱溃决。及道光十二年始裁巡船，而积习已不可挽。道光十七年复设巡船，议定每千箱以若干箱送水师报功，而鸦片遂岁至四五万箱矣。今以道光十七年广东与英夷贸易出入之数计之，湖丝价银六百五十九万元，茶叶价银千有四百万元，白矾、串珠、樟脑、桂皮、磁器、大黄、麝香、赤布、白糖、冰糖、雨伞百二十二万六千元，共计英吉利船所购出广东之货二千一百八十一万六千元。其入口者，棉花八百二十二万元，（六十七万七千石）洋米二十三万八千元，（二十一万石）大呢百五十五万元，羽纱四十万元，哗叽八十万元，羽缎五万元，洋布七十万元，棉纱七十三万元，（千有八百石）水银二十三万元，（二千石）锡二十九万五千元，（万五千石）铅八万九千元，（万四千石）铁四万八千元（万六千石）硝七万五千元，（共万石）檀香、乌木、象牙、珍珠、湖椒、沙藤、槟榔、鱼翅、鱼肚、花巾、洋巾，计七十一万元。共英夷进口货千四百四十七万八千元，少于出口货价银七百余万元。使无鸦片而以货易货，则英夷应岁补中国银七百余万元。乃是岁鸦片价银反出口二千二百万元，计销鸦片四万箱，此数之确然可考者。弥利坚国是岁出口之货，绸缎价七百五十万元，茶叶五百十九万八千元，（十二万余石）丝棉、葛布、磁器、席糖五十七万九千元，共计千有三百二十七万七千元。入口洋货三百六十七万元。（内有洋米八十六万元，洋布四十五万元，白银四十二万元，价最钜。）计少银九百六十万元，何以不闻补银？盖亦鸦片价内开除之数。（英夷所运者，印度鸦片，弥夷所运者，都鲁机鸦片。）他西洋诸国出口入口者，约计二百万元。共计外夷岁入中国之货，仅值银二千十四万八千元，而岁运出口之货，共值银三千五百有九万三千元。以货易货，岁应补中国价银千四百九十四万五千元。
使无鸦片之毒，则外洋之银有人无出，中国银且日贱，利可胜述哉！综计英夷所购出之货，莫大于茶，而湖丝次之；所售入中国之货，莫大于鸦片，而棉花次之。至大黄则蒙古所需，非西洋所急，故每岁出洋大黄，不过值五万余元。（即俄罗斯市大黄归，亦仅用以染色，非用以治病，见松筠《绥服纪略》。）茶叶虽西洋所盛行，而佛兰西国不甚需之，以其本国皆饮白酒，不甚饮茶，故佛兰西到粤之船较少。然前代市舶，从不闻茶叶出洋，茶叶出洋自明季荷兰通中国始。及康熙二年，英吉利商又自荷兰购归百斤，饮而甘之，国人饮者，岁增一岁。康熙四十九年，至十四万斤；雍正二年，至二十八万斤；乾隆二十四年，二百二十九万斤；三十七年，五百四十七万斤；五十年，遂至千三百万斤。嘉庆十八年，二千一百二十八万斤。道光二年，二千三百七十六万斤。十年后，三千余万斤。及英夷公司散后，各商自运，销茶愈广。十七年广东出口茶叶三十余万石，共价银千有四百余万元。又弥利坚国，道光十七年，购茶价银三百六十九万两。（共茶十二万余石。）荷兰岁需茶二百八十万斤不等。佛兰西二十三万斤不等。（佛兰西茶，沿途售与各国，其到本国者无几。）此外西洋各国，大约二百万斤。惟俄罗斯由蒙古运往茶叶，岁六百四十余万斤。是西洋之饮茶，亦犹中国人之吸鸦片。虽损益悬殊，皆始自近日，非古昔所有。故知洋钱流入内地，皆鸦片未行以前夷船所补之价，至鸦片盛行以后，则绝无货价可补，而但补烟价，洋钱与纹银皆日贵一日矣；漕务、盐务、边务，皆日困一日矣。使非养痈于数十年之前，溃痈于设巡船之后，何以至是？今但归咎割痈之人，而养痈、溃痈者不问，故至今益以养痛为得计，此边患宜溯其源者一。
西洋互市广东者十余国，皆散商无公司，惟英吉利有之。公司者，数十商辏资营运，出则通力合作，归则计本均分，其局大而联；散商者，各出已赀，自运自售，利害皆一人独当之，其势专而散。方其通商他国之始，造船炮，修河渠，占埠头，筑廛舍，费辄巨万，非一二商所能独任，故必众力易擎，甚至借国王赀本以图之，故非公司不为功。及通市日久，垄断他商之路，挥霍公家之帑，费愈重，利愈微，国计与民生两不利，则又惩公司流弊，而听散商自为之。以中国比例，公司如广东十三家洋行，而散商则如各省赴粤之客货也；公司如淮南盐法之滚总、之整轮，而散商则如票盐、如散轮也。道光十三年以前，粤东贸易一出公司。其局初立于印度，继立于广东，初议公司止设三十年，及限满而公司欲专其利，不肯散局，复以助本国兵饷为词，请再展三十年，而糜费开支，浮冒乾没，且运回之货，居奇踊贵，百物滞销，国人皆不服，屡控国王，请散公局，各自贸迁，皆为大班数人把持，与通国散商为怨敌。其公司赀本银三千万元，主事二十四商，首领二人，专司机密，每商捐银二千五百元，以赡之。道光十年，本国会计入公帑银万有五百万元，公使费银九千万元，公欠项银七千五百万元，公司贸易无利。道光十二年，载赀出本国，出印度国者，置价共三千万元，而所售回之价，仅千有六百万元，公司不如散商者六倍。故道光十三年，遂散公司之局，国王尽收帑本，任商自运，而第征其税，此粤中公司合散之情形也。方广东公司未散时，各大班恃其势大多金，凡抗衡中国官吏，皆公司大班所为，公司散则势涣易制，而卢制军莅任未久，误听洋商言，以英夷公司虽散，而粤中不可无理夷务之人，反饬令彼国派领事来粤。十四年始来者曰律劳卑，突入省河，罢市调兵而后退。十六年再至者，即义律也，只便洋商一日之私图，岂期边疆今日之戎首？试问粤中互市，西洋十余国，何尝有夷官驻粤？若谓英夷货多事赜，则弥利坚国每年货艘至粤之多，亦亚于英吉利，何以二百载从无桀骜？观禁烟新令初颁，各国遵令，即英国新至货船，亦遵例具结，而义律驶兵船阻其入口。苟当时无公司领事，则英夷各商亦不过随同各国具结，惟恐卸货之不早，骛利之不先，何暇抗文法，争体制？何至开兵炮，停贸易？又何至诉国王，请兵舰，运兵万里，构衅数年？故驭边在先悉夷情，公司散局，此海疆一大机会，而中国边臣失之者二。
禁鸦片之议有二：一内禁，一外禁。自夷船犯顺，人皆谓外禁必不可行。果必不可行乎？又以夷变归咎于缴烟。果由于缴烟乎？何以五月缴烟之后，旁徨半年而未动？何以尚肯出船货充公之结？何以尚悬购告犯之赏？何以逐出老万山外，复尚有愿遵大清律乞回澳门之禀？是其激变绝不由缴烟，而由于停贸易明矣。英夷国禁浓酒小带，有佛兰西使者至其国，英夷闻其携违禁货物，因监禁其使，令尽缴出禁物，始释之，与广东之勒缴烟土何异？又英夷国律例，凡他国商携违禁货物入境者，罚其货价三倍。是即科以彼国之法，亦无可辞。其非因缴烟，而由停贸易又明矣。然则不停贸易，固可免用兵，亦可禁鸦片使不来乎？曰：奚不可之有？请先陈夷情，而后效其说。英夷之说曰：“若要印度人不栽波毕，除非中国人不食鸦片；若要中国人不买鸦片，除非印度不栽波毕。中国人若以鸦片贸易同英国讲论，英吉利国王定肯禁止贩运，即印度栽种波毕之事，亦可停止，而栽种别物，仍可得税饷贸易之利。”（《澳门月报》）又曰：“有人言情愿断止鸦片一物，别开南边港口贸易可乎？我恐未必能行。”（《华事夷言》）是外禁之事，英夷亦未尝不筹画及之。但外夷惟利是图，惟威是畏，必使有可畏怀，而后俯首从命。故上者严修武备，彼有趸船，则我能攻之；彼有夹私，应停贸易则立停之。使我无畏于彼，彼无可挟于我，自不敢尝试。次者代筹生计，使彼即停鸦片，而上无缺税，下无缺财，则亦何乐走私之名，而不趋自然之利？请得而洋之：夷烟产自印度，而销于广东，其东印度种鸦片之地，皆官地，如中国盐场置官收税，不得私煎，除鸦片地税银四百余万元外，加以栽种时、开花时、取汁时、出口时四次收税，又凡五百余万元，共计孟阿腊岁税九百六十八万四千余元。又南印度之孟迈，鸦片税亦百余万元，除印度兵饷支用外，岁解英吉利国都者三百余万元，此其国最大之利薮。考康熙、乾隆中，准商船运吕宋、暹罗米入口者，每米万石免其船货税十分之五，米五千石以上，免税十分之三，即不及五千石，亦免税十分之二，并许商人运暹米二千石以上，议叙顶戴，此二国产米，不产鸦片，有利无弊。自后港脚夷船，援例岁运印度、新嘉坡、葛留巴米入口者，不下四十万石，多以鸦片寄趸船，而以米入口，由是粤海关裁抑之，但免入口米税，不免出口货税。今与夷约，果能铲除鸦片之地，改种五谷者，许其多运洋米入口，并援例酌免其货税，则夷喜于地利之不荒，其必乐从者一；粤东出口之货，则洋行会馆，每百两抽内商三分，而三分必增诸货价，其入口之货，则每一大洋艘至黄埔，官费及引水通事使费，约需银五千元，皆在正税之外，虽不明取于鸦片，而夷则失诸彼者偿诸此，我则收其实而避其名。今与夷约，果鸦片不至，则尽裁一切浮费，举以前此贡使所屡求，大班所屡控者，一旦如其意而豁除之，俾岁省数百万，夷必乐从者又一；彼国入口之货，莫大于湖丝、茶叶，出口之费，莫大于棉花、洋米、呢、羽，今中国既裁浮费，免米税，商本轻省，则彼国不妨于进口之茶、丝，出口之棉、米、呢、羽，酌增其税，以补鸦片旧额。此外铅、铁、硝、布等有益中国之物，亦可运多销，夷必乐从者又一。威足慑之，利足怀之，公则服之，有不食桑葚而革鸮音者乎？水师之通贿不惩，商胥之浮索不革，战舰之武备不竞，而惟外夷操切是求，纵获所求，且不可久，矧乃河溃而鱼烂，鸟惊而兽骇，尚何暇议烟禁哉？张奂之服西羌，班超之告任尚，此机会可乘，反以过急失之者三。
此皆未变以前事也，既变以后，则不独以夷攻夷，并当以夷款夷。国初俄罗斯争黑龙江地，构兵连年，圣祖命荷兰寄书俄罗斯，而献城归地。喀尔喀两部争衅构兵，诏命达赖刺麻遣使往谕，而喀部来庭。缅甸不贡，闻暹罗受封面立贡；廓尔喀未降，闻英吉利助兵而即降。故款夷之事能致其死命，使俯首求哀者上；否则，联其所忌之国，居间折服者次之。上年靖逆将军未至粤时，弥利坚夷目即出调停讲款，于是义律来文有“不讨别情，只求照例通商，倘带违禁货物，船货充公”之语，并许退出虎门之说。夫命将出师，不过因夷之索烟价、索埠地、踞虎门，今三事皆不敢违命，是不战屈夷，亦足以征朝廷折冲千里之威，非弥利坚居间，岂能有是？而利害未能陈明，章奏未能剀切，于是而英夷要盟，又于是而英夷败盟。是冬佛兰西兵帅，复以兵艘至粤，求面见将军，密陈军事，请代款，请助兵，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在此一举。而又迟疑之，支诎之，延及半载，始令赴江宁。则英夷款议已成数日，视弥利坚原议，相去天渊。故不款于可款之时，而皆款于必不可款之时，此机会可乘不乘者四。
此四机者，谨其始机，则鸦片不至流毒；乘其二机，则公司不致桀骜；乘其三机，则不以罢市兴兵；乘其四机，则不致款议失体。一误再误，三误于事前，四误于事后，经此四误，而鸦片之外禁不可行矣。今日之事，非内禁不可矣。内禁之不效有三：一曰不许告发也；二曰不速限期也；三曰不先黥后僇也。不许告发之故，在防诬陷。夫吸烟有瘾，贩烟有土，告不实有反坐，何患其诬？且有告发之令，则雇工邻右，人怀戒心，大厦深堂，皆无固志，虽有贪欲、贪利之徒，不敢再为尝试，其必效一。限期不速者，恐死刑太多也，不知期愈宽，犯愈众，昔宋臣宗泽守汴京，承兵燹之后，百物昂价倍蓰，泽念小民所急惟食，乃枭一饼师之首，下令平价，不三日而市价尽平。夫速则枭一人而万人肃，迟则刑千百而四海玩，果不果之异也。且烟瘾有限期，贩烟有何限期？但使沿海各郡县，每城立枭贩烟之首一二人，以令下之日为始，不俟限期，风行雷厉，其必效者二。吸烟未至限期，罪不至死，奈何？曰，有大清律刺面之法在。今再下令，三月不戒者黥，黥后再三月不成者死，以下令为始，十七省各出巡烟御史一人，专司有犯必黥之事。其缙绅富户哀求免黥者，许以金赎，不黥面而仍黥手。黥手逾期不戒，毋得再赎。如此则法易行，法必行。且在前次限期之外，岂得更议其期追乎？此必效者三。总之，法信令必，虽枷杖足以惩奸；法不信令不必，虽重典不足儆众。饮食不已，酿为讼师；小刑之刀锯不肃，酿为大刑之甲兵。圣人垂忧患以诏来世，岂不深哉！岂不深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