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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努力于文化的拯救

《新生活日报》停办之后,高尔基专注他的精神于拯救文化的工作。但在这方面,他所要应付的却是一件繁重而艰难的工作,虽则不含有政治的性质。鉴于文化的缺乏为俄国一切罪恶的源泉,他此时特委身于这个似乎新区域的工作。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之后,原为俄国在表面上绷场面的上层社会,即所谓知识分子,或由于强迫,或由于自动的抵制,都退到无关重要的地位里去了。而一般大众,第一次起而为统治阶级的核心,却大多数是知识落后的,一字不识的,懒惰惯了的,关于西方文明的最基本的要素,他们都是茫然莫名其妙的。高尔基乃起而领导许多为各种文化目的而努力的机关,尤其重要的是关于成人的教育;在革命之后,成人的知识荒大大地增加,要供给这个需要,凡是可以利用的已受过教育的男女,都负着繁重的担子。

在未受过教育的大众,一旦获得权力之后,凡是可以引起回忆从前统治阶级的事物,自然都要唤起他们的怀恨。在这种情况之下,高尔基不怕疲顿地再三劝他们要保全,并爱护还得存在的纪念物和艺术的实物,再三用简易的说法,解释这些东西虽在从前是属于压迫阶级,现在却是人民的财产。在布尔希维克当权之下,高尔基的这种工作尤其艰苦;这个时候,个人的收藏都被充公归为国有,需要有组织的管理,窃为私有的还不必提防,尤其要提防的是对于艺术品的糟蹋,无论是出于有意的,或是出于无心的。出身平民的高尔基,对于平民有彻底的明白;他虽知道他们有可爱的,诗意的,仁爱的特性,但同时也感觉到在他们的孩子气的天真烂漫的性情后面,潜伏着兽性。所以他并不奇怪,当他听见珍贵的图书馆里的书籍和文库里的档案被大众毁坏,拿来卷纸烟及其他更荒唐的应用。他尤其时常深刻的感到国宝之需要保护,当他亲自看见例如下面所述的现象:

“一九一九年,在彼得格拉开了一个‘穷苦村人’的会议。有几千由俄国北方各省来的农民到了,其中有几百人就住在从前罗曼诺夫皇族所住的冬宫。会议开完之后,他们都回去了。事后才发觉他们不但把宫里的浴盆都弄得污浊肮脏,甚至于把许多极珍贵的花瓶——有的是色佛尔(Sevres)的名瓷,有的是萨克森(Saxon)的名瓷,有的是东方的名瓷——拿来装大小便用。他们的这种行为,并非出于必要——宫里的厕所都好好的在那里,水管的效用也没有坏。不,这种恶行,是要毁坏美物的欲望之表现。在两次革命及世界大战里,我曾经数百次看见人民有着这样毁坏美物的黑暗的和报复的渴望。”

关于高尔基在保全文化的工作,其中尤其困难的是对于文化上有贡献的人物之保护。他不再从事于政治的批评之后,布尔希维克很欢迎他做知识和艺术方面的工作。他在这方面和他们的合作无论是如何的有限,在他们都觉得非常的高兴。但是到他所欲保护的不仅是纪念物,或书籍,或油画,或大礼拜堂,并要保护活着的科学家,诗人,和剧本作家,倘若他们不是布尔希维克党人,那他便要遇着很大的阻碍。这班知识分子,在布尔希维克统治的最初几年,一般民众听了是最觉得讨厌的。这是因为有许久时候,知识分子里面有大部分对于新的秩序总是力谋破坏的。凡关于国难中的种种祸灾,如敌人的围困,从前的广土的帝国致于缩成内地的小国;敌国加以经济的封锁,欲以饥荒强迫俄国屈伏;各敌国进攻俄国的土地;社会革命党党人对列宁开枪;粮食和货品的缺少:都归咎于知识分子的从中作祟。这些人既被猜疑对于新政府作对头(常是确有事实上的根据而并非冤枉的),高尔基遇着要替他们说情的事情,更感到极端的困难。

在新经济政策尚未被采用的前几年里面。知识分子所处境况之可怜,实较苏维埃共和国里其他公民为尤甚。固然,当时各阶级都受着种种的苦痛,例如干涉的战争,内战和随着内战而来的残酷和穷乏,运输的瓦解,工业的停顿,土地的荒芜,以及各城市的饥荒。尤其凄惨的是因为文明的基督教的各国禁止金鸡纳霜,或其他医药,输入反教的布尔希维克的土地,以致受伤的兵士,妇女,和儿童,没有麻药用,宛转苦楚于外科的手术之下,这种惨苦的现象,在近代的名词里有什么名词可以形容得出来?但是更困苦的是自由职业的人们,因为他们于物质的形休的痛苦之外,又加上心理的和精神的痛苦。例如乐谱作家格拉素诺夫(Glazunov),面有菜色,骨瘦如柴,衣服褴褛。当英国小说家及历史家威尔士(H. G. Wells)飞游俄国的时候,格拉素诺夫向他请求西方的援助;他所请求的不是粮食或衣服,虽则两样都是他所迫切需要的东西,而他所恳求的却是他能够在上面写着所著乐谱的纸张。此事还能使人了解。至于大生理学家帕甫罗夫(Ivan Pavlov)所受的苦痛,更如哑子吃黄莲,说不出的苦。这还不是因为他要在一个没有火炉或电气的房间里,穿着皮衣,戴着皮帽和手套,做他的实验;也还不是因为他留心照顾他自己的一小包番薯,免被其他垂涎欲滴的同事拿去装到饿肚里面去,把他的唯一的粮食掠夺去。他的唯一的哀诉,却是他的宝贵的时间要耗费于司阍的职务。我们要记得,在那个各人绝对平等的时候,每个公民都须工作,而且只有劳动的手工才够得上称为工作。直到一九二〇年的八月,我们还可以在科学院里的墙上看得见布告,说每个雇员,无论他是科学家,或是看门的人,都须轮流着看守该院前面堆着的木柴,每次轮流着看守六小时。我们只须想,希庇亚斯(Zinaida Hippius,俄国的女诗人及散文作家)在她的日记里,记载她每天也要轮流在街上走立着看守三小时,这在她是觉得怎样的痛恨。这个时候正是布尔希维克预料白党要在彼得格拉袭击,而希庇亚斯却也正在等候白党的到来,竟把他们视为救主一样!我们还可在她的日记里,看到当时的知识分子于饥寒交迫中被征去在狂风雪窖中做苦工,掘濠沟,受着苦不堪言的驱策和侮辱。

这样,知识分子除受着一般的痛苦外,还须忍受道德上和精神上的侮辱,常被疑为新秩序的仇敌(有时确有正确的根据)。无怪在那个艰苦备尝的年头里,“用脑力的工作者”的死亡数量,比一般公民被牺牲的数量,超过了五六倍。仅就一九一九年一年而言,据科学院的纪录,该院会员死去的就将近五十人之多;此外还有许多失踪,为该院所无从探悉的。就承认有些是由于年老的自然的原因而死的,但在科学院会员里面,明明是由于“缺乏滋养”和“过用体力”(均该院报告中语)而死的,其数量也就很可惊了。智力工作的每一部门,都受了很大的和过早的损失。当时新统治者对于智力工作者的价值之茫无所知,只须看高尔基忍无可忍,在他所著的《什么是科学?》一文里替这班“哭丧着脸”的先生们大声疾呼,可见一斑。高尔基在这篇文里所注重的要点如下:

“一国的基本财富是在脑的总量,是在这一国所培养的和渐集的智力……所以最为重要的是人民必须有足够的科学的工作者,这些科学家的生命不可被不讲理地虚耗掉……倘若我们强迫一位熟练的用脑力的雕刻家去洗污水沟……驱逐一个化学家去掘濠沟,我们不但是犯了愚蠢的错误,简直是做了犯罪的行为……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学者的工作是一切人类的所有物,科学是最无偏袒的领域。我们必须珍视科学的工作者,把他们视为一国的最有生产效能的可宝贵的‘力’,因此我们须为他们创设适宜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面,能利用种种方法,使他们的这种‘力’获得容易的发展。一个学者的过早的残废或死亡,是一国的最大的损失,这一点,在工人的政府尤其应该明白的……现我把已往几个月内死去的科学家列单公布;你看了这个名单,便知道我国里科学的‘力’之损失是怎样的重大。倘若学者的死亡照这样的速率继续下去,我国的脑子将完全被夺去了……在这样困难的时候,科学家的生活在物质方面的情形是可怖的,在道德上也感到深刻的痛苦,因为一个自觉有移山力量的人被强迫去拿起一些沙,这是多么可痛的事情。可耻的种种阻碍,例如没有工作时用的灯光,又如饥寒,使可以富国和可以使得民众享到快乐生活的科学上的大发明,因此不得进行,这是一件罪恶。因为这种事实表示:我们对于有创造力的科学的事业之深切的意义和显然的效用,都缺乏了解。”

今日苏维埃的科学家都说,国家对于科学的研究作尽力的资助和鼓励,为从来所未有。不过在现在执政者初得政权的当初几年里面,关于这方面的情形,显然是两样的。尤其令人奇异而钦佩的,是虽有上面所说的种种困难,俄国知识分子里面的大多数并不失却他们的创造力的推进。他们虽然陷于完全孤立的地位(虽曾企图和西方的知识分子联络,结果失败),虽在极残酷的穷乏的苦境中,虽统治阶级对于他们没有同情和信任,使他们感到可痛的侮辱,但是俄国的“用脑力的工作者”仍坚忍地干着,在实验室和实地试验的场所里面,在探讨和发明方面,以及在音乐的和文学的创作方面,仍产生种种的效果。只要举一个例子,便可见此类万苦中的奋斗精神:当时因为缺乏印刷的材料和器械,竟有作家把论文或小说写在包东西用的破纸上面,明知写了之后没有出版的机会,他们也不管!再想象在彼得格拉和莫斯科举行的那些“文学晚会”,在这样的晚会里面,第一流的作家因为他们的著作无法印行,而又不能静默以终,只从奇奇怪怪的小纸片上,把他们所著的散文和诗词,读给那些不仅患着面包荒的许多听众听。

高尔基对于减少知识分子的苦痛的努力,不仅在著作劝告的文字,他并设法获得政府的核准和资助,设立改善学者境况委员会,由这委员会办理发出智力工作者的特殊的粮食券,并创设一个“学者的家”,里面有寄宿舍,有演讲厅,此外还设立疗养院和夏季避暑的地方,开了几家店,特别用来供给鞋子,衬衣,及其他衣服。依着相类的情形,又设立了一个“作者的家”,一个“艺术的家”,但是当道对于后两种组织的会员,防备得比“学者的家”中的人物来得厉害,所以对他们所享受的权利,也加以更严的限制。和高尔基自己同业的一班人,他却有更多的机会帮助他们。此时适遇政府要出资编行《世界文学》丛书,古今各地名著都包括在内,要印来分给一般人民阅读的,即由政府聘请高尔基主持其事。这是一件伟大的工作,高尔基既担任主干,他很愉快地有着机会帮助他的同伴的作家,因为可以请他们担任由外国文译成俄文及编辑等工作,由此可给他们以报酬。

邱科夫斯基(Korney Chokovsky),是当时一位负盛誉的批评家和教育家,曾担任翻译吉卜宁(Kipling,英国作家),惠特曼(Walt Whitman,美国诗人),以及其他作家的名著。他曾追述当时和高尔基接触中几件有趣的轶事:

“我们这班作家当时常和高尔基见面,他此时简直成了彼得格拉一切著作家的非正式的会长了。他是《世界文学》丛书的主干,是艺术的家,历史油画组,文艺工作者协会,以及其他许多文化机关的领袖。他不但做了我们的一切‘委员会’的主席,并且对于我们的困难和需要,他都负起责任替我们设法解决:例如遇着我们里面有一个人生了一个婴孩,他就替他设法获得一个乳瓶上的乳头;遇着有一个人患了伤寒症,他又忙着设法替他在医院里寻得一个地位疗养;遇着有人要到乡间去休养几时,他便忙着写信给种种机关,替他索取特许应用塞斯托列资克(Sestroretsk)休养所的许可证。

“我想假使有人把高尔基替俄国作家写给种种机关的许多信搜集起来,一定可编成很可观的五六卷的书。在这个时候,高尔基没有工夫作小说——只忙着写这些写不完的信。

“……有一次有一个女诗人来访他,她去了之后,高尔基这样说道:‘只有魔鬼能够了解他们这班人!他们没有柴,没有灯,也没有面包,但是他们仍埋着头往前干,好像什么都照常似的。’后来才知道这个女诗人为着什么来访高尔基。原来她在几天以前生了一个孩子。高尔基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又忙了起来,替她设法,结果她得到这样的一个许可证:‘送牛奶的妇人某某,依此许可证,将牛奶送递给高尔基的妻某某。’高尔基的妻下面,就填写着这个女诗人的名字!

“……还有一次,我告诉高尔基,说将有大量的粮食券送来给他,为着酬谢他曾在默门斯克铁路俱乐部(Murmensk Rail-road Club)讲演过。他问我可否把这些粮食转送给某位女翻译者,因为她很急迫的需要这粮食。我问他:‘我们要写明她和你有着什么关系?’他回答道:‘你就写她是我的妹妹吧。’”

当时高尔基好像有着一个奇大无比的大家庭,里面有许多的“螟蛉”的妻,妹妹,和儿子!邱科夫斯基还这样接着说道:

“我们不得不明确地承认,我们在当时那样缺乏面包,伤寒症蔓延的数年里,幸而还得保全生命的,大部分不得不归功于我们都做了高尔基的‘亲属’……我还常看见高尔基替那些著作家说情,他们在革命以前却曾经卑劣地窘迫过他。”

邱科夫斯基还忘却提起的,是那些受过高尔基救济的著作家里面,有许多一跨出苏联的边境,就比前更为卑劣地糟蹋他!

由高尔基向地方及中央当局说项而救济的人数共计若干,虽无纪录可考,但有一点却是为众所知道的,那就是彼得格拉和莫斯科的当局对于高尔基的不惮烦,已感到不耐,每讥笑他的不革命的软弱。当时并不适合于讲究人道主义的情感作用。高尔基对于这一层也知道的,但他仍然不顾疲劳地进行他的“软弱”的工作,虽因此失却统治阶级的欢心,损坏他自己的健康,他都不管。据柏得堡男爵夫人(Baroness Budberg)所追述,有一次高尔基为着几个穷乏的学者对列宁有所请求,和他大起争辩,失却他的镇静态度,开始对列宁大闹,以致气得昏倒,几乎患着心脏病死去!后来科恩教授亲自询问高尔基当时是否有这样的情形,他承认有,并还咆哮着说道:“是的,当时我们大闹,还大拍其桌子。我们的睑都涨红了。”还有一次,高尔基设法拯救四个被捕的大公爵,免被彼得格拉的“截卡”(Cheka,俄国的秘密政治警察)所枪决。他屡次由长途电话和列宁交涉,最后得到列宁答应由高尔基担保,可以释放。因为要避免公文往返的延宕,他亲自赶往莫斯科,得着列宁签字的命令,立即赶回彼得格拉。正在他将要达到最后一站的时候,他忽然得到消息,当夜这四个大公爵已由薛诺维哀夫的命令枪决掉了。据高尔基说,当列宁知道了这件卤莽的枪杀之后,“他气得发狂,滚在地下号啕大哭”。

高尔基拚命救济一般患难中的知识分子,他自己的生活也艰苦备尝。柏得堡男爵夫人从那时起就已担任高尔基的书记的职务,据她追述当时的情形,他们一班人住在一个公寓里,因为冷得不可耐,都堆在一个房间里面,每隔几时,设法烧些火共同取暖。大家在半饿的状况中勉强过日子,那是常事,除非有的时候,偶有朋友自乡间带些粮食作赠品送给他。高尔基继续不断地受着种种最麻烦的恳托的信件所包围,恳托的内容,形形色色都有,由一个大学教授请托他写张条子索取一副眼镜,到女诗人格勒歇科(Grushko)要他设法替她的婴儿弄到一份牛奶券。曷达塞维区(Valentina Hodasevich),曾为高尔基画过一个最好的像,据他说,当时高尔基所受到的许多恳托,有的是亲身跑来说的,有的是用信件来说的,其中有的于悲剧之中还夹着喜剧。因为不但有他的许多亲戚,来恳他替许多被“截卡”所捕去的无辜的犯人说情,不但有母亲们替她们的婴儿请求设法得到牛奶或医药,不但有大学教授们请求供给眼镜或皮靴,甚至还有人迫切地要求他做一篇关于“纯洁的怀孕”的适当的论文;还有人把某种药方拿来请教他,问他究竟有没有功效;还有人——远自西比利亚——问他某某天文家是否靠得住。据邱科夫斯基说:高尔基过了五十生日的后两天,接到一个监狱里的犯人写给他的一封信,里面有这样的恳托:“亲爱的作家,在你的圣日没有大赦的办法吗?我被关在监狱里,为着在我结婚后的第五天把我的妻杀掉,因为……(此下详述他所以出此手段的详情,从略)。你能否替我设法得到大赦?”在一九二〇年,有一个为高尔基完全不认识的人,从基列叶夫(Kilyayevo)车站打给他一个电报,说他被强盗抢掉裤子两条,卢布一万六千。这在高尔基怎么办呢?又据高尔基自己的追述,在许多来恳托他向当局说情的人里面,有一天有一位太太来访他,她身上带了四镑的银子和两镑的金子,请高尔基设法援救她的被“误会”而关到监狱里的两个丈夫。高尔基答应替她调查这两个不幸的人,这位太太随即要他说出为着这件说情的事情,他要收费若干?高尔基说完了这个故事之后,不禁对他的朋友说道:“我们不是成了幽默大家了吗?”

当时和那些小的大的狄克推多们办交涉,龂龂争论,已是够讨厌的事情;而由这样千辛万苦把交涉办好之后,结果还有是白做的,其苦痛更为难受。例如高尔基费了好几月的工夫,请求当局发一个许可证给卜洛克(Alexander Blok),让他出国到一个疗养院里去治病。卜洛克,在普希金之后,或者可算是俄国的最伟大的诗人,此时正患着剧烈的坏血症和心脏病,但据高尔基的意见,他的主要的毛病是“他已失却要活的意志了”。如能改换环境,另到一个适当的政治制度的地方去,也许可以救他这条命。最后,许可证居然被高尔基弄到手了,但已太迟,卜洛克已于得到这许可证的前一夜里死了!

俄国文学的历史家麦斯基(Prince D. S. SoyatopolkMirsky),他的父亲做过内务部副大臣,并曾于一九〇五年下令拘捕过高尔基的,这位文学历史家对于高尔基也不得不有下面的公正的话:

“高尔基在那几年恐怖万状的时期里,所做的工作是异常的有用而且令人敬佩的。他尽了他的力量,做文化和文明的保护者。俄国文化受到他的恩惠是很大的。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二一年间,救济许多作家和其他高等的知识分子的一切工作,使他们免于饿死,都须归功于高尔基……他在近代俄国文学史上占着伟大的位置,全是因为当俄国的文化正在消沈的危险时候,他亲自努力把俄国的文化拯救起来。”

高尔基的仇敌却骂他,说他可以抛弃他原来的立场,是为着个人的利益起见;说他当着布尔希维克的权力占优势的时候,便向他们俯首鞠躬。其实这种责骂恰和事实相反。在一九一七年的夏季,布尔希维克党的党人在数量上是不足令人注意的,而且受着一致的讪笑,辱骂,和排斥,此时高尔基和他的报虽对于列宁的政见不能同意,却敢于冒着险用和爱及宽容的态度待遇他们,因此引起各党和全体报界的仇恨。由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一八年九月,布尔希维克显然在庆祝他们的轻易的无与竞争的胜利,此时高尔基却和他们的没有疑问的权威挑战,对于他们的攻击,异常强硬,或许在当时是不识时务的举动。后来他转到他们那方面去的时候,布尔希维克又正陷入极危殆的境域。列宁刚被一个社会革命党的党员所刺伤,卧倒榻上。首都刚迁到莫斯科去,因为恐怕彼得格拉容易被德人,或芬兰人,或其他有组织的强力所侵占。莫斯科一天一天的更成为一个小的孤岛了,受着四面仇敌行为的狂澜所威吓。此时的莫斯科,不是以前由波罗的海展至太平洋,又由北冰洋展至黑海和中国边境的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的首都,却不过成为一个内地小国的中心,和四百年前的情形一样了。在各方面,苏维埃都碰着武装的仇敌,不但协约国是他们的仇敌,中欧列强也是他们的仇敌。不久协约国打了胜仗,便由打胜仗的协约国垄断着进行反抗俄国的神圣战争;把人,坦克车,飞机,钱,军服,道德的宣传,都像潮水汹涌般的加入这个反俄运动。苏维埃虽在组织及军事的设备方面都没有相当的准备,不得不对十六个前线战争,至于内部的仇敌,和阴谋破坏苏维埃国家的捷克斯拉夫,还未计算在内。(此时捷克斯拉夫受着协约国的煽惑,答应他们此事成功之后,要在协约国的外交会议桌上允许该国的独立,作为酬报。)此时的苏联,一面要救济内部的破碎和饥荒,一面又要应付西方的武装仇敌,苏联的命运似乎终是无可挽救的了。当高尔基转过来赞助布尔希维克的时候,这种种危殆的情形,他不是不知道的。

所谓“转过来赞助”云者,这个意思并不是说高尔基正式加入布尔希维克党,也不是说他取消了以前对于该党的策略所有的意见。齐列科夫对于高尔基的《随我们走》一文的痛击,表示当时一班不妥协者(指对布尔希维克)对于高尔基转变态度的愤怒。(这篇《随我们走》是高尔基在一九一九年对一般知识分子作的。)他们都觉得骇异:在《新生活日报》停办不到几个月,该报的主笔竟公然地厕身列宁,拉德克(Radek),薛诺维哀夫之列,成为“苏维埃制度的最显著的代表”!不但如此,这位反布尔希维克的报纸的同一主笔,竟劝告俄国和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随我们走”,此处所谓“我们”,所指的就是列宁和高尔基!当然,在愈益陷入孤立地位的布尔希维克,得到高尔基对他们合作的表示,这在他们是欣喜欲狂的。“我们已获得一个最大的胜利了:我们已取得高尔基了!”这是他们在欣喜欲狂中写出的句子。他们简直一有机会即夸示高尔基的“转变”。这真是怪可怜的现象!

高尔基在他的《随我们走》这篇文里,未曾表示他不再看见布尔希维克试验的卤莽,和这种试验所用的方法之惨酷。这篇文字不过表示他已宁愿信任“傻子的勇敢”,不愿信任西方各国的安稳和坦白。协约国强迫德国所订的和约,其中条件“十倍苛刻于《布勒斯特·列托夫斯克条约》(即俄国对德讲和的条约)”,这件事使高尔基对于西方民主主义的幻想,恍然觉醒,不再上当了。在下面所撮引的他的几段文字,可以看出他的新的态度:

“帝国主义者的不人道主义的政策之凶暴,一天一天的更为显著了,更为公开的威吓欧洲人民,显示新的战争和新的流血惨剧之不能免。

“威迩逊总统,在昨天还是人民自由和民主主义权利的拥护者,现在正在设备有力的军队,要在革命的俄国‘恢复秩序’,而在此时的俄国,一般人民却已感觉到他们有合法的权利,把政权握到他们自己的手里,而且正用着他们自己的力量,努力于建设新的政治制度的基础。我不否认,这个建设的工作未开始之前,确有过常属不必要的破坏行为。但是我,非任何他人所能代替,更适宜于发表如下的解释:俄国虽在特殊困难的情况之下,文化的改造已在进行中,这工作是用了异常的努力干着的;这种正在进行中的文化改造,已渐具相当的规模和范围,为历来人类史上所不知道的。这不是我的夸张。我在不久以前,是苏维埃政府的一个政敌,而且就是在现在,我对于他们的工作方法,还有许多地方不能同意;可是我敢说,将来的历史家看了俄国工人在一年间所成就的工作,除了敬佩现今文化事业的伟大外,没有别的感觉……

“可诅咒的战争既已揭露了旧制度的全部的崩溃,不人道,和凶暴,现在这旧制度的死刑已经宣布了。我们俄国人是没有因袭信仰的民族,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是更勇敢的,更反叛的,更少受已往的成见所束缚;现在我们这样的俄国人已做了先锋,踏上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我们相信,我们有权利请求全世界的普罗列塔利亚给与我们以协助和同情,并请求那些在世界大战以前就已严厉批评现社会的人们,也给与我们以协助和同情。

“如认为上面的批评是诚实的话,那末在欧洲和美国的一切可敬的人们,必须承认我们有权利依照我们所认为必要的,造成我们自己的前途。倘若任何智力的工作者,对于解决这个伟大的社会问题有真正的热诚,他们必须提出抗议,反对有些人企图恢复旧统治,流俄人的血以破坏俄国的革命,要俄国屈伏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准备着来榨取俄国,好像他们所已施于土耳其和中国的老例,又像他们现在正在准备榨取德国的办法。

“生存于群盗环伺的新俄,愿宣言于全世界的工人和可敬的人们:请来随着我们达到一种新的生活;为着这新生活的创造,我们正在不惜牺牲我们自己,或任何事物,或任何他人,向前努力干着。为着这件事,我们正在苦干着,不免有着错误,备尝一切艰苦,但却存着获得胜利的殷切的希望,听任我们的行为受将来历史的公判。请来随着我们共同奋斗吧,打倒旧的秩序,共同努力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共同努力于人生的自由和美丽。”

高尔基所以肯变换态度和布尔希维克执政者合作,最重要的原因是新政府对于文化事业的态度使他悦服。以前当专制政体的时代,对于教育的努力是多方阻挠的,尤其是关于一般平民的教育事业,这是因为那时的当道认为(其实是有充分的理由)一般民众的知识程度提高,是他们的致命伤。到了布尔希维克独裁的时候,在政治上的专制和压迫虽和沙皇主义是一样的,但是从开始就采用和以前大相反的教育政策。对于消除文盲的奋斗,被定为基本的有关全国的重要工作之一。文学的,科学的,和艺术的事业,都得到国家的资助。这种资助的比例,不但超过俄国在未革命以前的预算,就是和同时的,最殷富的几个国家的预算比较,也胜过他们。高尔基向来是不知疲劳地提倡俄国有积极发展文化的急迫需要,现在遇着苏维埃政府对于这种工作这样的热诚提倡,高尔基很殷切地欢迎这个良好的机会,那有什么奇怪呢?

高尔基既改变了他的政策,由抵制改变到合作,于是他和列宁的个人的关系又重新恢复了。自从高尔基回到俄国的时候起(一九一三年的末了),到列宁被刺命危的时候止(一九一八年的后段),他们两个人未见过面,也未通过信。我们在前面已经知道,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以前,高尔基曾经反抗过列宁的“壁垒森严”(即严格不与他派妥协)的领导;其实列宁关于这方面的政策,狭隘的严格程度,就是他自己最亲近的信徒,也有不能同意的。他们两个人当革命时期和革命以后的不同的意见,我们在前面已有相当的叙述了。这些不同的意见,不是一蹴就可轻易地搁置的,除非高尔基真已变成了列宁的信徒。后来列宁死的时候,高尔基在他退居于索棱托的静寂的环境里写的悼词,对于他和布尔希维克的分歧,曾有明确扼要的叙述:

“在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二一年间,我和列宁的关系,远出于我心里所要有的情形,但在当时却没有法子避免。

“列宁是一个政治家。他完全具有矫作的,然而确有真知灼见的,直往无前的幻象:这是要领导充满着愚笨农民的俄国这样一个奇大而呆重的船的舵工,所不能少的特性。

“我的本性对于政治是厌恶的,而又是一个仍有怀疑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我对于一般大众以及农民大众的智慧,都缺少信仰。

“当列宁于一九一七年回到俄国的时候,就发表他的‘论文’,依我看来,他在这些论文里所发表的意见,简直是为着俄国农民而牺牲了受过政治上教育的工人,和诚意于革命的知识分子所造成的全部队伍,这全部队伍虽在数量上不大,而在特质上却都是杰出的人物。这样一来,在俄国的唯一的活动力被抛弃了,好像抛弃一撮盐,掷入淡而无味的沼泽里(喻乡村),立刻消化得无踪无迹,而对于俄国人民的精神,生活的方式,或历史,一点儿没有什么改变的结果……

“为更为明瞭起见,我请再作这样的申述:俄国所以不能欧化和不能普及文化,其基本的障碍,是因为农村的文盲比城市厉害得多,农民又倾向于个人主义,他们几于完全没有社会的情绪。所以我以为,受过政治上教育的工人的独裁,再和知识分子有密切的联合,是打破这个难关的唯一的出路,此事因世界大战而愈益需要,因为此次大战增加了乡村的无政府主义。

“共产主义轻视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上的贡献,关于这一点,我不能赞同他们的意见。俄国的革命,恰是知识分子所准备的,这班知识分子,也包括那些教育过好几百工人的布尔希维克党人。俄国的知识分子——里面有科学家,也有工人——曾经是,现在是,而且在久时间的将来还是唯一的驾着马具的马,用来拖曳这个俄国历史的沈重车子。不管这辆车子已受过许多颠簸和震动,但是大众的心意,仍然是需要由外面加以指导的一种力量。”

直到今日,高尔基对于布尔希维克对付不属于该党内部正统派的人所用的手段,还不免怀着怨愤;他对于他们的压迫言论自由,以及他们有时对印刷品之发疯似的检查,始终是反对的。因为这个缘故,除到了最近,布尔希维克一向只把他看作一位有价值的朋友,但同时却把他看作一个异端,至多只把他看作一个“同路人”——这个名词是借用自托罗资基所造的,他对于仅是苏维埃的秩序之同情者,称为“同路人”。关于这一点,我们可再撮述高尔基在悼念列宁一文里所说的下面这几段话:

“在一九一八年以前,在谋刺他(指列宁)的卑鄙企图未发生以前,我在俄国未曾遇见过列宁,甚至未曾在远处望见过他。后来我去访问他,那时他还未能自由地用他的臂膊,也不能动着他的穿孔的头颈。他听到我对谋刺的事表示愤慨的话,不愿意似的说,好像说些他所觉得烦厌的事情:

“‘这是一件殴打的事情。你对这种事有什么办法呢?每个人都只依着他所知道的唯一的方法做去啊。’

“我们这次的晤叙,很含着深挚的友谊,但是他的透视一切的小眼睛,当然对我注视着,他把我当作‘迷路’的绵羊,显然露着惋惜的意思……

“几分钟之后,列宁激昂地说道:

“‘不和我们在一起的人,都是反对我们的。有人以为个人可和历史脱离关系,这是一种幻想。就是我们承认,有一个时候这样的人曾经存在过,现在也寻不出这样的人了;他们在现在也不能存在的了。没有人需要他们这样的人了。每个人,即至最后的一人,都被卷在现实的漩涡中,所受的联系,都比以前来得复杂的。

“‘你说我把人生弄得太简单化了吗?你又说这样的简单化有破坏文化的危险吗?’

“他(列宁)说后发出含着讥讽之意的老腔调:‘哼……哼。’

“他的锐利的眼睛越加锐利起来了,他用低微的声音接下去说道:

“‘可是,几百万的农民,有来福枪把他们武装起来之后,你相信他们不会危及文化吗?不会吗?你能否想象,宪法会议就能控制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吗?你,喋喋不休地责备乡村的无政府主义,固有你的理由,也应该明白我们的工作比任何人的更好些。我们要领导俄国的平民,不得不示以极简单的东西,在他们的脑子所能容受得下的东西。苏维埃和共产主义,那就是简单的。

“‘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联合,什么?这并不坏,一点也不坏。请你叫那些知识分子到我们这里来吧。依你看来,他们是诚意地为公道的利益而努力,他们果真如此吗?那末他们为什么总是离开我们呢?请他们到我们这里来:唤起人民奋发自救,并把全部真理告全世界,这种重大的工作,是我们这班人干的;对各国指明达到‘人的生活’之直接的路径,跳出奴隶,贫穷,和耻辱的境域,这也是我们这班人干的。’

“他笑了起来,又毫无怨恨地说道:

“‘这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把这个(指着他的伤痕)给我放在这头颈上啊。’

“后来我们的谈话的热度降到常态的时候,他烦恼而疚歉的说道:

“‘我们需要知识分子:这个事实,我何尝争辩呢?但是你看,他们是怀着怎样敌视的心理,他们对于当前的需要是怎样的懵懂?他们不知道,倘若没有了我们,他们便是无能为的,他们便不能达到大众的。倘若我们不得不多所破坏,这却是他们的过咎啊。’”

在列宁的伟大的工作里,极需要有技能和脑子的人,这种殷切的需要之感觉,没有人比列宁自己更锐利的了;而在俄国人里面,这样的人材是怎样的缺乏,以及列宁所说“倘若没有了我们,他们便是无能为的”几句话,是怎样的真确,也没有人比高尔基更懂得清楚的了。在好几个世代里面,俄国的最高尚的男女青年都尽力要接近民众,要把他们从莫知莫觉和屈伏的情况中,唤醒起来,但这班青年总是不能被一般人民所了解。布尔希维克却能第一次作人民的喉舌,他们虽常被农民所怨恨和诅咒,但却未曾被他们怨恨得像局外人,像“骗人的绅士”。由于和布尔希维克合作,知识分子才能获得唯一的机会,和人民发生直接的接触,才能实行他们所自认的对于这班神秘的人民的爱。

虽然列宁对于这些过于苛求的知识分子有他的确有根据的怀疑,但他遇着有脑子的人,能利用着有脑子的人,也觉得异常的快乐。据高尔基说,列宁每和发明家,或炮队的将官,或科学院的会员谈话之后,对于俄国人思想的灵敏,更感觉到出于爱国的自豪。他对于俄国产生的人物如托罗资基,便觉得可以自豪。他有一次谈起托罗资基,用他的拳头击着桌子说道:“他们能否指给我看,另有什么人能于一年里面组织成功几乎可作模范的军队,而且得到军事专家的敬佩?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什么都有了!我们将有奇迹啊!”

关于高尔基常为“截卡”的牺牲者说情,他有下面的几段话:

“我常把各种的请求来麻烦列宁,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替人向他恳求,引起他对我有着某种怜悯的意思,几乎看不起我。他每这样的问我:

“‘你不觉得你自己是忙于无意识的事情,是忙于无足轻重的屑务吗?’

“但是我仍干着在我看来似乎需要的事情,虽这位知道普罗列塔利亚的仇敌数量的人,用他的眼睛对我怒视着,还是不能阻挡我。他往往于怜悯中摇头说道:

“‘你使我在工人和同志的心目中,被认为是在迁就了。’

“我对他说,同志和工人,正在激烈和暴躁的心境中,往往把自由及有价值的个人的生命看得太轻,看得太‘简单’了。这样的行为,依我看来,不但没有必要的,有时简直是荒谬绝伦的残酷行为,累及革命的良好而困难的运动,并且在客观上对于这运动还有很大的损害,因为这样一来,原可帮助革命运动的少数的大势力,都被排斥掉了。’

“哼——哼,列宁怀疑地这样低声哼着,正在回想着知识分子背叛工人的革命运动的无数事实。

“‘仅在我们两个人中间无话不谈吧’,他接着说,‘你难道不知道他们常因为怯懦,因为遇着他们所心爱的理论和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恐怕难以为情,便背叛了我们?我们便不怕那些。理论和假设,在我们看来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只不过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罢了。’

“但是我却记不起有那些事列宁拒绝过我的请求……”

高尔基对于列宁,由始至终,经过他们的友谊和冲突的各时期,所最觉得佩服的,是列宁的“铁的意志”——坚强无比的意志——这是在存心虽好而不能实干的知识分子里所很少遇见的。此外列宁还有一个特性为高尔基所注意的,是他对于痛苦的仇恨。俄国的生活和文学,似乎都把痛苦和悲伤看作神圣清高。列宁却痛恨不愉快,哀痛,和人类的受苦,他深信:“不愉快并不是人类生存里面无法改变的基础,却是人们必须而且能够从生活中排除的。”

高尔基生平所奋斗不懈的是反抗苟安和庸俗;是反抗常人抱残守缺,不欲改弦更张的欲望;是反抗他们对于新颖,异常,和勇敢事物的恐怖。他曾经热烈地拥护革命运动,他的希望就在能由此把一般人从知足的泥坑中唤醒起来,激起他们对于创造的改革和优越的事业的热望。依他看来,列宁就是这样的革命精神的化身,所以他说:

“大多数人的基本的呼声是:

“‘不要干涉我们依照向来过惯的生活。’

“列宁却已胜利地用最机敏的方法(在他以前没有人用过),阻挡他们再过他们向来过惯的生活。”

高尔基决定和布尔希维克合作的时候,正是他们在事业上最困难的时候,但到了一九二〇年的末了,他很高兴地看见苏联在前线全部都得到了胜利。“客串的”红军所以能大胜以当兵为业的军队,是由于到了生死关头所唤起的一种优越的“军心”。此次斗争的结果,比军事问题尤为重要的,是从前包括在俄帝国的各邦,自愿地团结起来,组成苏维埃共和国联邦,当时除波罗的海各邦,波兰,和比萨拉比亚外,从前的国土都仍得保全着。于是全世界不得不承认俄国的力量和独立的权利。

不过俄国同时却仍在艰苦困难中挣扎奋斗,后来得由干涉和侵略中解放出来,所付的代价是全国在可怖的紧张中努力。六年的战争——对外的和对内的——使俄国精疲力竭,饥寒交迫;使俄国的农业,工业,和运输,都被破坏;全国人口大为减少,生产率减低,在那遭难的几年里面,体格孱弱精神不健全的婴儿数量之增加,尤有惊人的比例。就是在常态的时期内,共产主义的试验——简单的说,就是一切生产和分配的国有化——在缺乏世界合作的状况中,不但需要有大多数的有理想和智慧的人民,并且需要物质上的自足。俄国虽极富于天然的宝藏,但在技术和普通的文化,既出乎常人意料之外的落后,国际方面又以白色恐怖的极力压迫,要对付这个局面,实在是极困难的事情。但是侵略者已深入国土,恢复旧秩序的危机日迫,这种种事实刺激着大众,使他们忠勇奋发干起超人的事业,把仇敌驱逐出去,凑合所有的一些粮食和军械,作九死一生的奋斗。这个难关虽被打过,但全国又陷入极虚弱的苦境中。城市方面,简直没有生产品和农村交换谷类,而农民呢,却采用俄国沿传下来的消极抵制的办法;他们只耕种仅仅足够他们个人的需要。结果各城市都闹着饥荒。中世纪的俄国每隔几时就遭受一次的灾难——荒年——已渐渐的出现,而此次尤其厉害的,因为不仅天灾,而且还加上其他的变化。最重要的是有许多广大的土地,农民有意不去耕种,这便造成了俄国的一个致命伤的打击。

此时拯救了俄国的崩溃和破产,全靠列宁的机智,很敏锐的转了方向:不管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抗议,毅然采用“新经济政策”方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全靠实行了这个新经济政策,才获得俄国元气的空前的恢复,虽则当时的俄国和其他欧洲各国的情形迥异,因为得不到外面的帮助,反而受着列强的联合的干涉。不过同时有一点却也应该提及的,就是当时饥荒中的牺牲者所以能立刻获得援救,大部分也靠着一班公正不偏的注重人道主义的朋友的努力,其尤著的如南森(Fridtjof Nansen,挪威的探险家,博物学家,著作家,又是外交家)和教友派的教徒,以及美国救济会的大规模的救济工作。高尔基曾发出震动一时的呼吁文字,主持美国救济会的胡佛(即前任美国总统)不久即来响应,等到初步的交涉告竣之后,美国救济会便开始供养正在饥饿的儿童及成人。倘若没有这种人道主义的表现,而同时世界大战的流血惨剧又仍在进行的话,俄国荒年所牺牲的人命,也许要远过于五百万人的数量吧。

高尔基的各种非政治性质的工作,都使列宁感觉到欣慰。列宁对于高尔基,心里总是敬爱他的,就是当他们冲突反抗最激烈的时候,他还是如此。当一九一八年列宁的左右请他决定《新生活日报》最后命运的时候,列宁对于他的亲密的同事说过这样的几句话:

“当然,我们必须封禁《新生活日报》。在现今状况之下,正是我们要唤起全国共同保障革命的时候,任何‘知识分子的悲观主义’都是极有损害的。但高尔基却是我们里面的一个。他是和劳工阶级及劳工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他自己是由‘下层’出身的,他将要回到我们这边来,这是无疑的……”

列宁屡次对接近他的人谈起高尔基的时候,特别注重高尔基生平辛勤求得知识所经过的艰苦困难的情形,他以为高尔基的这种经验,必能使他更能做新的“农民工人的知识分子”的模范,因为他们也不得不于艰苦困难中求得文化的熏陶。他把高尔基视为建设新俄国的极可贵的资产,劝本党常于广大的公共聚会中请高尔基现身于大众之前,并用留声机片记录他的演辞。他并送给高尔基一张单子,里面载着他建议高尔基要对群众演讲的若干题目,以便造成留声机片。题目里面有关于知识分子,科学,革命,技术专家,以及其他等等题目。高尔基向来怕演说,所以虽然答应写这些演辞,但终于未写。

高尔基由彼得格拉到莫斯科的旅行,总使列宁感到愉快,因为他爱他的个人,也因为和他晤叙,使列宁知道俄国知识分子的意见。高尔基的这类旅行,对于各种文化事业的进行和各种文化事业机关的建设,都有很大的帮助:因他可藉此机会和当局接洽或商量。有一次他到了莫斯科,刚巧遇到和列宁接近的几个同事私下替他(列宁)庆祝五十生辰,也请高尔基去参加。高尔基似乎是被他们骗去到会的,到会后才知道该会的目的。他知道了很愤怒,恫吓他们,说要把他们的姓名记录下来,提出于中央委员会,提议惩罚他们,因为他们虚耗时间于无用的事情!不过他后来被人劝和下来了,还在该次聚会中作非正式的演讲,描述列宁的生平,很使听众获得深刻的感动;讲完之后,他和列宁两个人立着互抱了好久。

列宁很关心高尔基的健康,常请他到莫斯科来休息一下。下面两封是最近才公布的当时列宁写给高尔基的这类的信:

“亲爱的阿勒赛:

“请你信我的话,你在彼得住得太久了,常住在一处是不相宜的。这样每使人感到厌倦,请你慨允乘车到我这里来,可以么?如你答应的话,我们就替你布置一切。

你的列宁。一九一九,七,五。”

还有一封:

“亲爱的阿勒赛:

“请你来休息一下,我常离开两天到乡间去,我现在可替你在乡间布置好,备你到乡间去住几时,短时间或长时间都行。

“请你一定听我的话,到我这里来!

“何时动身,请你电告。我们可替你在火车里包一个房间,使你途中舒服。你这样换换空气,于你是很有益的。我等着你的回音!

你的列宁。一九一九。七,十八。”

高尔基对于疾病的抵抗力,实足令人惊异。专门医家屡次宣布他的死刑,但他总对于他们的宣布置之不睬,仍在最不健康的情况中继续生活下去。但他在那不能忘的几年里身体上的困苦和精神上的烦闷,终于影响到他的令人惊异的体格。列宁自己也在紧张的工作中呻吟着,但他对于高尔基不注意自己的健康,却大冒其火,在一年余的时间内,继续的劝他要到国外去就诊于医科专家。一九二一年八月九日,因工作过劳而且滋养不足以致患病的列宁,却写给高尔基这样的一封信,其口气和在八年前由克拉科寄到喀普里的信相似:

“阿勒赛!

“……我疲顿极了,以致于不能有何办法救我自己的生命。但是你,你吐血,却不离开!请你信我的话吧,这是不公平的,而且是耗费的。到欧洲去,在一个好的疗养院里,你可得到适当的疗治,能够做三倍于现在的工作。如你仍在我们一起,你既得不到疗治,又不能做什么工作,不能做什么,除了喧嚷和徒劳。请你离开此地吧,把你的身体弄好,不要再固执了,我请求你啊!

你的列宁。”

诚然,列宁是一位节省大家,他极力为“国家资产”节省虚耗,虽在他自己万分烦苦的工作中,还设法抽出时间来照顾许多个人。据高尔基说,他不但写这样的信给高尔基一人,并写着相类的许多信给各种同志。高尔基不愿当俄国正在此艰苦困难中,他个人抛弃了俄国,到国外去。但后来他的病势愈益剧烈了,终被再三强劝着到外国去,被送进一个德国疗养院。此时他的死刑好像即将到临,似乎比健康的恢复来得更有希望! xAWIeGtPSLFdvbKT/Q+ws1BHlLgKaADKY8lFktKky0OwJnWwIiPzvJVlG/ToRW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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