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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自己曾经很坦白地说过，他从未正式加入任何政党。在革命运动里面，他不过是一个“同情者”——当然是一个很积极的“同情者”——用了他的时间，他的笔，他的金钱，和他的个人的自由（继续不断的警察监视，屡次入狱），来赞助俄国的革命运动。据说他的收入，自己用去的不到百分之三十，其余的都用于资助各种的革命团体；不过他当初对于革命运动中的各党派，却是很宽大的同时兼容，所以竟同时赞助着布尔希维克，孟希维克，社会革命党，甚至于自由主义者。但是在他和民粹派中人分手之后，他的同情心已偏于列宁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他在距今三十年前（约在一九〇二年），就和《火花报》（“Iskra”）中一班人发生关系，这个报是当时尚在秘密行动中的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也就是列宁的舌喉。他尽力帮助这个报，答应每年至少捐助五千卢布，能力充裕时还不止此数。他不但自己尽力赞助，还介绍有钱的热心朋友加入帮助他们。他和当时列宁的“财政总长”克拉辛（Leonid Krasio）很相熟，就把他的（高尔基的）一位有钱的朋友穆洛索夫（SavvaMorozov）介绍给克拉辛。穆洛索夫是莫斯科的一个百万富翁；莫斯科艺术剧院，革命党人，以及其他从事不为寻常富有的制造家所愿赞助的公共事业者，都把他视为“安琪儿”。在一九〇五年的十一月，高尔基创办了一个日报，名《新生活》，由玛利亚做经理，由闵斯基担任名义上的主笔，在实际上，自从第六期起，这个短命的日报就由列宁主编。
高尔基和列宁的亲密的友谊开始于一九〇七年，当时同在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伦敦会议。他在这个会议里，倾耳静听党中各派对于“党的统一”的最后企图作热烈的辩论。这个热烈的争辩是集中于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朴列哈诺夫，孟希维克的代言人；一方面是列宁，布尔希维克的领袖；托罗资基则夹在中间的地位。无论那一派胜利，这名义上的胜利还无关重要，尤其重要的事实是党的分裂从此时起更为明确，更无可挽回了。高尔基觉得对于列宁所主张的普罗列塔利亚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不和布尔乔亚的自由主义者作投机的妥协，十分的表同情。他觉得这两派的差异不仅仅在理论方面，依他对于现实的感觉，也愿附从列宁的简单的动力，不愿附从以渊博自负的朴列哈诺夫的不切实际的空论。
从此以后，他们两位——列宁和高尔基——继续不断的作热诚的通信，一直到高尔基于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回到俄国为止（中间有过一段时期中断了通信，详情见后）。列宁很敬慕高尔基的天才，并很乐意为着革命事业利用他的天才，假使革命事业不至害了他的天才。卢纳卡斯基，当时和高尔基同在喀普里，曾对列宁建议，请高尔基主持布尔希维克的机关报《普罗》（“Proletary”）的文艺栏，列宁复他的信里说：
“你的计划……很好，使我愉快极了。在《普罗》报上特辟文艺一栏，并交给阿勒赛（译者按，原文不写全名，系用简号A. M-ch，即Alexey Maximovich，高尔基的原名前两字），这正是我所梦想的事情。但是我怕，我很怕直接地建议这件事，因为我不知道高尔基自己在目前所做的工作的性质，也不知道他的工作的力量如何。倘若他所正在做的是伟大而严重的工作，那末我们另把别事来干涉和烦扰他，便是愚蠢，是罪恶，如果上面所说的那样新闻业的小事会妨碍他的工作的话。我对于这一点有很强烈的感觉。倘若你想，我们把党的工作请高尔基做，不至因此害了他（在党的方面诚然是要大得其益的），那末请你进行接洽吧。”
高尔基也有信给列宁，答应替《普罗》报写些小品文字，列宁也用回复卢纳卡斯基信的同一口气答复高尔基，劝他不可因此妨碍了他自己的“伟大的工作”。列宁始终关心高尔基的健康和文学的事业，他很乐意地接受了高尔基和玛利亚的延请，打算到喀普里去看他们。他答应一等到《普罗》报的事情可以布置妥贴，使他和克鲁勃斯盖亚（Krupskaya，即列宁的夫人）可以抽身的时候，就要离开日内瓦。他对于喀普里的这两位朋友信任心之深切，只须看一件事就很可以知道：他曾经写信给他们委托玛利亚替他组织，担任把《普罗》报偷运入俄的困难而危险的工作。高尔基的这位第二夫人（在自命敬教的纽约旅馆老板和新闻记者的眼里，是个姘头），是个机警多才而又精通数国语言文字的妇人，对于布尔希维克的组织方面，有很积极的和极有效用的贡献。
列宁对于高尔基的小说作家的天才，诚然是很敬慕，但是对于他的政治信仰是否坚定这一点，却很有怀疑。关于政治信仰这个方面，这位布尔希维克领袖是丝毫不肯马虎的。他写给他（高尔基）许多信，对于他在理论及实际各方面的空想，都加以严厉的责备。高尔基因为并未正式加入任何党派，所以对于革命的见解，大有宽洪大量之概，每主张各类的人和集体都应该合作。列宁对于这个兼收并蓄的态度却大不以为然，他在这些信里，有的时候出于温和的开玩笑的口气，有的时候很直率的，反对这种建议。列宁对于以前的同志之趋入歧途，有“理想主义”的嫌疑的，都严格的不愿迁就。高尔基有一次在信里，对于这些同志所著的文章汇集而成的一本书表示同情，他就得到列宁的一封很坚决的回信：“我宁愿使我自己分尸四段，不愿答应参加宣传这类东西的机关。”但是高尔基却仍然不懈地要设法使得社会民主党的两派重新结合，一直到了一九一一年——即已经分裂了八年之后——他还在力劝开个全党大会。列宁不得不表示决绝的口吻了，他写信给高尔基说：“要我们和马尔托夫（Martov）一派的孟希维克团结吗？这是绝对无望的；这一层，我在此地（指巴黎）时已经当面和你说过。倘若我们竟为着这个无望的设计而布置开个会议，这徒然是一件侮辱的事情。（就我个人说，即仅仅和马尔托夫开个人会议，我也是要拒绝的。）”列宁从前虽和马尔托夫有过友谊，而且终他的一生，对于马尔托夫的智力是始终敬佩的——约在一九二〇年的时候，他有一次对高尔基说过：“马尔托夫不能和我们在一起，这是多末可惜的事情？他是一个多末可佩的同志，一个多末洁净的人啊！”——但是一认为他在信仰上有了动摇，便斩钉截铁地不愿迁就，不愿和他妥协。有一次马尔托夫讥讽列宁，说在俄国只有两个布尔希维克党人——列宁和科尔朗推（Kollontay），列宁听了大笑，随着付之一叹。列宁一得到政权之后，他情愿运用各种的退让政策，比他今日的微小的承继者宽大得多了；但是当他正在组织革命的时候，他异常坚决地避开异端邪说，一点迁就都不容许。他写给高尔基的信里说：“相信我的话啊，我们在目前所需要的是分化，不是团结！”
其实高尔基的文章从未在《普罗》报上发表过。他曾经投过一篇稿子，但因为内容有趋向理想主义的色彩，被列宁退回，叫他做过一篇，把异说删去，或投登别的刊物。因这件事，他们两位发生了争论，这个争论不但使他们两人的关系为之中断了一时，而且因此引起了纠纷，使布尔希维克一党的内部也发生了很严重的分裂。在高尔基的这篇文章里，列宁看出他有表同情于经验派的意见，这一派后来由布尔希维克党退出另成一支派，因为他们的机关报名《前进》，所以又称“前进派”。列宁把这篇文章退回高尔基的时候，他附了一封信去，在信里有很长的说明，表示他对于此事的态度；他郑重申明他对于各种哲学上的意见都可加以宽容，惟不能容许把《普罗》报的篇幅来发表哲学性质的讨论，尤其是关于可争辩的要点。他劝高尔基帮助他勿使哲学上的分歧的见解把本党分裂。如有意见可以在别的刊物上发表，不要登在《普罗》报上，《普罗》报是要保持着统一的前线。后来这个争论越弄越严重起来了，《普罗》报对于这班维持异说的人不得不下攻击令了，第一炮是对着卡孟特夫（Leo Kamentev）的一篇文章《我们走着不同的道路》。
这“前进派”的主要领袖是博达诺夫（AlexanderBogdanov），他原是《普罗》报的特约撰述，是一位意旨异常易于变动的学者。这两方面的争论继续的闹下去。关于理论的信仰方面，列宁是不肯有丝毫的宽恕或退让的。高尔基为着保持布尔希维克党的团结起见，恳求各方注重和平与妥协。列宁回答他说他（列宁）了解并且敬重高尔基的情感，但是他觉得这是大大的错误，他这样对高尔基说：“你一定了解，你自然就要了解，一个党人一旦相信某一主义是全然错误的，是有害的，他不得不退出党外来反对这主义。如果我不是绝对地看清……他们的文章全是荒谬的，有毒的，自私的，牧师宣教式的，我决不愿掀起这个巨浪。朴列哈诺夫著文反驳他们，其内容是完全不错的，只不过他还不知道，也许是不愿意，也许是太懒，具体地，有力地，简明地，把此中真理说出来，无须用许多哲学上的花言巧语来吓倒读者。我不顾任何代价，要照我自己的见解说出来，我最亲爱的A. M.（高尔基的名字前两字的缩写），请问有什么‘调解’的可能？就是仅仅提出这个名词，已经是笑话，你不知道吗？这个战争是绝对地无法避免的。”
这个时候博达诺夫已到了喀普里，高尔基接着请列宁也到该处，以便大家把这件事讨论一下。但是列宁却拒绝他说道：“我来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我不能，而且也不打算和那班把科学的社会主义和宗教混合一起传布的人辩论……这是不能讨论的，无目的的白费心思是愚蠢的事情……”他在这封信里的附语中对玛利亚特别道候，并表示他希望她不致为宗教说法所迷惑。他知道玛利亚是该党里的一个实际的助手，希望她勿卷入文学的和理想的歧途里面去。但是不料后来又接到一个电报，是由高尔基和玛利亚两人共同署名的，最后请求他到喀普里一行，俾免党内的分裂。他复电拒绝，随后又复了一封信去，说他不能接受他们的延请，他重申他的要求，认为不可把哲学上的讨论和布尔希维克党的政治工作混乱起来。
这个争论终于超出了仅仅哲学上争辩的范围，布尔希维克党因此不免分裂，这个分裂是永远不得完全挽救的。
关于此次争论的内容，此处姑不详述，我们只注意有关于高尔基的部分。高尔基原是一位冷眼观察的艺术家；他一冒险钻进了在他的小说范围以外的境域，便失却他的力量和创作力了。但是因为他既立于一个公民和革命家的地位，他一再地被激动着起来发表关于哲学和政治问题的意见，发表的方式有的直接，有的间接，直接的是报上的社评和谈话，间接的是出于他所著的小说中的人物的嘴里，替他说出来。立于政论家的地位，他很少能使任何批评家满意。文学界中人反对他把教训式的劝世文字夹入纪事文里面去，革命的政论家看了又嫌它肤浅。
博达诺夫和卢纳卡斯基一班人被逐于《普罗》报之后，也就是被摈于布尔希维克党的中央之后，开始刊行他们自己的机关报，名叫《前进》。这“前进派”一班人获得高尔基的赞助。在他赞助他们的其他事情之外，有一件是在喀普里协助他们组织一个为俄国工人而设的学校。这件事的来源是这样：有一个布尔希维克党籍的工人名叫维洛诺夫（Mikhail Vilonov），曾经坐过无数次的监牢，也从监牢里干过无数次的逃脱。有一次他于逃脱之后又被捉着，被警察打得异常的残酷，他竟因此患了肺痨病。该党助他逃到国外去，后来到了喀普里。他觉得该处的气候实在使人愉快，又觉得高尔基和他的许多朋友的社会实在能振作人的精神，于是决定其他工人也应该到喀普里尝尝这个“天堂”的滋味。他的病体虽尚未完全复元，即冒险返回俄国去，征得本党的核准，送几班聪明的工厂工人到喀普里去，受严格的学校训练，毕业之后再派回本国担任宣传员的职务。第一班送去的约有二十人，经过了许多的困难，于一九〇九年的夏季到达喀普里。帝俄当道探悉了这个计划，曾下命令拘捕维洛诺夫和他的同党。他们不得不想尽方法规避边境的警察，鬼鬼祟祟地偷走过边界。他们一个一个溜到边境一个镇上的时候，都先到一个信仰社会主义的接生妇的家里，他们所用的暗号却也有趣，大家进门时都要说一句“我的妻已一胎生了三个儿子”。这个接生妇替许多人开门，进门之后个个都宣言他做了三个儿子的父亲！这班天真烂漫的弟兄们平安到了外国之后，在各处重要的都会耽搁了一些时候。在维也纳，托罗资基同志——也是喀普里“大学校”拟请的讲师里面的一位——遇着他们这一班人，领导他们参观了本地的几个博物院。
在喀普里设立的这个学校，里面的课程包括各种演讲和实际的革命工作。在讲师里面有博达诺夫，讲政治经济学；扑克洛夫斯基（Pokrovsky），讲历史；卢纳卡斯基，讲劳工运动和革命史；阿尔新斯基（Alxinsky），讲工团主义和财政；高尔基，讲俄国文学史，还有其他等等。此外被请担任该校演讲的有朴列哈诺夫，他的架子摆得十足，对于聘请的信连答复都没有；托罗资基虽答应来，后因事不能来；考茨基的回信说他太忙了，不能来，而且说他用他的笔工作，比用他的嘴工作来得好；列宁虽不能来，却和该校学生有长期的通讯。这确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学校，学生们都不愿囫囵吞枣地把各讲师的知识接受下去，却加以热烈的辩驳和讨论。这种未来的宣传员，不但要熟悉革命组织的技术，而且要知道怎样对付别党或别派的敌手。因为这个目的，这个学校里常举行假的辩论会，由教授和学生假装各种政党的人物，参加辩论。高尔基被派为极端反动派的人物，假装“黑色百人团”的一分子。最为学生所欢迎的讲演里面，有一科要算是卢纳卡斯基所主讲的艺术史，后来他带这班学生到罗马去旅行过一次。学生也很欢迎高尔基的讲演，尤其是关于古阁尔和普希金的讲演。还有一件事也有提起的价值，那就是这班普罗列塔利亚利用这个机会，和那些常到高尔基的别墅里的各种天才横溢的专家接近，由此所得到的惊喜的情绪。
高尔基对于他的宾客（指该校的师生）的热诚是没有再高的了。高尔基因被强迫住在俄国的外面，现有这样的机会和祖国的这班勇敢的青年接触，和这班将来的光明前途的中坚份子接触，在他实感觉到无限的愉快。但是不幸得很，毫无政治成见的高尔基，此时却卷入了党争的漩涡，这种党争竟毒害了这个学校的快乐的空气，甚至于毁灭了这个学校的快乐的空气。此事的转变，全由于列宁的手段：他在对付敌人的方法上面，常是特具天才，而且几乎无次不获胜利的，现在他竟把喀普里的学校视为他的仇敌了。该校请他讲演，被他毅然拒绝，说他不能和那些引人趋入歧途的讲师同在一处旅行。该校的学生都是粗鲁直率的工人，看见布尔希维克的领袖间有这样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不同的意见，弄得莫名其妙，对于列宁的拒绝都不免怀恨。他们里面有七个由莫斯科来的，用该党的莫斯科委员会的名义，给列宁一个正式的命令，叫他到喀普里来，并加恫吓，说他如再固执地拒绝，将在中央委员会告发他破坏党纪。列宁当时对于这班幼稚的孩子们玩着布尔希维克的战术老套，大概付之一笑，因为他只回复一封长信，老实指摘博达诺夫一班人的错误，和他们对于党的经验。他告诉他们，说他们都是良好的青年，但是对于政治的斗争仍缺乏经验，并说倘若他们愿意到巴黎来，他很愿意教他们。两方往来写信讨论，为时颇久，后来列宁的“勾结”竟发生了效力：这班学生决定在喀普里的五个月课程完毕之后，即到巴黎来。
可是列宁对于这个胜利还不满足：他恐怕博达诺夫的异说输入了那些天真的脑里之后，受毒已深，后来的疗治，已不免太迟了。他认为这种异说的传播，有立用激烈手段铲除的必要。于是他设法使布尔希维克的中央会议通过一个议案，说喀普里学校的创办人，尤其是博达诺夫，组织该校来反对《普罗》报，这些创办人并不能代表布尔希维克党的全部，只不过代表博达诺夫一派人，所以该党对该校不能负责。换句话说，该党由此正式否认该校是合法的机关。除了这个步骤之外，列宁又继续写信给该校的学生，结果该校学生里面也分裂了，有五个学生立即离开喀普里，到巴黎来。但是有一部分信仰博达诺夫的学生仍在喀普里继续就学，等到五个月各科完毕后，才加入巴黎的学校。
高尔基看见党内的这样的纠纷，异常觉得痛心。他所注重的目的，只是要启迪那些工人，使他们受得相当的教育，并把所受的教育带回贫乏的本国环境里面去。至于党内各派意见的分歧，在他觉得和全部的计划没有什么重大的关系。虽以强硬激烈的列宁，对于高尔基的这种心理，也不能不表示敬佩，尤其是后来维洛诺夫亲到巴黎，把该校的详细情形当面告诉了列宁。列宁听到维洛诺夫的报告后，特写一封很诚恳的信，向高尔基和玛利亚表示歉意，他虽认为喀普里确被新起的一派人利用为中心机关，但对于高尔基在工人运动方面的努力，不能不表示敬意。
同时《普罗》报和《前进》报仍继续不断的大打其笔墨官司，党外的各报对于布尔希维克这种内部分裂，视为可以轰动一时的消息，大登而特登，他们尤其兴高采烈地宣传的，是关于高尔基已被布尔希维克党开除的谣言。列宁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曾在柏林一家报上否认高尔基被该党开除的这件事，但其他报上却拒绝登载他的这种声明。于是他即在《普罗》报上发表一篇短文，题为《布尔乔亚报上关于开除高尔基的神话》，他说这件造谣毁谤的运动，是全出于布尔乔亚有意煽动该党的内争，并乐于看见高尔基遗弃该党。（其实高尔基从未正式入党，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及，但关于这一点，列宁和他的政敌却都没有说起。）这篇短文的末了有这样的几句话：“布尔乔亚报纸的这种努力是徒劳而无功的。高尔基同志，由于他的伟大的著作，已使他自己和俄国乃至全世界的劳工运动发生了极密切的关系，他对于这般报纸的胡闹，除了鄙视之外，不会有别的什么反应的。”
到一九一〇年的时候，博达诺夫一班所谓“左派”的人都没有了力量，他们的文字上的努力都显露了失望的征象，他们最后关于信仰的宣言都充满了矛盾，无意中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在列宁，当然是踌躇满意的事情。列宁认为在这一班人里面只有高尔基是个人物。他说：“高尔基无疑地是普罗列塔利亚的艺术的最伟大的代表，他对于这个艺术已有很多的贡献，而且在将来还要有更多的贡献。”但是他以为高尔基在普罗列塔利亚的艺术上诚然是“无疑地一个权威”，如把他的名字硬放在政治的党纲上面去，那却是用非所长，反而湮没了他在普罗列塔利亚的艺术上的贡献。
在同年（即一九一〇年）的夏季，列宁亲到喀普里来访问高尔基，他们两位的友谊又恢复了。有许多要点，他们两位当面畅谈一番，倒消除了误解。高尔基表示对于列宁从前的缄默，不无遗憾——尤其是关于他所著的《忏悔录》，没有信给他，并拒绝到喀普里学校讲演。列宁答应他以后要更坦白地待他；从此后列宁写给高尔基的信里看来，无论何时，遇着讨论一个问题，需要老实话的时候，列宁确不客气地直说，不管高尔基的过敏的神经。又从他们的来往信件里看来，高尔基在实际上的确悔悟了博达诺夫和卢纳卡斯基一派异说的错误，但是有的时候，仍不免有机会受到列宁的严厉的责备——虽则由于很友谊的态度——这是因为他往往易受别派中人的包围，对于他的革命的忠实不能有绝对坚定的态度，尤其是高尔基屡次努力要使社会民主党的各派开个全党大会，旨在重新团结起来，却始终受到列宁的严训，说当时实需要更严的甄别，不必再亟亟顾虑到什么团结不团结的问题。但列宁虽是一个谨慎的人，对于高尔基的诚实却很有信仰，关于很秘密的消息，无论是关于个人的，或是关于党务的，都时常告诉给他知道，他尤其关心的是高尔基的健康，常在信的末了问起他的病状，劝他要看好的医生。
一九一三年二月，罗曼诺夫皇族举行当朝三百周年纪念，实行大赦，凡仅文字上犯罪的政治犯也在被赦之列。高尔基打算这年的冬天回到俄国去。列宁很同情于他的思乡病，劝他尽可回国去走走，不过叫他在事前要注意打听帝俄当局会不会因为他办过喀普里学校，要办他的罪。除这一点要注意外，列宁还怕高尔基也许不愿意受沙皇的特赦，所以又写信这样劝他：“我希望你不要以为不该去领受大赦。这是一个错误的见解。在目前，一个革命家在俄国内地能做更多的工作……一个革命的作家漫游全俄（新的俄国），这是一个良好的机会，要使‘罗曼诺夫公司’受到百倍激烈的打击……”
高尔基决定在这年的冬天回到俄国去，但在这个时候，他的旧病——肺痨——复发，病势很剧，诊视他的几个医生竟预料他“只有三星期”的时候可以活着！列宁听到这个消息。大为着急，劝他在回国之前，先到瑞士或德国，入最好的医院，请头等医生诊治。后来有一个青年俄国医生，名孟努钦（I. I.Manukhin），偶在这个时候来访问高尔基，建议试用他所新发明的激烈X光线疗治肺病法，高尔基认为试试并无损失，就答应了，不料结果很好，于是在这年的十二月，高尔基便在回俄途中了，在一九一四年的一月，便到了俄国，他在俄国的时期中，弄得当道时在恐慌中过生活，弄得他们走头无路，这在上章里已记其梗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