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革命的前夕

我们看着高尔基由一个漂泊者一步一步的演进而成为一个作家，在这过程中还有别的眼晴也在注视他，作严密的监察。所谓由“中央蜘蛛”所开展出来的一根“看不见的线”，对于他们的无数被牺牲者的里面的一个，最初名叫阿勒赛·皮西科夫，在护照上写明尼斯尼诺伏格拉洗染业公会会员，后来加上了作家的职业——这两种资格就使他成为双料可疑的人物——始终不曾放松过的。俄国的警察对于他的注意，可谓无微不至，关于他的一举一动，自从他在喀山参加糕饼店的时期起，直至一九一七年革命爆发止，在他们都有纪录，这是后来替高尔基作传记的人所不得不感谢的。由俄帝国的各处地方，后来并由外国的各处地方，都有许多秘密和公开的监视者，纷纷把报告好像雪片飞来似的呈送到圣彼得堡的警察总监公署，一一归卷起来，这里面都是报告高尔基的行动。这里面有一部分材料，现在已由苏维埃政府的案卷贮藏处刊印了出来，成为高尔基传记的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不过其中有的地方不免出于过分讨好的监视者的神经过敏的想象。我们在本编里要追溯高尔基和俄国革命运动的关联，这是在他的传记中最可注意的一段。

我们在上面己经知道，高尔基并非生在一个普罗列塔利亚或有革命意识的家庭。他在儿童时代所常亲近的外祖父及两个母舅，都是属于畏惧上帝及沙皇的中下等阶级中的手工业者；俄国的反动集团所谓“黑色百人团”，它的团员就是由这种阶级中招募得来的。他在儿童及青年时代所就过的形形色色的职业，其中的雇主以及同事们，也等于“华丽的市民”的一类。就是他在流浪时期所接近的漂泊者以及“曾经做过人的动物”，既不能算为普罗列塔利亚，也不能算是有革命性的。高尔基能加入普罗列塔利亚做一分子的资格，唯一的根据，只因为他在十几岁时候在喀山的糕饼店里做过学徒。其实他的这种资格，最近才由糕饼业工会加以正式的核准，送给他一张“名誉的糕饼匠”的卡片。

但是我们在上面也已经知道，高尔基从幼年起就是一个“叛徒”；他的一生的格言是：“我到这世界上来，是来反对的。”环境不但不能使他屈伏，反而激起他的愤恨和仇视。在俄国的惯例所认为对的种种习惯，如鞭挞妻子，狂饮纵欲，发誓，造谣毁谤，欺骗，无可享乐的恶习等等，在他都一概不承认是对的。他对于这些惯例都认为不正当，而且在沙皇的时候就实行反抗，往往因此激起前辈的狂怒，受着他们的鞭挞。他既反对这些惯例，所以对于凡是和“现状”不同或反抗“现状”的任何事物，都引起他的恳挚的同情；有了这种态度，当然要受着抱残守缺的顽固派的斥责和困窘。他在十二岁的时候，就很热切的偷听到别人耳语关于刺杀亚历山大第二的事情，自从这个时候以后，他就时时注意到秘密的革命运动。五年之后，他在喀山，对于这个重大的冒险事业的热心，已被“中央蜘蛛”所注目，从此以后，这个“中央蜘蛛”所放出的一根“看不见的线”，就无时无地不紧紧的跟在他的后面了。

到了一八九九年，高尔基三十一岁，他在文坛的胜利和声誉，已达到高度，警察署把他暂住在圣彼得堡的行踪也纪录了下来，并记述他在当时是知识阶级的注意所集中的人物。警察总监公署因高尔基在政治的意义上一天一天的成为更重要的人物，很觉恐慌，尤其是在他的本乡尼斯尼诺伏格拉，在该处他被人视为革命的工人，学生，以及驱逐出境的政治犯的中心人物。据警察署所截取的由他的本乡寄出的信件，里面提到高尔基，都尊他为“青年俄国的政论家”，认为是“梦睡数百年后开始醒悟的自由的俄民之民治主义的代表人”，又认他为“时代——复兴的时代——的特征”。警察总监公署训令尼斯尼诺伏格拉的警察署，叫他们对于高尔基加以严厉的监视，尤其要注意监察他对于青年大学生们所发生的关系。在当时的俄国大学校，的确也值得当道的恐惧，因为大学校里常潜伏有革命的种子。当道对于大学生的管束，不可谓不严，强迫他们须穿制服，对于他们无论任何提案或组织，总是一概的禁止，因此反而激起他们的不满和怨恨，到了十九世纪的末了，形势一天一天的愈益紧张了。一八九七年，有一个大学女生名叫玛利亚（MariaVotrova）被拘囚于彼得保罗炮台，在该处她在神秘的情况中自杀。当道对于她的死，严守了十六天的秘密，然后才通知她的家属，说她将火油倒在自己身上，把她自己烧死。大家都疑心这个女生的死是由于强奸和强暴而送命的，这件事变更为学生界愤怒的导火线。全俄国各处的高等学府都发生扰乱，到一八九九年，参加者有三十个大学，大学生人数已达二万五千人。大学校的当局又往往和政府当道狼狈为奸，因为这个缘故，每使原来仅属本地及学校本身的问题，竟扩大到很大的范围。各校的校长动辄招到警察和军队来校强迫上课，强行解散学生的开会。有的时候，高加索人充当的骑兵，竟来冲击正在聚会的成群学生，用镶有铁尖的皮鞭，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横施惨酷的乱打。大学校的当局和帝俄政府对付学生都用笨拙的严厉手段。政府甚至颁布命令，强迫闹事的学生当兵，这件事引起各方面的反对，就是军人方面也不赞成，因为他们也恨以军队作为责罚的制度。风潮愈趋尖锐化，学部大臣博古列朴夫（Bogolepov）被一个被开除的学生卡朴维区（Karpovich）所枪毙，不久之后便发生了著名的“喀山示威行动”的惨案，好几千的男女聚在圣彼得堡的喀山教堂门前，抗议当道“对于人权的蹂躏”。政府竟以强暴手段对付这班民众，由高加索人充当的骑兵直向人群中冲撞，不先用警告就对他们攻击。有许多名人都受了伤。于是“作家协会”乃送一负责签字的抗议书给内务部大臣，要求此案应由法院彻底根究。结果政府反出令解散这个协会，并将许多会员和学生由首都驱逐出去。

高尔基对于这种种暴行极端愤慨。他在一九〇一年写给莫斯科一班作者所组织的“星期三学会”里面的一位朋友特列雪夫（Teleshov），鼓动他们起来为被迫当兵的学生主持公道，并说好几个城市里都有了行动，叫他们赶紧起来尽力的干一下。这封信被警察截取了去。约在同一时候，他又写了一封信给布赖索夫（Valery Bryusov），他是莫斯科象征主义诗人的领袖，同时并担任著名杂志《北华》（"Severnyie Tavety"）的主笔。高尔基在那封信里，说他此时的心境，好像是一只被鞭挞的上着铁练的狗，他觉得强迫学生当兵是一件蹂躏人权的大逆不道的行为，他简直愤慨得发狂了，对于什么东西什么人都恨极了，甚至对于班宁（Bunin，俄国的诗人和小说家）也恨，诚然他原是爱他的，但他不懂班宁为什么不利用他的天才，成为一把锐利的匕首，向着需要的方向戳去！

警察总监公署于一九〇一年二月得到报告，说高尔基到圣彼得堡来，专为参加“作者协会”所举行的农民解放四十周年纪念会。这报告里面说，他在这个纪念会的会场上以及闭会之后的举动，都是一种“革命的方式”。此外该公署并得到报告，说“喀山的示威行动”高尔基也曾经参加，“作者协会”的抗议书，他也曾经签过名。有一个人名叫葛立维区（Gurevich），虽为新闻记者，实为警察署的暗探，据他报告警察总监公署，高尔基曾经捐过两千卢布给“学生鼓动委员会”（Students'Agita-tion Committee），又捐过两千卢布给“劳动阶级解放斗争协会”（Fighting Union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这些捐款都是他由所著的小说里得到的酬报。又据这同一暗探所报告，高尔基参加了许多革命的组织，并用种种方法赞助这些组织的工作。

在一九〇一年的三月间（当时高尔基三十三岁），尼斯尼诺伏格拉的宪兵队长接到警察总监的一个电报，据说高尔基和他所保护的史吉特列资（Petrov Skitalets）在圣彼得堡弄到一架油印机，“意在用来印刷宣言发给索莫复（Sormovo）的工人”。这个电报里并说明装置这件犯法的东西的箱子的尺寸，以及这个箱子寄到时所要交给的药房的地址。这个宪兵队长受命严密注意这个油印机的运到，并拘捕高尔基，史吉特列资，以及印刷宣言的工人。不知道是有人和警察总监开玩笑呢，还是这个消息早已泄漏了出来，无论如何，尼斯尼诺伏格拉的宪兵虽于接到这个电报之后，大忙特忙，对于所有进口的货物，都作极苛细的检查，最后仍不得不呈报，说查不着上面所说的那个箱子。可是那个箱子虽没有踪迹，高尔基于当年四月回到尼斯尼诺伏格拉，却为着这个无从查着的油印机问题，连同一群“从犯”，被当道所拘捕。他此次被捕，被当道控他的政治的罪名颇多。在这许多罪名里面，提起他是《对于喀山示威惨案官方报告的驳斥》一文的著者；说他在本乡曾经利用李温（Lieven）死后的周年纪念日，企图组织反政府的示威行动；又说他在伏尔加河里布置舟上会议，讨论有煽动性质的问题；又说他曾经筹划于秘密中编行一种杂志，登载有煽动性质的文字。这种种罪名，大概都是确实的。关于对于官方报告的驳斥一文，确是出于他的手笔，里面有这样坚决的话：“我们都是亲眼目睹喀山教堂门前警察的残酷举动的人，特在此郑重宣言，官方对于三月四日民众及大学生行为的报告，是有意的撒谎，是用巧言花语把真的事实歪曲着，失却实际的真相。”关于油印机的事件，也不是无中生有，据最近考据所得，高尔基确买了这样的一个油印机，由一位可靠的人偷运进尼斯尼诺伏格拉，印刷革命运动的宣言，和他自己的未经当局检查的文字。除这个油印机外，不久之后，高尔基还替尼斯尼诺伏格拉的社会民主党人买到一部真的印刷机，就放在一个官办的酒店里面。这个酒店的店主是政府所派的，名叫勒柏得夫（Lebedev），他原来也是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刚在警察跑来检查之前，店里忽然发生一件劫案，劫案发生之后，勒柏得夫和印刷机都不见了。

高尔基对于革命的积极同情的态度，不但有许多秘密的行动为佐证，就是在他所著的合法的公开的作品里面，也有不少煽动革命性质的材料，成为当时统治者所畏惧的敌人。在他的著作里面，有许多短句和片段的文字，都普遍的被人引来作为斗争的口号，普遍的传播起来。例如他所著的《鹰之歌》里面的警句：“我们唱着歌，赞美傻子的勇敢”，或“在傻子的勇敢里是人生的智慧”等语，都是传诵一时的兴奋语。在他被捕的时候，他所著的暗示着革命斗争的《暴风雨中海燕之歌》正在《生活》报上登载着，不久这篇歌词又为全俄所传诵，在人人的口头上唱着，《生活》报因此被当道禁止发行，其伟大的力量可以想见。他用寓言宣传革命，简直好像即在检查员的面前传递“危险思想”！这在当道看起来，无异小学生们当着他们的教师做鬼脸！可是高尔基之倾向于革命，虽极明显，当道要抑制这样的一个劲敌的欲望，也极殷切，却总抓不着具体的实据，作为把他定罪的藉口。固然，当时俄国的统治者对于冒犯他们的人，整千的充军的充军，拘囚的拘囚，横行无忌，无须经过什么法庭的审判手续。假使高尔基不是一个过于负重望的人物，使他们难于措手，那他们也要无须踌躇的用同样的辣手段，来对付他了。此时全国人都感觉得高尔基的生命和自由是极可珍贵的，都极力想法卫护他，他此次之被捕，就是在有势力的一般人看来，也为之震动。据警察总监公署的报告所述，当时为李温自杀周年的纪念会并未开成，因为在开会的前夕，尼斯尼诺伏格拉的公民特与省长商洽，临时开会议决将此举取消。他们的主要动机是鉴于高尔基对于此事的关联太密切，如果一定要举行的话，恐怕对他的生命有危险。警察方面也知道他们虽然日夜监视高尔基的住宅左右，虽有侦探暗随着他的一切宾客，他们在他的住宅门前仍不能寻着一个重要的政治犯：因为各种革命的党都很谨慎的不使高尔基受着他们的牵累。此外还有私人替他营救的，托尔斯泰在他未被捕前曾见过他，此时也替他写信给奥登柏斯基亲王（Prince Oldenborgsky）及内政部的麦斯基亲王（Prince Svyatopolk Mirsky）说项。托尔斯泰写给奥登柏斯基亲王信的内容如下：

“亲王殿下：作家高尔基（他的真姓名是阿勒赛·皮西科夫），我和你在去年曾经谈起过，他的作品你尤其喜欢看，现在却陷于可怖的境地了；他被当道强使和家属分离，强使他和即将分娩的夫人分离，不经过法庭的审判，就被禁在尼斯尼诺伏格拉的牢狱里，牢狱里不合卫生的情况是很可恐怖的，尤其是像他这样患有肺痨病的人。

“他的夫人和朋友们知道我爱他的为人和他的作家的天才，叫我尽力帮助他们。我现在特来请求你，希望你肯尽力拯救他和他的家属，使他们得脱离这样可怖的境遇。我深信你不致避却这个行善的机会。敬对你致无限的敬意和忠诚。

托尔斯泰。”

当道对于拘在狱里的高尔基，不得不与以优待，但最先他仍尝着官僚式的俄国的小小的专横滋味。例如关于外面寄给他的信件，不是送得迟延，便是索性不为送到。有一个名叫罗德（T. Rode）由柏林寄给他一信，顺把他在俄国被检查员禁止刊印的作品，拿到国外来印行，这封信他就未曾收到。又纽约公共图书馆的俄文部主任露生索（Herman Rosenthal）也有一信给他，告诉他他所著的《歌尔狄叶夫》（"Foma Gordeyev"）很得到美国群众的欢迎，这封信他也未曾收到。高尔基不得不写张条子向狱吏提出抗议。除了这个抗议之外，他在狱里的行为倒也和和平平的。几年以后，有尼斯尼诺伏格拉的革命青年也被关入这个监狱里面去，咆哮喧闹，不服劝告，白发的老狱吏往往用着一种有效的说法训诫着说道：“你真不怕难为情！高尔基先生也曾经住过这个堡垒——却不像你一样，却像一个作家！讲到政治犯，他当然比你重要得多了，这是我所敢断言的。哼！你！”这些青年犯人听了也就平静下来。

狱医接受高尔基夫人的请求，替高尔基诊了病，宣布他的病状还算好。其实依这个狱医的报告，简直暗示监狱的管理对于高尔基的健康只有良好的影响。高尔基夫人不肯罢休，向检察官请求重验。此时警察总监公署大概因为托尔斯泰的说情已到的缘故，便准许了她的请求，于是派了七个医生组成委员会，到监狱里重验高尔基的身体，结果报告说他的肺部极弱，因此把他释放了出来，惟仍受“特殊的监视”。关于此事，高尔基写给托尔斯泰的谢信里，也曾有说及，兹撮译其内容如下：

“多谢你替我说情。我已从监狱里释放了出来，受着‘家内拘禁’，这从我的妻子即须分娩上看来，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我在狱里仅有一个月，我想对于我的健康尚未有什么损害。这件事对于我妻的健康也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可以说大家都好。关于此事的审查，还未完毕，但是就我个人而论，大概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结果；他们大概要把我从尼斯尼诺伏格拉驱逐出去，并使我受警察的监视。

“我要重申我对于你的谢意！我累你牵入这个漩涡，很觉得不安……受‘家内拘禁’，真是一件异常滑稽的事情！在我家的厨房里有一个警察，在甬道里又有一个警察，在门前街道上又有一个警察。就是这几位警察，他们看到自己所监视的人，不但不想逃走，而且也不愿离开，也不禁觉得好笑……”

果然，他出狱之后，当道不愿意他仍住在尼斯尼诺伏格拉，于是把他由该处放逐到附近的一个小镇名叫阿萨玛斯（Arza-mas）的里面去，因为这个小镇地方小，易于监视高尔基和来访问他的人。同时本地省长呈报内务部，说“禁止皮西科夫在尼斯尼诺伏格拉居住，是绝对需要的，因为他在该处对于工人所有的势力，很容易作某种方式的表现，很有妨碍于公共的安宁和秩序。”

高尔基很泰然的接受当局的放逐。阿萨玛斯是个安静而偏僻的地方，高尔基反可利用这个机会多写些作品。他除埋头于著述外，有时还享受几个朋友如安得列夫等以及几个凤毛麟角似的本地人物的访问，他们不管那些怒目注视的警察，仍冒险来看他。此时高尔基写给丹诚谷（Nevirovich Danchenko）一封信里，曾经说起：“他们派定了几个侦探来监视我。他们里面有几个还不算坏；他们来和我谈天。别的几个，就在几个窗前踱来踱去。我对于他们里面的一个遥喊着问道：‘你是个侦探吗？’他回答道：‘不是。’我再喊道：‘你撒谎，你是个侦探。’他再否认道：‘不是，敢质上帝，我不是。’我问道：‘你对这个职务做了好久吗？’他回答道：‘不怎么久。’”

当时高尔基的健康状态，却一天一天很明显的恶劣起来，他呈请内务部准许他到克里米亚去暂住，以资疗养。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他得到允许，可往克里米亚住到第二年的四月为止。惟不准在耶尔塔（Yalta）勾留，大概因为该处地点居中心地位，而且接近皇族的夏季别墅。

高尔基和尼斯尼诺伏格拉的告别，被他的本地的崇拜者利用为宣传政治的机会。在和他作饯行的席上，有许多人大作激昂慷慨的革命演说，最后殿以革命歌。在他乘火车离开尼斯尼诺伏格拉的那一天，有数百人聚集在火车站上，高呼欢送，高唱犯禁的歌，并于秘密中分散小册子，在里面把高尔基称为“傻子的勇敢”的保护者。警察总监公署的报告，对于此事有详细的叙述，详载当时群众的行为，所唱的歌，所呼的口号，在离开车站之后，在大街中继续唱歌高呼，和所经的道路等等。据这个报告所述，高尔基曾经几次立在火车的踏板上，恳求群众不要继续的唱，他说他不预料有这样的送别，并说这样的示威行为对于示威者恐有不利的结果，倘因他的缘故而使他们遭殃，这在他是很大的苦痛，最后并说所唱的歌徒然使他悲哀。群众对于他这番话的回答是大喊“高尔基万岁”。当时俄国的青年一代，觉得说起高尔基就能激动人们对于反抗现状的热诚，所以就把他的名字用作革命的象征。他们对于此事的热烈和有意扩大的倾向，只要看他们在莫斯科火车上示威的前一天所散布的宣言，就可见一斑，兹将该宣言译述如下：

“明天早晨，即十一月八日，在八点钟到的火车上，高尔基将于赴克里米亚的途中经过莫斯科。他是由尼斯尼被当道驱逐出来的，那就是说，他是被当道用擅专和违法的手段驱逐出来的。尼斯尼的全体人民对于用这样横暴手段来虐待我们所挚爱的诗人，为自由而奋斗的‘傻子的勇敢’之歌唱者，无不悲愤填膺……明天，我们准备同到车站，为送他而作示威运动，各界都参加，表示对当道一致的抗议。我们不能预料这个示威运动的最后结果怎样；也许他们要摧残我们，但是我们要牢守该处至最后一人。我们现在请求莫斯科的大学青年和莫斯科的全体社会参加我们的抗议，并扩大这个运动，凡高尔基所经过的城市，都举行相类的示威运动。他现在是要途经卡科夫（Kharkov）而到克里米亚去。我们希望这位人类自由的奋斗者在沿路上所经的是克服者的胜利的进程；我们希望社会能起来对政府的横暴作勇敢的公开的抗议。我们希望有思想的俄国能表示它的知识及能力的程度已进步到能为它自己争权利，不怕暴力，奋起斗争。同志们，向前进吧！一个强烈的黑暗的势力和我们反抗，但是自由和新生命的曙光已在升起了！”

高尔基由尼斯尼诺伏格拉暂时移居克里米亚，是由于他自己的请求，这是我们在上面所知道的事实。但是事实怎样，在当时一般革命青年倒认为是不重要的，只要他们一方面可以利用这件移居的事来作为政府专横的符号，在别一方面，可以利用来唤起公共的意识，就这样的干去。但是当时的政府却不让高尔基此次在沿路所经的是“胜利的进程”。尤其是莫斯科，对于这种公共的示威运动是决定要压制的。当时这个旧都是在塞尔基大公爵（Grand Duke Sergey）的掌握中；他是沙皇的一位叔叔，也许可算是该族中最专制最横暴的一个脚色。他始终坚决反对宽大的改良政策，力劝他的侄子专制到底。他并得警察长杜勒博夫（Trepov）的协助，实行他的强压政策。

据警察总监公署的纪录所载，莫斯科艺术剧院曾呈请总督，要求准允高尔基得于赴克里米亚的途中，在莫斯科勾留三四天，以便改换他所著的喜剧的第四幕。此处所指的喜剧，显然是指他刚写完寄给丹诚谷的《华丽的市民》一本戏剧。这个呈请当然是不准的。而且警察长杜勒博夫很巧妙的阻止为尊崇高尔基所要举行的示威运动，并在他呈报给警察总监公署一文内，关于他所用的方法，有很详细的洋洋得意的叙述。他的这个报告劈头就这样说：

“尼斯尼诺伏格拉的洗染业公会会员阿勒赛·皮西科夫（即高尔基）屡次犯罪控诉有案，原没有勾留本城的权利，况且据所得报告，已有煽动者在十一月七日傍晚又约得三百人左右，答应于十一月八日高尔基一到莫斯科车站时，即行参加示威运动

至于杜勒博夫用来压制示威运动的办法，现在简单的叙述如下：他先下令，叫铁道当局于高尔基和他的家属所乘的那辆火车离开莫斯科还有两哩的时候，就把那辆车子由全列车上分开；然后使他们移乘附在一列货车后的客车，开到离莫斯科颇远的一个车站（普多尔斯克车站Podolsk），再由该处换车，向南开到卡科夫。高尔基的夫人被准许在莫斯科勾留数小时，替她的丈夫料理些事情。据杜勒博夫的报告，约有五百人，大多数是学生，曾聚集在莫斯科车站上，在到站的旅客堆里寻觅高尔基，一无所有，空寻了一顿。主持情报处事务的雪科维斯柯公主（Princess Shalchovskoy）通告这班群众，说高尔基早在莫斯科第二车站上分车了；他们听了之后，即往该处聚集，但是到后才知道高尔基已离开该处向普多尔斯克去了。他们除了纷纷散去之外，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杜勒博夫在报告里说到此处，大有“嘲笑的同情”的口气。他在报告里并说起有几个作家由莫斯科赶到普多尔斯克去和高尔基握别。高尔基在该站的小小的女客招待室，看见有一大队朋友进来看他，喜出望外。当时他一到该站，就被关在这个女客招待室里，踱来踱去，“好像铁笼里的一只猛兽”。

杜勒博夫还打电报，把高尔基的行踪通知沿路各省的省长，使他们也能在事前布置，压制为尊崇高尔基的示威运动之实行。据卡科夫的宪兵队长呈送给警察总监公署的报告，有三百个学生聚集起来，要想在该站欢迎高尔基；但因为他们不被准许进到车站里面去，所以只得退到附近的铁道桥上等候火车开到。等到火车到的时候，他们大唱其歌，大呼其口号，但因为火车引擎上的吹笛吹得震天价响，把他们的歌声口号声都淹没在里面了。卡科夫的省长在他的报告里，对于压制得胜的结果，尤觉喜气洋溢，得意已极，他并说起在铁道桥上的群众为火车上的引擎放出大量的蒸汽所轰击，都被迫纷纷逃散。当时两方面竟像彼此互寻开心，但彼此却板着面孔干，看得很严重似的。关于此次的情形，高尔基写给波士的一封信里也曾经提起，里面有这样的一段：

“到了卡科夫的时候，他们命令我须留在车内，但我却走出去看看，看见这个车站是很荒僻的，只有一群警察。在车站的外面，却聚着一大堆学生和其他的人，被警察拦住，不许前进。我听见他们的高呼声和喧闹声；并看见其中有人被捕。既而火车开行了。当时正在夜里的一点钟，一个漆黑的夜里。裴尼资基（Pyatnitsky）和我都立在车上的月台上，偶然听见在漆黑中我们的头上有强烈的示威的呼喊。似乎铁道的桥上已聚满了人……”

经过相类的几次示威之后，高尔基最后到了充满阳光的克里米亚，他在该处住了几个月，和托尔斯泰，柴霍甫，以及其他住得起该处的几个作家往来。在这几个月来，他总算得到一种安静的休养，除开两件事，一件是“看不见的线”对于他的永不放松的监视，还有一件是俄国皇家学院取消他的名誉会员资格的笑话：

一九〇二年的二月底，他接到了一封信，上面是写给“皇家学院名誉会员阿勒赛·皮西科夫”。这封信原来是皇家学院俄国文学部主任弗塞洛夫斯基（A. Veselovsky）正式通告高尔基被选任名誉会员的事情，里面这样说：“我对于你的工作的至诚同情，鼓励我推荐你备选俄国最老的文学学会的会员，在这会员里面，我们曾经有过古阁尔和普希金，在现在，我们很可自豪的有托尔斯泰在内……”高尔基以一个漂泊者和码头脚夫，一跃而登俄国文坛的极峰，这已是一件令人惊异的事情。现在于他的第一卷小说集出版未到四年，以一个平民出身，而且在文字上及行动上都是一个叛徒的高尔基，居然被选进皇家学院做一个名誉会员，而当时这个皇家的机关又是由康斯坦丁大公爵（Grand Duke Constantine）担任院长，这更是一件令人诧异的事情，有的人听了简直以为是神话，还有人听了直嗤为梦呓。麦撤斯基亲王（Prince Meshchersky）在他所办的周刊上把此事视为“可怖的”新闻，说这个“可怖的”新闻“使得他的眼睛模糊”，这便表示一般贵族阶级对于此事的反响。

这个“神话”——或“梦呓”——果然不能持久，在高尔基被选两星期之后，俄国的政府机关报上面就登有下面的消息：“前次皇家学院会员开会议决选任高尔基为名誉会员时，对于某种特殊情形不甚明瞭，现在既知高尔基依刑法一〇三四条尚在被控中，选他为名誉会员的议案已被宣告无效了。”在克里米亚养病的高尔基，随即接到克里米亚代理省长的一封“秘密的”信，请求他体谅皇家学院的意思，把被选通告书缴还。高尔基用很严正的口吻回答这位代理省长，说他所得的通告既是直接受自皇家学院，必须由皇家学院直接来信请求，并须说明这种请求的明确的合法的动机，他才能把这个通告缴还。这个通告终为高尔基所保存，二十五年后才把它公布出来，这出活剧便就此告一段落，不过在当时报纸上却继续批评当道的笨拙，有些机关报并嘲笑高尔基的失意——说什么“学院的流产”哪，又是什么“两星期的皇家学院名誉会员”哪，冷嘲热讽，无所不至。

柴霍甫为着此事大抱不平，他原来也是皇家学院的名誉会员，竟愤然向该院辞却不干。他当时写了一封这样的信给该院院长康斯坦丁大公爵：

“大公爵殿下：去年十二月我接到本院通告，知道皮西科夫被选为名誉会员。当时高尔基在克里米亚，我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去访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并对他道贺的，我是第一人。不久以后，我竟在报上看到因为皮西科夫依刑法第一〇三五条尚待审问，他的被选举竟被取消了。这个被选的通告是由皇家学院发出，这是很明确的说明了的；我既是本院的一个名誉会员，这个通告也可以说是有一部分是自我发出的。这样说来，对他道贺的是我，宣布他的被选无效的也是我——这样的矛盾是出于我的了解之外的，我自问良心，无以自解。我又翻阅刑法第一〇三五条，也莫名其妙。经过好久时间的考虑，我只能得到一个解决的办法，这办法在我是觉得极端的烦恼和悲痛的，那就是呈请殿下把我的名誉会员资格取消。”

柯洛伦科也为着此事，特向皇家学院辞去名誉会员，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弗塞洛夫斯基（该院的文学部主任），说明他的理由，现撮述一部分如下：

“去年我承本院延请参加文学部的选举，遵命到会，并偕同别位会员，投票赞成皮西科夫（高尔基）被选。据我所知道，他确已获选，并接到向例所有的通告。后来竟看到皇家学院的布告……说当我们投票的时候，不知道依刑法第一〇三五条他还须受审，现在既经知道了，所以宣布这个被选无效。

“我既参加过此次的选举，后来就是要取消，似乎我也该有权利被请来讨论这个问题，假使这件取消的事情是用本院的名义来执行的话。这样我便可以有机会执行我的不得被侵犯的权利，对于这个问题表示我的特殊意见；因为当我投票选举皮西科夫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为着政治的事情尚待审问（这是许多人所知道的），而且我以为就是有这种情形也不能阻碍他的被选。

“我的意见也许是错误的，但是我现在仍要这样的主张：本学院所当考虑的只是候选人关于文学方面的成绩，至于不相干的机关所秘密调查的情形，尽可不理。否则本学院选举的本质已被破坏，而选举也失却一切的价值了……”

这出活剧的内幕，最近因为苏维埃把从前秘密警察的文件刊布，才知道其所以然。高尔基当时获选后的第四日，警察总监公署的案卷里就有关于这个消息的剪报贴上，并加有附注说道：“此人正在被控中，所控罪名是在工人里面作革命的宣传工作，此人正由警察加以严厉的监视。有人抑制他，也有人捧他。”警察总监即根据这个态度呈报内务部大臣，又由内务部大臣将皇家学院的举动和关于高尔基的纪录奏报沙皇。尼哥拉第二对于当时的俄国文学毫无所知，只觉得区区一个尼斯尼诺伏格拉的染洗业公会会员，而又犯有革命的倾向和活动的控案，竟被选入堂堂皇皇的皇家学院，真是荒谬绝伦的事情！他就在内务部大臣的奏本上批着“荒谬之至！”这个“议决案”立刻发生效力，学部大臣范诺夫斯基将军（General Vanovsky）立即写封信给皇家学院院长康斯坦丁大公爵，传达圣旨，把高尔基的名誉会员资格取消。直到了一九一七年，在三月革命不久以后，这个学院才通过了一个议案，说该院在实际上并未将高尔基除名，所以他仍然是该院的一个会员，凡遇有开会的通告，也应该给他一份。其实当时俄国当道对付高尔基的笨拙手段，不但于高尔基无所损，反而增加他的声望和民众对于他的敬爱。当时俄国当道对于高尔基的声望日隆，感到异常的难于对付，下面的一件事便足为佐证。高尔基曾应柴霍甫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殷勤请求，写了他的处女作剧本《华丽的市民》将付表演，当道便大为惊慌，一九〇二年三月十二日，即高尔基的被选宣告无效的后一日，内务部副大臣特为此事召集学部副大臣及警察副总监等开会讨论。结果因内务部大臣恐怕表演这个剧本时，观众要乘这机会对于康斯坦丁大公爵的专擅行为表示抗议，所以出令禁演。该剧院经理丹诚谷尽力和内务部交涉，他的理由是关于表演各剧的座位已被预定，倘将此剧抽去，等于违背合同。除此法律的观点外，他还与内务部副大臣麦斯基亲王（PrinceSvyatopolk Mirsky）作恳切的谈话。幸亏麦斯基在当时的俄国官僚中算是特别开明和宽大的人物，谈话完毕之后，他答应代向内务部大臣说项。结果准许先作试演，由各大臣，他们的夫人，和他们的亲友等先看看如何再说。试演的结果，很使他们感觉兴趣，尤其是讲究交际的太太们。于是这个剧本便被正式准许开演了，但是丹诚谷于千辛万苦弄得开演之后，困难的事情仍未终了，他又和警察发生了冲突。原来圣彼得堡的提督克雷基尔将军（General Kleigel）出了命令，叫武装的警察在该剧院的门口收票，除有预定座位的人，一概不准进去。（据丹诚谷承认，每次表演，确有五百人左右未预定座位而临时加入的。）观众看见这些雄赳赳的“飞虎”，都感觉得恐慌，丹诚谷看形势不对，就叫这班警察出院。此事非同小可，简直是和炙手可热的克雷基尔将军对抗了。丹诚谷被这位怒气冲天的将军召去说明理由，结果仍由警察收票，不过改穿常服，以免引起误会。据丹诚谷说，当时观众也体谅该院经理的困难，没有引起纠纷使他难堪的示威举动。

一九〇二年四月，高尔基被准许居住克里米亚的时期已满，被迫迁回阿萨玛斯的小镇中去。丹诚谷不得不到那个偏僻的地方，去和高尔基商量关于他在监禁中所写成的剧本《下层》怎样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里表演。当年十二月，此剧表演的结果，获得观众热烈的欢迎，结果很好。第二年二月间，当局禁止此剧在任何皇家剧院及各省表演。其实这个剧本的内容，就是当局也寻不出有什么在政治上或道德上犯禁的东西，他们所唯一畏惧的是高尔基的革命的人格，和这种人格对于民众的力量，至于他的作品的内容究竟怎样，反而不是他们所注意的。当时俄国的读者和观众，对于高尔基的作品，往往能于字里行间看出著者自己所梦想不到和检查员的锐眼所看不出的东西。这个剧本正在表演的时候，刚巧高尔基为着这个剧本受到俄国一种最荣誉的文学奖金（格立鲍叶笃夫文学奖金Griboyedov Prize），在几个月前，他也曾经为着《华丽的市民》剧本，受过这同样的奖金。

无疑的，此时的高尔基已成为革命的俄国和顽旧的俄国斗争的象征。革命的运动显然的费了高尔基的许多精力和时间，他所得的报酬便是有了出路“公式”的安慰，有了努力的目标的安慰。他对于这个“公式”，渐渐的愈有了彻底的研究，在他的言论上或作品里也愈有了明确的表现。 CJ5uAJSNGy3g2nqOE4sG2LiFhsr8C/xaGX5ktnAxsYbOMszydLmtzhAj9M8iBw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