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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自一九〇六年（三十八岁）离开芬兰，至一九一四年回到俄国的八年间，都是他亡命国外，同时为俄国革命鼓吹声援的时期。当他离开芬兰边境的消息传到俄国当道的耳朵里的时候，他们欣然视为好消息，好像放下了一个重担子似的。高尔基在俄国，实在是给与他们许多骚扰和烦恼的原因。统治者满心要抓住这个好管闲事的脚色，箝制他的言论和行动，但是终不能无所顾忌于国际的形势，终不得不顾到国外对于高尔基的无数的仰慕者，因此对他勉强加以原来受不着的优容。现在他既出了国，虽在言论和行动上比在国内时自由，但比在国内被民众拥为“义士”以与当道捣乱的危险，可减少许多。也许俄国当道早已预料到西方各国不久可以发现：在政治上的高尔基远不如在文学上的高尔基。
可是高尔基虽离开了俄国的边境，那根所谓“看不见的线”对于他仍不肯放松。俄国政府所派在国外的代表，仍须监视高尔基尽力破坏俄国专制政治的行为。俄国当时正在设法向国外借款，而所遇的时期却很困难：正和日本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国内最近又有了扰乱，高尔基对于俄国现状的痛恨又作公开的宣布，对于革命运动作异常热烈的拥护，吁请各国予以同情与协助，对于国外借款给俄国以撑持专制政治的生命，尤作激烈的反对。凡此种种，在俄国当道，当然不能忽视的。尤其使得俄国当道感觉困难的，是高尔基的声音不是在旷野中的号哭，却有俄国以及西方各国的自由主义和激烈派的无数名人桴鼓相应，对他作积极的声援，这力量是异常伟大的，怪不得俄政府对他那样的担心愁虑，不肯放松！
高尔基在柏林，替俄国的革命运动增加了不少的力量。德国人设宴欢迎他，推崇他，不仅把他看作一个有名的作家，简直把他看作正在挣扎奋斗中的俄国的象征。后来他由欧洲到美国去，欲求得美国对于俄国革命运动增加好感，并在经济方面求得他们的赞助。这件事本来也有很好的希望。当时美国的舆论，对于俄国对日本的战争及压迫本国人民的行为，都表示极端的反对。自从“红星期日”的惨案发生以后，高尔基的名字就时常很显著的发现于美国的报纸上，引起许多人的同情。当他被拘禁在彼得堡罗炮台里的时候，美国前进的各报主笔（例如《世纪》“Century”）杂志的主笔吉尔得（Richard WatsonGilder），《史克立纳》“Scribners”杂志的主笔史克立纳（CharlesScribner），《赫迫》（“Harper's”）杂志的主笔爱伦（W. C.Allen）等），都宣言他们愿加入柏林《民族报》（“Nation”）的主笔柏斯博士（Dr. Theodore Barth）所发起的援救高尔基的运动。美国人对于高尔基的同情，于此可以概见。所以当他初到美国之后，宴会和公开的会议，简直一大串的预先排好日期准备举行，有许多名人都预备参加。美国的文学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豪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代表美国文艺界参加欢迎他的盛宴，同时盛传卢斯福总统也打算请他到白宫里去赴宴。
这样一来，“看不见的线”又大忙而特忙。驻美的俄大使馆赶紧想种种方法来破坏高尔基的个人信用，藉以抵抗他的势力。他们先对移民局官吏糟蹋高尔基，说他是无政府主义者，劝他们不要许他上岸，但这个计划失败了。他进口时，当局依向例问他是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法律及秩序的仇敌，高尔基回答他们说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是拥护法律及秩序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反抗实际等于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的沙皇政府。俄大使馆在此计失败之后，又设法讽示美国报界，说准许募捐以购买军器反抗友邦的政府，是不应有的事情。对于俄国革命热烈拥护的马克·吐温力辟此意，他提醒美国人不要忘了当他们自己革命的时候所得于法国的帮助。这样俄大使馆的诡谋又失败了。随后由圣彼得堡发出一个专电，警告仰慕高尔基的人们，说他不但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或改造家，并且是一个危险的拚命的“社会革命家”。这个恐吓仍旧不能发生效力，因为在一九〇六年，所谓“革命”这个名词，在美国已是家喻户晓，不足为奇的了。于是俄大使馆乃施用毒计，看透了美国人对于性的道德多所顾忌，便就这个最易进攻的一点做工夫。他们实行这个毒计的办法很简单，只须传出消息，说随着高尔基来美的那位高尔基夫人实际是安得列伐夫人，她和这位作家的关系并未经过教堂的核准，依法并非正式夫妇。这样一来，他们的目的居然达到了。因为这一桩小小的消息，高尔基在美的名誉竟立刻一落千丈，跌到零度。我们只须看当时美国几天内的报纸，便可以看出高尔基在此短时期内怎样的由被群众极端的推崇而一跌至于大受群众的唾弃。他于四月十日到美的时候，受美国人一致的热烈欢迎。各报都在第一页用大字登载这个新闻，当日到码头欢迎的人，有的报说千余人，有的报说数千人。报界对于这位俄国的嘉宾和他的“年青而妩媚的夫人”，都记载得异常的起劲，自访员的详记，以及漫画，时评等等，都充满了各报的显著地位。《世界日报》（“The World”）对于高尔基到后的第二日晚间在A俱乐部宴会的情形，所记尤详，那个晚间的宴会主席罕特（Robert Hunte）劝大家筹款赞助俄国的革命，临时公推组织筹款委员会，参加者都是美国的各界领袖。《世界日报》的记载里还说起“高尔基夫人，这位著名俄人的妩媚的妻子”，当时她替他的丈夫担任翻译。该报连日在漫画及时评里，对于高尔基都极尽其推崇的能事，在四月十三日的时评里还表示好感，不料第二天竟有一颗炸弹爆发出来！该报在这天的报上竟刊出两张照片，一张是高尔基和他的“家属”；还有一张是高尔基和“所谓高尔基夫人，其实是一个女伶，高尔基和他的妻子在数年前分居之后，就和她同居的”。该报并在记事里说明高尔基和他的妻子的分居，彼此并没有什么仇恨，但却未曾经过正式离婚，因为要从希腊正宗的教堂里办到离婚是极困难的事情。
《世界日报》登出上面所说的两张照片和记事是在星期六（四月十四日），星期日各报当然重登《世界日报》的这种材料，不过加上种种的润饰。这种暴露的立刻的结果，是高尔基的一班人竟从旅馆里被驱逐出来。《世界日报》很自豪的登出这个消息：“柏克莱（Belleclaire，旅馆名）的客人在今晨一看见他们的世界，高尔基的被驱逐，是一件不成问题的事情了。有位威懈尔君（Mr. Wilshire）和旅馆老板说情，这位老板直截了当的对他说道：‘此地不是欧洲，我所开的是一个家庭的旅馆，我不能再容许这些人在我的这个屋里。’于是这些不道德的外国人迁移到辣斐德旅馆（Lafayette Brevoort）去。”据《世界日报》所载，当他们搬去的时候，曾在事前把实际情形和该旅馆说明。但是到了当天的夜里，辣斐德旅馆的老板也要驱逐他的这班可疑的客人，后来因为时候不早，总算他的客气，替他们在另一家旅馆，叫做莱因人旅馆（Hotel Rhinelander）里，设法弄到几个房间，叫他们搬到该处去住。但是莱因人旅馆的经理知道内容之后，对新闻记者表示他“不能容许在道德上有一些疑问的人住在他的旅馆里”，并说辣斐德旅馆把这些外国人转过来时，未曾说明他们是什么人。结果，在这个同一夜里，高尔基的一班人竟从旅馆里被驱逐到街上来，这一班怪可怜的人，在深夜里呆立在一个外国城市的人行道上。据《先驱报》（“Herald”）所载，当时高尔基笑着说，倘有必要的话，他可以睡在街道上，这是他从前曾经干过的。后来幸亏有玛丁夫妇（Mr. and Mrs. JohnMartin）情愿把他们接到他们的家里去住下。
俄大使馆所下的这个毒计，获得他们所预料的结果，那是不消说的。高尔基的声望因此一落千丈，美国社会对于他以及他所负的使命，都不再加理会了。甚至于素称勇敢的人物如卜勒克威尔女士（Alice Stone Blackwell），原定在波斯顿的芳尼堂（Faneuil Hall）宴请高尔基，到了这个时候，也不得不取消了。据《纽约时报》所载卜勒克威尔女士的谈话，她说：“我不愿判断高尔基，但是他对于道德的见解，显然和我们的有些不同，因此……”
玛利亚除俄文外，通德，法，意大利等国文字，自一九〇五年莫斯科暴动事件发生以后，她和高尔基都因政治关系，亡命海外，做高尔基的左右手，帮助他一切，同居了三年，除法律手续一点外，实无异于夫妇。高尔基原有的夫人嘉德丽娜自愿做他的一个好友，并也获得了一个伴侣，但因俄国的教会对于革命中的人的离婚手续，多方留难，所以造成这样的情形。当时也在美参加欢迎高尔基的英国文学家威尔士（H. G. Wells）称赞玛利亚是个勇敢而高尚的妇女。像高尔基这样的一种天才，对于实际事务有许多地方需要有人襄助，所以此次到美，势难离开他所最亲信的一个助手。据玛利亚后来写给友人的信里所说，当时她陪高尔基到美，他们俩在旅馆里各住一个房间，各付各的房金，并没有标榜是夫妇，只是要帮助高尔基，原无意陪他出现于公共的场所。不料有参加欢迎高尔基的一位威懈尔君，忽有一天约着许多人到旅馆里来见高尔基，即在玛利亚所住的一套房间里聚会，她不懂英文，也不懂美国风俗，弄得惊慌失措，问问高尔基的书记，也不接头，但许多宾客却一行一行的进来了，和高尔基等握手致敬，后来才知道来见的宾客里面有不少美国的名人在内。仅在这一次，玛利亚在美国曾经正式现身于一个聚会，而且不是出于她的自愿的行为。其实糟蹋高尔基的毒计，既出于帝俄政府的经营，玛利亚在美的举动无论如何谨慎，也是徒然的。
一九〇六年的夏季，高尔基在美国的时候，除利用此比较安静的环境写了《母亲》一书外，并发表了许多文章，劝告文明的各国拒绝帝俄政府所极力商洽的借款。后来帝俄政府的国外借款居然成功，法国的银行家是该项借款的主要的出款人。高尔基知道了为之大怒，提出很严厉的抗议，并刊行了一篇狠毒的小说名《漂亮的法兰西》，里面叙述法国大革命的过去情形，在文化上的领袖地位，及现在的恶行，对于金钱的贪婪，和她拥护俄国专制政府之无耻，最后的结论，对于法国予俄国政府以经济上的协助，使俄国人民又重来一次流血，加以严厉深刻的斥责。
法国报纸对于高尔基的愤怒斥责也起了严重的反感，加以反攻。法国的大多数作家都提醒高尔基，叫他不要忘了在法国所得的名望，和他从前被拘入狱时，法国为着援救他而发起的广大的运动。高尔基因此发表了一封公开的信《写给法国的新闻记者》，在这里面他很戆直的告诉他们，说他们不要以为有过人类同情的行为便可自傲，不要希冀他对于他们的感激。关于他们自称对于他的仁爱，他说：“诸君，我要老实的告诉你们：布尔乔亚的仁爱，对于一个诚实的作家和社会主义者，徒然引起深刻的愤懑罢了。”此时帝俄政府看着高尔基对付得这样的笨拙，他们的欣然拍手称快的态度，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法国的历史家奥拉得（Aulard）对于高尔基因法国借款而愤怒，表示他的同情。他说：“假使在一七八九年的六月，英国或澳大利亚借款给路易第十四，我们法国人应有怎样的表示呢？”但是他对高尔基认为全法国都犯了贪财图利的罪过，却表示愤慨；他以为这项借款，是法国政府违背人民公意而准许的。高尔基的回答是：他并无意于把这件事归咎于法国的人民，当然是指法国的政府。高尔基除说明自己的态度外，并进而忠告那班帮助此项借款的金融家，说他们是把“血的金钱”资助“一群强盗和杀人犯，换句话说，就是俄国的政府”。他在这个忠告里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俄国革命的发展将要慢慢的，而且要经过长时间的，但是最后的胜利必属于人民……到了政权落在人民手里的时候，他们要追记法国的银行家曾经帮助罗曼诺夫皇族摧残正义和真理的自由，撑持他们的统治；这统治阶级的野蛮和反文化的作用，凡是欧洲的诚实的眼睛没有不看见的，凡是欧洲的诚实的心没有不感觉到的。我敢断言，俄国人民已把他们的血来偿还过的此项借款，他们将来是决不再偿还法国的。他们决不！”后来到了一九一八年二月，革命成功之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果然宣言，凡属沙皇的债务一笔勾销，完全无效，高尔基当时的话可以说是得着证实了。
一九〇六年八月，波多利亚（Podolia）的宪兵队长有报告给警察总监公署，根据报载，说高尔基曾对法国的工人演说，有下面吁求他们赞助俄国革命的话：
“俄国总罢工的时候快到了。倘若你们不愿你们的俄国同志赤手空拳赴战，请你们资助他们购买军火；你们能资助他们争夺自由，这是最好的方法了。”
高尔基在政治方面的活动，似乎在一九〇六年的十月间告一段落，当时他住在意大利的喀普里岛，意欲在和平恬静的和有益健康的环境中，专心一志于他的文学的工作。但在一九〇七年一月廿二日，俄国的驻意大使麦勒夫叶夫（Muravyev）写了一个秘密的报告给国务总理大臣史多立宾（Stolypin），说高尔基是革命亡命客的领袖，有无数敬慕他的人到喀普里来访问他，他也自愿地担负这无数敬慕者的“导师”的职务。这个大使并报告说，高尔基曾在意大利的报纸上发表了一封信，“出之以严重宣言的方式，内容是无限的欺骗和卤莽（有的地方简直是可笑的）；他在这封信里表示感谢意大利人的热诚和优渥的待遇，赞美俄国的革命家，有几行还犯了大逆不道的罪恶。我敢大胆建议，关于最后的一点，在高尔基回俄的时候，值得我国当局的注意。”
约在一个月之后，芬兰的宪兵队长有公文呈递给警察总监公署，里面附有这样的一个短简：“附呈一张关于高尔基写给芬兰画家加冷（Axl Gallen）一封信的摄影，并附呈高尔基要在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抄本。这封信的原底子，我们在很短的时期内购买到手，因为我们要把这封信的原件摄影呈阅。”这篇文章，是高尔基要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报上发表的，内容是评论帝俄政府欲将芬兰划为俄国的一省。他在这篇文章里叙述芬兰在文化上的成绩，例如平等选举，普及教育，对于艺术的可贵的贡献；对于侵略芬兰的帝俄，则称为“一半文盲的和完全文盲的武人的政府，由极端残忍的人和不大伶巧的贼所组成的政府”。他请求欧洲的最优秀的分子都起来反抗帝俄要把芬兰降为俄国一省的企图。
在同年（一九〇七年）的五月，高尔基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伦敦会议，在这个会议里面，朴列哈诺夫所领导的孟希维克派和列宁所领导的布尔希维克派开始分裂。这个会议原定在布鲁塞尔（Brussels）举行的，但是因为俄国政府的交涉，该会议竟为比利时的警察所禁止，于是便移到伦敦去举行。当时因为出乎意料之外的费用之增加，到会各代表的腰包都为之搜括一空，他们简直有将饿死他国，无限期的展缓回俄的形势！于是该会议的组织者，设法向一个英国的布尔乔亚借款，但是在场的代表里面只有两个人的签字有效力：一个是朴列哈诺夫，还有一个便是高尔基。朴列哈诺夫拒绝他的名字被借用，所以这个借款是由高尔基签字的。这个慈善为怀的布尔乔亚，为着这个人情，还要求一个奇特的代价，那就是要求各个代表都留下一个签字在另一张纸上——也许是要留作纪念品。但后来该党的中央委员会把这笔债款归还的时候，仍把这个签名的一张单子收回。这确是一件异乎寻常的文书，上面有着许多名人的亲笔签字，例如列宁，马尔托夫（Martov），托罗资基，朴列哈诺夫，所用的字母也有形形式式的不同，从亚美尼亚文（Armanian）和佐治亚文，到勒特文（Lettish）和新犹太文（Yid-dish）都有。
高尔基对于这个会议的各次开会，都依时到会，未曾缺席。这个会议是在一个教堂里举行的，当时高尔基常被看见出现于这个教堂里面暗淡的一个角落里，很恳切地倾耳静听会议中的辩论，有时鼓着掌，有时说些反对的话，表现他的情感。在会议暂停的休息时间里面，他总在教堂的院子里，和一群一群的布尔希维克工人谈话，询问关于他们自己及他们工厂的种种情形，并告诉他们有趣的故事，他认识托罗资基也在这个地方。关于他们的相遇，托罗资基曾有这样的记述：
“这个会议正在举行的前几天里面，我在教堂的甬道间被一个人挡住。他生得高高的身裁，举止呆笨，一个圆圆的脸，两个高耸的颊骨，戴着一顶圆帽。他对我很和爱的笑着说道：‘我是你的一个敬慕者。’
“‘敬慕者？’我诧异地这样回应着。随后知道他对我这样的称誉，是指我在监狱里所写的关于政治的小册子。我回答他道：‘我希望无须我说明我是你的敬慕者。’在那个时期里，高尔基和布尔希维克很接近。和他一起的有著名女剧家安得列伐（即玛利亚）。我们同在伦敦来来往往。
“高尔基现出奇异的样子，对安得列伐看了一下，对我说道：‘你相信吗？她能说各国的语言。’高尔基自己只会说俄语，但说得很好。我们同坐入马车的时候，有几个乞丐替我们关上马车的门，高尔基往往替他们说项：‘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辨士啊。’安得列伐听了即回答他道：‘我已经给他们了，吾爱，我已经给他们了。’”
在俄国的警察总监公署看来，高尔基这次参加社会民主党的伦敦会议，也算是一件异常重大的事情，又使他们手忙脚乱了一番，所派的暗探又作了各种奇奇怪怪的报告！
一九〇九年的夏季，高尔基在喀普利出资创办俄国工人学校。俄国的警察公署副总监于一九〇九年六月，有报告给内务部大臣，报告高尔基和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接洽，由他资助，送十个工人到他的这个学校里受训练，“造成布尔希维克的宣传员，重要的讲演由列宁和卢纳卡斯基担任”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