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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大战的时期里面，高尔基编行了一种月刊，名叫《纪事月刊》。就大概说，该刊是主张国际的社会主义，并在战期中检查员通得过的范围内，在原则上反对世界大战。当时自命爱国的报纸和各种爱国的团体，诬指该刊为亲德，为失败主义派，为叛逆，屡次督促俄政府取缔该刊，视为全国的公敌。其初负检查责任的当局寻不出具体的根据来查封该刊，直到一九一六年的末了，当道才决定勒令该刊停版，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拉斯普丁的被刺，以及其他重大激变的事件连着发生，政府的注意不得不分到别方面去，也不能用全力来对付这个月刊了。其实当时这个月刊在各方面都不能讨好，既为拥护世界大战者所不喜，又不为失败主义派所欢迎；既被布尔乔亚所痛恨，又为列宁所轻视。这个时候，高尔基脱离了列宁的“训导”，他的“全党应团结而不可分裂”的老主张又重新汹涌起来了，又被那些列宁所谓为宁愿分尸四段而不愿相处的人们所包围了。高尔基自己在这个月刊上所发表的文字却很少涉及政治的问题；他所愈益注意的问题是一般人民文化的落后，和须要一个“战争”来对付这个“内的仇敌”的迫切。显然的，此时的高尔基，对于“革命可治全国的一切罪恶”的信仰，已渐渐地冷了下去。一九一七年三月专制君主政体的推翻，和后来克伦斯基当政时文武官吏的腐化，在他唤起了一种混杂的反应。一方面，他看见一个废弃的腐败的制度之被推翻，感到自然的愉快；但在另一方面，在这种愉快之中却夹有一种顾虑，在世界大战及本国革命之错杂的神秘状况下面，人民的能力是否能维持秩序和仁爱，他不能无疑。他甚至于暂时忘却他的非战的态度，在各报上发表了一种公开的信，说在自卫的范围内，继续参战到胜利的结果，是革命应有的使命。列宁对于高尔基这种前后自相矛盾的话，有这样的批评：
“这封信完全充满着一般普通国民的成见，看到这封信的人，便觉得可恨。此文的作者（列宁自称）前往喀普里的时候，曾经面责高尔基关于他的政治的错误，并警告他以后不可再蹈覆辙。高尔基闪避这种责备的方法，却是现出一种亲密可爱的笑容，和下面那样直率的话语：‘我知道我是个蹩脚的马克思主义者。况且我们做艺术家的人都是些不负责任的人们。’……对于这样的宣言，却不易于和他争辩……”
高尔基所办的《纪事月刊》不久停刊，一半因为印刷方面发生了障碍，一半因为月刊不能应付瞬息变化的俄国时局。于是他在一九一七年恢复那个已经死了十二年的日报。名叫《新生活》。他觉得专制君主政体的推翻，也许只不过去了体上的皮肤病，体内的病还须要疗治。于是他大声疾呼，说俄国的文化已很危险，非积极提倡不可。但是高尔基的这种意见，在轰动全国的暴风雨中，好像是极微细的呼声。就是在他自己所主持的《新生活》报上，这位主笔先生的话也被政治性质的讨论所湮没，没人注意。他的同事的主笔和特约撰述，也和办《纪事月刊》时一样，都觉得到了这个时候，不比在沙皇统治时代了，如仍自认对于政治的行动无明确的主张，是很难的事情；在从前沙皇统治的时代，在这方面的糊涂掩饰，不作显明的表示，反而是闪避检查的最稳妥的方法，此时的形势却和从前不同了。《新生活日报》很迅速地成为俄国销数最大读者最多的报纸，但是该报对于三月后公开活动的任何党派，都没有关系或附和。该报的言论可谓最近于一种布尔希维克主义，但却不是列宁的一种；该报虽反对布尔乔亚的观念，虽攻击克伦斯基的游移不定的政策，攻击他对于劳资两方及参战和革命间的骑墙态度，但对于列宁立刻由苏维埃夺取一切政权和建立普罗列塔利亚国家的主张，也作强烈的反对。所以《新生活日报》虽有很大的销数，但和《纪事月刊》一样，对各方面都不能讨好。
高尔基做这个日报的主笔，觉得很不舒服：在一方面，他心里根本不喜欢党派的斗争，从未停止他对于重新团结的努力。在别方面，政治使他感觉烦恼；立于一个大规模而又占有势力的日报的主笔地位，又不能不谈政治，这是他所受不了的。他时在该报上发表的提倡“文化”的文字，所以还受人容忍，还是因为他们敬重他在已往的革命历史。
《新生活日报》缺乏一个明白的政策主张，这种情形，可算是一九一七年三月的政治革命和同年十一月的社会革命的过渡时代的特征。在这两个革命的过渡期间的几个月内，知识阶级大作理论上的争论，和一场无结果的雄辩，对于当前的现实却完全不能把握着。经过三月的政治革命，俄国摆脱了专制政体和封建制度的残余势力，他们认为，其次的阶段，依着别国的经验所指示，似乎很显然的是：封建制度必须代以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个尊严的议会制度之下，由中等阶级占着优越的势力，这是一个当然的趋势。总之还是个布尔乔亚的统治。
对于这种似乎一致的见解，独持异议的是列宁和他的少数的信徒。他对于这个形势，最初就有不同的观察。那些知识阶级都是熟读历史和政治思想的著作的，认为别国既有先例，封建制度推翻之后，继以中等阶级为中坚的议会政治，是当然的趋势。但不管一切的政治理论和先例，依列宁看来，俄国的革命并不是转政权于中等阶级的这回事。俄国的中等阶级在数量上是很有限的，他们的道德的势力更是等于零。一般愚蠢的大众已数千年被强压在下面，屈伏于专制的统治，被压抑在愚民政策之下，毫无知识可言：对于这样的一般大众，要用逐渐的演进的方法，是不行的。在恐怖的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的当儿，帝俄统治阶级的腐化和颟顸无用，已达了极点，以致于忽然地土崩瓦解，全部崩溃。三月的革命，是由军人叛乱所促成的政变，它和平常军事政变所不同的一点，乃在不是由上级军官所发动，却是由于下级兵士所发动的。当时许多的兵士，其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连同为数不多的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老实不客气地不服从他们的军官的命令，自动解除他们对于沙皇的忠诚，拥护一般人民的革命运动。这政变发生之后，政治的领袖们现身于政治舞台上了，他们企图来着手实行善后的办法，结果他们认为“洛夫——密鲁科夫——葛区科夫的混合内阁”（“Lvov—Milyukov Guchkov Cabinet”）是可容纳的——在这班知识分子看来是可容纳的。这个混合内阁里有守旧派，有自由主义者，甚至有资本家，为着敷衍革命的群众起见，特容许“社会主义者”的克伦斯基参加在里面（任司法总长）。但是和知识分子相对的未受过教育的兵士，农民，和工厂的工人，并不派代表到这个自视为不可一世的临时政府里面去，却派他们的代表去参加工人，兵士，和农民所组成的卑微的苏维埃。于是在一方面，有个混合内阁，做比较上无成立可能的中等阶级的代言人；在另一方面，有个苏维埃，代表占全国人民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喉舌。那个知识分子所建立的临时政府，固然要想统治全国，但是这个政府的后面没有什么后盾，只有一班所谓政治的领袖在里面鬼混，而在他们里面又没有一个领导者。至于苏维埃，差不多有了全国做后盾，但可惜主持者的态度过于谨慎。此时这个苏维埃的领袖如丹恩（Dan），李柏（Lieber），高资（Gotz），马尔托夫，许诺夫（Chernov），克得斯（Chkheidze），以及其他等等，都不惮烦地再三叮咛这个有力量的集团不可企图统治全国，认为这样一来，便和一切历史上的前例相反。这种矛盾的现象继续了几个月。临时政府有名无实，徒贻笑柄；苏维埃虽权力日增，但却又不愿意用！后来这个临时政府渐渐地转入克伦斯基的掌握中。克伦斯基是个诡诈的欺骗者，第二等的律师，却要效颦拿破仑，游移不定于参战和革命，资方和劳动，地主和农民，由前线归来的疲于战争的代表和协约国的密使。（这些密使是被派来引诱俄国不管任何牺牲，都要出兵进攻的。）苏维埃很勉强地派了几个代表加入克伦斯基的混合内阁，腼颜和他们周旋着。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偷过边境潜入俄国以前，就造定了他的这个标语：“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后来他一到了彼得格勒（Petrograd），就尽力于一种激烈的运动，使这个标语普及化。反对他的，不但是一切尊严的领袖和他们的机关报（都骂他是狂人，是德国的奸细），就是“几乎是布尔希维克”的《新生活日报》的一班人，以及他自己的从前最亲近的同志里面也有几个，都来反对他，都觉得他的政策有引起暴民政治的危险。在一九一七年六月全俄苏维埃大会里面，列宁曾演说，他在演说里提及策列特利（Tseretelli，克伦斯基内阁里的一个孟希维克阁员，任邮电部长）说过的这几句话：“在俄国没有一个政党肯答应出来肩起政府的全责。”列宁接着说：“我的回答是：确有一个这样的政党！没有政党应拒绝它的这个负担，我们的党就不拒绝这个负担。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的党都准备着接受政府的全责。（听众鼓掌大笑！）你们尽管尽量的笑。”列宁为着说了这几句大胆的话，被报上的讽刺画和小评里的主笔先生们作为取笑的目标。在俄国的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向来是以三推三让为美德的。当时列宁只有极少数的信徒，竟敢明目张胆地宣言：已准备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接受政权。这在一般人看来，当然要觉得是极端的滑稽，是太不自量的笑话。
巴萨洛夫（Bazarov）曾在《新生活日报》的社评里，警告大家勿为列宁的“共产主义的歇斯底利亚”所迷惑；拉萨诺夫（Ryazanov），现在是布尔希维主义的台柱子，当时却骂列宁的政策等于回复到巴古宁（Bakunin）的“暴动主义”。一九一七年的六月，在布尔希维克党第一次起事失败的第二天，索克哈诺夫（Sukhanov）在高尔基的报上写了一篇评论，足以表现该报素来游移不定的态度。他在这篇评论里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和布尔希维克党人有分别的地方，就在乎我们不把夺取政权加入我们的主张里面。我们认为这样的干是错误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拒绝政权的接受，也是一个相类的错误。”这样自相矛盾的话说了出来，怪不得列宁的机关报——《真理报》——讥讽备至，对于这班“《新生活日报》上的小布尔乔亚的迟疑徘徊的饶舌”，嗤之以鼻。后来拉萨诺夫力劝列宁派和托罗资基派互相让步妥协，高尔基的报又重新努力于鼓吹各派的团结。《真理报》对于这种感情的话，不屑置辩，只斥为“肥皂泡”而已。
高尔基不是一个政客，这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因为这个缘故，他对于在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所难免受到的嬉笑怒骂和肆意毁谤，却不能老着面皮，泰然处之。各方面对于他的攻击，当然使他感到烦恼。
一九一七年的夏季将了的时候，克伦斯基的政府愈益孤立起来，信用和威望都等于零了。他和大众隔开愈甚，反恃守旧派和资产阶级为护符。逃匿于芬兰的一个小村落里的列宁，以他的决心和自信力，指导革命的进行。此时“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的口号，相信的人也渐渐的多起来了，后来在两京的苏维埃选举，布尔希维克党人竟获得多数。彼得格勒苏维埃举托罗资基任主席；他从前是列宁的政敌，此时已经明确地加入列宁一派共同努力了。从此以后，苏维埃有了新的声调，明明白白地要夺取政权，对于克伦斯基的即将没落的“政府”，明目张胆地加以轻视。克伦斯基的“政府”大发雷霆，声斥彼得格勒苏维埃，加布尔希维克党人以叛逆的罪名，说他们有推翻现政府及准备叛乱的阴谋。布尔希维克党对此种种并不否认，只不屈不挠地埋着头干，积极进行夺取军权和政权的组织。
在这种急迫的时期里面，《新生活日报》的态度怎样呢？他们不能再讥讽那班孤立的狂人是在胡思乱想了，因为这个时候列宁一派人的声誉和势力已一天一天地继长增高，使人不得不加以严重的考虑了。托罗资基所主持的苏维埃已不再辩论接收政权这件事的是非问题，只着手准备如何接收，并已发出命令给军队及民众机关。这种命令发出之后就被遵守的，不像克伦斯基的有名无实的命令。《新生活日报》也不得不承认此时的政权即将转到“民主”的手里，但所谓“民主”，是指社会主义的各政党，仍不信任布尔希维克一党有独任艰巨的力量。巴萨洛夫就在该报上著文提出这个疑问。直到十月的中旬，在列宁的凯旋前约两星期，巴萨洛夫还不能自禁地揶揄列宁对于大众的信仰（这种信仰，表现于他的这个标语：“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他认为这种信仰只是“装作有感情的伪善”。他在这篇社论的末了，有这样的预言：“布尔希维克党在政治上胜利的时候，即是布尔希维主义的开始和完结，同时也是革命的开始和完结。”假使巴萨洛夫的意思是说一旦布尔希维克党得到政权之后，不得不修正他们的主义，由于积极建设的开始，使革命因此完结，他也许是不错的，因为这是大多数的革命的政党得到政权之后的命运。但是，当然，巴萨洛夫的话却另含有破坏的意义，他叫人不要相信在布尔希维克党领导下的俄国革命会成功。到了十月下旬，《新生活日报》的社评政策所取的态度，是赞成“一切权力转给‘民主’的手里，同时警告‘民主’的左派勿作单独的行动”。该报的理论家巴萨洛夫仍用讥诮的口吻，评论布尔希维克党的议决案；该案主张“立即”由苏维埃夺取政权，并答应于取得政权之后，“立即”着手对德订立和议，“立即”解决土地问题，以及其他相类的自豪的幻想。该报社评里疯狂似的一致的主张是：“‘民主’必须巩固它的一切的力量”，而这种疯狂，却因布尔希维克党的叛变一天紧迫一天，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概，也就一天一天的更觉得心虚胆寒起来了。
当时关于这种“叛变”，公开谈论的人很多，听得惯了，似乎没有人把它看得怎样的严重。克伦斯基的政府准备用适当的手段来对付这个即将爆发的“示威运动”，一点儿也不觉得惊慌。密鲁科夫所办的机关报，预料倘若布尔希维克党人敢冒险到街上来，政府不难把他们压服下去，并表示临时政府的前途有希望，说政府“这一次必有足够的决心，至少要给与狂肆的无政府主义一种适当的道德上和物质上的挫折；暴风雨将要到来了，但也许这暴风雨将使空气一扫而清。”大多数布尔乔亚的报纸更为激烈，主张立刻用严厉的手段对付布尔希维克党人。苏佛林（Suvorin）的报上毫不掩饰地写着：“我们对于德国的奸细无战争可言，加以逮捕就是了。”他简直以为这班徒棍为数不过几个人，只须把他们逮捕，这件事便可终了。孟希维克的《工报》（“Rabochaya Gazeta”）论到布尔希维克的领袖，这样说：“彼得格勒的普罗列塔利亚和驻防军，与其他的社会分子完全脱离了关系而孤立无助，为从来未有的现象，这个事实，难道他们都不觉到吗？就是工人和兵士罢，也不是全体都跟随他们的，他们的标语只不过能把少数狂热的工人和兵士，诱骗到街上来，这少数人必很迅速地被猛烈地打死，这种形势，难道他们也不了解吗？”此外还有其他社会主义的报纸也有相类的口吻。《新生活日报》也发表警告，说这个建议中的“叛变，最可能的结果不过是引起内战，不能减轻也不能解决任何困难；此事只能有益于一个党派，那就是柯尼洛夫的一派。”高尔基自己也于十月三十一日在《新生活日报》上写了一篇社评，对于所传将于十一月二日爆发的“布尔希维克的起事”，表示反对，认为这样的流血暴动将使革命受重大的打击，并谓布尔希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如果是一个能够指导大众的强有力的能自由行使职权的政治机关，对于这个传说负有驳斥的责任。
但是布尔希维克的领袖们对于这个问题却不愿多费口舌。谁听见阴谋起事的人公开讨论他们的计划？托罗资基但知埋着头干，不愿多说话。在那几天，他不顾疲劳地从事组织彼得格勒军队和工人的工作。据他的仇敌索哈诺夫所述，当时的托罗资基竟像有分身术，随处都有他的踪迹；由革命的总部里奔出来，再由这个工厂奔到那个工厂，由这个兵营奔到那个兵营，奔了一处又一处；“每个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兵士都知道他，都听过他说话。他当时的势力，在群众里和本部里，都可压倒一切。他是当时的中心人物，是那一页历史的主要的英雄。”由于托罗资基的建议，苏维埃组织了一个“军事革命委员会”，积极使表同情的工人武装起来，并使兵士和水手都有充分的准备，一等到克伦斯基的政府被推翻的时期成熟，即可发动。在别方面，托罗资基和其他布尔希维克的领袖对外都不愿承认他们的用意，就是社会主义的各派代表迫着询问他们，也设法敷衍闪避，不让他们知道。但是当时的困难确也很大，关于这次叛变的企图，不但各派反对，使布尔希维克陷于孤立的地位，就是该党的中央委员会也有不同的意见，不能一致。列宁看到自己一派内还有这样的分裂，也觉恐惧，乃从他所藏匿的地方放出一个炮弹来——发出他的“写给我的同志们的信”。他老实不客气的这样说：“如拒绝此次的叛变，就是拒绝把权力转移给苏维埃，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仁慈的’布尔乔亚身上……你们要末加入自由主义者，公开反对这个标语：‘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要末只有叛变。此外没有中立的余地……”至于有人争辩，说布尔希维克已陷于孤立的地位了，又说发出反对此次叛变的宣言，有孟希维克，有国际主义者，有左派社会革命党，《新生活日报》的一派，以及苏维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列宁却这样说：“直到现在，我们已使那些迟疑不决的人受了打击，由此获得人民及苏维埃里大多数的同情；现在我们是要由于苏维埃的胜利，和迟疑不决者对于营地的抛弃，得到我们的收获。这是为着布尔希维主义多么好的事业啊！”最后他耸耸肩说出下面的几句话，把一切的争辩都一笔勾销，他这样说：“一个笨伯能问出十个聪明人所能回答的十倍多的问句……我们从未否认接收政权的困难，但是我们不让革命的困难把我们吓退。”
所谓“叛变”，终于来到了，此事经过的迅速和顺利，简直好像是一幕喜剧！十一月四日，彼得格勒的一团驻军议决通过服从托罗资基所手创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十一月十日，克伦斯基宣言他要在法庭上控告那班“企图煽动群众以推翻现存秩序”的人们。同时临时政府特于首都外面调军队保卫，实际只有军事学校的若干学生和妇女们出现于冬宫，表示他们对于克伦斯基的忠诚。在这同一天里，军事革命委员会也发出命令给兵士们。这个命令的简洁扼要的体裁，无疑的是托罗资基的体裁，和克伦斯基的夸张虚浮的拿破仑式的体裁，完全不同。他在这命令里有这样的话：“勿踌躇或怀疑。坚定，稳固，坚毅，决心。革命万岁。”十一月七日（俄历为十月廿五日）是决定起事的日期。在当日上午两点钟，军事革命委员会便开始占据公共机关和各种设备。当日的上午四点钟，克伦斯基求助于哥萨克军队，请求他们“为着祖国的自由，荣誉，和光耀，辅助革命的民主和临时政府，拯救垂亡的俄国”。但他被哥萨克军队拒绝。当日的上午十点钟，军事革命委员会宣言“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克伦斯基离开首都到加奇那（Gatchina）去，想调集一部分哥萨克军队来援，作最后的挣扎，但仍然是徒劳无功。当日的下午两点三十五分，托罗资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会议里宣布“临时政府已不再存在了”，同时他陡然宣布列宁和其他曾经亡命的领袖都已在场，引起大众热烈的欢迎。列宁当场的演说很短，他只不过说：“同志们，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这是布尔希维克党人所一直主张的，现在已经成功了。在俄国的历史上一个新的局面正在开始；这个第三次的革命最后必引到社会主义的胜利。我们须在俄国立刻建设一个普罗列塔利亚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在那个时候，无论何人，如预料布尔希维克的统治至多会超过几个月，必被人笑。就是列宁和托罗资基，也不能自信他们的政变能比巴黎公社的纪录更长久。
讲到高尔基，对于胜利后的布尔希维克的攻击，其严刻为从来所未有。他所以大为愤怒者，因为他们一得到政权之后，对于他们的反对者采用他们自身所遭受的同样的压迫手段。这个时候，高尔基所处的地位，比前更为困难。已握到政权的布尔希维克党当然轻视高尔基和他的一班人——列宁所称为“四分之一的布尔希维克”。至于非布尔希维克的知识分子，他们向来骂高尔基比布尔希维克更坏，因为他隐藏在“文化的工具下面”。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便把所谓“国难”归咎在高尔基身上。甚至他的从前的朋友和卫护者也有不睬他的！
布尔希维克党执政之后，前政府的阁员被拘在彼得堡罗炮台里面，后来其中社会主义的阁员由列宁和托罗资基释放后，都得安然的回家，还余下他们的同事柏纳资基（Bernatsky），康诺法洛夫（Konovalov），推列顷科（Tereshchenko）和其他等仍被拘禁，高尔基为着此事，著文在《新生活日报》上对当道作激烈的攻击，他很严厉地提出这样的质问：
“俄国的民主主义者曾否记得，他们对专制君主政体的专横奋斗，是为着追求什么理想的胜利而来的？
“他们是否自以为现在还有能力继续这个奋斗？
“他们曾否记得，当罗曼诺夫（俄皇族）的警察把他们的领袖，抛掷到监狱里和苦工场里去的时候，他们痛骂这样的对付方法是罪恶？
“列宁对于言论自由的态度，和史托列宾，朴列黑夫（Ple-heve），及其他‘半人类’的相类的态度，有什么两样？
“列宁的政府把他的政敌捕去，抛在监狱里，和罗曼诺夫政府所干的，是否用一样的方法？
“为什么柏纳资基，康诺法洛夫，和混合政府的其他阁员，仍被拘禁在炮台里？他们有什么地方，比列宁所释放的他们的社会主义的同事，犯了更多的罪？
“以上所举的问题的唯一老实的答语是：立刻要求释放被拘禁的阁员和其他无辜的犯人，并立刻要求恢复言论自由。
“其次，民主主义者里面的感觉灵敏的重要分子，应引申更深一层的结论——他们必须决定阴谋家和纳卡叶夫（Nokavev）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路是否他们所要走的路。”
当时仍得存在的出版物，除《新生活日报》外，没有一个有这样的冒险的勇气，对于布尔希维克的领袖敢作这样严厉的谴责。高尔基此时提起列宁一派的人，说他们想象自己是“社会主义的拿破仑”；并说因为这班人的破坏的工作，“俄国的人民要用充满海洋的血液来付代价”。他和列宁在从前及后来虽有深挚的友谊，但在此时对他却是很不客气的。他在此时对于列宁的描写，颇值得注意：
“列宁自己当然是一个具有例外的力量的人。在已往的廿五年间，他都是立在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奋斗的前线；在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方面，他是最伟大的最聪明的人物里面的一个。他是一个有才干的人，具有‘领袖’的一切特性，在这些特性里面，并不缺少‘无道德的主义’，及对平民生命的纯粹贵族性的残忍的态度。
“立于‘领袖’和俄国贵族地位的列宁（贵族是已死的阶级了，但属于这个阶级的某种心理的特性，他是仍有的），自以为对俄国人民实行残暴的试验是正当的，其实这种试验的必败是可预见的。
“人民为着战争而筋疲力尽，遭受灾殃，已为着那个试验付了整千的生命了，现在还要被强迫付出整万的生命……
“他（指列宁）正在干的工作，好像一个化学家在实验室里干的一样，所不同者，化学家所用以试验的材料是死的，结果却有益于人生，而列宁所用以试验的乃是活的材料，结果徒使革命毁灭。正在追随列宁的有思想的工人们要明白，他是对俄国的劳动阶级做一个残忍的试验，这种试验要破坏工人们的最好的力量，并要使俄国革命之道德的发展因此停滞着许多时候。”
列宁对于高尔基的攻击，似乎不以为意，但是他的手下的人对于高尔基的痛斥，却觉得很不高兴。因为高尔基很激烈的抗议新的统治者对于非布尔希维克及普罗列塔利亚的苛待，于是被骂为人民革命运动的叛徒，被骂为“虽为民主主义努力了二十年”，终于“揭开了他的面具”。关于这样的斥骂，高尔基的回答是：他“从未迷信过俄国人民的良好的特性，从来不曾对民主主义屈过膝，从来未曾把民主主义看得那样神圣不可侵犯，以为无论如何都不该有所批评和谴责。”他提醒他们，在一九一一年的时候，他就在所著的文里说过：一个普罗列塔利亚觉得他的阶级之足以傲视一切，其错误和一个贵族夸大他的阶级是一样的。
高尔基一向常干的职务，是专为被压迫的人向当权的人挑战。在沙皇当权的时代，他大声疾呼，替一般革命的和反政府的人主持公道；当克伦斯基当权的时代，他极力主张，当道对于极端右派的残余者，和政府所拟拘捕的极端左派的领袖，尤其是布尔希维克领袖，都应加以宽容；此时，在十一月革命以后，他又以不入耳之言，劝告从前曾经受压迫的少数人不应苛待他们的政敌，其实这些被新统治者所苛待的人，对于高尔基是一向继续不断地辱骂他，虽在此时他极力拯救他们的当儿，他们还是这样的对待他！
布尔希维克的机关报——《真理报》——对高尔基加以谴责，说他“说工人的仇敌所说的话”，说他过分张大新的秩序之消极的情形，该报认为这种消极方面的情形，是在千年老式政府崩溃之后所不能免的现象，并用讥讽的口吻提出这个疑问：“现在各国非出自愿地互为仇敌，将来各国成为四海兄弟的时候，举行光荣的庆祝佳节，到了那个时候，所举行的和平的宴会，要不要欢迎今日这样急急忙忙背弃真正革命的高尔基？”高尔基却用怀疑的态度答复这个问题，他说：“那是不消说的，无论是那篇文章的作者，或是我自己，都不能活着看得见这个‘光荣的庆祝佳节’——这是太辽远的事情，要有数十年的辛勤艰苦的文化工作，才能把这样一个‘佳节’创造出来。至于另一种的节日，半文盲的群众的专制主义庆祝他的傥来的胜利，而人类的团体却仍然受着和从前一样的压迫，而且还永续的受下去——这样的‘佳节’，我不愿参与，在我看来也不配称为什么佳节。”
十年之后，实际状况回答了《真理报》在上面所提出的这个问题。那时高尔基由海外回到苏维埃的土地，已是令人敬重的六七十岁的高年人了，受着苏联政府和胜利的普罗列塔利亚的热烈崇敬。欣喜欲狂的高尔基亲见那样普遍的情爱和敬意，时时感动得掉下泪来。在他对于答谢的演词里，除了极端赞叹苏联的功德外，没有别的话说。高尔基是被布尔希维克的俄国夺回了，但是“各国成为四海兄弟的时候，举行光荣的庆祝佳节”，却仍是一个辽远的梦。这是在十年后的事实，此处略为先说几句，现今按下不提，再回过来续述高尔基当时主持《新生活日报》的情形。
《新生活日报》存在一日，它的主笔先生就一日不静止地对列宁的政府作严厉的监督。高尔基宣言道：“不管政府在什么人的手里，我都是要用批评的态度对它，我认为这是人类的胜利。”到了一九一八年，布尔希维克的政府仍然未被推翻，该党的领袖们仍继续干下去的行为，不但引起反对者的愤怒，就是他们的朋友和同情者，也当觉得惊异和烦恼。在这些行为里面，尤其显著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宪法会议的解散，一件是《布勒斯得·列托夫斯克条约》（Brest Litovsk Treaty）的签字。这两事也受着《新生活日报》的痛击。
宪法会议是俄国革命运动中一个神圣的标语，而布尔希维克的运动口号中有一事也是主张立即召集这个会议，由人民表示对于政体及一切重要国务问题的意志。诚然，在布尔希维克党人获得政权之后，不久即宣布举行选举，并定于一月间会议开幕。但是不料选举的结果，社会革命党的党员却占了多数。这个情形显明了之后，列宁即断定“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而设的。”——他知道怎样引用《圣经》中语。此时俄国已开始组成苏维埃的国家，当然不许有任何会议来指挥为苏维埃而奋斗的最近胜利的人。但是关于大多数，关于人民的意志方面，怎么办呢？列宁毅然决定设立进步的少数人的独裁制度，来统治无知无识的多数人。因此在会议开幕并选举许诺夫（社会革命党中央的领袖）做议长之后，他就毫不迟疑地把这个宪法会议解散。《新生活日报》原希望列宁不敢摧残这个革命的神圣象征，现在看见他竟这样的肆无忌惮，弁髦法律，该报社评遂表示异常的愤懑。后来有人企图在街上示威拥护宪法会议，被当道用武力强压下去。高尔基为着这件事，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把这次一月的“屠杀”，和一九〇五年一月的“红星期日”相比。
和德奥等国媾和订的《布勒斯得·列托夫斯克条约》，就是列宁自己，也骂为“猥亵”。由于这个条约，俄国不但失却广大的地质肥饶运输便利的国土，而且还被强迫付给大宗的赔款；这个条约不仅有影响于俄国，且含有世界的重要意味，因为中欧各国能由此把他们的军队由东面退出，集中力量对付西面的前线，又因为他们由此可占据乌克兰，穷困已极的军队及人民，可藉此获得大量粮食及原料的供给。到了今日，感情的作用已平静下去了，大家可平心静气的问一问，在当时的形势之下，列宁除了这样干，有无别条路走？德奥等国不耐烦于苏维埃代表之喋喋，即对俄提出哀的美敦书，后因托罗资基的代表团拒绝在这个条约上签字，中欧各国即向俄进攻。托罗资基原希望德国的军队能对不抵抗的苏维埃表示同情，但是这个希望成了泡影，德国的军队竟长驱直入，迅速地向着俄国首都进发。俄国的军队，在布尔希维克执政以前，早就没有了战斗力；其实我们可以说，沙皇军队的没有战斗力，也是布尔希维克胜利的一个基本原因。据鲁滨斯大佐所发现，当时列宁和托罗资基确曾尽力设法，想获得协约国的军事上的协助，藉以打退正在向前进发的德人，但是没有达到他们的希望，于是列宁不得不在两条路之间选定一条：一方面有许多暴躁性急的同志们说出许多冠冕堂皇的语句，主张继续和德人战争，打到最后的一息；一方面，如不打下去，便须屈伏于所谓“猥亵”的条约铁拳之下。列宁毅然排除前一种的感情作用，认为是一种“革命的口头禅”，决定签字于后来在实际上仅成“废纸”的和平条约，藉此获得他所谓“暂息急喘的符咒”。
《新生活日报》为着此事，特著社评作严厉的评论，所用的题目是《无耻的尾声》。这篇社评里措辞非常激烈，有这样的几句话：“我们碰着了一团行险侥幸的人，这班人为着他们自己的利益，为着要使得他们的行将灭亡的专制政治苟延残喘——能多延几个星期也好——便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已准备着最无耻地出卖本国和革命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以及不幸的俄国普罗列塔利亚的利益；他们凭藉这些不幸的俄国普罗列搭利亚的名义，在罗曼诺夫空下来的皇位上无恶不作，替他们的委托者准备着一个可怖的坟地。”在这篇社评发表后的第二天，索克哈诺夫接着在该报上发表了一篇有署名的社评，说：“人民委员会的投降，是俄国革命的无耻自杀，是国际普罗列塔利亚革命运动的出卖。”结果该报被勒令停版八天，其先当局令该报主笔公开声明对于索克哈诺夫的意见不表同意，被该报拒绝，但过了八天之后，当局却仍肯发给再行出版的执照。可见这个时候苏维埃对于报纸的检查仍是办得马虎。在今日史太林的政府下面，就是对于本党的一切反对论调，也不稍顾恤的加以摧残，这种马虎的办法，在今日可谓是不能想象的了。当列宁在世的时候，他对于“家庭内”（within the family）的反对言论，还肯容忍；这个名词的意义，就是这样倔强的《新生活日报》，也被包括在里面。
《新生活日报》虽被当道所容忍，但是他们对该报不免含着怀疑和敌视的态度。无疑的，“高尔基”的这个名字，能使人对于许多“罪恶”加以宽恕：他的这个报所以不致于受到和其他非布尔希维克的出版物的同样命运，全靠他的已往的革命历史和一般民众对于他的崇仰。但终于因为高尔基自己在该报上所说的话过于直率，布尔希维克党的党人对于他发生了仇恨的心理。彼得格勒的小霸王薛诺维哀夫，他在危险最少的时候追随着列宁，一些没有列宁的伟大，此时却利用他的地位，要使一般民众看不起高尔基。他谴责高尔基，说高尔基用攻击布尔希维克作手段，藉此为布尔乔亚张目，问他有无胆量和他当众作公开的辩论。高尔基的答复说：“我不能答应薛诺维哀夫先生的要求。我不是一个演说家，我向来不喜欢现身于公众的前面，我也没有足够的机巧，和专以演说为业的雄辩家争胜……薛诺维哀夫先生说，我责难人民所犯的残忍粗暴等等行为，是意在取得布尔乔亚的欢心。这是粗鲁的极笨的诡计，但除了这诡计，从薛诺维哀夫一类的人，也不能希望有别的什么好事干出来。但有一件事却颇可惜，就是他不曾提及，在我责难人民几件暴行的时候，常告诉他们，工人们被雄辩家如薛诺维哀夫一类的人所腐化了……”薛诺维哀夫和高尔基间的斗争却不很平等，因为这位强有力的统治者对大众演说攻击高尔基，在这大众里面，只有一小部分读到高尔基在他的以叛逆著闻的报上所发表的文字。结果高尔基收到许多由一群一群工人和水手写给他的粗率的信，警告他要停止批评当道，否则他们要关闭他的报馆。这样的要求，在高尔基的笔头上徒然引起更猛烈的批评。甚至弄到有几次排字工人拒绝替《新生活日报》排印某几篇反对政府的文章，该报因此不能出版，或仅印出有限的份数，或虽印出，不得不大大的缩小。出身于平民的高尔基，此时竟被平民视为仇敌，他所处的地位可谓奇特。高尔基仍不肯屈伏，仍很倔强地继续奋斗下去，并宣言道：“为《新生活日报》工作的人们，曾经和匪徒及骗子的专制政治奋斗，但我们这样奋斗的目的，决不是要纵任野蛮人的专制政治来取而代之。”布尔希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竟因此老羞成怒，有意造谣，暗示《新生活日报》的经济来源之可疑。高尔基对此严加反驳，说明该报创办时有一位名叫古勒伯（E. Grubbe）的借给他二十七万五千卢布，此外他曾把自己由著作上得到的一部分酬金加入，最后他忠告《真理报》的一班人说道：“在一九〇一至一九一七年的中间，几十万卢布经过我的手，用于社会民主党的革命运动，我自己为这种革命运动而捐助的也有数万卢布，此外大部分的捐款都是来自布尔乔亚的腰包。当时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火花》，就是靠穆洛索夫的钱办的，他拿出这钱不是借款，却是捐助。现在你们对于《新生活日报》的卑鄙的诬陷，不但侮辱了我的报纸，也侮辱了你们自己啊。”
不能免的情形，最后终于要到来了。苏维埃俄罗斯受着内外的夹攻；一方面要应付外面的敌视的世界，一方面要应付内部的要来破坏新秩序的无数的企图。布尔希维克既为各党各派所遗弃和反对，无论在国内或在国外，都陷于完全孤立的地位。他们决定用断然的态度来应付了。这样应付的方法等于和一切斗争。布尔希维克虽在数量上远不及他们的敌人，但他们却毅然地接受这个挑战。他们把全国置在战争的根据上面，把狄克推多制度行到极度的地步，把民主的种种权利的遗迹一扫无余，在这种种权利里面，尤其是言论自由。在这种状况之下，加上纸张和电力的缺乏，排字工人又时常捣乱，《新生活日报》终于不得不寿终正寝。
其实依高尔基的性格，他不是一位革命的政治家，乃是一位革命的文学家或文化家（Culturist）。当他这个报纸的拖延着的苦痛由停版而终了的时候，我们不禁感到高尔基在实际上好象释了重负似的。差不多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面，他把他的名义和责任，都为着这一件事业用，这种事业，在他只有烦恼，没有快乐。他所以还继续把着舵，不过是出于侠义的态度，在事实上倘若不是他来掌舵，这个《新生活日报》的一只好船早就沈没了，因为无论克伦斯基，或列宁，都因为此报的主持者是高尔基，故加以相当的宽容，否则没有一个能容忍该报的严厉讥刺的倔强态度。高尔基为着这个报的时常操心，反有妨碍于他的文学的工作和他的一般的文化工作。这个报停办之后，高尔基留在俄国的其余时间，都完全用于非政治性质的工作，那就是拯救，保存，和培养俄国的文化事业。关于这方面，我们将在下章有较详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