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红星期日

在叙述和高尔基很有关系的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发生的惨案之前——即所谓“红星期日”的一件惨案——请先略述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五年间的俄帝国的大势。俄帝国因欲在各帝国舞台中争一席地，不得不鼓励资本和工业，但因过分勉强的扩充，和国内落后的情况不能作相当比例的推进，反使占全国人口五分之四的农民大受其苦。受政府鼓励而发达的新兴工业，不久即因缺乏市场而日陷困境。占全国大部分人口的农民因苛捐而赤贫，又因所分土地的不敷和耕种方法的窳陋，对于高价的商品当然缺乏购买力，工业便没有出路。依逻辑的步骤，其势只有改进一般人民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地位，但是受过教育的人民却是推翻专制政治的催命符。于是俄帝国政府乃选择一条似乎比较容易的路走，那就是对中亚和远东开拓领土，掠夺新市场，以作推销商品的尾闾。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这个政策居然一帆风顺的向前做去：俄国的边疆很令人惊异的接近了英国的印度，俄国的太平洋沿岸也更往南开展。到了一九〇三年的末了，俄国的势力已蔓延于南北满洲，由尼哥拉第二亲身的指挥，竟向朝鲜侵略。日本视满洲为它的势力范围，看见俄国这样愈逼愈紧的侵略，当然引起愤恨。但俄国却不把日本放在眼里，不以为意。后来日本因不能再忍受俄国的拖延和傲慢，开始战事，此时俄国朝廷无不冷笑小岛国之太不自量。陆军部大臣库洛勃钦（Kuropatkin）就说此次的战事不过是“军事的游行”罢了，其轻敌的气概可见一斑。在俄国的国土开拓者看来，简直把此次的战事视为进一步侵略的机会，想到所想象的未来的结果，简直垂涎三尺！只有财政部大臣威特（Witte）为此事担心，但是和他的悲观相抗的势力，却有内务部大臣普列夫（Plehve）对于沙皇黩武主义的热烈拥护，他以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利用国民对于对外作战的爱国心的狂潮，消灭反抗政府的行动，专制政治可由此获得新的胜利——他把此次战事的胜利必归俄国，视为一件不成问题的事情。

此次战事却是俄帝国的试金石。战事的结果，暴露了俄帝国的民政和军政当局的无用，腐败，和落伍；很明显的表示给世界看，专制政治的俄国原来是一只纸老虎。日本在陆上和海上都得了胜利，俄国最后在事实上的损失是全部的舰队，数万的生命，南满铁路，旅顺和大连，萨克赫林（Sakhalin，亚洲鄂霍次克海Okhotsk中的一岛）的南半部，以及在亚洲欧洲的威望。在国内，因此次惨败而愈益增剧的艰难困苦，使全国团结起来反抗愚蠢无用的统治。在一九〇四和一九〇五的两年间，俄国无时不在扰乱中，各处工人的罢工，海陆军的哗变，农民的暴动，专业者的纷纷会议，形形色色的党派团体，都蓬蓬勃勃的起来，一致的要求专制政治非去不可，必须代以立宪的政府。

各种革命的政党都一日千里的向前发展，尤其是社会革命党，该党的斗争的组织，执行了许多恐怖的举动，在他们所杀戮的人物里面，一时炙手可热的普列夫（内务部大臣）和塞尔基（莫斯科总督）也在内。这个运动到一九〇五年的十月，达到了最高峰，空前大规模的全体罢工发生，强迫尼哥拉第二不得不下诏允许立宪的民权自由。

所谓“红星期日”的惨案，就发生于这段虽短而却多事的时期里面的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发生的地点在圣彼得堡，和高尔基发生了很厉害的牵连。在那一天，有一大队工人打算步行到冬宫，把请求宣布立宪的呈文递给沙皇。这些工人并不属于任何革命的政党；说也奇怪，恰恰相反，他们原来是由警察总监公署特派劣迹昭著的萨伯托夫（Zubatov）出来组织，目的是要利用来反抗革命的趋势的。萨伯托夫曾在俄国各处做过试验，他所试验的计划是鼓励工人有经济的组织，然后利用这种工人的经济组织来反抗政治的集团。差不多没有一次他不失败，因为要强把经济的要求和政治的要求分开，这个界线是很模糊的，一遇着现实的状况，这个界线就要消灭的。这次在圣彼得堡的试验，便是作法自毙的一个显例。这个组织的领袖是一个忠心的牧师，名叫葛朋（Georgi Gapon），他是很热诚的忠心的依照萨伯托夫的计划干去的。到了一九〇五年的一月，葛朋和他的一班工人都有了觉悟，觉得俄国在经济上及军事上的惨败是由于同一的恶因所造成——都是由于专制政治和它的无用的腐化的种种机关。于是在一月十六日，有一个兵工厂罢工，罢工风潮传播得很快，罢工者共递一个呈文给沙皇，措辞直率而委婉，申述他们生计的困苦，请他准许由全国各阶级选出议会。他们在这个呈文里，并请求沙皇设法救济一般人民的贫穷，无知，以及在法律上所缺乏的能力，并请禁止资方对于劳力的压迫。该呈文的结句有这样的很激昂的几句话：“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要末走向自由和愉快，要末走向我们的坟墓。”

当时当局曾经得到通告，说明一大队工人要集队往冬宫去，目的是要把请愿的呈文递给沙皇。在当局方面也没有出令不准这队工人出行。在一月廿二日的这个星期日，便有整千的工人，带着他们的妻子小孩等，持着十字架，圣像，沙皇和皇后的画像，由京城的各处，同向着冬宫列队进发。这些一群一群的人民，都是手无寸铁的崇拜沙皇的百姓，不料当大队向前进行时，当道竟以枪林弹雨来对付，终于达到宫前广场上的人已很少了，即此少数人到了的时候，当道竟仍用同样的残酷手段对付。圣彼得堡道路上的白雪，已被沙皇的忠诚的人民的血溅得殷红了，这殷红的血使一般人民醒悟，使他们深切的感到信任沙皇是他们的愚蠢；从此以后，俄国的普罗列塔利亚不再存此幻想了。此时的当道，对于十二年后大获胜利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化，实有促成的大功绩！

高尔基到圣彼得堡，是在这个惨酷的星期日的前三天。他到该处的使命，在他所起草的那篇宣言里，已说得很明显。他在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被捕入狱，他起草了这个宣言，也是一个原因。这篇宣言是于急促中草草写成的，劈头就说：

“我们，在本宣言上签名的同人，认为依我们道德上的责任，不得不把下面的事实，宣告俄国国民及西方各国的舆论界：

“我们知道圣彼得堡的工人已决定于一月廿二日集队往冬宫去，目的是在谒见沙皇，呈递改造政治的计划书。

“我们又知道这些工人不过是作和平的请愿表示，并不含有革命的色彩；他们仍信仰沙皇的权力，希望他能对于他们有信任心，赐予接见，并静听他们的恳求。

“因此我们特于一月廿一日的晚间往访内务部大臣，为避免流血惨案起见，请他下令禁止军队于第二日在街上布防，并容许工人对于他们的沙皇自由谈话。

“我们为着这个目的去谒见内务部大臣，不料到内务部的时候，该部中人说内务大臣不在里面，叫我们去见副大臣黎得索夫斯基（M. Rydzovsky）。黎氏起先也拒绝进谒，后来才允准我们见他。听完我们的请求之后，他说这件事和他无涉，表示很淡漠的耸耸肩走了。

“随后我们往见国务总理大臣威特（S. J. Witte），把同样的意思向他请求；那就是下面的几层意思：必须把工人的和平的心意，告诉沙皇及内务部大臣，使他们明白真相；应该容许工人把他们对于改造国事的计划书呈递沙皇；军队和警察不可干涉工人面谒皇帝，否则我们深信流血惨剧是无法避免的，而且深信这样的结果必将酿成报复的自然心理——那就是要激起工人方面的恐怖行动，使该项行动有广播的倾向。

“威特回答我们，说麦斯基（内务大臣）和柯可夫哲夫（Kokovtsev，财政大臣）对于国事的报告，比我们所知道的更为准确，而且依他的意见，皇帝一定也已得到关于工人意旨的报告，最后他说他没有力量对我们有所协助。

“我们请他代向麦斯基接洽，可否允许我们和他晤谈一次，这个请求威特答应了，他就当着我们面前用电话和麦斯基商量，说有一群作家和科学家的代表要去见他，意在讨论一月廿二日也许会有的流血事件，并讨论如何阻止这种不幸事件发生的计划，能否准许接见。麦斯基的回音是不肯接见我们。”

这个宣言接下去就叙述当惨案发生的那一天，他们（即在宣言书上签名的同人）所目击的惨酷情形，最后有下面这样很严重的结束：

“我们觉得不得不向全俄国及西方各国舆论界作如左的宣言：

（一）我们曾经警告内务大臣麦斯基，对他说明工人的和平的用意和镇静的心理，工人对于他们所欲进谒的沙皇具有完全的信任心；

（二）我们曾经请求内务大臣勿任军队到街道上去；

（三）我们曾经说明须使沙皇明白此事的真相，并使他知道必须容许工人到宫里去，并倾听他们的请求；

（四）工人的行为实在很和平，并未向军队有挑衅的举动；

（五）军队的指挥官并未预先发出警告叫群众分散，即下令对人民开枪射击。

“这样对付工人的队伍，我们依良心上说，除认为是有计划的预先布置的残杀行为，没有别的名称；因此我们，在本宣言书上签名的同人，要在全俄国的国民和西方各国舆论界之前，宣布内务大臣麦斯基的有意的，无故的，无人心的残杀俄国群众的罪状。

“又因为尼哥拉第二也曾于事前得到通知，明知无辜被军队残杀的人民的和平用意，乃于明知真相之后，仍纵任军队之残杀，我们也要宣布他残杀和平无辜的人民的罪状。

“同时我们还要宣言，这种暴行不得再被容忍的了，我们愿唤起俄国的全体人民，用迅速的手段，坚毅的精神，团结起来奋斗，一致反对专制政治。”

当道探悉这个宣言是出于高尔基的手笔，于是于一月廿四日在里加城（Riga）把他拘捕，第二日关在彼得堡罗炮台。当时高尔基被加以几项严重的政治罪名。警察公署有意罗织，对政府当局报告，说高尔基所参加的那个代表团是个“临时政府”，在“红星期日”的前夕就开始施行职权，后来并多方煽动全俄武装暴动，甚至纷派代表到国外进行勾结。高尔基的罪名，除了参加这个“临时政府”之外，还被控在“红星期日”及在此日之后，曾在圣彼得堡的各种会议中作煽动的演说；又被控偕同四百五十六人签字于一个宣言书上，这宣言书就在“红星期日”的晚间在自由经济学社的会议席上散发的。这宣言书的末了是鼓动军官们“脱去他们的制服，放下他们的军器”。

关在炮台里的高尔基，曾经被检察官提审过三次，每次的供词都有详细的纪录，至今还保存在俄国警察公署的档案中。他当然不能把全部分的真实，都告诉他的拘捕者，但是有许多答语却是很明瞭而直率的。他承认，对俄国全体国民及西方各国舆论界的宣言，确是他一人所作的；并承认他的原意是要送一份给麦斯基，并把这宣言送登圣彼得堡的报纸上。他也承认，要推代表团去谒见内务大臣的意思，也是他所发起的。检察官问到他为什么在惨案发生的第二日就离开圣彼得堡到里加去，他用来解释的理由，说是因为他当时刚知道“他的亲密的女亲戚玛利亚生了严重的危险的病症”。他所说的这位玛利亚，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一个女伶，成为他的一位挚友和助手，这个女伶因为做了他的非正式的夫人，后来高尔基在美国大受其窘，这是后来的事，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的谈到。检察官又问到他所起草的宣言，措词何以那样激烈，高尔基所说的理由，是因为他在圣彼得堡的街道上目睹军队残杀无辜民众的可痛印象，在动笔时仍历历如在目前，甚至在旁看热闹的女孩男孩，也被排枪或枪刺当场弄死，惨不忍睹；他回到自己房里的时候，感到异常的悲愤，就在这样的心境中，拿起笔来写就这篇宣言。他承认当天夜里他确到自由经济学社里面去过，意思是要在该处寻得几个人加入代表团，并要讨论讨论他所起草的这篇宣言。他只寻得一个人，就把这宣言交给他。后来警察所得的这篇宣言稿子，是在克得林律师（Kedrin）身上搜着的，但高尔基说当时他所交给的那个人并不是克得林。高尔基并声明，他在自由经济学社里仅耽搁了几分钟，否认曾经在该社里演说过。

高尔基的供词中对于他在自由经济学社中的行为说得这样简单，其实不然。史弗科夫（D. Sverchkov）所著的回忆录（《革命的黎明》），对于“红星期日”晚间的这个聚会，曾有颇详的叙述，据说：“突如其来的，在会厅的后面，立起众所见惯的高尔基的躯体，他对众宣言，葛朋有一位亲信的朋友要用他的（高尔基的）名义发一个宣言。在高尔基的旁边，他所说的那位朋友就立了起来，其实这个朋友就是葛朋自己，不过此时他的头发已剪短了，他的牧师的长袍也换了常服。他开始说话。他的面色苍白，现出激烈苦痛的样子。他的眼睛好像燃烧着。他的声音发抖。他说葛朋已设法从惨难中逃了出来，现在要用种种方法继续奋斗下去，并说葛朋已写好一封信给工人，这封信的内容，他可以报告给大家知道。随着他便朗读这封信，劈头就是‘亲爱的生死相共的弟兄们！’这封信的内容历诉沙皇的残暴罪状，鼓动工人加入公开的革命斗争。我后来探悉，这封信是由高尔基刚在该处起草的。这封信传遍了圣彼得堡，后来又加上工人呈递沙皇的请愿书和一月廿二日惨案的纪事，传遍了俄国。”以上是史弗科夫的记载。此外柏利（Addrey Bely）在他所著的回忆录（"Reminiscences of Alexander Blok"）对于此次会议也有描述，据说他当时也在场，亲耳听见葛朋起来说话，并目睹高尔基在他旁边，据他们告诉他（指柏利），这个化装的牧师就是由高尔基带来的。

史比利笃维区将军（General A. Spiridovich）在他所著的材料丰富翔实的《俄国布尔希维主义史》里面，对于高尔基和葛朋关系，也有下面的叙述：“当一群工人被葛朋领导着向纳发门（Narva Gates）进行的时候，忽有军队用机枪向他们攻击，葛朋即逃到教堂的院子里去，剪去他的头发，改换他的服装，随后躲在高尔基的寓所里。

在最后一次的审问中，检察官说，他的罪名是曾经用了书和金钱，帮助许多团体和个人。他承认，他平日很慷慨的帮助那些似乎有价值的请愿的人们，但是他所付出的款子是托人支配的。关于款项和款项支配的事情，他自己不清楚。最后他这样结束着说道：“我要重复的说，据我自己看来，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甚至是一个激烈分子——关于这一点，我从来不掩饰的，现在也不否认；我前几次的供词和我在文学上的工作，都有很充分的表示。但是我要郑重声明，我从来未直接参加过任何反抗政府的活动；依我的性格，我也自认没有参加此类事的能力。至于我起草这个宣言，那是因为我在一月廿二日目睹圣彼得堡街道上的惨状，在悲愤的压迫中写的。”

高尔基显然不愿在检察官面前表显他的英勇的真实行为，他有意装作坦白的样子，很机巧的把他自己参加政治行动的事实说得渺小不足道。但是检察官在这个长时间的审问完了之后，所下的判断仍然是很严重。他这样的判断着：“根据以上的情形，这个尼斯尼诺伏格拉染洗业工会会员皮西科夫，年三十五岁，所犯的罪名是于一九〇五年一月廿二日起草一个宣言，目的要把这个宣言广传出去；这个宣言的用意，是要鼓动推翻现有的社会秩序。这个宣言的传播所以未成为事实，不过因为皮西科夫所希望的情况未能得到罢了。”接下去这个小题大做的公文便援引着法律上第几条第几项，说该皮西科夫应提到圣彼得堡的法庭里受审，审时须关着门，不许任何公共的代表参加旁听。凡是熟悉专制政治下的司法那样随意确定罪名的情形的人，听见这样不公开的审问，都已知道是凶兆的了。

当时有位律师名叫古鲁申柏（0. 0. Grusenbeg），向以在政治的审问中为政治犯辩护著名的人，他慨任高尔基的辩护，要求公开审问。他的理由是：“高尔基的所有的活动，都是出以诚实和坦白的态度，就是目睹人民的殷血溅在首都的街上，感觉到哀痛恐怖和愤怒的顷刻间，他所写的宣言，也显然的有意由他自己和代表团中其他各人共同签字。一个这样公开行动的作家，应有权利要求公开的审问，不应关着门秘密审问。”

高尔基的被捕，俄国民众的一切愤怒的表示，帝俄政府都置之不理，古鲁申伯的请求，本来也未必能发生什么效力的，幸而俄国民众的微弱的抗议得到西方文明各国的同情，加上有力的声援。在各国城市里，为援救高尔基而开的会议和表示，纷至沓来。法国文豪法兰斯（Anatole France）在公开演说中有一句话最能代表当时普遍的心理，他说高尔基“不仅是属于俄国的，而且是属于全世界的”。法国名人由巴黎连名电慰高尔基，署名者有居礼，普恩嘉莱，法兰斯，白里安等等，并由克莱孟沙和其他法国名人组织一个团体来援救他，发出数千人签字的抗议书，反对俄国拘囚高尔基。荷兰主张自由主义的报纸“Payset Peuple”也发起这个运动。在德国，有一个戏剧，以高尔基的历史为背景，开始扮演。并由歌德学会等发出呈文请求俄政府释放高尔基。递给俄国内务大臣的一份，签名的就有一百六十九个著名的作家，科学家，新闻记者，戏剧家，政治家。意大利的国会也有许多议员请求本国政府设法向俄国政府援救高尔基。俄国对于此时的国外舆轮，所以不得不稍有所顾忌，是因为当时俄国战败于日本之后，威望已一落千丈，益以内部的纷扰，经济的困窘，正在渴望各国肯予以精神上及财政上的协助，故对于外国的干涉虽极为痛恨，亦不得不容忍，尤其是对于政治及财政同盟的法国。残酷无比的杜勒博夫将军（在红星期日惨案发生后，被任为圣彼得堡总督）曾满面笑容的告诉《小巴黎报》的访员说：“高尔基不至于被枪决或绞死，因为俄国的法律不许有这样的责罚。”这个满面笑容的将军忘却说起的，是帝俄政府对于政治的案件早已将“俄国的法律”搁置不用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帝俄政府很显然的受着外国舆论的压迫，不得不对于它的仇人采用比较宽容的态度。

在狱里的高尔基的健康需要严重的注意。他对于入狱这件事，不算作一回事，泰然处之，不以为意，反利用这个平日不习惯的闲暇来写一个剧本《太阳的孩子》，纵声大笑，大说其笑话。炮台里的官吏和他的同伴的囚犯，都为之惊异。但是他的身体却很孱弱了。他近来的经历对于他的磨难，加以玛利亚的剧烈的病症，他在里加被捕时，被迫和她分离，这些事实，对于他的健康，都有不好的影响。他在狱里简直不知道玛利亚在什么地方。至今在警察公署的文件里面还有一张纸，上面是高尔基在狱里写给康纳吉塞医生（Dr. Kanegisser）的电报，内容如下：“关于玛利亚的健康的消息，我一点都不知道。她现在何处？在里加呢，还是在你的疗养院里？”这个电报曾经发出去了没有，无从查考；永远潮湿的炮台里的当局对于高尔基的肺病有何疗治的办法，亦不得而知。每隔几时，高尔基的夫人嘉特丽娜被准许带着她的七岁的儿子来看他。他的朋友并且是他的“文学经理人”（即替他照料出版营业等事的人）裴尼资基，也每隔几时被准许来看他。炮台里的医生曾对高尔基诊察过，断他左肺上部有肺炎病。

依警察公署的命令，高尔基由炮台移押到看守所里去，炮台司令曾把高尔基的两本稿簿送到警察公署里面去，在这两本稿簿里面，高尔基写着他的“悲喜剧”——这是这位司令对高尔基的著作《太阳的孩子》加上的分类，并附着一个字条说：“因为皮西科夫的字写得精致而不很看得清楚，我不能很仔细的读他的文章内容，但是经我迅速浏览一遍，以为这是应该经过检查的。”高尔基被捕在一九〇五年的一月廿四日，直关至三月五日，才准许交一万卢布保出。这笔款子是一位富有资财而对于高尔基特别崇拜的奇人穆洛索夫出的。最初当局叫高尔基签字担保不离开圣彼得堡；后来总督又把他逐放到里加去。

生着病而不能安静下来的高尔基，不等到官方的准许证，不久就自动的离开里加，到克里米亚去。三月廿二日莫斯科的县长有电报给警察公署报告：“今日下午三点钟皮西科夫由里加到莫斯科。他想在此处勾留五天。我以为他在此处的勾留是绝对不适宜的。请即电示何人准许他到莫斯科……并希请示内务部大臣。”内务副大臣立赛夫斯基立即复他一电如下：“如你觉得高尔基在莫斯科的勾留对于公共的安宁有危险，你可执行《防卫律》第十六条第四项。此间不知道何人准许他到莫斯科。”整整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各官署函电纷驰，调查何人对于高尔基离开里加这件事应负责任；他们并没有想到高尔基会不顾一切规律，不辞而行。最后还是裴尼资基替高尔基向警察公署递了关于此事的呈文，才把这件事的真相弄明白，在这个呈文里，裴尼资基这样说：

“皮西科夫生了肺痨病。此事曾由高尔新格医生（Dr.Golzinger）证明，现将他的证明书附呈。他被拘禁在彼得堡罗炮台里，以致肺病复发。自从他由这个炮台里被释放之后，他的肺病继续的增剧，并且开始吐血了。诊察过他的医生坚执的嘱咐他要到克里米亚去，认为到该处疗养，可使他的肺病减轻。关于这一层，许洛夫斯基教授（Professor Shchurovsky）亦有同样的意见，高尔基在莫斯科时曾经和他商量过；许洛夫斯基教授也出有证明书，现亦附呈备察。根据上述的情形，并鉴于病人的吐血继续不止，我们不得不尽量迅速的把他送往克里米亚去。我现受皮西科夫的委托，特呈请贵署，恳求准许他在克里米亚居住，俾在该处疗治，因为该处是在俄国可以医治他的危及生命的病症的唯一地方。”

三月十七日，警察公署通知克里米亚的宪兵队长说：“内务部大臣已准许作家皮西科夫暂时居住克里米亚，俾他可在该处疗治他的左肺的痨病，不过须注意一个条件，即关于他的私人的生活与活动，须受本地警察的严厉的监视。”

虽有这样“严厉的监视”，警察却忽略了卜鲁维区（VladimirBonch Bruyevich）对于高尔基的访问。在一九〇五年的春季，卜鲁维区受着列宁的委托来访高尔基，和他接洽把他的著作，连同其他几位名作家的著作，拿到国外去出版，由此得到的收入，就用为资助布尔希维克党的活动费用。当道对于高尔基的待遇，在当时总算是特别客气的了。但同时那位检察官却做了长篇累牍的控诉他的文件，呈送到圣彼得堡的法院里去。不过因为被告住在克里米亚治病，这个案件的审问一直延至三月十六日，而且在三月十九日，法院下令将此案无限期的展延下去，据说是“还须作更详细的审查”。在实际上此案就这样的马马虎虎的勾销了。这是舆论对于专制政治不可多得的一次胜利。

一九〇五年的夏季充满了革命的预兆。“红星期日”虽然过去了，但响应纷起，竟传遍了全帝国，响应的方式是罢工和暴动，焚烧产业，散见各处的对于地主和官吏的杀戮，社会革命党党人的有组织的恐怖行动，例如普登钦（Potemkin）巡洋舰在黑海中的叛变，便是许多骚扰中的一个例子。俄败于日后所订的丧权辱国的《朴次茅斯条约》，使爱国者痛心疾首，使自由派和激烈派对于满洲的牺牲，都如火上添油，悲愤填膺。主持交涉这个条约的威特反受沙皇的奖励，赏他以伯爵的尊号。民众提起他，就叫他做“朴次茅斯伯爵”，或“一半萨克赫林”（因为依这条约，俄国失去萨克赫林岛的南半部）。在满洲一败涂地的俄国兵士经过大平原向本国移动回来，那种狼狈的情状，苦楚的诉说，而一方面当局者之奸诈，怯懦，舞弊，腐化，在在都适足以增加民众的悲恨。十月到了的时候，俄国人所惯用的消极抵抗的方法用起来了，那就是空前的全体罢工，使得全帝国为之瓦解，简直陷入即将破产的危境，结果所得的胜利为多年革命活动所得不到的成绩。专制的君主亦不得不鉴于形势的严重，舍弃专制政治的特权，宣布实行立宪政体和允给人民以基本的自由权利，为着这种权利的争得，好几代的俄国男女奋斗着，甚至送掉了他们的生命。于是罢工停止了，万姓腾欢，作普遍而彰明的欢忭的表示。不过有一点可以预见的，那就是只要专制的君主仍握着充分的大权，虽准许人民得到他的赏赐，他的权力所受的限制也就很有限的了。其实在一九〇七年六月所颁布的谕旨，毁坏宪法，割裂选举法，都不足为怪，因为沙皇有权力给人民的赏赐，他当然也能够任意夺去。在《十月自由权利宣言》发表之后，在全俄国就开始由官方组织的对于犹太人，学生，以及凡是被疑有自由和激烈倾向的人的屠杀。这种客串戏剧开演之后的几个月，竟明目张胆的派军队到全国各处，设立军事法庭，换句话说，就是用格杀勿论的残酷手段，把所认为是嫌疑犯的，都迅速的结果掉他们的性命。

在这个夏季，高尔基住在芬兰的库俄卡拉（Kuokkala）。当时芬兰虽合并于俄国，地位降为俄国的一省，但芬兰暂时所享的政治的自由权利，仍比俄帝国任何其他地方大些。在该处，高尔基常遇着的朋友有画家勒宾（Repin），批评家斯搭索夫（Stasov），作家安得列夫（Andreyev），顾普林（Kuprin），史基搭列资（Skitalets）等；他并和许多芬兰人做了好朋友，其中尤其特著的是画家加伦（Axel Gallen）。警察公署得到报告，据说高尔基在芬兰所开的种种文学的和音乐的聚会，同时参加者还有其他俄国的激烈艺术家，玛利亚（即女伶）也在里面。高尔基在库俄卡拉于八月写完他的剧本《野蛮人》，这个剧本被当道禁止开演。高尔基所作的剧本，在开演时都使警察感到非常的麻烦。就是不触犯的剧本（就政治的意味说）如《太阳的孩子》，在那年秋季开演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也很使观众发生了很激烈的反应作用，发生愤怒叫嚣的现象。《太阳的孩子》在各处开演，例如在尼斯尼诺伏格拉，也激起过骚扰的。

在一九〇五年的最后三个月，警察对于高尔基的行动忙于侦探报告，实忙得不可开交，苦得走投无路！在十月宣布立宪的谕旨公布不久以后，高尔基便在圣彼得堡组织一个日报，名叫《新生活》（"Novaya Zhizn"），得到若干著名作家的合作，且有社会民主党的党人参加，例如列宁，卢纳卡斯基（Lunacharsky），爱维洛夫（Avilov），巴萨罗夫（Bazarov），洛恣柯夫（Rozhkov），还有该党的外国同志如考茨基，李普克尼希（Liebknecht），卢森堡（Rosa Luxembourg）等等也都来参加。这个报的名义上的主笔是诗人闵斯基（N. M. Minsky）。发行人是玛利亚（即高尔基所恋爱的女伶）；该报自第六期起，实际的主笔就是列宁。自第三期起，高尔基就开始登载他所撰的《关于矫饰的杂评》。关于皇帝谕旨里所宣布的言论自由，在这个《新生活》报上就有了很彰明的表现。第一期就被没收，随后也没有一期能逃避留难。闵斯基被捕受审，当局说他“散发传播的文字，意在推翻现政府和现社会的秩序”，结果把他拘入监狱关了一年。当年十二月十五日该报便停版了。在这个多事之秋的时候，高尔基在各城逃来逃去，忽而要在圣彼得堡编辑《新生活》，忽而又在莫斯科察看十月的示威运动和十二月的武装暴动，好像有分身术似的，随处可以见到他。

高尔基既参加十二月的莫斯科武装斗争的组织和赞助，这个事实势难久守秘密，所以在一九〇六年一月二日，他在圣彼得堡的房间被警察搜查。二月初，高尔基已在芬兰的首都赫星福斯（Helsingfors）。据秘密侦探部的泽拉薛莫夫大佐（Gerasi-mov）呈递给内务大臣的报告，说有芬兰的学生及红卫队用音乐和歌唱欢迎高尔基，他对于他们的欢迎，报以高声的呼喊：“芬兰的自由人民万岁！”他又被报告，说他曾在赫星福斯对俄国的学生演说。后来因他听到政府就要拘捕他的消息，便在二月间离开芬兰，到西欧去。

有一个莫斯科的制造家名叫许密特（Nicholas Schmidt），因为参加了上面所说的那个武装暴动的组织和赞助，被捉将官里去。当审问的时候，他把高尔基对于此事的牵连，竟和盘托出，使他的罪名愈益严重。据秘密侦探部的部长说，许密特证实高尔基曾为此事所用的武装等费，在许多地方诵读他的著作，由此所收到的入场费，有一部分即充作明目张胆的革命上的费用。许密特并承认曾借一万五千卢布助他办《新生活》日报。此外他又证实曾交给高尔基两万卢布，供作购买这次莫斯科暴动所用的军器的经费。在后来的审问里，许密特虽欲为高尔基洗刷，但已无效了。他在口供里，无意中承认曾在一个私人住宅里，参加过高尔基的对听众读他的著作的聚会（此次所读的是《太阳的孩子》剧本），听众每人付二十五个卢布，说明用作购买军器的费用。这样看来，高尔基赶紧离开赫星福斯而到西欧去，幸而走得早，不然，大祸又要临头了。 T9KSgIolrX7k+wcPIKOwGCnStFKEp9A2QxWDsZ8VsjmfGmzZgDLKv2ZJ7nN9+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