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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自从他的两卷小说集出版以后，他的声誉之日隆，传播之日广，实有空前之概。在他这两卷小说集第一次出版后，不到一年，“高尔基”这个名字已为全俄所知道了，甚至于被人藉为招摇欺骗的资料！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得见关于他的肖像的图画——在明信片上，在香烟和糖果的盒子上，以及无穷尽的漫画上。高尔基是由漂泊者出身，这是大家知道的，因此便有一般流氓藉他的名义来干求强索，往往有行为可疑的脚色，在街头巷尾拦住行人，向他请求，或甚至向他强索，说：“看着高尔基的面上，给一瓶俄国麦酒喝喝。”这种漂泊者里面，有些还更进一步。竟向人要钱，说是“要用来买一枝手枪对付恶棍——国务大臣”，也加上“看着高尔基的面上”，因为他们都把高尔基视为漂泊者和叛徒的保护者。在各城里面，甚至发现冒充高尔基的人，自称是真的高尔基，要想利用他的名望，来干他们的自私的事情。高尔基的服装——一件俄国式的宽大的外套，一双长统的皮靴——成为盛行一时的装束；就是社会上讲交际的太太小姐们，也以夹着几句不清不楚的法国话来谈谈这班下流人物，视为漂亮的行为。
高尔基的最初的声誉洋溢，不仅是由于他所著的小说的特质，大半还因为他所采用材料和他的生平的经过。他把下流人物引进俄国的文学里面去——不仅仅是视为用来唤起我们怜悯的不幸人物，却是视为好胜的人物，明目张胆的宣言他们老实看不起一般自命上流人物的臭架子——这件事在当时即不至使人认为大逆不道，至少也令人听了为之惊骇诧异。况且于此事之外，又加上一种消息，就是这位作家的自身也是才由第五阶级里面升上来的，更使大家的好奇心为之增强起来。诚然，在高尔基以前，已有过两三位作家描写下层社会的情形，但是他们描写的时候，总含有降低自己的身份去怜悯他们的意思，或是出以申斥他们的教训的口气。高尔基却不然，他乃是下流社会的代言人。在他所著的小说中有一个人物说过这样的几句话：“我是由污秽黑暗的下层里面出来的……我是宣述他们的生活之真实的声音，是生活在这下层里的人们的哑声，是他们叫我出来证实他们的沧海桑田的变迁经历。”其实这些话可算是高尔基的夫子自道了。反对民粹派最激烈的批评家波士，曾屡次援救过高尔基。他很知道高尔基的个人状况，曾经说过这位青年作家的著作“是用他的心血写成的”。
高尔基的文名日盛之后，文学批评家对于他的批评纷纭，或誉或毁，发生种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对于高尔基的天才的批评，大概对于他没有什么益处。他最同情于柴霍甫，曾引证柴霍甫说过的这几句话：“批评家好像马身上的苍蝇，只会阻碍马的耕田工作……在已往的二十五年内，我已看过不少关于我所著的小说的批评，但是我竟不记得曾经看到一句有价值的评语，或一句有指教价值的话。只有一次有一位名叫史喀比柴维斯基（Skabichevsky）写过一些使我留着印象的东西……他说我要醉醺醺地死在沟里。”
高尔基在他的事业正在开始的时候，需要有人指教和批评，这是很显然的。在他的早期的作品里，读者可以感觉到他是由劳动的苦役忽而转到著述的专业——因为缺乏技术上的成熟和坚定。他有许多话要说，但是他却没有受过作文的训练。在这个重要关头，高尔基很幸运的得到两位厚于友谊的批评家——柯洛伦科和柴霍甫。柯洛伦科对于高尔基的殷勤指示，我们在前面已略有叙述。柴霍甫比起柯洛伦科来，是一位更优越的更难取悦的文艺家，但是对于他的同伴及同时的作家，却比较的缄默和淡漠，他对于高尔基所以肯加以指教，全是因为高尔基自己来请求他的。一八九八年的十一月，高尔基把他所著的书寄给柴霍甫看，并寄了一封信给他。柴霍甫于同年十二月三日复他一信，从此他们两位便开始通讯，友谊日增，可惜在这位青年作家方面看来，他们的为友时间太短，因为柴霍甫于一九〇四年便逝世了。柴霍甫给他的第一信，可以代表他（柴霍甫）的锐利的判断和循循善诱的温和态度，这是和柯洛伦科的直率态度不同了。兹撮述该信中数语如下，以见一斑：
“你问我对于你所著的小说有何意见。我的意见吗？我以为你在这方面是具有无可怀疑的天才，一种真的，伟大的天才。例如在你的《在草原上》（“On the Steppe”）那篇小说里，写得那样的有声有色，我看了恨不得这篇东西是我自己写的，竟怀着不胜妒羡的意思。你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具有聪明眼光的人；你对于事物能有锐利的感觉，你是个写生能手，再说得具体些，当你描写一物的时候，好像你看见，并用你的手去接触它似的。这是真正的艺术……
“我现在可以谈谈你的缺点吗？这却是没有这样容易的一件事。要说出一个具有天才的人的缺点，好像要说出生长在花园里一棵大树的缺点一样；此处的真相不在这棵树上，却在望着这棵树的人心里所被唤起的情绪。你以为是吗？
“我开头要说的是依我的意见，你在文章里缺乏自制的能力。你好像戏院里的一个看客，他看得手舞足蹈的喧嚷着，一点不稍隐藏地表现他的快乐，以致使他自己以及别人都听不见舞台上的声音。在你的作品里，这种自制力的缺乏，尤其显然的是你对于自然的描写，你往往用这样的描写穿插打断了谈话。读者看到你这样的描写，每觉得冗长，以为还是紧凑些，短些来得好，例如只须两三行就够了……”
早年的高尔基对于别人的批评他的文字，往往神经过敏，感觉不快，关于这一层，在他从前和柯洛伦科的关系上面，我们已经看出的了。现在他对于柴霍甫的批评，似乎也不免发了烦恼的感觉，因为我们可以看见柴霍甫在他的第二信里，极力解释并未责高尔基的文字里患了“粗率”的毛病，不过觉得他用了无需要的生硬的字眼。他接着解释道：“当然，这也是由于各人所好的不同，这也许不过是我自己过于苛求的一个符号。”显然的他觉到高尔基之感到不安是他（高尔基）自觉缺乏了教育，所以他在信里郑重的说，从他（高尔基）所著的小说看来，觉得“他是一个真正受过教育的人”。他这样的赞许他安慰他之后，乃进而给他下面的劝告，但仍是曲折的说，好像把醋和蜜糖混合在一起给他吃：
“说到粗率，这却是很能说出你的特点；你的感觉是很聪明灵敏而易受感触的。你的最有精彩的文字是在《在草原上》和《在木排上》里面——我不曾写信给你说起的吗？这两篇小说是佳品，杰作；这两篇小说表示作者是一位曾进过一个极好的学校的艺术家。我深信我的这种见解是不会错误的。你的唯一的缺点是‘限制’的缺乏。是‘精练’的缺乏。一个人对于某种准确的动作，能用最少数量的活动来表现，那便是‘精练’。看你的小说的人，感觉到你有词费的地方……”
柴霍甫和高尔基的友谊一天一天的愈益浓厚起来，他屡次劝高尔基离开尼斯尼诺伏格拉，到莫斯科或圣彼得堡去住，因为该处的文学的环境对他也许更有裨益，但是他在一九〇四年以前，仍住在他的故乡，只每隔几时到别的地方去旅行。他在本城的时候，除替《尼斯尼的一页》日报撰文外，对于本地的种种社会事业，只须在当道所允许的范围里面，他总是很起劲的参加，而且常居发起的地位。他很殷勤的和他人合作，设法帮助在各大学里肄业的本地青年。他回想到自己从前要想进大学的空愿，看到那些处境贫寒，且在社会上身份低下的青年，仍能努力挣扎入大学肄业，不胜同情。俄国的学生对于革命运动热心参加的很多，尤其是一八九八年以后，他们加入工人里面去组成革命运动的先锋队。此事当然更能唤起高尔基的同情，增高他对于帮助学生的热心。此外他对于穷苦儿童的辅助，也算是他所乐为的另一件事。他回想到他自己儿童时代的苦楚，对于增进在家和在校儿童幸福的事情，无不尽力的赞助。他对于本地的博物院及公共图书馆等公益机关，也有很大的贡献。
就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而论。高尔基头两卷小说集的胜利可谓空前的了。他这两卷小说集的销行，已给他不少的金钱，但是仍是不敷他的异常浩大的费用。他要应付医药的费用，几次往克里米亚，乌克兰，以及其他地方的旅行，买了许多书画作赠品，对于各种方式请求资助，总是有求必应：因此种种，他的支出大大的增加，版税总是急急忙忙的预支着用。他的家里又设备得很华贵，处处注重美术的价值。不像托尔斯泰和柯洛伦科一样，他们的书房都是设备得异常的简单，高尔基却不惜工本的把美的东西围绕着他自己，这是他多年所十分缺乏的。他对于宾客的殷勤招待，又可算是真正俄国式的宽宏大量，据和他同时的人所传述，“从早晨到夜里，有各种各色的人充满了他的寓所。每在饭桌上，除了高尔基和他的家属以外，常有一打或十五个外人在座，其中有些人，主人连他们的姓名都不知道。这一家是以慷慨招待宾客著闻于时，主人和妩媚的女主人待客的亲善态度，也是很著名的。”还有别的同时的人说起，当时倘非有高尔基的夫人费尽许多气力，常使访问者离开她的丈夫的书房，那高尔基简直没有机会写出一行的文字！
高尔基在尼斯尼诺伏格拉的家，此时竟成为许多敬仰他的人和好奇的人所常到的“圣地”。游闲好事者往往在他家的窗前踱来踱去，或在那里立着，希望能窥见这位已被人摄着不少相片的，长发的，大鼻子的，穿着黑色的宽大外套的高尔基，或得窥见他屋里一些有名的来宾。
高尔基不但是殷勤招待他的同时作家的主人，而且在他初登文坛后，即以常在无名的后进的作家里面发现天才为己任。这种责任，他直至今日未曾抛弃。在他当时所发现的天才里面，后来成为俄国名小说家的安得列夫（Leonid Andreyev）便是其中的一人。《尼斯尼的一页》日报和其他激烈的报纸一样，常受当道的种种责罚。责罚的许多方法里面，有一种是每遇被当道认为措辞不当的时候，即令暂行停刊若干时。有一次遇着这样罚令暂行停刊的时候，该报当局另行设法出版一种《莫斯科》日报，送给订户。高尔基就在这个日报的基督复活节出版的一期里，看到安得列夫第一次所著的小说，觉得有特殊的精彩，就写信查询这篇小说的作者。于是他们两位就开始通讯，结果彼此发生了友谊，虽则中间不无夹有不和的意见，尤其是在后来的几年，当世界大战革命的时候。安得列夫在他的自传里，也承认他对于高尔基铭感不忘的意思，因为他（高尔基）鼓励他著作，并替他设法登载他所著的小说。他对于诱掖后进的热诚，于此可见一斑。
高尔基第一次到圣彼得堡是在一八九九年。他在该处住波士的家里，波士很殷勤的把他介绍给这个首都的知识份子。当时波士正在新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月刊名叫《生活》（“Zhizn”）担任主笔，就在该报的编辑室里设宴请高尔基，当时的最著名的作家，大多数都被请去作陪。这个宴会却很使波士感到很难为情，因为这位上宾在座上竟缺乏礼貌，呆头呆脑的。当时名作家如密尔海洛维斯基，柯洛伦科，以及其他艺术界领袖们，对于他都表示热烈的欢迎，盛赞他的天才，他对于这种热烈的欢迎，竟报以卤莽的答词！他当时为各人注意的中心，无疑地因此觉得羞怯和不舒服，却把好争的口吻来掩藏他的羞怯。他用着寻常的话乃至土语，对众人解释他的胜利并不是由于他个人有什么天才，却是由于“在没有鱼的地方，就是一只蝲蛄（虾属，较虾为小）也是一只鱼了”。这在许多知识分子听了，认为是永不能忘的侮辱。但是他此行却有一事颇为重要，那就是他慨允担任波士所主持的《生活》报的文艺栏主笔，他和这个报发生关系之后，他的政治主张便有了归宿，他虽未加入做个严格的党员，但是他显然地赞成马克思主义，却是从那时候开始。马克思主义给了他所长期苦觅而未得到的“公式”。他原来希望能长期在此报服务，忘却这样的刊物，在当时的政府一定要使它短命的。
高尔基在当时，除官吏及妄自尊大之徒外，一致的敬仰他，他是青年一代所崇拜的人物——尤其是一般青年学生——这是不消说的，下等阶级，工人和那些流浪的人们，也都认他是他们里面的一分子，当然对于他的声誉和胜利，都觉得与有荣焉。至于一般革命家，也都大大地利用他对于他们的主义的同情以及对于现状的痛恨。他对于这般革命家，却也很慷慨的尽力的赞助，用他的金钱，用他的笔，用他的忠告，对他们作种种的协助，虽常受警察的严重监视，他都不管。
洋溢的声誉，大众的推崇，对于孤寂冷酷身世的人，原有慰安的效用，但是有的时候，因过分的烦扰，也很使他难受。高尔基名闻遐迩之后，关于他的肖像的相片和漫画，散布各处的不可胜数，他的面貌大家都看得很熟，所以每遇他在街上，或是在公共的处所，总要被人认识，被人指出，被人很不客气的评长论短，好像他是一只白色的乌鸦，看个不了！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时候，群众对于他的好奇心，似乎比在他的本乡的人更不体谅。高尔基曾记述几件有趣的故事，说他自己在大城市里被路人相聚察看和批评的情形。一般平民对于他的询长问短，使他感觉烦恼，大概还不及那些受过教育的群众使他更觉难堪。新闻界的访员简直使他没得休息的时候，到处探查他，对于他的一举一动都有描述的文字，甚至关于他吃沙丁鱼的样子，也可以供给他们作一期报上的材料！有一次莫斯科艺术剧院正在演着柴霍甫所著的名剧《范尼亚叔叔》（“Uncle Vanya”），柴霍甫和高尔基同坐在一个包厢里听戏，观客竟成群的围着这个包厢，等到休息时候，他们甚至成群的拥着他，弄得他不胜其烦，不得不用颇为严厉的话来责备他们。事后各报便把这个消息视为可以轰动一时的新闻材料，有意张大其词，添油加酱，写出各种各式的狂妄歪曲的事实，表示这位从前做过漂泊者的不懂礼貌，不能宽恕，徒有骄慢的表现。高尔基最后看得耐不住了，不得不写一封更正的信给“Severny Courier”报的主笔，里面有这几段话：
“……最近有一天有人在“Novoye Vremya”报上发表了一节文字，说起我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里对回廊上的人所说的几句话。据这一节文字的作者说当时他亲自在场，但是这大概是不确的，或他虽亲自在场而并未听得清楚，因为他所称为是我所说的话，完全依照莫斯科日报“Novosti Dnya”上所完全捏造的说法。
“当时我对群众说的时候，我并未曾用过这样的话，例如‘你们张大着嘴表示惊奇’，‘你们对着我的嘴里望’；我也未曾说过他们阻挡我和柴霍甫共同喝茶。当我对群众说话时，柴霍甫正在舞台后面。
“我当时对群众所说的话是这样：
“‘你们的注意使我愧不敢当——谢谢你们！但是我却觉得莫名其妙。我不是麦第奇的维纳斯（Venus of Medici，希腊爱神），也不是一场大火烧，也不是一个舞女，也不是一个溺死的人：一个著小说的人，他的外表有什么趣味可言！……’
“‘我说完之后，对他们道歉，虽则我本来无须这样做。我的这封信，是对于有意把我的话乱改的行为提出抗议，也不是道歉的意思。至于新闻记者小题大做，把这个微小的事件竟闹得天翻地覆，我要诚恳的问他们：诸君耗费时间于这种无意义的举动，不觉得羞愧吗？’”
高尔基的这封信仍不能使这个闹得满城风雨的事件安静下来。群众还是愤怒着，而“报界的君子们”仍是吹毛求疵，推波助澜，迎合他们的心理。这件事使高尔基对于“捧场”或“宣传”尝到一种不能忘的滋味。这件事表现给他看，群众的彩声究有多少价值。他后来著了一篇小说，叫做《关于一个受欺骗的作家》，在这里面，他对于读者说了这样的几句话：“依我看来，似乎你们所以喜欢我，不过因为我不穿着大礼服，并在我所著的小说里用了粗俗的语句。有的时候，我甚至于想，假使我能学习用我的左脚来写抒情诗，也许你们对我更觉得爱好，更觉得有趣吧。”
高尔基的生平和他的工作似乎注定不能避免引起人们的惊异，激烈的反应，乃至毁谤。他“到这世界来，是来反对的”。无论是在未用“高尔基”笔名的以前或以后的时期中，他对于尼斯尼诺伏格拉的小市民，或是对于在莫斯科或圣彼得堡的大惊小怪的自命知识分子的人们，对于在纽约的自命的清教徒，对于俄国专制时代的警察，或是对于列宁和薛诺维哀夫（Zinoviev）的一班心腹，都是倔强得很，他的这样倔强的态度当然使他到处碰壁，到处引起纠纷。这在当时也就是新闻纸上的好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