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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受列宁的再三督促，劝他到国外去养病，因为他的剧病的身体实已危殆万状了。他便于一九二一年的八月出国，先被送入德国的疗养院里去。本书此后的叙述，是关于这位作家自一九二一年到最近的大概情形。
说也奇怪，高尔基的异乎寻常的身体此次和剧病斗争，又从危境中获得了胜利。他在一九二一年初到德国未久的时候，有人在柏林街上为他拍了快镜的相片，上面所现出的简直是好像一个骨瘦如柴的尸身，面部瘦削得使人觉得只剩下一个鼻子和两个颊骨，两个暗晦无光的深陷着的眼睛，好像在告诉你精疲力尽的苦痛。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外表虽然是孱弱已极，而他的要生活和创造的意志，还仍然倔强地存在着。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作者的家年鉴》里面，曾载有他的一封信，他在这封信里，评及他在德国所见的事物，并论到德国对于经济和文化的恢复之宏大的努力。关于他自己的病状，他用半滑稽的口吻，这样的写着：
“最可崇敬的克洛斯教授（Professor Kraus）把我的这个古代的身体机构仔细诊察之后，发现这机构离开适宜的状态太远了：心脏的囊袋为着某种理由长大起来，碰到了肋膜，至于我的两个肺部，余下的只有三分之一，没有再多一些，这是我亲眼从爱克司光线相片上看见而可以相信的。但是更坏的是我的神经过敏以及过于疲顿的一切状态。因肺部的病状，暂时不能同时疗治心脏，所以我不往诺兴姆（Nauheim）去，将往黑森林（Black Forest）去两三个月。我不能说这一切能使我快乐，因为我殷切地要工作，非常殷切。此处的环境很能刺激人要工作；德国人工作得那样的热烈，勇敢，聪明，一个人的敬意不能自主地要对他们增加起来，不管他们是‘布尔乔亚’。”
其实到了此时，高尔基已习惯于从“致命伤”的剧病里，不可思议的恢复起来。他很多次都准备一死，所以他对于不可免的末路，只淡然处之，不因此动心。不过在别方面，他具有这样神秘的恢复元气的能力，却被他的敌人作为藉口，骂他是假装患病，存心欺骗。在帝俄时代，每遇他的朋友们替他向当道说项，或是请求改善狱里的待遇，或是请求准许到克里米亚去疗养，都以他患病为理由，而沙皇的警察对于他的病总是怀疑着。近几年来，逃居国外的白俄，也多方揶揄高尔基，说他假装身体有病，不住在俄国。
高尔基一到了病体允许他不必再由“最可崇敬”的德国医生监护的时候，他就移往他所最热烈爱好的地方去，意大利。他到意大利后，住在加波·的·索棱托（Cape di Sorento）借自一位公爵的别墅里。墨索里尼的统治，对他总算没有多大的麻烦。有一次高尔基所住的别墅被搜查。他的秘书柏德堡男爵夫人有一次将离开意大利时，也被搜查，她所带着的许多信件和文稿，都被警察取去。据当时驻意的苏联大使所说，这种侮辱的行为都是白俄从中作祟。高尔基写了一封抗议的信给墨索里尼，打算立即离开意大利。墨索里尼向驻意的苏联大使对此事加以解释，并允许以后此种“误会”不致再有。这是高尔基在意大利所遇到的唯一的不愉快的事情，但是经墨索里尼解释之后，他便不再把此事放在心里。
因所住的这个地方的适宜，大大地增加了高尔基的惊人的工作力量。他在加波·的·索棱托的文学产品，包括几千页的小说，回忆录，批评的文章，种种著作的弁言，新闻纸上的论文，此外还有他的编辑的事务以及多量的通信。他通常总在编辑某种定期刊物或某种丛书——由西方文学翻译出来的作品，或是由苏联各邦文学翻译出来的作品。他收到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人的信件和文稿，每以百计，他都很诚恳地阅看并答复那些信和文稿。
诚然，在这许多信件里面，有些信的内容是无关紧要的琐屑事务，或奇奇怪怪的事情。有一个人因看了阿思托罗夫斯基（Ostrovsky，俄国十九世纪的著名戏剧作家）所著的剧本《森林》，受了很深的感动，他自己便在四天里面写了一篇剧本，内容不但是抄袭阿思托罗夫斯基的著作，而且乱抄乱改得使人完全看不懂，还贸贸然寄给高尔基看。还有一位君子，在他的信里自荐，说他是一个“专业的贼”（即以偷窃为专业），并说他的大名“在三个国家的侦探里面，都久已著名的”。又曾有一次接到一个不相识的人寄来的一封急迫委托的信，请把里面所附着的一封信立即转交给《礼拜堂的人们》的著者勒斯科夫（Niko-lay Leskov，十九世纪的俄国名小说家）。高尔基把这封信给来访问他的一位朋友看，并现着滑稽的失望的样子喊着说道：“我怎样能够把这件东西交给勒斯科夫，而且还要‘立即’交去？”
但是大多数写给他的信，都是从苏联生活的深层里来的，都是由乡村和工厂里的新闻记者，及怀着希望的许多作家寄来的。从他们的艰难的努力中，高尔基看清了新俄的真面目。高尔基由自己的经历而知道作家的甘苦，所以他对于后进作家的文稿，无不异常仔细地阅看，和他们讨论他们的作品里的优点和缺点。最近出版的苏维埃作家的自传里面，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承认他们对于高尔基的铭感。高尔基对于文学作品的兴趣不限于本国，对于西方各国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散文或是诗歌，他也博览群籍，无所不窥，虽则他对于外国文学只能阅读翻译的作品。
这种种繁重的工作，已够费时间了，但还不止此！倘若你再知道于这种种繁重的工作之外，高尔基对于科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最新最近的学说，乃至卡兴（Marcel Cachin，法国的现代政治家，法国共产党的一个领袖）或美国的上议院议员波拉（Senator Borah）最近的演词，都很熟悉，你不得不惊奇这许多事情他怎样能兼顾得到，而且都是尽了他的最善的努力：从儿童时代起，他做工作就要尽他的最善的努力，无论所做的是烤面包，或是搬运货物，或是编辑一种杂志，或是写一篇小说。
但是他却也知道怎样的玩。当他在意大利那个别墅里居住的时候，约在下午的两点钟，他的工作就完毕了，此时他坐在广大而风凉的书房里，很闲暇地和他的朋友谈天，对于任何有趣味的题旨，都谈得津津有味。倘若此时他不在书房里，你可在花园的末端寻着他，看见他立在一块峭岩的边上，望着渔船的经过，或看着敏捷灵动的凿石匠悬吊在斜坡上，用他的凿子向峭壁上凿着，你若于此时坐在他的旁边攀谈起来，你可以听到他对于人类苦工的痛快的谈话，这种谈话，往往要引起他自己做工人时的种种经验的回忆，越谈越有劲儿。用茶点后，天夜了，他往往还向海港散步，有时发起和朋友到索棱托去作短旅行。就是他独自一人留在家里，他也孤寂地常在洋台上盘旋着许久的时候，吸着夜里的气味，倾耳静听着夜里沉默中的种种声息。
到了一九二八年的三月，高尔基六十岁了。他的六十岁的寿辰庆祝，是俄国的一件全国的事情；政府当局对于此次庆祝的赞助，以及庆祝典礼的严肃，实超过同年九月间所举行的托尔斯泰的百周年纪念。高尔基自己此时虽不在国内，但庆祝他的寿辰的演讲和文学，其热烈的程度，并不因此而有所减少；也许他此时因不在国内，反而可以不致感到受窘。他在加波·的·索棱托接到各方来的祝词，和各报以及各种著名的周刊为他寿辰所出的专号，以他欿然不自足的态度，或许不免赧然，但较之亲身在国内受窘，轻得多了。他平日虽出于诚意的不喜公共庆祝的铺张行为，但在他三十五年的文学工作上努力之后，大众对他有如此的认识，也不禁感到愉快。尤其使他满意的，大众对他的祝贺，不仅仅把他看做作家，并把他看做一个奋斗者。他和基德（Andre Gide），发赛曼（Jacob Wassermann），史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及其他世界文艺界名人一样，受着国家，公共机关，以及和他们没有关系的种种团体和个人的崇敬和祝贺。高尔基在此次寿辰中所受各方的热烈的祝贺，其范围之广，尤属空前。里科夫（Rykov）代表苏联，布哈林（Bukharin）代表党，和列宁大学，艺术学院，科学院，全俄劳动及专业工会，以及其他自谓和高尔基都有密切关系的机关和团体，都争先恐后的对这位作家表示热烈的祝贺。无数的工人的团体，对于这位“他们的自己人”的成功，也纷纷表示他们的快慰和自豪，那是不消说的了：其实由各方面来的祝词，差不多都注重高尔基的功绩在乎他是一位“普罗作家”。
高尔基对于科学和科学家是异常敬重的，所以他在此次寿辰中最深刻感动的，是展读由俄国各种科学机关寄到的祝词。他在答谢科学院院长卡宾斯基（A. P. Karpinsky）的祝词，曾提起他“对于俄国的科学和科学家的无量的钦佩和崇仰”，并说他的这种“钦佩和崇仰”自青年时就有的，在那时候（即青年时），“半野蛮人”的他，刚才知道实验科学和科学家的辛勤努力所成就的奇迹；这种奇迹，增加了人类的思想和意志的力量。他在这篇答词里的末了这样说道：
“在已往的十年里面，俄国科学家的辛勤的工作，已有了伟大的效果，这是无须我来饶舌的；但是我以一个俄国人的资格，对你们和其他为科学而努力的诸君，敬致其尊崇和感谢的意思。”
受大众一致崇敬的俄国科学家鄂尔敦堡（Sergey Olden-burg），当时是科学院的永久秘书，在高尔基的寿辰那天，曾经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登在《新闻报》（"Izvestiya"），还有一篇登在《真理报》上。一篇的题目是《高尔基和科学》。他在这篇文里叙述高尔基在文学方面的贡献，在结论里他说，假使高尔基不成为一位艺术家，他一定要成为一位科学家，因为他具有“要努力于科学的工作所必须有的重要条件”，那就是：“他的全部生命，继续不断地要求他对于人生的现象和周围的世界，有着清醒的态度。”还有一篇的题目是《高尔基和科学家》，在这篇文里，鄂尔敦堡教授提起俄国研究科学的人对高尔基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及一九二〇年的饥荒时期为他们所做的工作，都怀着恳挚的铭感。当时全靠高尔基和列宁的友谊，极力替他们设法，才能替他们领到例外的口粮；虽则当时的统治阶级对于知识分子都存着怀疑的心肠，幸有高尔基从中斡旋，居然得渡过难关。在常态的时候，要人们感到这种例外口粮之可贵，是很困难的，但在饥荒的那几年里，情形却大不同，“一磅的黑面包的价值，都有无从估量之概，因为区区一磅的黑面包，常等于一条生命的价值。”鄂尔登堡还说，高尔基自己在当时虽在病痛中，而且自己还吃得不够，但替科学家们设法弄得供给品，却不知疲劳，拚命的干着，除例外的口粮之外，还有书籍哪，仪器哪，乃至于出国旅行的津贴等等。
上面提及各方对于高尔基六十寿辰的祝贺，差不多都以“普罗作家”相推崇。关于他的这个衔头，此处颇有略加解释的必要。布尔希维克革命成功之后，就有一班人极力主张，凡是不含有十足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普罗列塔利亚的性质的事物，都一概要在铲除之列。有一班布尔希维克党人喋喋不休地说他们需要创造并拥护“普罗文化”，“普罗文学”，“普罗剧院”，以及其他种种无限的普罗什么，普罗什么。列宁和托罗资基对于这类的名词都不以为然，加以讥讽，尤其是列宁，他依着他向来所习惯的直截爽快的态度，劝他们停止这样的“饶舌”，说在梦想把普罗文化代替布尔乔亚的文化以前，先要赶上布尔乔亚的文化。列宁虽有这样的表示，但在一个“普罗列塔利亚独裁”的国家里，“普罗”这个字，继续不断地有它的吸力。当时发生了一个叫做《前哨》的文学派，因为他们出有一种刊物，名叫《前哨》。该刊靠着排斥一切，不稍容忍的激烈态度，藉以掩饰其内容之枯躁和浅薄。这班人自命立在“前哨”，为普罗意识形态的保护人，断然主张，在一个普罗列塔利亚的国家里，“非普罗的文学”没有地位；还有那些作家，只不过是新秩序的“同路人”，而不是新秩序的十分忠诚的拥护者，在这个普罗列塔利亚的国家里，也没有了地位。上面已经说过，这班人在言论上的咆哮，胜过他们的天才和逻辑，但是和在别的地方一样，在当时以忠于普罗的名义为号召，一般民众仍有人听他们的话。
高尔基也逃不过这班热狂者的吹求。他们在刊物上的许多文章里及文学的教本里，都对高尔基作一番查究，结果断他不够资格做一个普罗作家。在他们所举的证据里面，提起他幼时是在一个小布尔乔亚的家庭里面养大起来的；在他成为作家以前，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漂泊者和马浪荡的生活里，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工厂里的工人。讲到他的作品，他们认为对于普罗人物的描写都是失败的，把他们写得甜蜜蜜的，把他们写得不真确。他们又谴责他在革命前所著的小说专讲已往的问题和景象，并非描写光荣的现在。此外他们还追究他的异说，背叛，和不忠，那更不消说的了。他们宣言高尔基仅是一个“同路人”，说他不但是住在外国，而且是住在布尔乔亚的西方。
一九二七年十月，莫斯科共产学院的文艺系开了一个严肃的会议，纪念高尔基的文学事业的三十五周年。他们把致高尔基的正式贺词通过之后，即开始演讲和讨论，参加的人非常起劲，以致一次开会还不够，在第二天的晚间又开了一次。这两次开会的纪录，曾经发表于共产学院所出版的《邮报》（"Vestork"），内容虽有诚恳的和评判的分析研究，但也有不少仅是学术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常谈，讨论的内容比较的还算宽和，那是因为“前哨派”的代表刚巧生了病，在当时未曾出席参加。
同时俄国的大众对于高尔基的著作的兴趣，一天一天的增高，这只要看各图书馆的报告就知道的。有几个特富于“阶级意识”的团休，听到有人对高尔基的普罗主义加以攻击，颇觉奇异，尤其是鉴于列宁曾经再三断言高尔基是个最先的普罗作家。在一个伏尔加的小镇里，有一个这样的团体决定对此事作大胆的查询；他们写了一封直接的信给高尔基，老实问他是不是一个普罗作家。高尔基的回答，表现他向来对于通讯的诚实的态度，同时并显露了关于他的信仰的有趣味的坦白表示。现请撮述他的复信一部分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同志们！
“就我个人方面说，我并不重视批评家对于我是‘普罗作家或非普罗作家’的争论。在我所收到的联邦中各处的工人寄给我的许多贺词里面，他们一致的称我为‘我们的自己人’，‘普罗列塔利亚’，和‘同志’。这些工人们的呼声，在我看来，当然比那些批评家的呼声更有深刻的印象。这些工人们把我看作他们自己人的一个，看作他们的‘同志’：这是使我感到不胜荣幸的一个事实，这是我的最伟大的荣誉，是我真正可以自豪的事情。
“讲到‘普罗列塔利亚’这个名词，依我看来，并不能适合于苏联里面劳苦阶级的实际状况。你知道，所谓‘普罗列塔利亚’，其意义是指只靠个人的工资生活而没有其他维持生计方法的一阶级中人。现在我们的劳苦大众已把政权握在他们的手里，他们已渐渐地具有了全国的经济，具有了我国的一切实物，在这种状况之下，‘普罗列塔利亚’这个标志，还再能适用于苏联的工人和农民吗？
“你们问我：‘用什么标志，我们能界说一个真正的普罗作家？’我想这类标志的数量并不多。其中重要的是：这种作家对于凡能由外面或内部压迫人的每件事物，都痛恨；对于凡能阻碍人的能力的发展和生长的每件事物，都痛恨；他对于懒惰者，寄生者，谄媚者，卑鄙者，以及其他各种各式的无赖汉，都不稍顾恤的痛恨。这种作家对于人的敬重，是把人看作创造的源泉，看作一切事物的创造者，看作一切世界上奇迹的创造者；是把人看作对于自然界的基本势力的斗争者，‘第二’自然界的创造者，由于他的劳苦，科学，和技术，创造这样的‘第二’自然界，由此使他自己不致白费了他的体力，这种体力的耗费，是在无产阶级国家里所认为无意识的凶暴的行为。这种作家诗意化着集团的劳动，这种劳动，旨在创造新式的生活，绝对排除人对人的奴役，以及人对人的荒谬的剥削。这种作家的赞扬妇女，不是把她们看作生理上享乐的根源，却看作人生困难事业中的忠实的同志和助手。我们寻常对于成人所做的事情，我们自己当然都要负责的；这种作家对于儿童的态度，也和对于成人一样的负责。这种作家，努力用种种方法，增高读者对于人生的劳动的关系，鼓励他们深信自己有力量，有能力，克服凡是阻碍人类了解人生伟大意义的事物，克服凡是阻碍人类了解劳动的重要性和快乐的事物。
“简单的说，这就是我所认为劳动界所需要的一种作家……”
高尔基对于布尔希维克，虽仍然有着评判的态度，而且他自己也不是正统派的共产主义者，但他对于他们的同情是决然无疑的。布尔希维克党人对于他也富有同情。这同情心既发自两方面，高尔基对于本国新生活的建立应有怎样的合作，不得不有相当的确定。他的这种合作，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干呢？倘若认为高尔基的价值是在乎文学上的作品，那末他对于本国的最大的贡献，只须尽用馀下的若干年于创作的工作就够了。但是依青年的苏维埃国家看来，高尔基不仅仅是个伟大的作家。他们把他看作一种象征的人物，认为由他可以显示一般下层民众也可以达到文化事业的最高峰，认为他好像一个桥，由已往经过一种热烈的暗中摸索的现在，达到光明的将来。因此他们不以高尔基在国外著述为满足，都要求他要回到本国来。俄国的大众都喊着：“我们要高尔基！”他们所要的是高尔基亲身在俄国。表示这样要求的还有知识阶级，还有政治的领袖。在高尔基的六十寿辰将举行以前，及正在举行的时期中，在许多纪念的文章和祝词里，大多数都郑重提出这个要求：高尔基必须回来。科学院长卡宾斯基，科学院永久秘书鄂尔登堡，教育委员长卢纳卡斯基，人民委员会委员长里科夫，《真理报》主笔布哈林，还有其他苏联的代言人，也都一致的表示这同样的请求：高尔基必须回到本国来，亲眼看看当他不在国内的时期中本国干了什么。布哈林在一篇文章里——题目是《我们所要于高尔基的是什么》——指出俄国需要像高尔基这样的一个作家来描写现代的生活。关于高尔基能胜任这种工作的资格里面，布哈林特别提出的是高尔基“是文化和劳动的热心提倡者，他常把劳动看得异常的贵重，认为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所不能相比的。或许没有人能比高尔基，更敏锐地感觉到有建设力和创造力的劳动之最可令人感动；没有人能像这位普罗作家，感觉到劳动之伟大的革命意义。”布哈林更进而描述当前的情形，他说：“建设的热度正到了最高峰。我们的苏维埃的‘蚁山’上之忙碌震动，为从来所未有。人们正在移动巨大的岩山，做着傻子的工作，做错了就改正，再错了再修正，便学习便研究，改造周围的每件事物。并且改造他们自己——但是我们还未有关于这个伟大的新时代的大幅的油画！”他接下去就慨叹当时文学的消沈；缜密的观察者，和对于当前复杂的情况能作适当的估价者，这种人材，他觉得都太缺乏。他最后在结论里说道：“依高尔基所具备的资格，他能补上这个极大的缺憾。我们的联邦，我们的工人阶级，以及和高尔基发生了多年关系的我们的党，都等候着高尔基的回国，把他看作和我们情投意合的艺术家。因此我们希望他回到本国来：他必须回到我们这里来，为着工作回来，为着伟大的，良好的，荣耀的劳动回来！”
高尔基原来屡次想回国去看看，但因为养病和文学的工作所阻挡，未曾实行，而致屡次延期。现在他听到国内各界这样殷切地盼望他回国，他过意不去，不得不回国去走一趟了。他自一九二一年于病势危殆中离开俄国以来，转瞬七年了，于一九二八年的春季，又回到俄国。倘若他当时要顾到他的健康和适当的工作环境，他便不回来。当时他以六十岁的患着肺痨病的人，正在著作《四十年代》的一种小说，俄国的气候和可预期的欢迎他的种种酬应的麻烦，都要增加他的病的。但是他终于不忍过拂俄国大众对于他的渴望，毅然地回国了。他此行不无冒险的性质，在俄国立于领导地位的人们也有感觉到的。所以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欢迎高尔基的文章里，对于仰慕他的人们，曾有这样的警告：
“各方面对于高尔基的欢迎的热潮，正在汹涌着。他所应得的个人的凯旋，正在等候着他。将要包围着他的许多群众里面，各人都要想抢到前面去，挤到近处去瞻仰瞻仰高尔基，去和他握手，去和他说几句话。他已经被无数的社团及各界的团体举为名誉会员了。渴望他回国的诚意，将于许多集会里面表示出来。这诚然是一种可以了解的正当的渴望。但是我们要警告仰慕高尔基的人们：他所贡献的是文化的价值，我们也应该把文化的价值来看待他。我们必须爱护高尔基的健康和体力。”
高尔基回国后所受的麻烦，就是一个比他年青，比他强壮的人，也要觉得受不了。随时随地都有人来请他去，他都不忍拒绝。他对于无数的欢迎会，全体大会，宴会，对于各工厂各机关及各兵营的访问，对于剧院的特别表演，和政府各机关的严正会议，费了他的许多精神。他所以还能支持者，全是由于受着国人的有传染性的热诚所感动，和对于这些经他观察并谴责了四十年的俄国人的慈爱。此外也使他不禁感到愉快的，是看到全国对于他的欢声雷动，至诚感人，而在这同一国里，不久以前，他所看到的只是监狱和迫害，现在他旅行到东，到南，到北，他所碰到的是高尔基街，高尔基广场，高尔基孤儿院，还有什么高尔基车——这是在俄国四等火车的普通名称。这位老漂泊者的疲劳的心里感觉到安慰的，是在他重新到的各地，总看见对于他表示敬爱；糕饼工会，建筑工会，以及其他无数的工会，都把会员的卡片证，赠送给他，还有许多人把本国的普罗贵族所制造的礼物送给他，红军还送他一枝来福枪，选他做名誉会员……
在这样的狂热的欢迎中，高尔基所遇见的新秩序中的各种情形，都使他受到很深的感动，他总是继续着重复说道：“真可惊奇！真可骇异！”他看见有人表示他那样惊奇狂喜得好像过分，有一次他在国立出版局的会议席上不得不解释道：“你们住在本国看惯了，不觉得已做了什么伟大的工作。这种伟大的工作，我就在每条街上都看得出，甚至从每个莫斯科的路上行人身上都看得出，他们的走路的样子，也和十年前不同了……”总之他所看见的事物都表示革命已在人民的心理上有了深入的影响，普通的人都从糊涂和呆滞中振作起来了，高尔基向来对于普通人的厌恶也涣然冰释了。他在从前曾经看过大多数人民里面的黑暗，野蛮，和人类尊严的缺乏，现在忽而看到文化进步的种种现象，例如工厂的俱乐部和剧院，乡村的阅报亭和无线电收音机，东方字母的罗马化，忒科曼民族和阿慈柏格民族的妇女面幕的废弃，以及在健全的环境中，以工艺技能授与妓女与犯人，使他们得到解放——他看了这种种，当然喜形于色，不能抑制了。
他沿着伏尔加河旅行，去看尚在建造中的伏尔加顿运河，每停在一处，即有一群工人聚起来欢迎他，并请他演说。他的话不得不简短，而且常要说着老话，末了总是这样郑重的说道：“研究，忍耐，工作！最最重要的——工作！”他看见他们对于他的热情的表示，常觉得深刻的感动，他的眼眶里总很容易地涌满着热泪。孟希维克在外国的报上的通讯，用讥诮的口吻写着，说高尔基由尼斯尼诺伏格拉沿伏尔加河下驶的时候，关于他的多量的眼泪的传说，轰动了伏尔加河的下游，以致惹起大家的戒备，都这样相语道：“高尔基就要来了！留神，伏尔加河要泛滥了！”他的轮船于早晨四点钟驶到了萨拉托夫，有一大堆的码头脚夫来迎接他，要和他们的这一位老同事谈谈。
这年的秋季，高尔基的健康又开始衰弱，依医生的警告，他再离俄国，到意大利去。第二年的春季（一九二九年）他回到莫斯科，同年的冬季，又住在加波·的·索棱托。自从此时起，他常常来往于俄国和意大利两国，这样来来往往，对于他倒很适宜，使他仍能努力于创作。他仍在继续写他尚未完成的小说《四十年代》，该书第三卷最近已出版，其中故事叙述到一九〇六年的中段；他打算于此书结束时写到列宁的死。
自从一八九二年九月二十日他在《高加索》日报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以来，到一九三二年九月廿五日，整整的继续了四十年的著作生活，小说戏剧等创作共达一百六十余种之多，苏联全体和全世界的进步的作家，思想家，科学家，为着纪念这位六十四岁还在努力创作的革命文豪的功绩，在这一天举行了世界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盛大的庆祝典礼。同日起，在一星期里面，苏联全国各戏院竞演高尔基的戏剧，各影戏院放映以他的历史做题材而摄制的影片《我的高尔基》，和他的作品电影化的新影片；国内各地的街道，建筑物，图书馆等等，改以“高尔基”为名的，不可胜数；世界各国的文学团体，都举行高尔基夜会，刊行“高尔基专号”等等。九月廿六日，苏联塔斯通讯社曾由莫斯科发出这样的一个电讯：
“尼斯尼诺伏格拉镇，今后将以‘高尔基’为名，此为昨夜高尔基著作生活四十周年盛大庆祝会中所发表的新决定，因为他生于该镇，且在此地度他的少年时代的生活。会中同时发表以苏联政府最高荣誉的‘列宁奖状’赐给他，改称莫斯科艺术剧院为高尔基剧院，并在各级学校创立高尔基奖金。到会参加庆祝的有苏联政府的领袖，苏联的文学界，艺术界，戏剧界，各公共团体及各工厂的代表，各国使馆的人员，和外报记者。在主席台上的有史太林，加里宁，摩洛托夫等等党政领袖，苏联及国外的文坛代表，法国名作家巴比塞亦远道亲来参加。当高尔基入场时，会众发热烈的欢呼，先由加里宁代表政府及党行开幕礼，向高尔基致正式贺词。随后党代表斯台兹基演讲高尔基的生平及著作，称他为‘代表大众奋斗而创造新世界的最伟大的作家’。人民教育委员长波勃诺夫代表苏联的全部文化劳动者及百万学生，向高尔基致敬礼，说他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奋斗，乃劳动者全部解放奋斗的一部分。演说完毕，即发表上述的决定。高尔基于会众再度热烈欢呼中，起立致答词，先向会众恳切致谢，随后勉励苏联的青年努力研求知识，他说：‘只有知识能坚固青年对真理的信仰，而此种信仰，即改造旧世界的紧要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