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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四年，因帝俄为了罗曼诺夫皇族当朝三百周年纪念，实行大赦，高尔基在这一年的一月间回到俄国，此时他已五十四岁了。他的回俄，很受俄国激烈分子热烈的欢迎。有一封用“莫斯科学生”的名义写给他的信，里面有这样的几句话：“你现在回到我们这里来了，你此次回来，正是在我们从长时期的苦难的睡眠中将要觉醒的前夕……我们的希望，因春季之将到而愈益坚定起来，这是我们要和你共同遇着的春季啊。”他收到工人们送给他的无数的欢迎词。其中有一封是用“一群工人”的名义写给他的，这样说道：“我们相信，你在我们的祖国，你的精神的工作，都要增加我们的力量，都能使我们，普罗列塔利亚们，抛去黑暗统治的可恨的束缚。”高尔基避免公共的欢迎会，到了几天之后，就退居于芬兰，在该处他住在一个夏季别墅，和麦资塔密亚基乡村（Mustamyaki）相近。
如同高尔基在一九〇六年秘密离开俄国一样，八年后的这个时候，他静悄悄地跑进俄国的边境，也未曾带有护照呈验，做那官样文章的手续，边境的警察又在瞌睡中被他偷着过去了。直到他已到了三天之后，已在芬兰了，警察总监公署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才申斥边境的宪兵，叫他们解释为什么容许他溜过去，同时训令芬兰的宪兵部，叫他们要严厉的监视高尔基。但是这个“严厉的监视”显然的太不高明，因为在高尔基到了该地不久之后，警察总监公署又须斥责该地的警察，责问他们为什么不注意高尔基已离开过麦资塔密亚基乡村，到过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最后又静悄悄地跑回来，都未被他们察觉。但高尔基虽在这样神出鬼没的独往独来的自由行动着，在国外却传播着一种过甚其词的谣言，说他被俄政府所迫害，故在一九一四年的三月《工团主义斗争报》（“La Bataille Syndicaliste”）上有过这样的评论：
“最可恶的事，莫过于俄国专制的当道对于高尔基存着私见的痛恨。高尔基实为俄国的文学争得光荣，实足为文化的代表；而俄国的统治却代表了欧洲的最为声名狼藉的野蛮主义。高尔基现在是个有病的人，他在世的日子也许是可数的了，最近回到俄国去，原希望可以得到和平的生存，不再受迫害。他在事前并得到担保，因有了大赦，他以前的罪状原可以一笔勾销的，不料这些都是欺骗的话，都是俄国官僚设的圈套。一开始就有警察对他加以侮辱和监视，于是高尔基不得不再被压迫离开这个野蛮的土地……他的小说《母亲》仍被查禁……”
在事实上，高尔基的几个被控的案件虽从未经过官署正式的取消，但当道这番对于他确未加以留难。不过高尔基的名字却被反革命的人们作为吓人的工具。例如一九一四年二月，向来和帝俄警察狼狈为奸的柏林警察就因为卢纳卡斯基作了一次关于高尔基的讲演，被他们知道之后，竟被驱逐出境。在国内，警察当局对于高尔基的监视和探查，仍不肯放松，对于所收到的关于告发他的信件，无不归卷备考，并根据报告，加以严查。
可是到了这年的四月，据警察总监公署的当地报告，说自一月起对于皮西科夫虽作继续不断的监视，却得不到可以表示该皮西科夫犯有任何罪名的结果。对于高尔基的监视，似乎有放松的倾向。同年六月廿日，芬兰的宪兵队长也有报告给警察总监公署，据说高尔基已在克列佛洛（Kerevalo）村租定兰氏别墅，租期全年，并这样的询问道：“照这样的情形看来，同时并鉴于用警察监视高尔基的经费之浩大，我们是否还应该仍旧监视下去？”他所得到的训令，是叫他仍须每隔几时证实高尔基是否确在那个别墅里，并通令最近的车站站长，按时报告该队长关于高尔基的行踪。该队长得到这个训令之后，每两月即将高尔基的行踪呈报一次。在这一年里面，高尔基只有一次离开该村，于十一月十四日到基甫（Kiev）作短旅行，因为玛利亚在该处的索洛夫特索夫（Solovtsov）剧院演剧。基甫的宪兵队长就有这样的报告：“据我们的探员报告，高尔基的寓所曾有本地的衣业公会代表来过，这些代表都被证实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他们问他对于此次战事有何意见，他回答说他不能有所表示，因为他自己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弄清楚。”
其实在原则上高尔基对于此次的战事当然是反对的。但是警察当局虽用尽心机侦探，终未能指出高尔基有何“不忠”的行为。当时有些德国的报纸（尤其显著的是一九一六年二月六日出版的《汉堡自由日报》“Hamburger Fremdenblatt”）载高尔基因为公开演说，主张立刻对德讲和，被俄当局拘捕：这个消息固然不确。但他确在战时检查新闻可以放行的范围内，尽量的主张国际主义，他所办的《纪事月刊》（“Letopis”）就用了这样的态度主持的（该月刊第一期系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出版）。当时一般参战狂的人们，对于专制的俄政府检查新闻之残酷，还觉得无可恕谅地温和，把这个《纪事月刊》做他们的过分爱国心的攻击目标。警察总监公署对于这类攻击的文件，当然不愿意抛弃，都把它们归卷的归卷，剪贴的剪贴。像下面那样一封匿名攻击的信，也是其中之一，现略述其内容大意如下：
“你知道以‘失败主义派’（指反对世界大战者）的刊物《纪事月刊》为中心的一班人，和犹太生活研究会的犯法的活动吗？这些人，在高尔基领导之下，并以这个研究会的表面的合法行动为掩护，捐募了大宗款项，用款的途径和慈善性质的目的差得远哩。其实他们对于有关犹太人以及其他的各问题，对俄国民众发出了许多宣言和各种的煽动。他们的目的是要毁坏我们政府的威信。在知识分子和工人里面，尽量分发小册子，尽力引起不信任及怨恨我们政府的心理。以‘自修的投稿人’（“self-taught contributors”）会议为掩护，高尔基在《纪事月刊》办公室里，或在他所办的扬帆印刷所里，开了许多会议……参加的人并不是什么‘自修的投稿人’，却是各种革命的劳动组织的代表，尤其是布尔希维克党员。这些参加会议的人，常出现于工人的俱乐部及其他各界，当然是用着种种不同的绰号，旨在鼓动工人罢工，加入‘失败主义派’，高尔基在芬兰住了租期一年的别墅，由该处和在瑞士及挪威的俄国的亡命客通声气。
“以上情形，宣传于圣彼得堡已很久了，你以为设法证实不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吗？”
这是该信的大意。写这书信的人，一定是在圣彼得堡的一个有经验的新闻记者，对于《纪事月刊》的一班人很熟悉的；其中有许多耸人听闻的消息，诚然足以引起当道的注意。警察总监公署即着手调查这封匿名信所告发的情形，后来据圣彼得堡密探部侦查的结果，关于《纪事月刊》的主笔及撰述员，都有详细的报告，并寻不出有什么“犯法的活动”。该部主任古洛柏柴夫将军（General Globachev）为着这件匿名信的事，又另作了一个报告给警察总监公署，把高尔基一班人的重要看得很小。他说《记事月刊》是布尔希维克的性质，因此就有了“失败主义派”的倾向，但是该刊的主笔和撰述员都和党的组织分开，并不接近，这些主笔和撰述员比“那些做社会民主党下层基础的工人们，在知识上高得多，在物质上也好得多”。这个月刊自己没有印刷工厂，所以不能印刷任何反政府的宣言和其他的煽动性质的文件。他又说，就是高尔基和国外的政治亡命客通消息，“也不甚重要，因为高尔基自己已成为‘布尔乔亚’了（这是当时政党中人所常用的名词），他立于社会民主党党员地位的光辉，已渐渐的暗淡了，一切活动的工作也都全行停止了。”
列宁的妹妹叶列萨洛伐（A. Yelizarova）最近发表了布尔希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俄国事务所和国外事务所的一部分的秘密通信。在她写给她的阿兄的许多信里面，有一封是用“詹姆士”（James）签字的，她在这封信里报告，曾用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往访高尔基。据她说对高尔基所得的印象很好，虽觉得他当时还有动摇的态度和调和的政策，但深信他对于布尔希维克的国际主义是很表同情的。他所创办的《纪事月刊》和扬帆印刷所，就抱定两个宗旨：“（一）国际主义，（二）从我们的生活里消除一切亚洲的制度和习惯。”她又在这封信里说，高尔基答应替他们设法发表文字，或是登在刊物上的文章，或是单行本的书籍，都可以。她在信里对列宁这样说道：“我们现在等着看他要从我们这班人里请谁去做他的特约撰述。我想此事已不成问题，唯一的阻碍是当道的检查难关。你以为如何？我们要不要把你所著的《投机主义论》交给他去发表？依我的意思，这篇文章是应该送去的。”当道检查的难关确是到底不懈的，因为在她的一九一六年四月写给列宁的信，“詹姆士”还告诉列宁，说薛诺维哀夫（Zinoviev）作的一篇文章，曾由她送给《纪事月刊》去发表，但因为检查员的阻止，登不出。后来她答应该刊的主笔可将此文随意删改，他“答应再加考虑”。当时高尔基立于主笔地位的谨慎态度，和那些可疑的激烈分子的合作，大概使叶列萨洛伐对于他的热忱冷了一些。她说高尔基“易于被人说动，使他倾向于这方面，或使他倾向于那方面；他有一种宽恕的心灵。”叶列萨洛伐在她的信里，还偶然的报告过一件事，那就是关于高尔基每隔几时和工人的会议。高尔基曾在一次这样的会议里面，提出过一个议案，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这样看来，上面所提及的那封告发高尔基的匿名信，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了。
当时帝俄已日趋崩溃，但是统治者仍作最后的挣扎，对不可免的末路仍作拚命的抗斗。当时有一家所谓爱国的报纸登出了一封信，里面对于高尔基极力诋毁的话，可为旧势力日暮途穷的反映，这封信里有过这样的话：
“高尔基已利用了他的出版物侵略了伏尔加流域的全部分。他不但利用了他的文章，并且利用了他的出版物。因为‘大高尔基’不但是游手好闲者的王，而且还是一个出版家。有一个军官正在伏尔加河各埠旅行，据他报告，伏尔加河流域各地都因为高尔基的煽动‘怨恨’的出版物如潮涌进，都在埋怨他，个个人都叫喊着：‘替我们驱逐高尔基！替我们消除失败主义派的文字！’”
旧势力对于高尔基的文字宣传虽痛心疾首，但如风起泉涌，沛然莫之能御，尤可注意的是这种所谓“失败主义派的文字”，尤其热烈的传入为国防而工作的工厂里面去。这样传入的出版物，对于兵工厂里的工人，极力灌输下面的“原理”：
“此次的战争，需要它的只有法国，英国，和俄国的布尔乔亚的政府，和他们的仇敌，即德国和奥大利亚。
“各国的普罗列塔利亚都是不需要任何战争的。”
除高尔基的文字外，他们还很热烈地把失败主义派的《纪事月刊》，尽量在伏尔加流域各城各村（乡村阅报室）广为传播，而这个刊物也是旧势力所恐怖的“大高尔基”所出版的！
帝俄当道对于此事当然是不肯放松的，所以即由警察总监公署咨文沿伏尔加河各省当局，查询《纪事月刊》和高尔基的势力。但时代转变，已有急转直下之势。在俄廷操纵政治横行无忌的拉斯普丁（Rasputin）被刺杀了（此人原是一个僧人，得皇后欢心而夤缘把持政治，权势盛极一时），罗曼诺夫皇族的结构开始作加速率的崩溃了。警察当局所要应付的难题，比对付高尔基和他的刊物的事情更繁更重要了，于是高尔基也不再受他们的烦扰了。经了三十年之久，高尔基无时不在那根“看不见的线”的严密监视之下，布满了密网要捕捉他；到了一九一七年，那个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蜘蛛”倒了，这个密网也就破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