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第十七章 胜利与声誉

高尔基自从他的两卷小说集出版以后,他的声誉之日隆,传播之日广,实有空前之概。在他这两卷小说集第一次出版后,不到一年,“高尔基”这个名字已为全俄所知道了,甚至于被人藉为招摇欺骗的资料!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得见关于他的肖像的图画——在明信片上,在香烟和糖果的盒子上,以及无穷尽的漫画上。高尔基是由漂泊者出身,这是大家知道的,因此便有一般流氓藉他的名义来干求强索,往往有行为可疑的脚色,在街头巷尾拦住行人,向他请求,或甚至向他强索,说:“看着高尔基的面上,给一瓶俄国麦酒喝喝。”这种漂泊者里面,有些还更进一步。竟向人要钱,说是“要用来买一枝手枪对付恶棍——国务大臣”,也加上“看着高尔基的面上”,因为他们都把高尔基视为漂泊者和叛徒的保护者。在各城里面,甚至发现冒充高尔基的人,自称是真的高尔基,要想利用他的名望,来干他们的自私的事情。高尔基的服装——一件俄国式的宽大的外套,一双长统的皮靴——成为盛行一时的装束;就是社会上讲交际的太太小姐们,也以夹着几句不清不楚的法国话来谈谈这班下流人物,视为漂亮的行为。

高尔基的最初的声誉洋溢,不仅是由于他所著的小说的特质,大半还因为他所采用材料和他的生平的经过。他把下流人物引进俄国的文学里面去——不仅仅是视为用来唤起我们怜悯的不幸人物,却是视为好胜的人物,明目张胆的宣言他们老实看不起一般自命上流人物的臭架子——这件事在当时即不至使人认为大逆不道,至少也令人听了为之惊骇诧异。况且于此事之外,又加上一种消息,就是这位作家的自身也是才由第五阶级里面升上来的,更使大家的好奇心为之增强起来。诚然,在高尔基以前,已有过两三位作家描写下层社会的情形,但是他们描写的时候,总含有降低自己的身份去怜悯他们的意思,或是出以申斥他们的教训的口气。高尔基却不然,他乃是下流社会的代言人。在他所著的小说中有一个人物说过这样的几句话:“我是由污秽黑暗的下层里面出来的……我是宣述他们的生活之真实的声音,是生活在这下层里的人们的哑声,是他们叫我出来证实他们的沧海桑田的变迁经历。”其实这些话可算是高尔基的夫子自道了。反对民粹派最激烈的批评家波士,曾屡次援救过高尔基。他很知道高尔基的个人状况,曾经说过这位青年作家的著作“是用他的心血写成的”。

高尔基的文名日盛之后,文学批评家对于他的批评纷纭,或誉或毁,发生种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对于高尔基的天才的批评,大概对于他没有什么益处。他最同情于柴霍甫,曾引证柴霍甫说过的这几句话:“批评家好像马身上的苍蝇,只会阻碍马的耕田工作……在已往的二十五年内,我已看过不少关于我所著的小说的批评,但是我竟不记得曾经看到一句有价值的评语,或一句有指教价值的话。只有一次有一位名叫史喀比柴维斯基(Skabichevsky)写过一些使我留着印象的东西……他说我要醉醺醺地死在沟里。”

高尔基在他的事业正在开始的时候,需要有人指教和批评,这是很显然的。在他的早期的作品里,读者可以感觉到他是由劳动的苦役忽而转到著述的专业——因为缺乏技术上的成熟和坚定。他有许多话要说,但是他却没有受过作文的训练。在这个重要关头,高尔基很幸运的得到两位厚于友谊的批评家——柯洛伦科和柴霍甫。柯洛伦科对于高尔基的殷勤指示,我们在前面已略有叙述。柴霍甫比起柯洛伦科来,是一位更优越的更难取悦的文艺家,但是对于他的同伴及同时的作家,却比较的缄默和淡漠,他对于高尔基所以肯加以指教,全是因为高尔基自己来请求他的。一八九八年的十一月,高尔基把他所著的书寄给柴霍甫看,并寄了一封信给他。柴霍甫于同年十二月三日复他一信,从此他们两位便开始通讯,友谊日增,可惜在这位青年作家方面看来,他们的为友时间太短,因为柴霍甫于一九〇四年便逝世了。柴霍甫给他的第一信,可以代表他(柴霍甫)的锐利的判断和循循善诱的温和态度,这是和柯洛伦科的直率态度不同了。兹撮述该信中数语如下,以见一斑:

“你问我对于你所著的小说有何意见。我的意见吗?我以为你在这方面是具有无可怀疑的天才,一种真的,伟大的天才。例如在你的《在草原上》(“On the Steppe”)那篇小说里,写得那样的有声有色,我看了恨不得这篇东西是我自己写的,竟怀着不胜妒羡的意思。你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具有聪明眼光的人;你对于事物能有锐利的感觉,你是个写生能手,再说得具体些,当你描写一物的时候,好像你看见,并用你的手去接触它似的。这是真正的艺术……

“我现在可以谈谈你的缺点吗?这却是没有这样容易的一件事。要说出一个具有天才的人的缺点,好像要说出生长在花园里一棵大树的缺点一样;此处的真相不在这棵树上,却在望着这棵树的人心里所被唤起的情绪。你以为是吗?

“我开头要说的是依我的意见,你在文章里缺乏自制的能力。你好像戏院里的一个看客,他看得手舞足蹈的喧嚷着,一点不稍隐藏地表现他的快乐,以致使他自己以及别人都听不见舞台上的声音。在你的作品里,这种自制力的缺乏,尤其显然的是你对于自然的描写,你往往用这样的描写穿插打断了谈话。读者看到你这样的描写,每觉得冗长,以为还是紧凑些,短些来得好,例如只须两三行就够了……”

早年的高尔基对于别人的批评他的文字,往往神经过敏,感觉不快,关于这一层,在他从前和柯洛伦科的关系上面,我们已经看出的了。现在他对于柴霍甫的批评,似乎也不免发了烦恼的感觉,因为我们可以看见柴霍甫在他的第二信里,极力解释并未责高尔基的文字里患了“粗率”的毛病,不过觉得他用了无需要的生硬的字眼。他接着解释道:“当然,这也是由于各人所好的不同,这也许不过是我自己过于苛求的一个符号。”显然的他觉到高尔基之感到不安是他(高尔基)自觉缺乏了教育,所以他在信里郑重的说,从他(高尔基)所著的小说看来,觉得“他是一个真正受过教育的人”。他这样的赞许他安慰他之后,乃进而给他下面的劝告,但仍是曲折的说,好像把醋和蜜糖混合在一起给他吃:

“说到粗率,这却是很能说出你的特点;你的感觉是很聪明灵敏而易受感触的。你的最有精彩的文字是在《在草原上》和《在木排上》里面——我不曾写信给你说起的吗?这两篇小说是佳品,杰作;这两篇小说表示作者是一位曾进过一个极好的学校的艺术家。我深信我的这种见解是不会错误的。你的唯一的缺点是‘限制’的缺乏。是‘精练’的缺乏。一个人对于某种准确的动作,能用最少数量的活动来表现,那便是‘精练’。看你的小说的人,感觉到你有词费的地方……”

柴霍甫和高尔基的友谊一天一天的愈益浓厚起来,他屡次劝高尔基离开尼斯尼诺伏格拉,到莫斯科或圣彼得堡去住,因为该处的文学的环境对他也许更有裨益,但是他在一九〇四年以前,仍住在他的故乡,只每隔几时到别的地方去旅行。他在本城的时候,除替《尼斯尼的一页》日报撰文外,对于本地的种种社会事业,只须在当道所允许的范围里面,他总是很起劲的参加,而且常居发起的地位。他很殷勤的和他人合作,设法帮助在各大学里肄业的本地青年。他回想到自己从前要想进大学的空愿,看到那些处境贫寒,且在社会上身份低下的青年,仍能努力挣扎入大学肄业,不胜同情。俄国的学生对于革命运动热心参加的很多,尤其是一八九八年以后,他们加入工人里面去组成革命运动的先锋队。此事当然更能唤起高尔基的同情,增高他对于帮助学生的热心。此外他对于穷苦儿童的辅助,也算是他所乐为的另一件事。他回想到他自己儿童时代的苦楚,对于增进在家和在校儿童幸福的事情,无不尽力的赞助。他对于本地的博物院及公共图书馆等公益机关,也有很大的贡献。

就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而论。高尔基头两卷小说集的胜利可谓空前的了。他这两卷小说集的销行,已给他不少的金钱,但是仍是不敷他的异常浩大的费用。他要应付医药的费用,几次往克里米亚,乌克兰,以及其他地方的旅行,买了许多书画作赠品,对于各种方式请求资助,总是有求必应:因此种种,他的支出大大的增加,版税总是急急忙忙的预支着用。他的家里又设备得很华贵,处处注重美术的价值。不像托尔斯泰和柯洛伦科一样,他们的书房都是设备得异常的简单,高尔基却不惜工本的把美的东西围绕着他自己,这是他多年所十分缺乏的。他对于宾客的殷勤招待,又可算是真正俄国式的宽宏大量,据和他同时的人所传述,“从早晨到夜里,有各种各色的人充满了他的寓所。每在饭桌上,除了高尔基和他的家属以外,常有一打或十五个外人在座,其中有些人,主人连他们的姓名都不知道。这一家是以慷慨招待宾客著闻于时,主人和妩媚的女主人待客的亲善态度,也是很著名的。”还有别的同时的人说起,当时倘非有高尔基的夫人费尽许多气力,常使访问者离开她的丈夫的书房,那高尔基简直没有机会写出一行的文字!

高尔基在尼斯尼诺伏格拉的家,此时竟成为许多敬仰他的人和好奇的人所常到的“圣地”。游闲好事者往往在他家的窗前踱来踱去,或在那里立着,希望能窥见这位已被人摄着不少相片的,长发的,大鼻子的,穿着黑色的宽大外套的高尔基,或得窥见他屋里一些有名的来宾。

高尔基不但是殷勤招待他的同时作家的主人,而且在他初登文坛后,即以常在无名的后进的作家里面发现天才为己任。这种责任,他直至今日未曾抛弃。在他当时所发现的天才里面,后来成为俄国名小说家的安得列夫(Leonid Andreyev)便是其中的一人。《尼斯尼的一页》日报和其他激烈的报纸一样,常受当道的种种责罚。责罚的许多方法里面,有一种是每遇被当道认为措辞不当的时候,即令暂行停刊若干时。有一次遇着这样罚令暂行停刊的时候,该报当局另行设法出版一种《莫斯科》日报,送给订户。高尔基就在这个日报的基督复活节出版的一期里,看到安得列夫第一次所著的小说,觉得有特殊的精彩,就写信查询这篇小说的作者。于是他们两位就开始通讯,结果彼此发生了友谊,虽则中间不无夹有不和的意见,尤其是在后来的几年,当世界大战革命的时候。安得列夫在他的自传里,也承认他对于高尔基铭感不忘的意思,因为他(高尔基)鼓励他著作,并替他设法登载他所著的小说。他对于诱掖后进的热诚,于此可见一斑。

高尔基第一次到圣彼得堡是在一八九九年。他在该处住波士的家里,波士很殷勤的把他介绍给这个首都的知识份子。当时波士正在新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月刊名叫《生活》(“Zhizn”)担任主笔,就在该报的编辑室里设宴请高尔基,当时的最著名的作家,大多数都被请去作陪。这个宴会却很使波士感到很难为情,因为这位上宾在座上竟缺乏礼貌,呆头呆脑的。当时名作家如密尔海洛维斯基,柯洛伦科,以及其他艺术界领袖们,对于他都表示热烈的欢迎,盛赞他的天才,他对于这种热烈的欢迎,竟报以卤莽的答词!他当时为各人注意的中心,无疑地因此觉得羞怯和不舒服,却把好争的口吻来掩藏他的羞怯。他用着寻常的话乃至土语,对众人解释他的胜利并不是由于他个人有什么天才,却是由于“在没有鱼的地方,就是一只蝲蛄(虾属,较虾为小)也是一只鱼了”。这在许多知识分子听了,认为是永不能忘的侮辱。但是他此行却有一事颇为重要,那就是他慨允担任波士所主持的《生活》报的文艺栏主笔,他和这个报发生关系之后,他的政治主张便有了归宿,他虽未加入做个严格的党员,但是他显然地赞成马克思主义,却是从那时候开始。马克思主义给了他所长期苦觅而未得到的“公式”。他原来希望能长期在此报服务,忘却这样的刊物,在当时的政府一定要使它短命的。

高尔基在当时,除官吏及妄自尊大之徒外,一致的敬仰他,他是青年一代所崇拜的人物——尤其是一般青年学生——这是不消说的,下等阶级,工人和那些流浪的人们,也都认他是他们里面的一分子,当然对于他的声誉和胜利,都觉得与有荣焉。至于一般革命家,也都大大地利用他对于他们的主义的同情以及对于现状的痛恨。他对于这般革命家,却也很慷慨的尽力的赞助,用他的金钱,用他的笔,用他的忠告,对他们作种种的协助,虽常受警察的严重监视,他都不管。

洋溢的声誉,大众的推崇,对于孤寂冷酷身世的人,原有慰安的效用,但是有的时候,因过分的烦扰,也很使他难受。高尔基名闻遐迩之后,关于他的肖像的相片和漫画,散布各处的不可胜数,他的面貌大家都看得很熟,所以每遇他在街上,或是在公共的处所,总要被人认识,被人指出,被人很不客气的评长论短,好像他是一只白色的乌鸦,看个不了!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时候,群众对于他的好奇心,似乎比在他的本乡的人更不体谅。高尔基曾记述几件有趣的故事,说他自己在大城市里被路人相聚察看和批评的情形。一般平民对于他的询长问短,使他感觉烦恼,大概还不及那些受过教育的群众使他更觉难堪。新闻界的访员简直使他没得休息的时候,到处探查他,对于他的一举一动都有描述的文字,甚至关于他吃沙丁鱼的样子,也可以供给他们作一期报上的材料!有一次莫斯科艺术剧院正在演着柴霍甫所著的名剧《范尼亚叔叔》(“Uncle Vanya”),柴霍甫和高尔基同坐在一个包厢里听戏,观客竟成群的围着这个包厢,等到休息时候,他们甚至成群的拥着他,弄得他不胜其烦,不得不用颇为严厉的话来责备他们。事后各报便把这个消息视为可以轰动一时的新闻材料,有意张大其词,添油加酱,写出各种各式的狂妄歪曲的事实,表示这位从前做过漂泊者的不懂礼貌,不能宽恕,徒有骄慢的表现。高尔基最后看得耐不住了,不得不写一封更正的信给“Severny Courier”报的主笔,里面有这几段话:

“……最近有一天有人在“Novoye Vremya”报上发表了一节文字,说起我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里对回廊上的人所说的几句话。据这一节文字的作者说当时他亲自在场,但是这大概是不确的,或他虽亲自在场而并未听得清楚,因为他所称为是我所说的话,完全依照莫斯科日报“Novosti Dnya”上所完全捏造的说法。

“当时我对群众说的时候,我并未曾用过这样的话,例如‘你们张大着嘴表示惊奇’,‘你们对着我的嘴里望’;我也未曾说过他们阻挡我和柴霍甫共同喝茶。当我对群众说话时,柴霍甫正在舞台后面。

“我当时对群众所说的话是这样:

“‘你们的注意使我愧不敢当——谢谢你们!但是我却觉得莫名其妙。我不是麦第奇的维纳斯(Venus of Medici,希腊爱神),也不是一场大火烧,也不是一个舞女,也不是一个溺死的人:一个著小说的人,他的外表有什么趣味可言!……’

“‘我说完之后,对他们道歉,虽则我本来无须这样做。我的这封信,是对于有意把我的话乱改的行为提出抗议,也不是道歉的意思。至于新闻记者小题大做,把这个微小的事件竟闹得天翻地覆,我要诚恳的问他们:诸君耗费时间于这种无意义的举动,不觉得羞愧吗?’”

高尔基的这封信仍不能使这个闹得满城风雨的事件安静下来。群众还是愤怒着,而“报界的君子们”仍是吹毛求疵,推波助澜,迎合他们的心理。这件事使高尔基对于“捧场”或“宣传”尝到一种不能忘的滋味。这件事表现给他看,群众的彩声究有多少价值。他后来著了一篇小说,叫做《关于一个受欺骗的作家》,在这里面,他对于读者说了这样的几句话:“依我看来,似乎你们所以喜欢我,不过因为我不穿着大礼服,并在我所著的小说里用了粗俗的语句。有的时候,我甚至于想,假使我能学习用我的左脚来写抒情诗,也许你们对我更觉得爱好,更觉得有趣吧。”

高尔基的生平和他的工作似乎注定不能避免引起人们的惊异,激烈的反应,乃至毁谤。他“到这世界来,是来反对的”。无论是在未用“高尔基”笔名的以前或以后的时期中,他对于尼斯尼诺伏格拉的小市民,或是对于在莫斯科或圣彼得堡的大惊小怪的自命知识分子的人们,对于在纽约的自命的清教徒,对于俄国专制时代的警察,或是对于列宁和薛诺维哀夫(Zinoviev)的一班心腹,都是倔强得很,他的这样倔强的态度当然使他到处碰壁,到处引起纠纷。这在当时也就是新闻纸上的好材料。 t3Ty1jUndR3NKF6zWAEcQ9C/xk/+ikjCSpNW5pOR2qXGKFHm/PNNvZj6LwC9+UpS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