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最后的一助

自一八九六年至一九〇四年，大部分的时间，高尔基都住在尼斯尼诺伏格拉或其附近的地方，有时不得不旅行到俄国的别的地方去，那是由于压迫而非出于自愿的，这种情形，我们在后面就要谈到。在这几年里面的大部分时间，除了增加并改善他在小说方面的作品外，高尔基可算是一个兴趣浓厚的新闻记者。他大半是替《尼斯尼的一页》日报撰述。该报是伏尔加河区域最激烈最进步的日报，执笔者除高尔基及柯洛伦科外，还有好几位著名的作家。高尔基在该报上所发表的漫评，对于本地和全国的许多问题，都有讨论。无论他是在用着掩护的词句攻击本地政治当局的专横和腐败等等罪恶，或是攻击大言无当的知识阶级之畏首畏尾，或是替穷苦儿童及码头上的漂泊者主持公道，提倡对于社会的下层阶级应有教养的机关和计划，高尔基都在尽他的职责，做柯洛伦科所称为“道德上的卫生工作”。当时的俄国状况，关于这方面的工作可谓没有做得穷尽的时候，更加以高尔基是在下层生活中躬自阅历过的人，获得许多实际的材料，所以他对于这件事，兴趣特别浓厚，做得格外的有劲儿。

该报的主笔里面有一位名叫普路托普博夫（S. D. Pro-topopov），据他所追述，当时高尔基几乎每天都到报馆里来，很起劲地参加同事们的会议和讨论。“这班同事们都是为着理想的动机而和衷共济的，十分热诚的，从事他们的工作，虽所得的报酬极为微薄，也都觉得满足。”该报采用激烈的动向，凡在当道检查所容许的范围内，无不尽量的发挥。据普路托普博夫说，当时的同事们有时提出这样的问题辩论，就是他们还是小心些保全这个日报，不要被当道所封禁呢，还是藉着一个适当的问题轰轰烈烈的大骂一顿，为荣誉而牺牲。说也奇怪，当此事付表决时，高尔基却反对这种英雄主义的自杀政策，而且随着普路托普博夫和柯洛伦科等签字于一个合同上面，允许以特约撰述及股东地位，共同维持这个日报的继续出版。

由这件事看来，可见当时的高尔基尚表同意于柯洛伦科的意见，认为秘密的激烈的革命行动没有什么价值，提倡用法律范围内的行动来反对当前的社会制度。柯洛伦科这样说：“专制政治好像是一个已有病而却未曾摇动的牙齿，这个牙齿的根仍是蔓延着，很深的埋藏着。我们的这一代不能把这个牙齿拔出来，我们必须先做把它摇松的工夫，而要做这样的工夫，十几年的法律范围以内的工作却是不可少的。”不久以后，高尔基便抛弃这个见解，要用更激烈的方法来摇松这个牙齿，但是在这个暂时的时期里面，他仍和柯洛伦科走一条路。不过即在这个时候，他和柯洛伦科的信仰已不能常常的一致；柯洛伦科相信人性是善的，这是他对于人生观的中心思想，高尔基对于这个信仰便不能常常和他一致。例如有一次该报的编辑部同人开会议的时候，提出讨论的问题里面有一个是该报对于基督教的态度，有人建议该报可依照“冷南的第五福音”（“Fifth Gospel ofRenan”）服从基督教，并提倡“一个人应该要爱他的邻居”的这个有用的教义。高尔基听了这话之后，喊着说道：“爱你的邻居？尤其常遇的是一个人应该痛打他的邻居呢！”

当时在俄国的反对虐政的报纸担任一个新闻记者，是一件很不易对付的困难的事情。在俄国的读者方面，希望报上的评论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指导的效用，凡是当前的一切重要问题，都要有这样的评论发表；而在当道的检查方面又异常的苛细，要发表这样的评论，便不得不用巧妙的掩护法，既须避去检查员的猜疑，又须使得精细的读者看了能自下推论。这个报上的下半页也辟有“小评栏”，高尔基在这一栏里也做了不少的文字。到一八九六年的秋季，高尔基因工作过于勤劳，生了病，据医生的诊断，说他所患的是肺痨病。他的多年的穷乏，居住无常，营养不足，时有愁虑和伤心的事情发生，再加以一八八九年的笨拙的自杀企图，这位卸任了的码头脚夫虽具有异常坚实的体格，最后也不免受着亏损了。在诊视他的那些医生里面，有一位名叫苏洛尼斯基（Dr. V. N. Zolotnitsky），据他最近发表的纪录，认为他的肺痨病的根源是由他的母亲所遗传的，也许还加上他的父亲的遗传。（因为据他的亲戚所传述，他的父亲离开尼斯尼诺伏格拉到阿斯脱罕去时，有过很剧烈的咳嗽。）在他的身体里既有这样的根源，后来又遇着好几次的损伤他的身体的事件，例如当他在伏尔加河码头工作的时候，受过一个暴徒的很厉害的棍击；又有一次在个乡村里反对一个被鞭挞的通奸的妻子，被人围着痛打一顿，所受的损伤更为厉害（这件事在前面曾经说过）。又据这位医生所发表的记录，这个病人在热度一百零三度的时候，还要工作，后来他的肺痨病更加复杂，又加上肋膜炎的病，夜里全身好像都浸在汗里，当时他的病势很剧烈，很可虑。但是一直到现在，靠着他的那个坚强的体格，和这个凶狠的肺病抗战了几乎四十年，竟仍能支持，好几个专门医生宣布了他的死刑，他到今日还是活着！

在此时高尔基的肺病特别剧烈的当儿，忽来了一个救星。这个人名叫波士（Vladimin Posse）。他是一个在圣彼得堡大学毕业的青年，此时也在当新闻记者，是一位对马克思的学说富有研究的新闻记者，交游甚广，和重要人物多有来往。他看到高尔基的两篇小说，即《折尔卡士》（“Chelkash”）和《心痛》（“Heartache”），便在《培植月报》（“Odrozovaniye”）上发表一篇批评高尔基的文字，在俄国报上公开批评高尔基，这可算是破题儿第一遭。他称赞这两篇小说，并猜度这两篇小说的著者是“由下等阶级出身的，这个人一定曾经饱受穷乏的围困，也许在目前仍在穷乏的苦境中挣扎着”。他接着说道：“倘若他的天才的发展，因缺乏闲暇而受着阻碍，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这种闲暇，是真心在文学上努力的人所必须的。”不久以后《培植月报》接到一封信，是尼斯尼诺伏格拉的一个医生写给波士，托该报转交的。这个医生证明波士对于高尔基所猜度的无误，并告诉他这个著者不但困于穷乏，而且还患着肺痨病，这种病需要到俄国的南方去疗养，但因为没有钱，无法实行。波士接阅这封信之后，就替高尔基设法，由于他的有力量的阿兄，向一个补助作家的团体借到八百卢布，寄给高尔基，此外并把高尔基所著的《柯诺佛罗夫》（“Konovalov”）一篇小说介绍给《新语月报》（“Novoye Slovo”），替他预支了一百五十卢布的稿费。

经了波士的热诚协助，高尔基才能于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到克里米亚去养病，这是在俄国疗养的人所常到的一个地方，但是该处的日光虽好，对于高尔基并不适宜，身体反而疲弱了许多，故于一八九七年的三月移到乌克兰去，住在奥洛夫斯基医生（Dr. Orlovsky）的小村里（在波耳多瓦省Poltava）。他在此处疗养之后，健康渐渐的有进步，据他自己的意见，说是由于和该处的居民有着友谊的关系，又因他和这些居民在交际上所得的快乐。他和邻近的农民组织了一个剧团，这个剧团后来居然成立了好几年，他在这个剧团里，还培成几个优良的伶人。高尔基的《戈特法的集市》就在这个地方著成的，内容就是歌颂该地生活的愉快和丰富。他很喜欢这个地方，所以在一九〇〇年又到该处，在这个波尔多瓦乡间里沈静良好的环境中，著他的第一次的剧本《华丽的市民》。这个地方曾为普希金所歌咏，柯洛伦科所爱好，他们两位都在此地过他们的暮景残年。

后来高尔基到狄威尔省（Tver），住在一个在一家纸厂实验室里任事的朋友家里。过了一八九七年的冬季，他便回到尼斯尼诺伏格拉，仍替《尼斯尼的一页》日报撰文。但是他回乡之后，不久因为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又被迫离开了。在一八九八年的三月，本地警察局因应提弗利司宪兵队长的咨请，派人到高尔基所住的屋里搜查，并把他拘捕，押到提弗利司去，监禁于麦特克炮台（Metekh）。据苏维埃政府所发表的关于当时警察局的档案，其中关于当时高尔基的材料，饶有趣味。据说这位“尼斯尼诺伏格拉的市民，染衣公会会员阿勒赛·皮西科夫”（即高尔基，他的外祖父曾任染衣公会会长），自从他在喀山和达伦科夫的糕饼店发生了关系之后，由“中央蜘蛛”开展出来的那根“看不见的线”，就一直注意他的行动，不肯放松。他的每一行动，都有侦探暗中监察，并将所探得的情形纪录下来，随时报告，在圣彼得堡的警察总监公署里，关于这种的报告便叠成了一大堆。

大概在一八九二年，有一封信自提弗利司寄到喀山给卜勒纳夫，被警察半途截取去了，他们设法探明这封信是什么人写的。这封信的内容大概如下：“我正在一个铁路上工作，每月得到四十三个卢布的工资。昨天他们来搜查我的房间——听任他们吧！他们把我的工资减到三十五个卢布。我曾指导此地的学院及高等学校的学生阅读书报。我并未宣传什么主义，只劝他们彼此要了解，我也和铁路的工人一同看书谈话。此间有一工人名叫博格提洛维区（Bogatyrovich），是一个很可爱的脚色。我们的友谊很厚，常在一起。他说人生一无好处；但是我说人生的好处是有的，不过是隐藏着，否则个个恶棍都可把好处攫为己有了……”这个时候，正是高尔基仿照民粹派中人启迪一般人民的时候。警察经过探查之后，便向上级报告，说这封写给卜勒纳夫的信的作者，无疑的是阿勒赛·皮西科夫，并描述这个人，说他是“一个廿四岁的颀长身裁的青年，受过文化的薰染，能写一手的好字，戴着眼镜，生着长发”，并且在青年里和许多人认识，交游甚广。直到高尔基离开了提弗利司，当地警察局才不再调查。但到了一八九七年，高尔基的名字又被警察的“猎犬”所严重注意，因为他又牵涉到一个案件里去。这个案件是关于一个犯法的社团，据说这个社团的组织，旨在对于工人宣传社会民主主义，由此引起他们对于现制度和政府政策的不满，期于较远的将来推翻帝国的专制权力。这个集团的首领是一个名叫亚法纳西夫（F. E. Afanasyev），高尔基在五六年前曾和他同住于所谓“公社”里面。警察在这个首领的房间里搜查之后，在别的东西里面，发现一张相片，上面注有：“麦仙密区（Maximych）赠给亚法纳西夫”。所谓麦仙密区，原不过类似高尔基原来姓名中的当中的一字，原看不出他的真姓名。这张相片被发现之后，亚法纳西夫并且声明赠送这相片的人的真姓名，他已忘记了；但是高尔基的一举一动既向受警察当局的注意，有了类似他的姓名中的一个字做线索，他们仍不难寻出他的真姓名为Alexey Maximovich Peshkov。他们并由于传询了曾经参加过这个“公社”里听讲会的各种人，知道皮西科夫是个危险分子，博览群籍，旅行过许多地方，而且把“犯罪的”的观念灌输给亚法纳西夫及其他工人，也是出于他的行为。他们便以此为根据，拘捕高尔基，把他押到提弗利司去，在他的房间里所搜得的约有五百封的信，也一同送去。据这个案件的公文里所记载，当时高尔基曾向警察当局辩明他对于政治的问题是向来不参加的。他对他们解释，说他所以东奔西跑，过着漂泊的生活，是由于“异常烦闷的心境，这种烦闷心境之所由来，是因为和那些特异行为和思想的知识分子混不来，于是感觉到生活的孤独和不合时宜”。又在别一件公文里，据说他把当时的流浪生活和烦闷心境归咎于“一件失恋的事情”。无论如何，当时警察在他的信件里确寻不出什么犯罪的证据，就是说他曾和工人谈话，不无可疑，也没有什么确凿的凭证，除此之外，更加不上什么罪名。但在实际上虽是如此，提弗利司的宪兵部却有意把这些事造成一个重要的案件，认为高尔基是这个案件的中心人物。

在这个患难中的高尔基，救他最力的又是那位急公好义的波士。高尔基的夫人写一封信给他，告诉他“恐怖的夜里”的情形，说宪兵在半夜冲进他们的屋里去，翻箱倒箧，搜索犯罪的证据，最后把她的丈夫拘去，并把他的信件一同带去。在拘捕的时候，他们全家里只有五十个左右戈比克的现款。波士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就去找他的和权要素有来往的阿兄，幸而在一个宴会里把他找着。他的阿兄听完波士的恳求之后，便和在座的参议员塔更塞夫（Tagantsev）商量这件事。塔更塞夫是出身于奔萨（Penza）的农民，逐渐擢升到现在的高位，答应即打电报给提弗利司的检察官，请他迅速审查，如属可能，速将犯人释放。波士的阿兄还叫他去见参议员郭尼（Koni），他是个有势力的自由主义者，也允许尽他的力量拯救这个被捕的作家。二十年后，俄国在布尔希维克党统治之下，替此时的特权阶级向当道讲情的，却轮着那时的高尔基。俄国的变迁太迅速了，此处不能详述，所能附带说起的，是后来塔更塞夫偕同诗人庚密列夫（Gumilev），还有其他的知识分子，据说因为做了反抗苏维埃的阴谋的领袖，都被布尔希维克的当道枪决了。这是后事，恕不多述。且说当时这两位参议员替高尔基说项，在旧俄的向来迟缓而横暴的司法，居然有了奇迹的功效，因为经他们这样一来，惩办高尔基的这个案件竟忽然的搁起来了。他被释放之后，被允许仍得回到尼斯尼诺伏格拉，当然，他仍须受当地警察的监视，行动不能十分自由。此事这样结束之后，提弗利司的宪兵队长康尼斯基上尉（Captain Konissky）却受中央政府警察总监的申斥，责他小题大做，并严令详加解释辩明，自承过失。高尔基此次的被捕，可代表俄国在未革命以前统治者目无法纪的情形；康尼斯基上尉在表面上虽因此事受了上级机关的斥责，但在事实上，他的行为是暗与当道的意旨契合，这只要看他一面受了斥责，一面却升了官，被擢任圣彼得堡的宪兵司令，便是明证。讲到这位康尼斯基上尉，高尔基后来有这么一段有趣的描写：

在一八九七年（恐系一八九八年之误）的春初，我在尼斯尼诺伏格拉被捕，并被押送到提弗利司，他们待我不很客气。在麦特克炮台里的时候，由康尼斯基审问，当时他惨然的说道：

“柯洛伦科给你的信是写得多么好！他现在是俄国的最好的作家了！”

“这个上尉是一个奇形怪状的人：他的身裁矮小，他的一举一动，都是轻手轻脚的，谨慎的，好像迟疑不决似的，他的奇大的鼻子好像愁苦地低垂着，而他的那对敏捷的眼睛，看起来好像不属于他的脸上，在那对眼眶里的瞳子时时怪有趣的往下转，好像躲藏在他的鼻梁的下面。他又这样的说道：

“‘我是柯洛伦科的同乡，也是服兰尼亚人（Volynian）。我是康尼斯基主教（Bishop Konissky）的后嗣，他曾对喀德邻第二（Catherine Ⅱ）讲过一篇很有名的演说——你记得吗？在他的演词里说起‘让我们抛弃太阳’等等的话，我觉得可以自豪！’

“我客气地问他，到底是谁使他觉得最可以自豪——他的祖先呢？还是他的同乡？他回答道：

“‘他们两位，都一样的使我觉得可以自豪。当然，他们两位都一样的使我觉得可以自豪！’

“他又把他的那对瞳子赶到鼻梁下面去，但是不一会儿，他哼着鼻子显示傲慢的神气，那对瞳子又忽而跳回本来的位置。我觉得他的失礼，于是动了气，当即质问他，说我不懂，他所觉得可以自豪的两个人里面，却有一个人的一生竟受着宪兵的过于文明的烦扰。康尼斯基听了之后，故作虔敬的样子反驳道：

“‘我们各人都是依照上帝的意志做的啊，各人如此，每个人如此！闲话少说，让我们再进行本案吧。你力辩……而依我们所得的报告却是……’”

高尔基和俄国的警察对抗，这并不是最后的一次。直到了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爆发之后，他才免受这根“看不见的线”的束缚。

在这个时候，高尔基一方面受着肺病的攻击，一方面还受着过分热心的警察的监视，处境可谓困苦的了。但他在这困境中，除做着新闻记者的工作外，还继续的著作并发表更有进步的小说。他自从在柯洛伦科所主持的文学月报上面发表了他的著作之后，他投到别家的大杂志的稿件，要他们采用，便不很难了。虽然当道派的检查员把他的著作任意删改得不加顾惜，但是他的著作的新颖的特质，和比较新奇的人物，仍能吸动读者的注意。他所描写的内容，虽是愁惨和穷苦的事情，但是，他却对于人生表示积极的态度，提倡人生的改造。不过高尔基对于自己的著作却觉得不满意——至少他曾经这样的说过。有位温哲洛夫（S. A. Vengerov），他是尽心力于俄国文学编年史的著述，和各作家的自传的搜集，于一八九七年，依柯洛伦科和他的几位朋友的建议，写了一封信给高尔基，向他索取自传及著作，他们把高尔基介绍给温哲洛夫，说他是一位具有“很不一致的天才”的“自己教成的作家”。这位“自己教成的作家”得到温哲洛夫这封信之后，送给他一篇简短的自传，但是在这自传的末了写着这样的几句：“直到现在，我尚未写过一件我自己觉得满意的东西，因为这个缘故，我从不保存我的著作；因此不能把我的著作送给你。”

一八九八年一月，有一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即《新语月报》“Novoye Slovo”）的一位卸任的主笔，写一封信给高尔基，劝他刊行文集，他在信里说：

“你可将所作小说刊印专集的时候到了。我深信你所作的小说一定可以集成一卷，可和加贤（Garshin）或柴霍甫的小说集一样厚。你在这个时候刊行专集，是最适宜的时候了。各方面对你都无疑的感到兴趣：在读者方面，他们都在旧杂志里面搜寻你的小说看；在和你同时的作家里面，他们谈起你的时候，都特别注意……读者需要你的专集；你呢，需要钱。所以现在正是你应该刊行专集的时候了。”

他老实的说高尔基此时需要钱，这句话，高尔基也知道是实在的情形，他的肺病，在上一个冬季，已把他的身体弄坏了，为疗养计，他很需筹得一笔旅费到克里米亚去。但依他的经济状况，这是很难办到的，因为他每天为日报撰述的文字所得的稿费，甚至虽再加上有时在“大”杂志上所投的小说的稿费，拼凑起来，只仅仅够他用来维持家庭的费用。于是他便接受了刊行专集的建议，着手和一家出版公司接洽。波士收到他寄来一包由日报上剪下来的文章，里面都是他的小说，原来高尔基同时还托波士帮他寻觅一家出版公司，并设法替他预支稿费；使他可以到克里米亚去。波士是极佩服高尔基的一人，他曾经说过：他是“异常倾倒于这位不甚闻名的作家的天才”。他得了高尔基的委托之后，就和好几家出版公司接洽，和他们商量刊印高尔基的小说集。但是接洽的结果，却使他感到这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在这个时候，高尔基的名字还未能如何吸动人，没有商业的价值。就是在他的本乡尼斯尼诺伏格拉，他的天才虽有人赞美，但却不是完全觉得可以佩服，往往还有附带加上的批评。例如在本地有位批评家回答温哲洛夫的话，便是一个佐证，他说：“他（指高尔基）有天才，虽则无疑地永远不能有什么大的成就可从这天才里出来。”波士曾经设法寻得两家出版公司已经答应可以刊行了；但这两家出版公司于仔细考虑之后，又变了主意，把所答应的话取消。例如有位普薄甫夫人（Mme. O.N. Popov）已经同意刊行高尔基的两卷小说，并答应预支五百卢布稿费给这位作家，不料后来竟取消约言，托词说她已经出过好几种大著作，在这些大著作里包括有达尔文的名著。她并私自加上一些解释，说她的公司觉得“不便出版属于局部性质的小评栏文字”，况且已出版的班宁（Ivan Bunin）的小说，虽则这位作家“比高尔基更有天才，非高尔基所能比”，也得不到什么销路。

具着一副好心肠的波士替高尔基向各家出版公司接洽，一处一处的被人拒绝，后来许多人看见他替高尔基作不倦的奔走，异常热心，都笑他为高尔基所迷，成为嘲笑的目标。各出版公司拒绝他的理由，都说从商业上看来，这本书是无利可图的。感觉烦恼的高尔基写了一封信给波士，表示对此事已失望，而波士于屡次碰壁之后，也想将此事作罢，不料正在这个时候，他无意之中遇着两位“理想家”，决计冒险替高尔基刊行这部小说集。一个是杜路佛特维斯基（S. P. Dorovatvsky），一个是查洛许尼科夫（Charushnikov），他们两位都是十九世纪末叶的热烈的革命家，对于高尔基的革命文字有相当的认识。此书出版后所得的结果，表示这两位不讲实际的理想家的眼光之锐利，竟超过素有经验的出版业的老手。

一八九八年三月，两卷《高尔基小说集》出版了，每卷印了三千五百册。最初要得书店来批发，很不容易，虽定有佣金的办法，亦无功效。大商店如苏福林（Suvorin）所开的，对于此书，竟要求对折。苏福林也就是曾经拒绝刊行高尔基著作的一人。他是当时在俄国最重要的一个日报《新时日报》（“Novoye Vremya”）的老板兼主笔，该报是一个最凶悍的反动报纸。他除办有这个最有势力的报纸之外，还开设了一个戏院，一个大书店，和一个印刷所。他在当时守旧派方面是占有很大的势力，在他的报上对于这位著作家和叛徒的高尔基，作不断的攻击。

但虽有了这种种的障碍，替高尔基刊行小说集的那两位激烈派出版家，却获得胜利的结果。在一年之中，这两卷小说集竟得再版，同时又出了第三卷，到一九〇〇年的夏季，这三卷小说集都售卖一空！据温哲洛夫说：“在俄国的书业史上破天荒，高尔基的小说集几万册的售卖出去，不久竟达到了十万册的巨数。”在那个时候的俄国，知识分子的数量是很小的，而且每册至少经过五个人的阅读，我们倘想到这样的事实，便可想见当时风行一时的盛况了。

据杜路佛托维斯基说，头两卷的第一版，高尔基得到一千卢布；第二版又得到一千；第三卷的第一版，他得八百卢布。自从这个时候以后，高尔基进款的渐渐增加，我们用不着详细追溯其中的经过，但是这位时在挣扎中的作家的最初的“富有”，却很有令人发笑的情形。据在尼斯尼诺伏格拉的他的一个邻人所传述，他第一次收到版税的那一天，他的那副神气，似乎惊异多于愉快。当时他到邻人的母亲那里，两腿距开很远的立在她的前面，叽哩咕噜的说着：“请看，他们给我完完全全的一千，魔鬼拿去！”他眼巴巴的望着他的手掌，好像钱就在他的手掌上面，继续的惊愕着说道：“他们给了我一千，做什么用好呢？”这个邻人接着告诉我们的事情，是大家所知道的，那就是自从那个时候以后，他很慷慨的用了许多钱，为着种种的事情用，但却都不是有关于他个人的享乐。

关于钱财的事情，高尔基之无知无识，好像一个婴孩；就是在今日，关于他的财政的事务，仍是要靠托别人替他料理。至于他所靠托的“别人”不常是可靠，这是不消说的。高尔基自己每遇有人求他资助，无论是为着任何事情，例如有时因为央求当道讲情的事情，他都不能拒绝这种人的请求；因为他有了这样的慈悲心肠，牺牲了不少他的时间和精力。他对于资助尤其慷慨的，是关于救济无家可归的儿童的事业，或是关于穷学生的救济，或是关于革命运动的费用。

一八九八年，高尔基三十岁了，他到了这个时候，才毅然决然的委身于文学的事业。他的两卷小说集，群众争购，以先睹为快，文学批评家对于他的著作，也很重视。这样一来，他在俄国文坛上的地位是已确定的了；这个地位，在做工人和漂泊时代的“阿勒赛”，虽在他的最放纵的非非想里，连梦都不敢做。就在二三年前，他还不能确定他的职业，有的时候把他自己的著作完全看作糊口的工具，这种糊口的工具，虽比在码头上搬运一袋一袋面粉的工作，未必得到更丰的酬报，但总比较的文雅些。他在生平最苦闷的时候，使他感到奇异并给他以希望的就是书的创造者，他决想不到他自己竟能成为这班创造者里面的一个。到了这个时候，他确然是个作家了，一切的障碍和怀疑都成过去的往事了。史默利——赖宁——卡利乌资尼——柯洛伦科：这四个人，高尔基认为是他的指导者和教师，使他养成爱好读书的习惯。其实他还可以提起他的外祖母，她教他梦想，教他过恳挚和无怨的生活。此外玛高德皇后对于他也有很大的影响，她的高贵美丽，深深的印入这个“奇形怪状”的孩子的心坎里，使他虽在下层生活黑暗污秽的环境中，仍能不甘堕落，保持他的超卓的志趣。 QqPg9nkSwBvdC4IwF0t79ZETli/Xm/jKqV9AcIgVRRkQtnswHY2nQcalHLII5hr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