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们如追溯高尔基此时和以前的行踪，可述之如下：尼斯尼诺伏格拉——阿斯脱拉罕——尼斯尼诺伏格拉——喀山——尼斯尼诺伏格拉——阿斯脱拉罕——又回到尼斯尼诺伏格拉——萨麻拉——尼斯尼诺伏格拉——总之，高尔基的幼年青年及初登文坛的时代，他的流浪的踪迹，大概都是沿着伏尔加河。我们在本章里是要叙述他在萨麻拉的情形。萨麻拉是沿着南伏尔加河的一个可作俄国省会城市代表的一个地方，高尔基在该处过了一年多。这个城市里的居民有俄人，有蒙古人，出产酸马乳，为沟通西比利亚和中亚商业的良好口岸，土地肥沃而常闹饥荒的矛盾现象，都有名于世。如同别的沿着伏尔加河的口岸一样，在萨麻拉，社会阶梯最上层有一个占势力的顽固的商人阶级，在最下层有一班流氓阶级，在这两层的中间是知识阶级。由于柯洛伦科的介绍，高尔基就在该处两家日报里面的一家，名叫《萨麻拉日报》，得到一个“小评栏”主笔的位置，每月薪金一百卢布，小说稿费每行另酬三个戈比克。
高尔基追想当时的情形，说他“每天用着克拉密达（Johudiil Chlamyda）的好的笔名写着坏的小评”，他在该栏里《其他等等》（“Among Other Things”）一个标题之下，每天讨论些关于本地的事情，例如市政府的马车，市参事会，公共娱乐，偶有的闯祸事件，争闹，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琐屑问题。他在萨麻拉的时期内，还写了不少的小说。他所著的小说里面，《歌尔狄叶夫》（“Foma Gordeyev”）和《三人》（“Three of Them”）两篇，就是根据他对于萨麻拉商人和该处的贫民窟的观察。人生，无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情况之下，我们这位具有无穷好奇心的观察者，总是继续不断的加以注意。他在三十年后还记下此时遇着的一件事情，可见他在当时所处的特殊的境地：
“有一天夜里，我正在伏尔加河边走着，听见河里有哭喊的声音：‘救命呀！好人，救命呀！’当时正在夜里漆黑中，阴云密布，仅望见水上有大驳船漆黑一团的侧面，在许多驳船的一艘附近有些东西在水里挣扎中，我急跃入水，泅到那个沉溺水里的人，抓住他的头发，把他拖到岸上来。不料他到了岸上的时候，反而抓住我的颈项，开口骂我：‘哼，你！你胆敢抓着人的头发拖着走？’我诧异得很，对他问道：‘你不是刚才沈溺在水里吗？你不是刚才喊着求救吗？’他居然这样的反驳我：‘你这个鬼的脑袋！我站在水里刚到我的肩部，而且手还拉住一根稳妥的绳，我会沈溺吗？’我问道：‘但是你确喊着求救，不是吗？’他答道：‘就是我喊了，你又怎样？假使我喊着说你是个蠢货，你也相信我吗？来，给我一个卢布，要不然，我要拖你到警察所里去，来！’我和他争辩了好一会，然后觉得这个人依他的立场并不错，我便把我身边所有的钱给他，总共约有三十五个戈比克，我回家之后，聪明也增加了这么多。”高尔基存着好心入河救人，却这样的上了一次大当！
据和高尔基同时者的回忆录中所述，自一般萨麻拉人的目中看来，高尔基，在当时该地尤其知道的是他的笔名克拉密达，所给与他们的印象并不佳，他那一副样子，该地一般顽固派看了也就觉得奇异。高高的个儿，两肩广阔，脚夫式的曲背，常常有人看见他在街道上东穿西撞的踱着，对于客栈，店铺，驳船，轮船，以及任何有生活和有活动的处所，他总喜欢东张西望的窥视一下。他身上穿着一件土耳其式的长袖子的外衣，走起路来那两个好像臂膀的袖子就在左右大摇大摆着，下面穿着一条蓝棉布制的哥萨克式的裤子，脚上穿了一双柔软的鞑靼式的长统靴，靴上还有一些绿色，红色，和黄色皮的妆饰，这条裤子就罩在这双长统靴上动荡着，此外还披上一件俄国式的宽大的罩衫，上面缚着一条狭窄的高加索式的皮带。他手上常拿着一根粗大的多节的木棍，蓬散着的头发在黑而软的帽子下面散罩着，帽子的边缘被多次的雨淋而下垂了：这样的一个奇形怪状令人望而却步的人物，却负起责任，每日来揭发萨麻拉的缺点和过失！
顽固的萨麻拉对于这位克拉密达，当然是不欢迎的。和《萨麻拉日报》做对敌的《萨麻拉邮报》（“Samara Vestnik”）尤以他为攻击的目标，使他先尝尝他在文学事业上所不能免的笔战的辣味儿。这个和他做对头的《邮报》虽冒充拥护马克思主义，但同时为推广销数计，却不惜用俄皇的相片做奖品。这个报上“小评栏”的主笔先生专和克拉密达捣乱，极力揭布他的已往的历史，说“这个戴着土耳其土匪的帽子的大汉，看起来好像由南美洲来的垦业老板，他手上拿的那根奇大无比的司的克，上面也许还染有血迹哩。”他告诉读者，说克拉密达的外祖母是个乞丐，他的外祖父是个疯子。又说他久和下流的阶级及漂泊者鬼混在一起，“和他们同在污水沟里滚惯了”，他的“缺乏主义”，“在报上成为令人腐化的危险分子”，原因就在这里。此外对于他所著的小说，也妄肆攻击。克拉密达也在自己报上用讥讽的笔法，对攻击者加以相当的回敬。
克拉密达和这个邮报打笔墨官司，对于《萨麻拉日报》的营业上却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该报销数竟超过《邮报》五六倍。但是因为克拉密达对于当地政府和资本家在经济上的剥削和舞弊行为，尽量揭发，使该报的老板立于困难的地位。他们纷纷写信给该报当局反对克拉密达，说他是“报界里健全机构上一个有毒的杆状霉菌”。高尔基后来回想到当时的情形，很幽默的追述一件事情，是由于他批评了一个萨麻拉的富翁叫做莱柏得夫（Lebedev）所得的结果：
“莱柏得夫，一个炼铁厂的老板，雇了两个工人打我。他们扯破我的外衣的衣襟。我当时因为膝节患有风湿骨痛症，手上拿着一根木棍，和这两位打手对抗，竟将这根棍子打断了。过了几时，我和他们两人里面的一个有了友谊，据他告诉我，他们当时是得着三个卢布，被雇用来做这件卑鄙的勾当。在这时的四五年前，曾有一个妩媚可爱的妇人和我商量，愿给我五十个戈比克，雇用我把她的丈夫弄死。这就是在十九世纪时工资所以迅速增高的缘故吧！”
《萨麻拉日报》的老板不愿失却当地有势力者的欢心，所以把高尔基解职，说他“过于凶狠”，叫一个较有外交手段和较有经验的新闻记者，叫做杜洛比雪夫斯基（A. A. Drobysh Droby-shevsky）的接替他的职务。柯洛伦科原是高尔基的介绍人，他觉得对于这件事负有责任，对于高尔基的“过于凶狠”的口气显然觉得烦恼，这只要看他在一八九六年的夏季写给杜洛比雪夫斯基的一封信就可知道。在那封信里，他说：“此次的对付，是你胜利了，不是他胜利，我为你和这个日报欣幸。当然，倘若他能在一个总主笔的严厉监督之下动笔，用不着有这样的对付，那是更好了。可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总而言之，他确是一个有天才的人，只不过他必须有一个总主笔指导才行。”
这萨麻拉，很少人喜欢高尔基。他住在一个朝着伏尔加河的破旧屋子的地室里面，只有几个青年鼓着勇气到那里去访问他。倘若访问者要知道这位主人是否在家，他要蹲下就近行人道的边上，窥视地室的小窗中的情况，看看在里面桌旁是否有个披着长发的头俯在书上，或是正在写着的纸上，或细听里面有没有沙音的低声唱着。到了里面之后，他们都觉得主人的热诚和殷勤的招待。他现在的收入虽比较的丰裕，但仍是常常不名一文，因为他常把所余下的钱送掉。据托勒柏列夫（A. Troplev）追述当时的情形，倘若访问者称赞了高尔基的任何一本书，或任何一件东西，这位主人即把这本书或这件东西强迫这位访问者收下，就是客人推拒不受，他也不管。遇着这种时候，他往往把阔大的手掌压在他的胸部，把那些被称赞的东西推在客人身上要他收下，嘴里还要嚷着说道：“这我自己用不着了！相信我的话，我是老实说的！倘若我不诚实，情愿下地狱！这是事实啊！”一定不肯收受的客人，后来在他脱下放在外面的大衣的衣袋里，仍找得着这件东西已放在里面。高尔基很难保存得住一个表，也因为这个缘故；一有客人称赞，他就一定非奉送不可！俄小说家柴霍甫有一次责备他说道：“一个著作家，连一个表都没有！真难以为情。”特送他一个老式的银表，并在盖子里面刻好这几个字：“柴霍甫博士送的。”
这少数来访问高尔基的人所觉得奇异的，是他们和他接近之后，才知道这位从前做过糕饼匠和漂泊者的脚色竟博览群籍，所读过的书，比本地的任何知识分子来得多。他对于阅读方面固不知道有餍足的时候，但同时却仍在寻觅他的问题的答案而未有所得，他要寻觅人生的“公式”——即为着什么做人——他为着这个“公式”，从儿童时代起，经过艰难困苦的青年时代，以至于他的严重的青年时代所经历的“大学校”时期，无时不在奋勉的寻求中。
他在萨麻拉和该处高等知识分子的接触，仅限于梯得尔法官（Judge Yakov Teitel）的家中的聚会，他在此地遇着有名的作家如基立科夫（Chirikov），格林·密海洛夫斯基（GarinMikhaylovsky）；该城里面最有思想的人，也在这个地方交换意见，常有激烈的辩论。高尔基现在还很高兴的追想当时这位和爱的鬓发全白的主人（即法官），和招待殷勤的女主人（即法官的夫人）。在大家意见分歧，剑拔弩张的时候，这位女主人常能设法使他们减少过甚的感情，在分歧激辩中造成一种同情的空气。有人说三个俄国的知识分子碰在一处的时候，他们至少要说出四种差异的意见，这句话也许是真确的；但是有的时候，俄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他们的劲敌，也能表示令人惊异的宽容和敬意，这也却是真实的情形。
梯得尔在当时所处的地位可算是例外的：他是犹太人，而在亚历山大第三和亚历山大第二统治的时代，对于犹太人是很苛待的，犹太人做法官的原就寥寥可数，不出十人，梯得尔便是这极少数的法官里面的一位。在他所著的饶有趣味的回忆录里面，曾经说起当时高尔基参加他家中聚会的情形，他说：“阿勒赛说话的时候，说得简单扼要，审慎周详，也常有绝端严厉的话。他很少参加辩论，更喜欢倾耳静听，在这倾耳静听的时候，常把他的两个臂撑子靠在桌上；等到大家的辩论达到十分紧张的时候，他往往插进一两个巧妙的字，或一两句巧妙的土话，常常使这面红耳赤的热烈辩论为之平静下来。”
高尔基在萨麻拉经历了第一次，也可以说是生平唯一的有仪式的结婚。在梯得尔的家里，有一夜他认识了嘉德丽纳（Kate-rina Pavlovna Valzhina）。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子，才由中学校里毕业的，毕业后就在《萨麻拉日报》担任校对的职务，因为有这样的关系，他们俩在认识之后就渐渐的亲密起来了。关于他们的婚姻，女的父母很不高兴，他们（女的父母）虽穷，但却是出身于绅士阶级，对于高尔基，当然看不起。这件婚事举行于一八九六年，这个结合的结果是高尔基有了一个独子，名叫麦仙（Maxim）。虽然这对夫妇在三十年前就分居了，他们仍保存着友谊的关系，高尔基每谈起他的这个妻子，仍然是含着热心和敬意。在一九二五年的时候，麦仙的夫人生了一个孩子，嘉德丽纳还从莫斯科旅行到索棱托（Sorrento）去欢迎她的孙子。
在一八九六年的五月，高尔基和他的新夫人一同移居尼斯尼诺伏格拉，他到该处担任该地一家日报的职务。（报名“NizhniNovgorod Leaf”，简省些似可译为《尼斯尼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