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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到故乡后所遇到的欢迎，一点儿也不愉快：他到了后，就实践安得雷叶夫（Leonid Andreyev）所谓每个俄国公民的义务，在牢狱里住几时！他到了尼斯尼诺伏格拉之后，暂住在从前在喀山所认识的一位朋友苏莫夫（Somov）寓所里面。苏莫夫曾被充军到西比利亚去，此时刚才回来，和他住在一处的还有一位政治嫌疑犯，名叫蔡钦（Chekin），从前做过农村教员。十月，当地宪兵队长卜斯南斯基将军（Poznansky）接到从圣彼得堡颁到拘捕苏莫夫的命令。据他报告省长，这个命令正中他的下怀，因为他早对那个寓所里三个房客有所怀疑，他们当受在政治上“不安”分子的访问，不用仆人，甚至不许房东的仆人替他们收拾房间。现由圣彼得堡颁来的这个命令，正可以供他往该处搜查的藉口。但是在当时的俄国有件事常发生的，就是每遇这种搜查的事情，宪兵总是迟了一点，在他们到的时候，蔡钦和苏莫夫早已闻风逃避了。当他们正在房里搜查的时候，高尔基却凑巧从外面走进来，被他们在身上大搜而特搜。据宪兵的报告中所说，“皮西科夫（即高尔基的真名）被搜查时的行为极无礼貌，极顽强。”他们要从他口里探出苏莫夫的行踪，把他捉将官里去，关在牢狱里，直等到苏莫夫在喀山被捕的消息到后，才把他释放。
关于这件事，在苏俄最近曾公布的警察案卷里面，有当时卜斯南斯基将军报告的原文，其中对于高尔基有这样的一段叙述：
“据喀山的宪兵队长对我调查的答复，承他告诉我关于皮西科夫在喀山的行动纪录，证明我所久有的意见，即皮西科夫确是人民里面政治上的危险分子藉以合作的祸源。据该答复所述，皮西科夫在喀山一个糕饼店里工作，这个店就是为着不忠于政府的目的而开设的；他在该店里和许多叛徒往返，在他们里面另用一个绰号；他还阅看专门性质的书籍，这类书都是不大正当的，依他的文化程度和所受的教育，都不大相称……”
上面一段是官署报告里的说法。而高尔基自己对于当时此事的叙述，却另有一段有趣的轶闻。据说他被拘之后，关闭于尼斯尼诺伏格拉牢监中的第四座的楼塔里面。卜斯南斯基将军把他提到他的办公处去讯问，他看见了这位将军是个很奇特的老头儿，肥胖颟顸，不整洁，脸色微紫，一对“潮湿的不清楚不光亮的眼睛，看上去好像是悲伤而又疲倦似的”。他的家庭里的内幕和他自己是患有吗啡瘾的，高尔基早有所闻。这位将军见了高尔基之后，颇得他的欢心，因为他很称赞他所写的诗句，这些诗被宪兵搜查之后，连同其他文件一同带给卜斯南斯基看的。这个老头儿初见他的时候，很严厉的问道：“你是那一种的革命家！”接着说：“你不是犹太人，也不是波兰人。哦，我看见了，你还能写些文学，好，这是值得做的事情！等我把你释放之后，可把你的草稿送给柯洛伦科（Korolenko）看看——你认识他吗？不认识吗？他是一位最重要的著作家，并不比屠格涅夫（Turgenev）坏啊。”高尔基后来听得不耐烦了，就四面张望，对于办公桌旁一个玻璃橱里排着的几个奖章，颇为注意。那位将军看见他的视线转到这橱里面，就立起来，把橱里的奖章一个一个的拿出给他看，还对他大谈各个奖章的来历，那种高兴的态度，简直好像一个搜藏古董的。在叫他退回牢狱以前，他还偶然问高尔基爱不爱能唱的鸟。高尔基原曾做过捕鸟以谋生的，对于他的这个题目当然说来头头是道，竟使这位将军在门口立着不动，倾耳静听了许久。当这个时候，那些卫兵却在旁立正着，等候押送这个犯人到牢狱里去。过了几天之后，高尔基又被提审，坐在这位将军的面前。他现着很暴戾的神气问道：“你当然知道苏莫夫到了什么地方去；你早就应该老实告诉我，我知道之后早就立刻把你释放了。而且你对于搜查的官员也不该那样的嘲弄他……就普通说……”他说到此处，忽然俯身靠近高尔基，很和婉的问道：“你近来还捕鸟吗？”
俄国的作家，尤其是有革命倾向的，对于官吏是很少同情的。像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对于官吏都是有意轻视的。高尔基当然也没有理由要替旧俄统治下的官吏掩饰，不过在他的著作里，有好几处对于旧官吏的叙述，也用着他的向所习惯的坦白不偏的好奇心。关于卜斯南斯基的这件意外的事情，并有一种奇异的结局。大约过了十年之后，高尔基又被拘禁在尼斯尼诺伏格拉牢狱里面去。在宪兵公署待审的时候，有一位青年副官向他问道：“你记得卜斯南斯基将军吗？他就是我的父亲。他非常注意你的命运，一向留心到你在文学上的成功，并常说他是第一个知道你的天才的人。他在托木斯克（Tomsk）过世了。在他尚未过世以前不久的时候，他嘱咐我把一堆奖章送给你，他觉得你很爱这些奖章，当然，这要看你愿意领受的话。”高尔基说当时他听了这番话，异常感动。他出了牢狱之后，就把这堆奖章存入尼斯尼诺伏格拉的博物院里去，永留纪念。
且说此时高尔基对于人生仍觉得是缠夹不清：他还没有寻得一个做人的公式，一个出路。因为这个缘故，他仍依照他的幻想，逃遁到别地方去。他从前曾经梦想过要到波斯去，现在他不再到波斯去，却要参加一个军事探险队到帕米尔去，研究研究阿富汗边界的情形。他想到此行所能看见的沙漠，希马拉雅山，这是多么的好玩！但不幸在招兵站的那位嬉皮笑脸的医生却说他的体格不合，说他的肺部是穿孔的，而且在他的一个小腿上还有扩张血管的毛病。于是他的一团高兴竟被浇着一盆冷水。他的肺部所以有穿孔，关于此事的来历，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想读者还能记得。讲到他的一个小腿上的血管扩充毛病，至今还有时给他苦痛，叫他不得不睡在床上休养休养。遇着这种时候，他便回想到从前得到这个毛病的情形：
“我得到这个毛病，是在伏尔加河沿岸做码头脚夫的时候。我当时在二十岁左右，膂力强壮，常常用而有余。有一次我和几个伙伴们去游泳。我把衣服脱下，正在用脚伸入水里去尝试尝试的时候，有一位老脚夫对我喊道：
‘你看，阿勒赛：你毁了你的腿了，你看那个腿上的肿的地方。请你告诉我，你背起货物的时候，先用那一只脚向前走？’
‘右脚。’
‘难怪你的那只腿出了毛病了！你应该先用左脚向前走。唉，你就此完了：你永不能成为得力的脚夫了。咳！这是多么可惜啊！’”
这是高尔基得到腿痛的原因。他因为肺腿两病的妨碍，被那位检验体格的医生拒绝了。那时他刚巧认得帕米尔探险队中的一个军官，他把俄国的中部亚细亚形容得天花乱坠，并建议高尔基可往登记做地志组的义务员，答应替他布置一切官样文章的手续，可将考试展延，先行加入工作。不料几天之后，这个军官很觉难为情的告诉他，说官署里有存案，里面说他是个“政治的叛徒”，并责备高尔基不该对他掩藏这件事。这在高尔基听见了也深为骇异，因为从未料到，“中央蜘蛛”的那根“看不见的线”对沙皇的人民所设的天罗地网，竟有如此之周密！于此关于卜斯南斯基将军又得到另一个证明，证明他是个君子人而同时却是个宪兵队长。
这样一来，高尔基的另一梦想又成幻灭了。他只得在尼斯尼诺伏格拉暂谋栖止，在该处居然住了两年左右。在这两年里面，他所做的职务颇多：曾在一个潮湿的地窖里，于洗涤酒瓶及装置麦酒之外，还要将窖内的一桶一桶的酒推滚出来；做过售卖苹果酒小贩；又在一个蒸馏水公司里做过伙计，但后来却被赶了出来，因为他用拳头打死了老板娘的一只咬他的猎犬；最后他在一个律师名叫赖宁（A. I. Lanin）的事务所里担任书记。据高尔基说：“他（指赖宁）对于我的教育方面有很大的影响。他是一个学识渊博品性高尚的人物，我受他的益处，比受任何人的都来得多。”高尔基对于他所感激的人，往往推崇逾分，但是他对于赖宁的敬佩，只要看他把他的第一次的小说集写明为他纪念而发行——这小说集的发行是他的第一次的出乎意料之外的成功——便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当高尔基陪着八个公牛向尼斯尼诺伏格拉进行的时候，别的旅客有他们的种种娱乐，而他最珍贵的一件东西却是他所带的一本笔记簿子，里面抄着他的抒情诗和他所自称的“一首散文和韵文的好诗《老橡树的歌》”。关于这几首诗，他后来照他平常的直率态度告诉我们说：“我不愿自欺，尤其是在那个时候，我自觉学识很有限，但是我却很诚实的自信确曾写了非凡的作品。我曾把十余年来所亲历的形形色色的，困苦艰难的生活所造成的感想，都收蓄在里面。我相信凡是读了我的诗的人，都要惊于我所告诉的事物之新颖；我所述的故事之真实，要使世界上一切人类看了为之惊心动魄；他们一读了之后，就要感觉到诚实的，纯洁的，和愉快的生活。我的欲望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没有过于这种效果以外的什么欲望。”
踌躇了好几个星期之后，高尔基带着他的诗去访问柯洛伦科，就是卜斯南斯基将军所推举的“不比屠格涅夫坏”的作家。在当时柯洛伦科的声誉已经横溢，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在政治上为主义而不惜牺牲的人物，同时知道他是个著作家。他曾被充军到西比利亚北部辽远的区域，当时刚由该处回来，他所著的小说《麦卡的梦》（“Makar's Dream”）仍脍炙人口，虽则当时他的著作已较前更有了进步。他生得矮矮胖胖的，曲卷着的胡子，淡褐色的眼睛，在当时俄国的文学界里是一位公认的最为群众所敬爱的人物。听到他的大名的人，不但要想到他是一位作家，尤其想到他的博爱的胸怀，无可怀疑的纯洁，以及热心助人的德性。他在小说里流露信仰和希望，这在俄国作者里面不多见，他也是其中的一位；但他却不是一位取悦于人的乐观者，也不是消极的不抵抗者，却是因为他深信人类有最后的善，所以对于他所认为人生的赘疣，作多年的奋斗。俄国的实际状况，充满了枪决，成见，专横，以及强权胜于公理的种种现象，都使他不得不起来抗斗，死而后已。此处所谓“死而后已”，却有其真实的意义，因为在他临终的时候，还替被压迫者主张公道，反抗特权的阶级——在此时系指胜利了的布尔希维克党人。他于一九二一年为尽瘁衰弱而死，死的时候，虽在俄国被封锁和饥荒的时期里面，苏维埃当局要对他特加优待，予以例外的医药上的照顾和粮食上的供给，他以自愿同甘苦，不愿独享优越的待遇，竟拒绝不受。
高尔基在他的自传里面，承认柯洛伦科对于他的文学上的成功有很大的助力。据他初次晤见柯洛伦科的印象，料不到在他死后，他（高尔基）会在自传上写下因自己在文学上的成功而念到他的助力的话。他初次晤见柯洛伦科把他的诗给他看的时候，给他批评得很厉害。他笑着指出了许多“笔误”，指出了一处又一处，高尔基后来追想当时的情形，这样的说过：“我当时看见他指出了许多笔误，简直汗颜无地，脸色一定是通红得如红热的煤炭一样。”柯洛伦科看出了他的窘状，便笑着说起当时有位文学家也曾犯了几个错误，这在他算是出于慰藉的意思。但是高尔基已窘得无以自容，不能再静听他说什么，也不能了解什么，他的唯一的欲望便是赶紧逃遁，逃出这个耻辱。他回去之后，闷闷不乐者好几天。
大约过了两星期之后，柯洛伦科把他的原稿送回来了，在稿件的卷夹上还注了这样的几句话：
“要由‘这篇歌’来判断你的能力，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我想你是有能力的。可就你曾经阅历过的事情写些下来，再送下给我看看。我不是一个韵文的评判者，你的歌我看了似乎不懂，虽则有几行是有精彩的。”
高尔基接到了这附简，他的“闷闷不乐”仍然不能消失。他不懂柯洛伦科所谓“就你曾经阅历过的事情写些下来”，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想，他在那首“歌”里所写下的东西，那有一件不是他曾经阅历过的呢？他觉得不高兴，觉得是受了侮辱。他抓着这本稿子往燃得热烘烘的炉子里一掷，从此他在尼斯尼诺伏格拉所余下的时间里，一句散文或韵文都不写，“虽则有时他很想写”。
但他虽然动了气不再去访柯洛伦科，而却不能忘却在这个城市里住着这位名闻遐迩的当代文学家。一八八六年至一八九六年间的尼斯尼诺伏格拉，简直是在他的大名之下存在着，大家想起这城市，就要想起他，因为居民中的各阶级以及政府当局都时常注意到他。他是个小说家，所办的月刊“Russkoye Bo-gatstvo”在当时俄国言论界又占很大的势力。没有社会上的罪恶能够逃出他的视线；他对于作恶者的追究和被牺牲者的伸雪，不知道有什么休息，也不知道有什么畏惧，在当时的政治统治之下，作尽量的宣传和救济。在知识阶级里面，柯洛伦科有一小群特别亲近的朋友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名称为“端严的哲学家会”。这里面的分子，差不多都有民粹派中人所有的学识，但是他们对于一般人民并不像民粹派中人之一味的唱高调，瞎恭维，却有分析的态度。因为这个缘故，柯洛伦科和他的这班朋友，很引起民粹派中一般党员的猜忌。
高尔基渐渐的注意到马克思的“铁的逻辑”（“iron logic”），并加入一个小小团体，专门研究并辩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当时的俄国，真正的马克思信徒的数量还有限，不为人所注重，远不及仍然占有很大势力的民粹派和过渡各时期中的英雄主义的倾向。到了那个时候，民粹派所主张的不自私的自我表现的个人英雄主义，己渐渐退化为专顾个人安全和自我享乐的虚伪的个人主义的倾向了。在这过渡的时期里，一般青年往往用一种取巧的诡辩以自文饰。他们把民粹派中所谓个人主义和马克思的“有定论”合并起来。他们这样的诡辩着说：“倘若进步是由历史的需要所定的，那末个人的努力是无效的，是用不着的了；这样看来，还是“让我们把手插在衣袋里，不必动心的吹吹调儿玩就行了”。在当时的俄国，有思想和受过教育的人是很有限的，这样消极的态度，便等于社会的停滞和个人的明哲保身主义了。高尔基对于这班青年以滑稽的诡辩来嘲笑“知识阶级的责任”，很感觉到不安。
他参加知识阶级中人的各种会议，静听了他们的热烈的讨论和不需要的猛烈的辩论，他愈益觉得心里的矛盾感想，无以自解。有一次在一个夏季的夜里，他坐在朝着伏尔加河的一个峭岩上面，忽觉有一个强壮的肩膀对他微微的推动一下，注视之后，才看见是柯洛伦科，他来坐在高尔基的旁边。高尔基乘此机会把他对于知识阶级的疑团和痛苦告诉他，说这班知识阶级对于本国实际情形的隔阂，和现实脱离了关系，并受一般国民的怨恨。柯洛伦科认为高尔基的观察是对的，但是他的结论却不这样的悲观。他以为无论在什么地方，知识阶级中人总常常和一般人民是分离的，但这种现象却是因为知识阶级总是跑在一般人民的前面，这就是他们的历史的使命。他说：“知识阶级好像是每次的酝酿革命的酵母，是每件新的建设的事业基础中的第一块石头。例如苏格拉底（Socrates，希腊哲学家），白鲁诺（Giordano Bruno，意大利哲学家），伽利略（Galileo，意大利天文学家及哲学家），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法国革命家），以及俄国的得申波里斯资（Decembrists，参加一八二五年十二月的暴动），伯牢夫斯卡亚（Perovskaya）和塞里亚波夫（Zhelyabov，民粹派实行恐怖政策者的领袖，和亚历山大第二的被刺有关），以及现在正在放逐中的饥饿的人，今天夜里正在俯首看书，准备为正义而奋斗，需要时当然还准备入狱的人——凡此等等都是人生最有生气的势力，都是人生最锐利最灵敏的工具。”他接着说道：“人类开始创造历史之日，正是第一知识分子初出现的时候；关于伯罗米修士（Prometheus）的神话，就是叙述他发明火的取得，由此使人类和野兽有了分别。”
柯洛伦科说时的口气异常诚恳，高尔基受着深刻的感动，他此时所受于他的训诲，好像所受于外祖母及卢默斯的一样，都是劝他不要把显明的缺点和判断的标准。他虽受了感动，但却仍未得到什么安慰。他此时心境之纷乱和烦闷，比在喀山的时代还要厉害。他此时比从前更感觉到一脑子塞满了许多的观念和印象，不能解决心里的矛盾感想，尤其缺乏的是一个公式，使他能用作根据，把思想现于行动，由此可以利用他所贮藏的精力。高尔基追述当时的情况，曾经这样的说过：“我并未曾受过在学校里所得到的训练；再说得正确些，就是我没有学得在学校里所学得到的思想的技术。我搜集了许多材料，这些材料都需要一番整理和组织的，但是要做这件工作，非有闲暇不可，这种闲暇却是我所没有的。一方面，我从书里看到了许多情形，为我所深信；在别一方面，关于现实的生活，我又有了相当的知识：这两方面的矛盾，我无法解释，是我感觉到异常苦痛的事情。我固然觉得自己比从前渐渐的聪明了些；但同时觉得上面所说的情况害了我自己：我好像一只胡乱载货的船，把船倾侧在一边去了。”
高尔基于是患着很严重的精神上的不消化病症。他在一篇幽默的见闻录，题为《哲学的罪恶》（“On the Evils ofPhilosophy”）的文章里面，曾经说起他和一位博学的学生尼柯雷（Nikolay）的谈话，对于他有了奇异的影响（尼柯雷偶然把尼采的著作零星的翻译些给他听）。尼柯雷依从他的请求，开始把哲学史讲给他听，但是在他讲到恩柏多克利（Empedocles）的人生观的时候，高尔基忽患着神经病，被幻觉所围困。他忽然觉得世界失却了系统，在他的眼前忽现着凌空的没有脸的人头，现着手掌，好像极大的蜘蛛似的树根，现着巨大的公牛的没有眼睛的脸，而这些公牛的眼睛却在这些脸的上面跳跃着，形状着实可怕。他的这位明师责备他具有不能自己节制的想象，很不高兴的中断了他对于恩柏多克利哲学的讨论。随后尼柯雷被人请到莫斯科去了，这位怪可怜的高尔基独自一人留下继续发他的神经病，没有什么人来安慰他。无论是在睡眠中，或是在醒的时候，他总觉得有许多令人可怕的残缺不全的，不相联属的，发狂似的影象追逐着他，使他失声狂喊，有时把正在鼾睡中的房东太太惊醒，有时因正在街上闲走着，把鞑靼更夫吓得慌乱起来，把他送回家去，劝他上床去睡。他觉得自己是要癫狂了，勇敢地极力挣扎着，要恢复他的精神上的平衡。尤其使他觉得难堪的，是他的雇主赖宁律师怪他在抄写法律文件的时候，竟把不相干的和没有意义的韵文插写在里面，在这些韵文里大说他自己的苦楚，他不能祷告，以及其他语无伦次的话。他在清醒的时候，心里总在畏惧狂病又要到来；倘若不是两年前的自杀经验，使他相信“自杀是件自侮的蠢事”，他简直又要自杀了。
最后有人极力劝他去看医生，请教医生有什么疗治的方法。有一位精神病治疗专家替他证验了两小时之久，然后对他说道：
“最重要的，我的朋友，你必须把所有的书抛弃掉，把你所有的胡思乱想抛到九霄云外。照你的体格看来，你是一个健康的人，而竟弄到这样的支离破碎，你自己应觉得惭愧。你需要有劳动身体的工作。喂，关于女性方面怎样？原来这样！那也是不对的！让别人实行节欲，但是为着你自己，你须认识一个女子，一个热烈于恋爱把戏的女子——这事于你是有益处的。”
这位医生说了这段话之外，还说了其他几种劝告，但在高尔基看来，是“同样的讨厌和不能容纳的”。最后这个医生开了一张方子给他。据高尔基的追述，几天之后他说离开了尼斯尼诺伏格拉，到信比尔斯克省（Simbirsk）托尔斯泰新村里去；但是等他到了的时候，该村已被毁了。他从来不服膺托尔斯泰学说中关于“简单化”和“无抵抗”的方面；而且恰恰相反，他相信为他自己以及为人类的幸福起见，文化和文明是应该提倡的，对于现有的罪恶须作积极的反抗，在他也认为是非常的重要。他此时所以会跑到托尔斯泰新村里去，因为在那个短时期里，他极想要藉此逃开主人和侮辱，在新村里可自己耕种，自己收获——得到休息和沈思的机会。
不过关于他何以在此时要离开尼斯尼诺伏格拉，却还有一段情形，他漏而未说。原来此时促成他离开故乡的还与一个女子有关系。高尔基离开喀山时，为着女子问题而演了一幕自杀的悲剧而又可谓滑稽剧的情形，我们已经谈过。此次促成他离开故乡，又有一个女子的关系夹在里面。他在《哲学的罪恶》一书里所描写的鬼怪里面，有一个是被这样的描写着：
“……既而人都不见了……他是个圆圆的好像一个肥皂泡，没有手臂，只有一个钟面代替脸，两只红萝卜的手：从我小时起，我就极讨厌红萝卜。我知道这是我所爱的妇人的丈夫，他这样假装着，使我认不出是他。既而他变成一个真的人，小小而肥胖的身材，一副美髯，从他的和爱眼睛里现出温柔的视线；笑着告诉我关于我对于他的妻所怀想的一切歹念头，这除了我自己以外决不会有别人知道的。
“‘滚出去！’我对他呼喊着。”
我们知道他在此处所描写的这个鬼怪，就是波兰人波尔斯洛（Boleslaw），他的“初恋”者的丈夫。他在一本书里，即名为《初恋》的一本书里，对于这个人的描述，颇有怨恨的意味。据说波尔斯洛是属于秘密的革命党人里的一个，这班人偏于理论上的讨论，不很有实际的活动。波尔斯洛就异常热烈于辩论，衣服襤褛肮脏，不修边幅（甚至吃饭后听任食物余屑挂在胡子上，被苍蝇轰着），并且行所无事的做他的妻的寄生虫。她曾在贵族女学院里教养大的，曾在巴黎学过产科及油画，随后嫁给这个以亡命为业的波兰革命党人，生了一个女孩儿，此时正和她的女儿及波尔斯洛住在一个破旧老屋中的一个小小地室里。这个妇人生得漂亮，聪明，有许多关于各种小事的特长，并具有愉快的天性，虽她此时所处的环境很不舒服，而且她要一天忙到晚，要烹饪，要洗涤，要从相片上摹绘油画，要照顾女儿，有的时候还要替波尔斯洛计算一些关于统计的材料，但在她似乎都不置意；她的丈夫却专在各处大辩论其葛拉德士吞（Glad-stone，英政治家）的政策和帕涅尔（Parnell，为爱尔兰争独立的领袖，和葛拉德士吞同时，且为政治上的敌手）的战术。
高尔基以一热情的童贞青年的不顾理由的热诚，对于这个妇人发生着热恋。她的贵族的出身；她到过巴黎，维也纳，柏林，及他在书里想象到的其他令人神往的地方，她在这些地方所过的生活情形；她虽比他长大了十年，但仍有她的#xdfa1;娜的美态及天真烂漫的女孩儿气；她虽处穷乏和污浊的环境中，仍能保持她的活泼愉快的态度——凡此种种，都使高尔基对她倾倒不置。她也喜欢他，喜欢他的天真，他的强健，他的诚挚，以及他的未为书籍和讨论所毁坏的新精神。如在一个平常的青年，立于高尔基的地位，要和这妇人暗渡陈仓，私相往来，并非难事；而且这种行为，在当时那个环境中，也不算什么一回事。但是高尔基却不愿为；他已看过最粗劣的性的关系，认为是苦痛的事情，他自己对妇女却抱有一种高尚的观念，不以这种苟且的寻常行为为满足。“我是到这个世界里来反对的”，这句话是他常说的，是他的不妥协精神的标语。他并这样的承认：“我不知道这种浪漫的梦想怎样会发生，并常存于我的心里，但是我却深信在我所知道的事物后面，必有某种我所不知道的东西，在这里面暗藏着对于妇女交际的高尚的神秘的意义；在第一次拥抱时的后面藏匿着一种伟大的，愉快的，甚至可怕的东西；这种快乐的经验，使我为之精神焕发，获得新的生命。”
高尔基的热诚获得这个妇人的情爱，但是当她把这件事情老实和波尔斯洛商量的时候，这位美髯绿眼的波兰人却为之挥泪，说出许多伤感的话，并且恫吓着说，倘若他被离弃，他一定要死亡，“好像一朵得不着日光的花”。她看他那样可怜，心里不忍，便劝高尔基将此事作罢，她说高尔基尚在年富力强时候，而波尔斯洛却那样懦弱无助得可怜，使他这样的一个可怜虫伤心，是一件错误的事情。高尔基后来告诉我们，正在这个时候，他第一次对于懦弱者感觉得深刻的愤恨。后来他还有许多机会看到“坚强者被懦弱者所围困时所受的悲惨的无可奈何的苦境；为着要保持那些活该被毁者的无价值的生存，反而糟塌了有价值的心力和脑力”，他此时一定要追想到从前尼基福立区对于他所说过的尼采的箴言。
高尔基此时不得不和他所爱的这个妇人分手，但后来他仍和她相遇，并圆满达到他们的“初恋”目的，这是后事，将来还要谈到，现在暂且不提。且说他此时在情绪上因受着很大的挫折，在意识上也受着不能消化所得的知识的苦痛，和那班知识阶级又混不来，于是他觉得不得不离开尼斯尼诺伏格拉了。关于此次的离开故乡。他在所著的自传里有这样的记述：“在一八九〇年，我开始觉得和一班知识阶级中人混不来，因此我又开始我的漂泊生涯了。”这样一来，他要变成知识阶级中一分子的又一企图，最后又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