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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日报》停办之后，高尔基专注他的精神于拯救文化的工作。但在这方面，他所要应付的却是一件繁重而艰难的工作，虽则不含有政治的性质。鉴于文化的缺乏为俄国一切罪恶的源泉，他此时特委身于这个似乎新区域的工作。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之后，原为俄国在表面上绷场面的上层社会，即所谓知识分子，或由于强迫，或由于自动的抵制，都退到无关重要的地位里去了。而一般大众，第一次起而为统治阶级的核心，却大多数是知识落后的，一字不识的，懒惰惯了的，关于西方文明的最基本的要素，他们都是茫然莫名其妙的。高尔基乃起而领导许多为各种文化目的而努力的机关，尤其重要的是关于成人的教育；在革命之后，成人的知识荒大大地增加，要供给这个需要，凡是可以利用的已受过教育的男女，都负着繁重的担子。
在未受过教育的大众，一旦获得权力之后，凡是可以引起回忆从前统治阶级的事物，自然都要唤起他们的怀恨。在这种情况之下，高尔基不怕疲顿地再三劝他们要保全，并爱护还得存在的纪念物和艺术的实物，再三用简易的说法，解释这些东西虽在从前是属于压迫阶级，现在却是人民的财产。在布尔希维克当权之下，高尔基的这种工作尤其艰苦；这个时候，个人的收藏都被充公归为国有，需要有组织的管理，窃为私有的还不必提防，尤其要提防的是对于艺术品的糟蹋，无论是出于有意的，或是出于无心的。出身平民的高尔基，对于平民有彻底的明白；他虽知道他们有可爱的，诗意的，仁爱的特性，但同时也感觉到在他们的孩子气的天真烂漫的性情后面，潜伏着兽性。所以他并不奇怪，当他听见珍贵的图书馆里的书籍和文库里的档案被大众毁坏，拿来卷纸烟及其他更荒唐的应用。他尤其时常深刻的感到国宝之需要保护，当他亲自看见例如下面所述的现象：
“一九一九年，在彼得格拉开了一个‘穷苦村人’的会议。有几千由俄国北方各省来的农民到了，其中有几百人就住在从前罗曼诺夫皇族所住的冬宫。会议开完之后，他们都回去了。事后才发觉他们不但把宫里的浴盆都弄得污浊肮脏，甚至于把许多极珍贵的花瓶——有的是色佛尔（Sevres）的名瓷，有的是萨克森（Saxon）的名瓷，有的是东方的名瓷——拿来装大小便用。他们的这种行为，并非出于必要——宫里的厕所都好好的在那里，水管的效用也没有坏。不，这种恶行，是要毁坏美物的欲望之表现。在两次革命及世界大战里，我曾经数百次看见人民有着这样毁坏美物的黑暗的和报复的渴望。”
关于高尔基在保全文化的工作，其中尤其困难的是对于文化上有贡献的人物之保护。他不再从事于政治的批评之后，布尔希维克很欢迎他做知识和艺术方面的工作。他在这方面和他们的合作无论是如何的有限，在他们都觉得非常的高兴。但是到他所欲保护的不仅是纪念物，或书籍，或油画，或大礼拜堂，并要保护活着的科学家，诗人，和剧本作家，倘若他们不是布尔希维克党人，那他便要遇着很大的阻碍。这班知识分子，在布尔希维克统治的最初几年，一般民众听了是最觉得讨厌的。这是因为有许久时候，知识分子里面有大部分对于新的秩序总是力谋破坏的。凡关于国难中的种种祸灾，如敌人的围困，从前的广土的帝国致于缩成内地的小国；敌国加以经济的封锁，欲以饥荒强迫俄国屈伏；各敌国进攻俄国的土地；社会革命党党人对列宁开枪；粮食和货品的缺少：都归咎于知识分子的从中作祟。这些人既被猜疑对于新政府作对头（常是确有事实上的根据而并非冤枉的），高尔基遇着要替他们说情的事情，更感到极端的困难。
在新经济政策尚未被采用的前几年里面。知识分子所处境况之可怜，实较苏维埃共和国里其他公民为尤甚。固然，当时各阶级都受着种种的苦痛，例如干涉的战争，内战和随着内战而来的残酷和穷乏，运输的瓦解，工业的停顿，土地的荒芜，以及各城市的饥荒。尤其凄惨的是因为文明的基督教的各国禁止金鸡纳霜，或其他医药，输入反教的布尔希维克的土地，以致受伤的兵士，妇女，和儿童，没有麻药用，宛转苦楚于外科的手术之下，这种惨苦的现象，在近代的名词里有什么名词可以形容得出来？但是更困苦的是自由职业的人们，因为他们于物质的形休的痛苦之外，又加上心理的和精神的痛苦。例如乐谱作家格拉素诺夫（Glazunov），面有菜色，骨瘦如柴，衣服褴褛。当英国小说家及历史家威尔士（H. G. Wells）飞游俄国的时候，格拉素诺夫向他请求西方的援助；他所请求的不是粮食或衣服，虽则两样都是他所迫切需要的东西，而他所恳求的却是他能够在上面写着所著乐谱的纸张。此事还能使人了解。至于大生理学家帕甫罗夫（Ivan Pavlov）所受的苦痛，更如哑子吃黄莲，说不出的苦。这还不是因为他要在一个没有火炉或电气的房间里，穿着皮衣，戴着皮帽和手套，做他的实验；也还不是因为他留心照顾他自己的一小包番薯，免被其他垂涎欲滴的同事拿去装到饿肚里面去，把他的唯一的粮食掠夺去。他的唯一的哀诉，却是他的宝贵的时间要耗费于司阍的职务。我们要记得，在那个各人绝对平等的时候，每个公民都须工作，而且只有劳动的手工才够得上称为工作。直到一九二〇年的八月，我们还可以在科学院里的墙上看得见布告，说每个雇员，无论他是科学家，或是看门的人，都须轮流着看守该院前面堆着的木柴，每次轮流着看守六小时。我们只须想，希庇亚斯（Zinaida Hippius，俄国的女诗人及散文作家）在她的日记里，记载她每天也要轮流在街上走立着看守三小时，这在她是觉得怎样的痛恨。这个时候正是布尔希维克预料白党要在彼得格拉袭击，而希庇亚斯却也正在等候白党的到来，竟把他们视为救主一样！我们还可在她的日记里，看到当时的知识分子于饥寒交迫中被征去在狂风雪窖中做苦工，掘濠沟，受着苦不堪言的驱策和侮辱。
这样，知识分子除受着一般的痛苦外，还须忍受道德上和精神上的侮辱，常被疑为新秩序的仇敌（有时确有正确的根据）。无怪在那个艰苦备尝的年头里，“用脑力的工作者”的死亡数量，比一般公民被牺牲的数量，超过了五六倍。仅就一九一九年一年而言，据科学院的纪录，该院会员死去的就将近五十人之多；此外还有许多失踪，为该院所无从探悉的。就承认有些是由于年老的自然的原因而死的，但在科学院会员里面，明明是由于“缺乏滋养”和“过用体力”（均该院报告中语）而死的，其数量也就很可惊了。智力工作的每一部门，都受了很大的和过早的损失。当时新统治者对于智力工作者的价值之茫无所知，只须看高尔基忍无可忍，在他所著的《什么是科学？》一文里替这班“哭丧着脸”的先生们大声疾呼，可见一斑。高尔基在这篇文里所注重的要点如下：
“一国的基本财富是在脑的总量，是在这一国所培养的和渐集的智力……所以最为重要的是人民必须有足够的科学的工作者，这些科学家的生命不可被不讲理地虚耗掉……倘若我们强迫一位熟练的用脑力的雕刻家去洗污水沟……驱逐一个化学家去掘濠沟，我们不但是犯了愚蠢的错误，简直是做了犯罪的行为……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学者的工作是一切人类的所有物，科学是最无偏袒的领域。我们必须珍视科学的工作者，把他们视为一国的最有生产效能的可宝贵的‘力’，因此我们须为他们创设适宜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面，能利用种种方法，使他们的这种‘力’获得容易的发展。一个学者的过早的残废或死亡，是一国的最大的损失，这一点，在工人的政府尤其应该明白的……现我把已往几个月内死去的科学家列单公布；你看了这个名单，便知道我国里科学的‘力’之损失是怎样的重大。倘若学者的死亡照这样的速率继续下去，我国的脑子将完全被夺去了……在这样困难的时候，科学家的生活在物质方面的情形是可怖的，在道德上也感到深刻的痛苦，因为一个自觉有移山力量的人被强迫去拿起一些沙，这是多么可痛的事情。可耻的种种阻碍，例如没有工作时用的灯光，又如饥寒，使可以富国和可以使得民众享到快乐生活的科学上的大发明，因此不得进行，这是一件罪恶。因为这种事实表示：我们对于有创造力的科学的事业之深切的意义和显然的效用，都缺乏了解。”
今日苏维埃的科学家都说，国家对于科学的研究作尽力的资助和鼓励，为从来所未有。不过在现在执政者初得政权的当初几年里面，关于这方面的情形，显然是两样的。尤其令人奇异而钦佩的，是虽有上面所说的种种困难，俄国知识分子里面的大多数并不失却他们的创造力的推进。他们虽然陷于完全孤立的地位（虽曾企图和西方的知识分子联络，结果失败），虽在极残酷的穷乏的苦境中，虽统治阶级对于他们没有同情和信任，使他们感到可痛的侮辱，但是俄国的“用脑力的工作者”仍坚忍地干着，在实验室和实地试验的场所里面，在探讨和发明方面，以及在音乐的和文学的创作方面，仍产生种种的效果。只要举一个例子，便可见此类万苦中的奋斗精神：当时因为缺乏印刷的材料和器械，竟有作家把论文或小说写在包东西用的破纸上面，明知写了之后没有出版的机会，他们也不管！再想象在彼得格拉和莫斯科举行的那些“文学晚会”，在这样的晚会里面，第一流的作家因为他们的著作无法印行，而又不能静默以终，只从奇奇怪怪的小纸片上，把他们所著的散文和诗词，读给那些不仅患着面包荒的许多听众听。
高尔基对于减少知识分子的苦痛的努力，不仅在著作劝告的文字，他并设法获得政府的核准和资助，设立改善学者境况委员会，由这委员会办理发出智力工作者的特殊的粮食券，并创设一个“学者的家”，里面有寄宿舍，有演讲厅，此外还设立疗养院和夏季避暑的地方，开了几家店，特别用来供给鞋子，衬衣，及其他衣服。依着相类的情形，又设立了一个“作者的家”，一个“艺术的家”，但是当道对于后两种组织的会员，防备得比“学者的家”中的人物来得厉害，所以对他们所享受的权利，也加以更严的限制。和高尔基自己同业的一班人，他却有更多的机会帮助他们。此时适遇政府要出资编行《世界文学》丛书，古今各地名著都包括在内，要印来分给一般人民阅读的，即由政府聘请高尔基主持其事。这是一件伟大的工作，高尔基既担任主干，他很愉快地有着机会帮助他的同伴的作家，因为可以请他们担任由外国文译成俄文及编辑等工作，由此可给他们以报酬。
邱科夫斯基（Korney Chokovsky），是当时一位负盛誉的批评家和教育家，曾担任翻译吉卜宁（Kipling，英国作家），惠特曼（Walt Whitman，美国诗人），以及其他作家的名著。他曾追述当时和高尔基接触中几件有趣的轶事：
“我们这班作家当时常和高尔基见面，他此时简直成了彼得格拉一切著作家的非正式的会长了。他是《世界文学》丛书的主干，是艺术的家，历史油画组，文艺工作者协会，以及其他许多文化机关的领袖。他不但做了我们的一切‘委员会’的主席，并且对于我们的困难和需要，他都负起责任替我们设法解决：例如遇着我们里面有一个人生了一个婴孩，他就替他设法获得一个乳瓶上的乳头；遇着有一个人患了伤寒症，他又忙着设法替他在医院里寻得一个地位疗养；遇着有人要到乡间去休养几时，他便忙着写信给种种机关，替他索取特许应用塞斯托列资克（Sestroretsk）休养所的许可证。
“我想假使有人把高尔基替俄国作家写给种种机关的许多信搜集起来，一定可编成很可观的五六卷的书。在这个时候，高尔基没有工夫作小说——只忙着写这些写不完的信。
“……有一次有一个女诗人来访他，她去了之后，高尔基这样说道：‘只有魔鬼能够了解他们这班人！他们没有柴，没有灯，也没有面包，但是他们仍埋着头往前干，好像什么都照常似的。’后来才知道这个女诗人为着什么来访高尔基。原来她在几天以前生了一个孩子。高尔基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又忙了起来，替她设法，结果她得到这样的一个许可证：‘送牛奶的妇人某某，依此许可证，将牛奶送递给高尔基的妻某某。’高尔基的妻下面，就填写着这个女诗人的名字！
“……还有一次，我告诉高尔基，说将有大量的粮食券送来给他，为着酬谢他曾在默门斯克铁路俱乐部（Murmensk Rail-road Club）讲演过。他问我可否把这些粮食转送给某位女翻译者，因为她很急迫的需要这粮食。我问他：‘我们要写明她和你有着什么关系？’他回答道：‘你就写她是我的妹妹吧。’”
当时高尔基好像有着一个奇大无比的大家庭，里面有许多的“螟蛉”的妻，妹妹，和儿子！邱科夫斯基还这样接着说道：
“我们不得不明确地承认，我们在当时那样缺乏面包，伤寒症蔓延的数年里，幸而还得保全生命的，大部分不得不归功于我们都做了高尔基的‘亲属’……我还常看见高尔基替那些著作家说情，他们在革命以前却曾经卑劣地窘迫过他。”
邱科夫斯基还忘却提起的，是那些受过高尔基救济的著作家里面，有许多一跨出苏联的边境，就比前更为卑劣地糟蹋他！
由高尔基向地方及中央当局说项而救济的人数共计若干，虽无纪录可考，但有一点却是为众所知道的，那就是彼得格拉和莫斯科的当局对于高尔基的不惮烦，已感到不耐，每讥笑他的不革命的软弱。当时并不适合于讲究人道主义的情感作用。高尔基对于这一层也知道的，但他仍然不顾疲劳地进行他的“软弱”的工作，虽因此失却统治阶级的欢心，损坏他自己的健康，他都不管。据柏得堡男爵夫人（Baroness Budberg）所追述，有一次高尔基为着几个穷乏的学者对列宁有所请求，和他大起争辩，失却他的镇静态度，开始对列宁大闹，以致气得昏倒，几乎患着心脏病死去！后来科恩教授亲自询问高尔基当时是否有这样的情形，他承认有，并还咆哮着说道：“是的，当时我们大闹，还大拍其桌子。我们的睑都涨红了。”还有一次，高尔基设法拯救四个被捕的大公爵，免被彼得格拉的“截卡”（Cheka，俄国的秘密政治警察）所枪决。他屡次由长途电话和列宁交涉，最后得到列宁答应由高尔基担保，可以释放。因为要避免公文往返的延宕，他亲自赶往莫斯科，得着列宁签字的命令，立即赶回彼得格拉。正在他将要达到最后一站的时候，他忽然得到消息，当夜这四个大公爵已由薛诺维哀夫的命令枪决掉了。据高尔基说，当列宁知道了这件卤莽的枪杀之后，“他气得发狂，滚在地下号啕大哭”。
高尔基拚命救济一般患难中的知识分子，他自己的生活也艰苦备尝。柏得堡男爵夫人从那时起就已担任高尔基的书记的职务，据她追述当时的情形，他们一班人住在一个公寓里，因为冷得不可耐，都堆在一个房间里面，每隔几时，设法烧些火共同取暖。大家在半饿的状况中勉强过日子，那是常事，除非有的时候，偶有朋友自乡间带些粮食作赠品送给他。高尔基继续不断地受着种种最麻烦的恳托的信件所包围，恳托的内容，形形色色都有，由一个大学教授请托他写张条子索取一副眼镜，到女诗人格勒歇科（Grushko）要他设法替她的婴儿弄到一份牛奶券。曷达塞维区（Valentina Hodasevich），曾为高尔基画过一个最好的像，据他说，当时高尔基所受到的许多恳托，有的是亲身跑来说的，有的是用信件来说的，其中有的于悲剧之中还夹着喜剧。因为不但有他的许多亲戚，来恳他替许多被“截卡”所捕去的无辜的犯人说情，不但有母亲们替她们的婴儿请求设法得到牛奶或医药，不但有大学教授们请求供给眼镜或皮靴，甚至还有人迫切地要求他做一篇关于“纯洁的怀孕”的适当的论文；还有人把某种药方拿来请教他，问他究竟有没有功效；还有人——远自西比利亚——问他某某天文家是否靠得住。据邱科夫斯基说：高尔基过了五十生日的后两天，接到一个监狱里的犯人写给他的一封信，里面有这样的恳托：“亲爱的作家，在你的圣日没有大赦的办法吗？我被关在监狱里，为着在我结婚后的第五天把我的妻杀掉，因为……（此下详述他所以出此手段的详情，从略）。你能否替我设法得到大赦？”在一九二〇年，有一个为高尔基完全不认识的人，从基列叶夫（Kilyayevo）车站打给他一个电报，说他被强盗抢掉裤子两条，卢布一万六千。这在高尔基怎么办呢？又据高尔基自己的追述，在许多来恳托他向当局说情的人里面，有一天有一位太太来访他，她身上带了四镑的银子和两镑的金子，请高尔基设法援救她的被“误会”而关到监狱里的两个丈夫。高尔基答应替她调查这两个不幸的人，这位太太随即要他说出为着这件说情的事情，他要收费若干？高尔基说完了这个故事之后，不禁对他的朋友说道：“我们不是成了幽默大家了吗？”
当时和那些小的大的狄克推多们办交涉，龂龂争论，已是够讨厌的事情；而由这样千辛万苦把交涉办好之后，结果还有是白做的，其苦痛更为难受。例如高尔基费了好几月的工夫，请求当局发一个许可证给卜洛克（Alexander Blok），让他出国到一个疗养院里去治病。卜洛克，在普希金之后，或者可算是俄国的最伟大的诗人，此时正患着剧烈的坏血症和心脏病，但据高尔基的意见，他的主要的毛病是“他已失却要活的意志了”。如能改换环境，另到一个适当的政治制度的地方去，也许可以救他这条命。最后，许可证居然被高尔基弄到手了，但已太迟，卜洛克已于得到这许可证的前一夜里死了！
俄国文学的历史家麦斯基（Prince D. S. SoyatopolkMirsky），他的父亲做过内务部副大臣，并曾于一九〇五年下令拘捕过高尔基的，这位文学历史家对于高尔基也不得不有下面的公正的话：
“高尔基在那几年恐怖万状的时期里，所做的工作是异常的有用而且令人敬佩的。他尽了他的力量，做文化和文明的保护者。俄国文化受到他的恩惠是很大的。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二一年间，救济许多作家和其他高等的知识分子的一切工作，使他们免于饿死，都须归功于高尔基……他在近代俄国文学史上占着伟大的位置，全是因为当俄国的文化正在消沈的危险时候，他亲自努力把俄国的文化拯救起来。”
高尔基的仇敌却骂他，说他可以抛弃他原来的立场，是为着个人的利益起见；说他当着布尔希维克的权力占优势的时候，便向他们俯首鞠躬。其实这种责骂恰和事实相反。在一九一七年的夏季，布尔希维克党的党人在数量上是不足令人注意的，而且受着一致的讪笑，辱骂，和排斥，此时高尔基和他的报虽对于列宁的政见不能同意，却敢于冒着险用和爱及宽容的态度待遇他们，因此引起各党和全体报界的仇恨。由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一八年九月，布尔希维克显然在庆祝他们的轻易的无与竞争的胜利，此时高尔基却和他们的没有疑问的权威挑战，对于他们的攻击，异常强硬，或许在当时是不识时务的举动。后来他转到他们那方面去的时候，布尔希维克又正陷入极危殆的境域。列宁刚被一个社会革命党的党员所刺伤，卧倒榻上。首都刚迁到莫斯科去，因为恐怕彼得格拉容易被德人，或芬兰人，或其他有组织的强力所侵占。莫斯科一天一天的更成为一个小的孤岛了，受着四面仇敌行为的狂澜所威吓。此时的莫斯科，不是以前由波罗的海展至太平洋，又由北冰洋展至黑海和中国边境的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的首都，却不过成为一个内地小国的中心，和四百年前的情形一样了。在各方面，苏维埃都碰着武装的仇敌，不但协约国是他们的仇敌，中欧列强也是他们的仇敌。不久协约国打了胜仗，便由打胜仗的协约国垄断着进行反抗俄国的神圣战争；把人，坦克车，飞机，钱，军服，道德的宣传，都像潮水汹涌般的加入这个反俄运动。苏维埃虽在组织及军事的设备方面都没有相当的准备，不得不对十六个前线战争，至于内部的仇敌，和阴谋破坏苏维埃国家的捷克斯拉夫，还未计算在内。（此时捷克斯拉夫受着协约国的煽惑，答应他们此事成功之后，要在协约国的外交会议桌上允许该国的独立，作为酬报。）此时的苏联，一面要救济内部的破碎和饥荒，一面又要应付西方的武装仇敌，苏联的命运似乎终是无可挽救的了。当高尔基转过来赞助布尔希维克的时候，这种种危殆的情形，他不是不知道的。
所谓“转过来赞助”云者，这个意思并不是说高尔基正式加入布尔希维克党，也不是说他取消了以前对于该党的策略所有的意见。齐列科夫对于高尔基的《随我们走》一文的痛击，表示当时一班不妥协者（指对布尔希维克）对于高尔基转变态度的愤怒。（这篇《随我们走》是高尔基在一九一九年对一般知识分子作的。）他们都觉得骇异：在《新生活日报》停办不到几个月，该报的主笔竟公然地厕身列宁，拉德克（Radek），薛诺维哀夫之列，成为“苏维埃制度的最显著的代表”！不但如此，这位反布尔希维克的报纸的同一主笔，竟劝告俄国和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随我们走”，此处所谓“我们”，所指的就是列宁和高尔基！当然，在愈益陷入孤立地位的布尔希维克，得到高尔基对他们合作的表示，这在他们是欣喜欲狂的。“我们已获得一个最大的胜利了：我们已取得高尔基了！”这是他们在欣喜欲狂中写出的句子。他们简直一有机会即夸示高尔基的“转变”。这真是怪可怜的现象！
高尔基在他的《随我们走》这篇文里，未曾表示他不再看见布尔希维克试验的卤莽，和这种试验所用的方法之惨酷。这篇文字不过表示他已宁愿信任“傻子的勇敢”，不愿信任西方各国的安稳和坦白。协约国强迫德国所订的和约，其中条件“十倍苛刻于《布勒斯特·列托夫斯克条约》（即俄国对德讲和的条约）”，这件事使高尔基对于西方民主主义的幻想，恍然觉醒，不再上当了。在下面所撮引的他的几段文字，可以看出他的新的态度：
“帝国主义者的不人道主义的政策之凶暴，一天一天的更为显著了，更为公开的威吓欧洲人民，显示新的战争和新的流血惨剧之不能免。
“威迩逊总统，在昨天还是人民自由和民主主义权利的拥护者，现在正在设备有力的军队，要在革命的俄国‘恢复秩序’，而在此时的俄国，一般人民却已感觉到他们有合法的权利，把政权握到他们自己的手里，而且正用着他们自己的力量，努力于建设新的政治制度的基础。我不否认，这个建设的工作未开始之前，确有过常属不必要的破坏行为。但是我，非任何他人所能代替，更适宜于发表如下的解释：俄国虽在特殊困难的情况之下，文化的改造已在进行中，这工作是用了异常的努力干着的；这种正在进行中的文化改造，已渐具相当的规模和范围，为历来人类史上所不知道的。这不是我的夸张。我在不久以前，是苏维埃政府的一个政敌，而且就是在现在，我对于他们的工作方法，还有许多地方不能同意；可是我敢说，将来的历史家看了俄国工人在一年间所成就的工作，除了敬佩现今文化事业的伟大外，没有别的感觉……
“可诅咒的战争既已揭露了旧制度的全部的崩溃，不人道，和凶暴，现在这旧制度的死刑已经宣布了。我们俄国人是没有因袭信仰的民族，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是更勇敢的，更反叛的，更少受已往的成见所束缚；现在我们这样的俄国人已做了先锋，踏上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我们相信，我们有权利请求全世界的普罗列塔利亚给与我们以协助和同情，并请求那些在世界大战以前就已严厉批评现社会的人们，也给与我们以协助和同情。
“如认为上面的批评是诚实的话，那末在欧洲和美国的一切可敬的人们，必须承认我们有权利依照我们所认为必要的，造成我们自己的前途。倘若任何智力的工作者，对于解决这个伟大的社会问题有真正的热诚，他们必须提出抗议，反对有些人企图恢复旧统治，流俄人的血以破坏俄国的革命，要俄国屈伏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准备着来榨取俄国，好像他们所已施于土耳其和中国的老例，又像他们现在正在准备榨取德国的办法。
“生存于群盗环伺的新俄，愿宣言于全世界的工人和可敬的人们：请来随着我们达到一种新的生活；为着这新生活的创造，我们正在不惜牺牲我们自己，或任何事物，或任何他人，向前努力干着。为着这件事，我们正在苦干着，不免有着错误，备尝一切艰苦，但却存着获得胜利的殷切的希望，听任我们的行为受将来历史的公判。请来随着我们共同奋斗吧，打倒旧的秩序，共同努力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共同努力于人生的自由和美丽。”
高尔基所以肯变换态度和布尔希维克执政者合作，最重要的原因是新政府对于文化事业的态度使他悦服。以前当专制政体的时代，对于教育的努力是多方阻挠的，尤其是关于一般平民的教育事业，这是因为那时的当道认为（其实是有充分的理由）一般民众的知识程度提高，是他们的致命伤。到了布尔希维克独裁的时候，在政治上的专制和压迫虽和沙皇主义是一样的，但是从开始就采用和以前大相反的教育政策。对于消除文盲的奋斗，被定为基本的有关全国的重要工作之一。文学的，科学的，和艺术的事业，都得到国家的资助。这种资助的比例，不但超过俄国在未革命以前的预算，就是和同时的，最殷富的几个国家的预算比较，也胜过他们。高尔基向来是不知疲劳地提倡俄国有积极发展文化的急迫需要，现在遇着苏维埃政府对于这种工作这样的热诚提倡，高尔基很殷切地欢迎这个良好的机会，那有什么奇怪呢？
高尔基既改变了他的政策，由抵制改变到合作，于是他和列宁的个人的关系又重新恢复了。自从高尔基回到俄国的时候起（一九一三年的末了），到列宁被刺命危的时候止（一九一八年的后段），他们两个人未见过面，也未通过信。我们在前面已经知道，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以前，高尔基曾经反抗过列宁的“壁垒森严”（即严格不与他派妥协）的领导；其实列宁关于这方面的政策，狭隘的严格程度，就是他自己最亲近的信徒，也有不能同意的。他们两个人当革命时期和革命以后的不同的意见，我们在前面已有相当的叙述了。这些不同的意见，不是一蹴就可轻易地搁置的，除非高尔基真已变成了列宁的信徒。后来列宁死的时候，高尔基在他退居于索棱托的静寂的环境里写的悼词，对于他和布尔希维克的分歧，曾有明确扼要的叙述：
“在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二一年间，我和列宁的关系，远出于我心里所要有的情形，但在当时却没有法子避免。
“列宁是一个政治家。他完全具有矫作的，然而确有真知灼见的，直往无前的幻象：这是要领导充满着愚笨农民的俄国这样一个奇大而呆重的船的舵工，所不能少的特性。
“我的本性对于政治是厌恶的，而又是一个仍有怀疑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我对于一般大众以及农民大众的智慧，都缺少信仰。
“当列宁于一九一七年回到俄国的时候，就发表他的‘论文’，依我看来，他在这些论文里所发表的意见，简直是为着俄国农民而牺牲了受过政治上教育的工人，和诚意于革命的知识分子所造成的全部队伍，这全部队伍虽在数量上不大，而在特质上却都是杰出的人物。这样一来，在俄国的唯一的活动力被抛弃了，好像抛弃一撮盐，掷入淡而无味的沼泽里（喻乡村），立刻消化得无踪无迹，而对于俄国人民的精神，生活的方式，或历史，一点儿没有什么改变的结果……
“为更为明瞭起见，我请再作这样的申述：俄国所以不能欧化和不能普及文化，其基本的障碍，是因为农村的文盲比城市厉害得多，农民又倾向于个人主义，他们几于完全没有社会的情绪。所以我以为，受过政治上教育的工人的独裁，再和知识分子有密切的联合，是打破这个难关的唯一的出路，此事因世界大战而愈益需要，因为此次大战增加了乡村的无政府主义。
“共产主义轻视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上的贡献，关于这一点，我不能赞同他们的意见。俄国的革命，恰是知识分子所准备的，这班知识分子，也包括那些教育过好几百工人的布尔希维克党人。俄国的知识分子——里面有科学家，也有工人——曾经是，现在是，而且在久时间的将来还是唯一的驾着马具的马，用来拖曳这个俄国历史的沈重车子。不管这辆车子已受过许多颠簸和震动，但是大众的心意，仍然是需要由外面加以指导的一种力量。”
直到今日，高尔基对于布尔希维克对付不属于该党内部正统派的人所用的手段，还不免怀着怨愤；他对于他们的压迫言论自由，以及他们有时对印刷品之发疯似的检查，始终是反对的。因为这个缘故，除到了最近，布尔希维克一向只把他看作一位有价值的朋友，但同时却把他看作一个异端，至多只把他看作一个“同路人”——这个名词是借用自托罗资基所造的，他对于仅是苏维埃的秩序之同情者，称为“同路人”。关于这一点，我们可再撮述高尔基在悼念列宁一文里所说的下面这几段话：
“在一九一八年以前，在谋刺他（指列宁）的卑鄙企图未发生以前，我在俄国未曾遇见过列宁，甚至未曾在远处望见过他。后来我去访问他，那时他还未能自由地用他的臂膊，也不能动着他的穿孔的头颈。他听到我对谋刺的事表示愤慨的话，不愿意似的说，好像说些他所觉得烦厌的事情：
“‘这是一件殴打的事情。你对这种事有什么办法呢？每个人都只依着他所知道的唯一的方法做去啊。’
“我们这次的晤叙，很含着深挚的友谊，但是他的透视一切的小眼睛，当然对我注视着，他把我当作‘迷路’的绵羊，显然露着惋惜的意思……
“几分钟之后，列宁激昂地说道：
“‘不和我们在一起的人，都是反对我们的。有人以为个人可和历史脱离关系，这是一种幻想。就是我们承认，有一个时候这样的人曾经存在过，现在也寻不出这样的人了；他们在现在也不能存在的了。没有人需要他们这样的人了。每个人，即至最后的一人，都被卷在现实的漩涡中，所受的联系，都比以前来得复杂的。
“‘你说我把人生弄得太简单化了吗？你又说这样的简单化有破坏文化的危险吗？’
“他（列宁）说后发出含着讥讽之意的老腔调：‘哼……哼。’
“他的锐利的眼睛越加锐利起来了，他用低微的声音接下去说道：
“‘可是，几百万的农民，有来福枪把他们武装起来之后，你相信他们不会危及文化吗？不会吗？你能否想象，宪法会议就能控制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吗？你，喋喋不休地责备乡村的无政府主义，固有你的理由，也应该明白我们的工作比任何人的更好些。我们要领导俄国的平民，不得不示以极简单的东西，在他们的脑子所能容受得下的东西。苏维埃和共产主义，那就是简单的。
“‘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联合，什么？这并不坏，一点也不坏。请你叫那些知识分子到我们这里来吧。依你看来，他们是诚意地为公道的利益而努力，他们果真如此吗？那末他们为什么总是离开我们呢？请他们到我们这里来：唤起人民奋发自救，并把全部真理告全世界，这种重大的工作，是我们这班人干的；对各国指明达到‘人的生活’之直接的路径，跳出奴隶，贫穷，和耻辱的境域，这也是我们这班人干的。’
“他笑了起来，又毫无怨恨地说道：
“‘这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把这个（指着他的伤痕）给我放在这头颈上啊。’
“后来我们的谈话的热度降到常态的时候，他烦恼而疚歉的说道：
“‘我们需要知识分子：这个事实，我何尝争辩呢？但是你看，他们是怀着怎样敌视的心理，他们对于当前的需要是怎样的懵懂？他们不知道，倘若没有了我们，他们便是无能为的，他们便不能达到大众的。倘若我们不得不多所破坏，这却是他们的过咎啊。’”
在列宁的伟大的工作里，极需要有技能和脑子的人，这种殷切的需要之感觉，没有人比列宁自己更锐利的了；而在俄国人里面，这样的人材是怎样的缺乏，以及列宁所说“倘若没有了我们，他们便是无能为的”几句话，是怎样的真确，也没有人比高尔基更懂得清楚的了。在好几个世代里面，俄国的最高尚的男女青年都尽力要接近民众，要把他们从莫知莫觉和屈伏的情况中，唤醒起来，但这班青年总是不能被一般人民所了解。布尔希维克却能第一次作人民的喉舌，他们虽常被农民所怨恨和诅咒，但却未曾被他们怨恨得像局外人，像“骗人的绅士”。由于和布尔希维克合作，知识分子才能获得唯一的机会，和人民发生直接的接触，才能实行他们所自认的对于这班神秘的人民的爱。
虽然列宁对于这些过于苛求的知识分子有他的确有根据的怀疑，但他遇着有脑子的人，能利用着有脑子的人，也觉得异常的快乐。据高尔基说，列宁每和发明家，或炮队的将官，或科学院的会员谈话之后，对于俄国人思想的灵敏，更感觉到出于爱国的自豪。他对于俄国产生的人物如托罗资基，便觉得可以自豪。他有一次谈起托罗资基，用他的拳头击着桌子说道：“他们能否指给我看，另有什么人能于一年里面组织成功几乎可作模范的军队，而且得到军事专家的敬佩？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什么都有了！我们将有奇迹啊！”
关于高尔基常为“截卡”的牺牲者说情，他有下面的几段话：
“我常把各种的请求来麻烦列宁，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替人向他恳求，引起他对我有着某种怜悯的意思，几乎看不起我。他每这样的问我：
“‘你不觉得你自己是忙于无意识的事情，是忙于无足轻重的屑务吗？’
“但是我仍干着在我看来似乎需要的事情，虽这位知道普罗列塔利亚的仇敌数量的人，用他的眼睛对我怒视着，还是不能阻挡我。他往往于怜悯中摇头说道：
“‘你使我在工人和同志的心目中，被认为是在迁就了。’
“我对他说，同志和工人，正在激烈和暴躁的心境中，往往把自由及有价值的个人的生命看得太轻，看得太‘简单’了。这样的行为，依我看来，不但没有必要的，有时简直是荒谬绝伦的残酷行为，累及革命的良好而困难的运动，并且在客观上对于这运动还有很大的损害，因为这样一来，原可帮助革命运动的少数的大势力，都被排斥掉了。’
“哼——哼，列宁怀疑地这样低声哼着，正在回想着知识分子背叛工人的革命运动的无数事实。
“‘仅在我们两个人中间无话不谈吧’，他接着说，‘你难道不知道他们常因为怯懦，因为遇着他们所心爱的理论和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恐怕难以为情，便背叛了我们？我们便不怕那些。理论和假设，在我们看来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只不过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罢了。’
“但是我却记不起有那些事列宁拒绝过我的请求……”
高尔基对于列宁，由始至终，经过他们的友谊和冲突的各时期，所最觉得佩服的，是列宁的“铁的意志”——坚强无比的意志——这是在存心虽好而不能实干的知识分子里所很少遇见的。此外列宁还有一个特性为高尔基所注意的，是他对于痛苦的仇恨。俄国的生活和文学，似乎都把痛苦和悲伤看作神圣清高。列宁却痛恨不愉快，哀痛，和人类的受苦，他深信：“不愉快并不是人类生存里面无法改变的基础，却是人们必须而且能够从生活中排除的。”
高尔基生平所奋斗不懈的是反抗苟安和庸俗；是反抗常人抱残守缺，不欲改弦更张的欲望；是反抗他们对于新颖，异常，和勇敢事物的恐怖。他曾经热烈地拥护革命运动，他的希望就在能由此把一般人从知足的泥坑中唤醒起来，激起他们对于创造的改革和优越的事业的热望。依他看来，列宁就是这样的革命精神的化身，所以他说：
“大多数人的基本的呼声是：
“‘不要干涉我们依照向来过惯的生活。’
“列宁却已胜利地用最机敏的方法（在他以前没有人用过），阻挡他们再过他们向来过惯的生活。”
高尔基决定和布尔希维克合作的时候，正是他们在事业上最困难的时候，但到了一九二〇年的末了，他很高兴地看见苏联在前线全部都得到了胜利。“客串的”红军所以能大胜以当兵为业的军队，是由于到了生死关头所唤起的一种优越的“军心”。此次斗争的结果，比军事问题尤为重要的，是从前包括在俄帝国的各邦，自愿地团结起来，组成苏维埃共和国联邦，当时除波罗的海各邦，波兰，和比萨拉比亚外，从前的国土都仍得保全着。于是全世界不得不承认俄国的力量和独立的权利。
不过俄国同时却仍在艰苦困难中挣扎奋斗，后来得由干涉和侵略中解放出来，所付的代价是全国在可怖的紧张中努力。六年的战争——对外的和对内的——使俄国精疲力竭，饥寒交迫；使俄国的农业，工业，和运输，都被破坏；全国人口大为减少，生产率减低，在那遭难的几年里面，体格孱弱精神不健全的婴儿数量之增加，尤有惊人的比例。就是在常态的时期内，共产主义的试验——简单的说，就是一切生产和分配的国有化——在缺乏世界合作的状况中，不但需要有大多数的有理想和智慧的人民，并且需要物质上的自足。俄国虽极富于天然的宝藏，但在技术和普通的文化，既出乎常人意料之外的落后，国际方面又以白色恐怖的极力压迫，要对付这个局面，实在是极困难的事情。但是侵略者已深入国土，恢复旧秩序的危机日迫，这种种事实刺激着大众，使他们忠勇奋发干起超人的事业，把仇敌驱逐出去，凑合所有的一些粮食和军械，作九死一生的奋斗。这个难关虽被打过，但全国又陷入极虚弱的苦境中。城市方面，简直没有生产品和农村交换谷类，而农民呢，却采用俄国沿传下来的消极抵制的办法；他们只耕种仅仅足够他们个人的需要。结果各城市都闹着饥荒。中世纪的俄国每隔几时就遭受一次的灾难——荒年——已渐渐的出现，而此次尤其厉害的，因为不仅天灾，而且还加上其他的变化。最重要的是有许多广大的土地，农民有意不去耕种，这便造成了俄国的一个致命伤的打击。
此时拯救了俄国的崩溃和破产，全靠列宁的机智，很敏锐的转了方向：不管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抗议，毅然采用“新经济政策”方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全靠实行了这个新经济政策，才获得俄国元气的空前的恢复，虽则当时的俄国和其他欧洲各国的情形迥异，因为得不到外面的帮助，反而受着列强的联合的干涉。不过同时有一点却也应该提及的，就是当时饥荒中的牺牲者所以能立刻获得援救，大部分也靠着一班公正不偏的注重人道主义的朋友的努力，其尤著的如南森（Fridtjof Nansen，挪威的探险家，博物学家，著作家，又是外交家）和教友派的教徒，以及美国救济会的大规模的救济工作。高尔基曾发出震动一时的呼吁文字，主持美国救济会的胡佛（即前任美国总统）不久即来响应，等到初步的交涉告竣之后，美国救济会便开始供养正在饥饿的儿童及成人。倘若没有这种人道主义的表现，而同时世界大战的流血惨剧又仍在进行的话，俄国荒年所牺牲的人命，也许要远过于五百万人的数量吧。
高尔基的各种非政治性质的工作，都使列宁感觉到欣慰。列宁对于高尔基，心里总是敬爱他的，就是当他们冲突反抗最激烈的时候，他还是如此。当一九一八年列宁的左右请他决定《新生活日报》最后命运的时候，列宁对于他的亲密的同事说过这样的几句话：
“当然，我们必须封禁《新生活日报》。在现今状况之下，正是我们要唤起全国共同保障革命的时候，任何‘知识分子的悲观主义’都是极有损害的。但高尔基却是我们里面的一个。他是和劳工阶级及劳工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他自己是由‘下层’出身的，他将要回到我们这边来，这是无疑的……”
列宁屡次对接近他的人谈起高尔基的时候，特别注重高尔基生平辛勤求得知识所经过的艰苦困难的情形，他以为高尔基的这种经验，必能使他更能做新的“农民工人的知识分子”的模范，因为他们也不得不于艰苦困难中求得文化的熏陶。他把高尔基视为建设新俄国的极可贵的资产，劝本党常于广大的公共聚会中请高尔基现身于大众之前，并用留声机片记录他的演辞。他并送给高尔基一张单子，里面载着他建议高尔基要对群众演讲的若干题目，以便造成留声机片。题目里面有关于知识分子，科学，革命，技术专家，以及其他等等题目。高尔基向来怕演说，所以虽然答应写这些演辞，但终于未写。
高尔基由彼得格拉到莫斯科的旅行，总使列宁感到愉快，因为他爱他的个人，也因为和他晤叙，使列宁知道俄国知识分子的意见。高尔基的这类旅行，对于各种文化事业的进行和各种文化事业机关的建设，都有很大的帮助：因他可藉此机会和当局接洽或商量。有一次他到了莫斯科，刚巧遇到和列宁接近的几个同事私下替他（列宁）庆祝五十生辰，也请高尔基去参加。高尔基似乎是被他们骗去到会的，到会后才知道该会的目的。他知道了很愤怒，恫吓他们，说要把他们的姓名记录下来，提出于中央委员会，提议惩罚他们，因为他们虚耗时间于无用的事情！不过他后来被人劝和下来了，还在该次聚会中作非正式的演讲，描述列宁的生平，很使听众获得深刻的感动；讲完之后，他和列宁两个人立着互抱了好久。
列宁很关心高尔基的健康，常请他到莫斯科来休息一下。下面两封是最近才公布的当时列宁写给高尔基的这类的信：
“亲爱的阿勒赛：
“请你信我的话，你在彼得住得太久了，常住在一处是不相宜的。这样每使人感到厌倦，请你慨允乘车到我这里来，可以么？如你答应的话，我们就替你布置一切。
你的列宁。一九一九，七，五。”
还有一封：
“亲爱的阿勒赛：
“请你来休息一下，我常离开两天到乡间去，我现在可替你在乡间布置好，备你到乡间去住几时，短时间或长时间都行。
“请你一定听我的话，到我这里来！
“何时动身，请你电告。我们可替你在火车里包一个房间，使你途中舒服。你这样换换空气，于你是很有益的。我等着你的回音！
你的列宁。一九一九。七，十八。”
高尔基对于疾病的抵抗力，实足令人惊异。专门医家屡次宣布他的死刑，但他总对于他们的宣布置之不睬，仍在最不健康的情况中继续生活下去。但他在那不能忘的几年里身体上的困苦和精神上的烦闷，终于影响到他的令人惊异的体格。列宁自己也在紧张的工作中呻吟着，但他对于高尔基不注意自己的健康，却大冒其火，在一年余的时间内，继续的劝他要到国外去就诊于医科专家。一九二一年八月九日，因工作过劳而且滋养不足以致患病的列宁，却写给高尔基这样的一封信，其口气和在八年前由克拉科寄到喀普里的信相似：
“阿勒赛！
“……我疲顿极了，以致于不能有何办法救我自己的生命。但是你，你吐血，却不离开！请你信我的话吧，这是不公平的，而且是耗费的。到欧洲去，在一个好的疗养院里，你可得到适当的疗治，能够做三倍于现在的工作。如你仍在我们一起，你既得不到疗治，又不能做什么工作，不能做什么，除了喧嚷和徒劳。请你离开此地吧，把你的身体弄好，不要再固执了，我请求你啊！
你的列宁。”
诚然，列宁是一位节省大家，他极力为“国家资产”节省虚耗，虽在他自己万分烦苦的工作中，还设法抽出时间来照顾许多个人。据高尔基说，他不但写这样的信给高尔基一人，并写着相类的许多信给各种同志。高尔基不愿当俄国正在此艰苦困难中，他个人抛弃了俄国，到国外去。但后来他的病势愈益剧烈了，终被再三强劝着到外国去，被送进一个德国疗养院。此时他的死刑好像即将到临，似乎比健康的恢复来得更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