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到喀山去

喀山（Kazan）是沿伏尔加河的一个城市，是东俄的一个文化中心，该处有博物院，以及其他的许多教育机关，包括该处的一个著名大学校。十五岁的高尔基由尼斯尼诺伏格拉来到这个城市，是充满着满腔的热诚要来求知识，求大学校的知识！以他这个穷小子，忽发这样的奇想，却是受一位朋友的怂恿。这位朋友名叫郁佛令诺夫（Yovreinov），是尼斯尼诺伏格拉一个中学校的学生。他看见这个普通的孩子却对于读书这件事有那末殷切的热狂，便劝他到喀山去。据说他的家属住在该处，如果高尔基有意去的话，可住在他的家里，六个月内可将投考的课程预备好，只要能考进了大学校，他一定可以得到政府的官费，五年之后，他便可以成为一个“科学家”了。郁佛令诺夫断然确定高尔基是“注定了要服务于科学”的，他并且把他和罗莫诺索夫（Mikhail Lomonosov）相比，说这个人也是一个平民的儿子，在十八世纪时由一个无知无识的渔人地位，一跃而为大学院里的一个学生。这个计划似乎是异常简单而一定可以办到的，“因为郁佛令诺夫十九岁了，又具一副好心肠”。依高尔基此时的经验，他应当是不易于受骗的，看见郁佛令诺夫这样的起劲，却被他所掀动。无论如何，高尔基已觉得尼斯尼诺伏格拉讨厌，他需要变换变换空气，喀山总比波斯较近而易于达到，所以他便决意去一趟。他的儿童时代及幼年时代均在外祖母指导之下，现在到了这个阶段的生活，诚然应受外祖母的最后的训海。当她送高尔基到码头和他分别的时候，她对他说道：

“你留心，不要激怒别人——你总是喜欢横行的，你已造成粗暴和卤莽的脾气了！这是你由外祖父学来的；但是，你要看看外祖父：他活着，活着，最后终成一个笨拙的，一个苦痛的老头儿。你要牢记着一件事：裁判人的不是上帝，那是魔鬼的事情！好，再会吧……”

她一面在她的棕黄色的软瘪的两颊上揩着一些老泪，一面继续说道：

“我们不能再见面了。你，一个不肯停息的脚色，要飘荡到很远去的——我是将要去世的人了。”

高尔基迫述当时的情景，曾这样的说道：

“在动身的前几时，我和这个可爱的老妇人常分离，不常见着她，到了这个时候，我忽然很苦痛的觉到我将永远不能再和这位最疼爱我的人相见了。我立在船尾上，眼巴巴的望着她，看见她还立在码头上的栏杆旁，一只手画着十字架，还有一只手拿那破烂的围巾的边，揩着她的眼泪，她的黯然的老眼里，好像充满了对于人类的不能毁灭的爱的光辉。”

果然，这是高尔基最后一次看见他的外祖母。他后来听人传说她最后的状况，孤寂的，穷困的，但仍尽她的心力帮助并鼓励那些不及她所有的愉快的人生哲学的人们。高尔基有无数次的机会追想到外祖母的训诲——不要激怒别人，不要裁判他们，不要那样严厉和粗暴。但是在他所遇着的经验里面，要遵从这种训诲，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到了喀山之后，高尔基不久即发现郁佛令诺夫的好意和指导的实际上的价值是多么的微小。第一件，该处的当局先无意于鼓励未来的罗莫诺索夫。非但无意鼓励而已，反而有意阻碍。原来当时受过教育的青年徒酿成革命的运动，这种趋势使政府当局深信提倡教育，启迪民智，和保持已成立的现状是绝不相容的，是要弄到推翻现状的。当时专制政治之得苟延残喘，就靠着社会的大不平等，利用少数特受恩宠的人的拥护，压迫大多数无能力的民众，所以专制政体的生命就靠着人民的退化，无知识，顺从。这样一来，教育当然是可怕的一件东西，所以当局有意阻碍它的发展，务使多数人民愈难求得教育愈好，只要有极少数人受教育，以供政府的利用，那就满意了。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托尔斯泰伯爵（Count Dmitri Tolstoy）又令中等学校里采用困难学习的死的古文学，以消磨青年的时间和思想，排除能够唤起思想合于实际生活的科目。不但如此，同时并设法阻挡下等阶级求学。托尔斯泰伯爵的走狗和继承人达连诺夫伯爵（Count Dolyanov）则更卤莽，竟发秘密通告给各校校长，明目张胆的叫他们不要录取下等阶级里的投考者，侮辱这班下等阶级的子弟为“女厨子的孩子”！现在在苏维埃的教育招贴上面，常可见到上面写着列宁的标语：“每个厨子必须被教得知道国家是怎样治理的。”但是当时的高尔基——一个被轻视的平民家中出身的未受过教育的孩子——对于十九世纪时代的不分皂白和阻人前进，有什么胜利的希望呢？

高尔基的不幸还不止此。他到了喀山几天之后，发觉郁佛令诺夫对于他的邻居虽具有满腔热诚和仁爱，但对于和他最为亲近的家属却冷淡无情。原来住在喀山的他的家属仅有一个寡妇和两个小儿子，住在一个破旧的小屋里，所恃以自给的仅为有限的抚恤金。久经患难的高尔基，他的眼光是锐敏而富有经验的，所以不久即看出这个寡妇省吃省用，千辛万苦的使这一些经济能勉强维持两个儿子的教育，同时又须顾到家中其他的需要，这使高尔基对她发生无限的同情。于是他便利用在伏尔加轮船上所得到的经验，在厨房里帮助他的女主人，但是青年的胃口特别好，食量特别大，而女主人家里的饭菜却极其有限，不够他的一饱，这倒不是一件易于对付的尴尬工作。郁佛令诺夫殷勤贡献给他的一番好意，在高尔基实感觉到烦恼而苦于无法享受！

这便是关于喀山的一场梦！高尔基也不愿再累他的女主人了，免得她吃饭的时候再来请他入座，所以一天到晚都在外面东跑西走的飘荡着，如遇着下雨的天气，跑也不好跑了，便蹲伏在隔壁烧坍了的屋子里漏得一塌糊涂的地室里面。后来高尔基追述这件事，开玩笑的说道：“这就是我的许多大学校里面的一个！”他要想进喀山大学的一场梦既清醒了，他知道了此路不通，便尽力寻觅替代的路，在漫长的雨天，躲在臭味四溢的地窖里，一个人独自沈思着，筹划着，梦想和现实交萦于脑际。幻象的消灭并不使他灰心。他告诉我们，他获得梦想异常的冒险事业和伟大的英雄的行为的能力，这种梦想的能力，在他生下陷入困难的时候，能振作他的精神，坚强他的意志，排除他的烦闷，鼓起他的希望，督促他的进取；又因为所遇着的困难的时候既多，他的这种梦想的能力愈益锐敏了。他既不存侥幸的念头，希冀外面有助力到来，也不希望发横财的命运，但是他却渐渐的养成一种坚毅的意志，所遇的境况愈艰苦，他觉得愈坚强，甚至觉得愈聪明。他早就明白，人是由于抵抗环境而造成的。

高尔基所著的自从喀山时代以后的追忆录，就用《我的大学》做题目。这种题目似乎不无含有愤愤不平的意味，因为当时他进不得实际的大学校，仅以他所处的社会算作大学校。但他在事后追想，却并不怀有这样怨恨的意味。他有这实际经验过了三十年后，才把此时的情景追忆着写下来，这记录却反映着平心静气的回顾，并且颇有哲学的幽默意味。学校围墙以外的实际的教育，比之正式的徒重文凭的教育，由托尔斯泰伯爵及其左右所指使的教授们略给一些与少数特权阶级的教育，两相比较，那前者是广阔得多了，深切得多了，有生气得多了，高尔基既不能加入特权阶级所入的学校，只得仍继续从前所受的教育训练，即从前所做过的跑腿的杂差，清道夫，厨房工役，以及其他为“女厨子的孩子”所尚能做到的种种职务。但是这个十五岁的瘦长的孩子，形状粗陋，生着一个惹人注意的鼻子，虽仍在中学校的年龄，到了这个时候，就艰苦备尝一端而言，可算是羽毛已丰的成年人了。他此时所选习的课程，是在长时期内切实的彻底的研究种种实用的价值，概念，和人类的相互关系。后来高尔基回顾到他在此时所入的“大学校”，对于这些“大学校”所教给他的知识和经验，一定是觉得十分满意的，虽则他在当时为着受这教育所付的艰苦备尝的代价是很大的。

在他的许多“大学校”里面，伏尔加河可算是他的最忠实的母校。在她的广大的河面，以及沿岸的无数的地方，他学得许多人生的知识经验。他到喀山不久之后，沿着伏尔加河的这个喀山埠头又和他结不解缘，这固然因为他不得不在这上面谋些生计，也因为这引人入胜的伏尔加河和沿岸的人民使他萦念不忘。在这个地方，现实和幻想又在他的生活里混合起来了。据他后来的追述，他在码头上每天能赚得十五个或二十个戈比克。在这个地方，他和那些脚夫，以漂泊为专业的人，以及其他干着偷偷捏捏不便公开的职业的人，混在一起。他说当时觉得好像“插入烧得红热的煤炭里面的一根铁条”——每天都给他充满了许多尖锐而令人兴奋的印象。在他的眼前，熙来攘往的都是一班毫不掩饰的贪婪的人，粗率本能的人，他却喜欢他们对于人生的痛恨，对于世界的嘲笑的态度，对于他们自己的满不在乎。他的个人的经验使他羡慕这些人，在他的心坎中唤起一种欲望，要投身加入他们里面，和他们同甘苦。如同在尼斯尼诺伏格拉一样，后来在喀山，在阿得萨（Odessa），在里海沿岸，以及在他的“大学校”时代的全时期里面，他总是不由自主的倾向于最下等的人们。躬自亲历下层的生活，而又能活着把所经历的这种下层生活，著书告诉我们，在这类的著作家里面，高尔基大概是最与下层的生活有更亲切的接近。但照他自己说，他虽和下层的生活有更亲切的接近，却从来未曾乐而忘返的完全沈沦下去。和那班不负责任的人混在一起，有的时候诱惑力是很强烈的，当这种诱惑力最强烈的俄顷，高尔基的批评的观察的态度每能把他提住，不让他撞着下层的底面去。也许尤其是因为他梦想着外祖母所讲的仙境和玛高德皇后的豪侠武士，这种奇幻的梦想好像做了他的救生圈，在不可及的绝顶和太易接近的最低点的中间，把他悬提着。他做了下流人的一个亲近的同伴，效法他们对于人造的道德信条及标准完全不顾，但是却不肯随同他们违反摩西的十诫，无论是其中的第六条，或第八条，乃至仅属第七条。在喀山的窃贼里面，其中有几个人的个人行为他也颇为羡慕的，但讲到他们的偷窃勾当，高尔基总不肯参加，这究竟是为着何故，高尔基后来的解释似乎不甚清楚。他说：“当时依我的已往经验的趋势，就是加入这班窃贼同干，也是很自然的。我要力求上进和要求学的希望，都成了泡影，也迫我跑到他们的路上去。在饥饿，怨恨，和痛心的时候，我觉得可犯的罪名甚至不仅反抗财产的神圣制度。可是青年的幻想阻挡我转到这条我势将踏上的路。此时我已读了好几本正经的书，这些书在我心里唤起我所要渴求的东西，这东西究竟是什么，我固觉得不明白，但总觉得比我在当前环境中所看见的东西都更有意义”。

高尔基在码头有时做做脚夫，并常和该处的下等社会中人接近，但同时却不因为做了这种工作和交际，便断绝了和知识阶级接触的机会。前一种人使他在精神上的不安宁为之停顿，后一种人却唤起他在精神上的不安宁，但是他自己却也不是随外物为转移，他有他的常识，有他的合理的行为。其实他所愿交的知识阶级，就经济方面及社会的地位方面说，仍和码头上的人物相距不远。若由达连诺夫伯爵看来，仍可斥他们为“女厨子的孩子”。此时高尔基所住的地方是在一个劣迹昭彰人言啧啧的公寓里，这个公寓名叫马鲁索夫卡（Marusovka），他在这个公寓里的楼梯下面一小间里，和一个学生名叫卜勒纳夫（Plet-nev）共榻。卜勒纳夫穷得连房租都付不出，但是他善于弹手风琴和唱着感人心脾的歌曲，使得那位房东太太——一个壮健姣好的老鸨——听着为之意夺魂销，和她的一钱不名的房客发生热烈的感情。马鲁索夫卡是一所庞大的破旧的屋子，里面住的人有饥饿的学生，妓女，和“早就该死而未死的人中鬼”。高尔基依照卜勒纳夫的建议，开始作有系统的阅读，目的要考得一张乡村教师的文凭。他觉得他的这种工作难极了，尤其觉得讨厌的是文法上的呆板格式。但是不久他才知道他的年龄还够不上担任教师的位置，于是他“欣然的”抛弃最后一次想受正式教育的企图。他既把这个最后的企图抛弃之后，仍受他自己的自由的实际的教育，在马鲁索夫卡的走廊上跑来跑去，实行他的老本领——观察。这个地方，嘈杂营营之声，自从早晨到午夜，都不停息，又因在那个世界里，秘密处所既不容易有，也为各人所不需要，所以这位观察者容易辨别声音之所由来，容易观察其中的趣剧和悲剧。他在那些潮湿的走廊上嗅着酸的刺鼻的气味；他静听着缝衣妇的缝机的辚辚声，歌剧团的歌女的练唱声，准备作教会里的唱诗者的神学学生的低唱声，好像发了狂的喝醉的戏子的怒骂高唱声，喝醉酒的妓女，他们的嫖客，以及她们的老鸨的神经昏乱的急叫声——每当这样的时候，高尔基总是问着他自己这个老问句：“这一切的一切，究竟为着什么？”在当时，在后来，他都找不着适当的答案。但是如同在此时以前，以及在此时以后，这位观察者的好奇心，使他就事实作缜密的观察，却被寻觅真理者之好作怨言，更有效果，更有价值。

在这个马鲁索夫卡“大学校”里面，高尔基对于形形色色，各种程度的文化和伦理，获得深切观察全景缩影的机会。有位发狂似的商人也住在这个公寓里，据他说住在这里是要获得“心灵”上的安慰。他每隔几时就请同屋里的房客到他的污浊的房间里去聚会，到的男子和妇女们，讲到他们的人生观，可算是各从不同的星球上降临的。遇着这种时候，高尔基又得尽量观察的机会。

由于郁佛令诺夫和卜勒纳夫的介绍，高尔基渐渐认识一班知识阶级中人，这一班人可以代表过渡的十九世纪，这些人物，后来他在所著的《旁观者》（“Bystander”，即《克林·珊姆金的一生》“The Life of Klim Samgin”第一卷）里颇有讽刺的描写。二十年前，在俄国受过教育的青年都有一种见解，认为他们所以获得他们的特权地位，他们的知识和文化，其代价是在压迫一般平民，使他们屈伏，使他们无知识，他们在良心上因此觉得难过，于是想出一种自赎的政策，这就是要解放一般人民，要增进他们的知识。但是解放要靠知识的增加，而增加一般人民的知识，在专制政府中人却因为要自保生存而不得不加以阻碍。因为要打破这种恶毒的圈子，这班青年理想家便自己奋身起来对政府作不平等的斗争，决心要消灭它，或至少要用革命的恐怖政策来强迫它让步。他们对于所谓“人民”的爱，对于压迫阶级的显明的痛恨，使得这班社会上的享着特权的孩子们，虽在平日是文雅而温柔，此时对于枪杀敌人，炸杀敌人，却能毫不顾恤，百折不回。因此在几年里面，有少数用恐怖手段的激烈青年，不为囚狱，充军，和枪决所恐惧，继续实行他们的惊人的活动。最后到一八八一年三月，刺杀沙皇亚历山大第二，达到了最高峰。

可是这些革命者的英雄的行为，都没有达到他们所抱的两个目的。在一方面，大多数人民的惰性，并不因枪杀和爆炸的隆隆远声所摇动；在别一方面，虽铲除了十几个贵人，虽甚至铲除了沙皇自己，也还不能使政府屈伏。不但如此，反而变本加厉，亚历山大第三的统治，比他的柔弱寡断的父亲还要来得反动，反而压迫得厉害。其先赞扬这些勇敢无前的斗士的社会，满望着在此事成功之后可以获得利益，看见屡次失败，到此时已觉得恐怖政策之可厌，渴望和平，即出任何代价以求得此和平，亦在所不惜。俄国的最伟大的人物，托尔斯泰（Tolstoy）和杜斯吐维斯基（Dostoevsky）不自觉的替这个妥协的屈伏的时代唱着主要的音调；前者是由于对罪恶不抵抗主义，后者则在演说中警戒国人：“高傲的人，降卑你自己吧！”于是普通的一般公民就利用这些深远的思想来文饰他们的浅陋和怯懦。这种徒劳无功的感觉甚至侵入革命的青年里面去，这些革命的青年就是一八八一年三月行刺亚历山大第二事件发生参加恐怖政策所余下的。他们原把一般农民看作如何的神圣，如何的合于他们的理想，现在都感觉到这种理想露了破绽了。他们乃发生疑问，觉得这班农民似乎不值得知识阶级的牺牲；这种怀疑竟有遗毒于革命青年的心意之倾向。不但如此，此时因工业的发展，城市中的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渐渐抬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已渐渐的巩固它的地位，对于“民粹派”攻击不遗余力；这班“民粹派”中人乃相信俄国可跳过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直接跳到乡村共产主义的天堂里去。

高尔基渐和这班暗怀革命传说的喀山大学学生和其他知识阶级中人接触。他被人介绍给一个“民粹派”中人，名叫达伦科夫（Daronkov），他在一条静僻的街道上开了一家普通商店。将商业上的收入都用于这种革命的工作，把店后面的几个房间用作革命朋友秘密聚会之用。高尔基也有机会参加这种秘密会议，心里觉得很高兴。这是含有神秘和危险性质的冒险事业；如被警察探着了，参加的人便有入狱或充军的份儿，或两者同时要尝到的。此外在参加这种冒险的事业里面，高尔基觉得也许那些有学问的人能够解答他平日所感到烦闷的无数问题。到会的人里面，大多数是本地大学校的学生，并夹有一些充军到西比利亚回来的人物和由都市驱逐出来的学生。这班人都是年青，喧哗，易动感情的，聚起来讨论辩驳，往往是很激烈的，攘臂叫号，各人把所带来的厚厚的书籍里面的话，证明他们自己的议论。高尔基对于他们这种理论上的斗争，是准备很不充分的。他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真理，反因说话说得太多，使我寻不着头脑，好像穷人所吃的薄汤中浮着几小点脂肪似的。”他对他们的高谈阔论虽然有点莫名其妙，但是他很感觉到他们对于人民的忠心，对于俄国前途的愁虑，以及他们对于改善生活的决心。从他们所说的话里面，他常听到合于他自己平日“默思静念”的声音，他对于这些人几乎具有一腔的热诚，好像一个犯人获得这班人允许他以自由。具有一腔的热诚而却只是“几乎”，这又足以表示高尔基对于知识阶级的态度始终未能一致。

知识阶级究竟是指些什么人呢？这个几成口头禅的名词原不合文法，也不是俄国文所固有的，是在十九世纪中段才被人用得很普遍的。在反革命的一班人看来，这个名词乃包括有意推翻现状的一切人等——例如革命者，激烈派，自由主义者，被蔑视的民主主义者，戴着眼镜的书呆子，蓄着长发的男子，和剪着短发的妇人（这种男女很容易被人加上虚无党的头衔），总而言之，凡是能读能写，敢于独立思想，不遵从专制君主和神怪的希腊天主教堂所规定的训条的人，都一网包括在内就是了。在亚历山大第二统治的时代，有一班被政府用钱雇来的走狗，以“黑色百人团”（Black Hundreds）著称者，他们拿着国旗和教堂的旗帜，拿着沙皇的画像，拿着刀棍手枪，对大众作示威游行，叫嚣屠杀，所喊的口号就有：“杀死犹太人和知识阶级！”到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时候，在苏维埃里面，这个名词的意义是指带白领的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叛徒，怯懦者，空谈者，以及其他种种无用的寄生者。所以知识阶级这个名词，其意义实在是很含糊的。在旧俄时代，你如说某人是知识阶级中人，你的意思也许是说他对于学问和人道主义是有兴味的，在道德上是有风骨的，在智力上是敏锐的，自认具有不自私自利的人生观，平日待人接物都能实行这个宗旨。但同时你也含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这种人也有一种难以捉摸的特性，这种特性表现于他们的自高声价，不与常人为伍，和他们的贵族的习惯。这种特性虽难以言语形容，但却不致于误会。所以“黑色百人团”的团员能很少错误的抓住一个知识阶级中人的头，用他的木棍来打碎它。他能辨得出一个知识阶级中人，好像他能辨得出一个以色列尔的子孙（犹太人），一样的锐利。

但是有一件事，却是无疑的，就是“黑色百人团”的“猎犬”决不会疑心高尔基是属于知识阶级的一人。他的形貌和行为都和他们不类；他自己也不觉得是像一个知识阶级中人，而且和他们混在一起的时候常觉得不舒服。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出身低”，像柴霍甫也由农村中来的，但是他却可作最文雅的俄国知识阶级中人的代表。高尔基的声望很迅速的日益隆重，为社会中最上等的人士所推崇，他自己亦不惜大用钱财以赞助文化和革命的事业，在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之后，因为他和列宁以及其他要人有相当的友谊和力量，掩护了不少俄国的知识阶级中人，给他们食住，拯救他们的枪决。但是他自己却永远不属于知识阶级。麦勒资科夫斯基夫人（MadameMerezhkovsky）在与友人谈话中，曾活龙活现的描述当时俄国的知识阶级对于高尔基的态度：据那班知识阶级看起来，高尔基是一个戴着丝制礼帽的黑人，高尔基的令人可爱处就在他的粗鲁的强健的样子。他好像一个兵士，或是一个矿工，谈话和写作时是用着伏尔加河一带的土语，为人具有山林或海洋的气息。但是当他和知识阶级中人坐在一起的时候，或是当他描写他们的时候，或是当他写社论的时候（除他所作的小说戏剧之外，大多数文字都是报上的社论），或是当他努力提倡西方进步的文化，反对亚洲野蛮的习俗的时候，他便失却原有的态度，好像换了一个人了。

高尔基立于新闻家的地位，对于近代史上俄国知识阶级的有价值的使命，做了不少畅快的文字。但是在他的小说里面，有时也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我们常看得出他对于这班知识阶级的反感。在他的好几种小说里面，他指出，知识阶级对于他们所捧为神圣的人民的仁爱是仅属表面的，常经不起真正的试验。他在喀山的时期中，对于他所遇的知识阶级中人，“几乎”不胜热烈的钦敬他们，这是上面曾经说过的。但他们始终和他不很混得来，最初因为他对于这班具有学者气概的君子们，觉得胆小和敬畏；后来他看得穿了，对于他们的特性，有几点使他觉得很不痛快。

他们把他看作一件希奇的东西，彼此把他介绍的时候，说他是“天然的金块”，或“平民的儿子”，那种傲慢自豪的气概，简直好像街上的顽童在人行道上拾着了一块铜板，举以骄人的样子。高尔基对此很不高兴。他们对于人民的强烈的仁爱，诚然使他有很深的感动；他并觉得在这种仁爱里面，也许可以寻得并且了解人生的意义。但是他对于他们把人民捧得那样的神圣，那样的伟大，依他平日的实际经验，如所见的水手，木匠，泥水匠，码头脚夫，以及其他所谓“平民的儿子”，都和他们的理想不合，因此对于他们所崇拜的“人民”，其实际是否如他们所想象，不无怀疑。

而且一个博爱主义者在他的不自私里面，也许发生自私的自满心理。那班民粹派中人对于他们所想象的人民的自卑，愁虑，和屈膝，做得那样的过分，有时使人觉得他们含有虚伪欺骗难以承受的意味。他们以为人民对于他们这样的恩惠，当然应该感谢和尊敬的；假使人民对于他们没有这样的迅速的表现，他们便要对于这班人民显示他们原有的特殊地位了。例如上面曾经提到的民粹派中人达伦科夫，他尽把他所开的那个商店的收入，用于该派主义的宣传，而且为着这种革命运动，他不但倾其所有的收入，并且因为他把店后的房间作为存置秘密书籍的图书室，及党人秘密会议之用，时有生命的危险，这不能不说是他的自我牺牲。可是那班年青的民粹派中人，却把这种的工作看作一种自降身份的事情，把自己看作降为奴役一般。他们把高尔基收到他们里面去，自以为具有指导他的权利，把他们所认为最好的事情叫他服从。但是一到这位“金块”对于事情有所揣测，发出大胆的疑问，对于所听所读的意见有所批评，选读自己所要读的书籍，到了这种时候，他们便把他视为忘恩负义的人，警告他的行为要改正，要读指导者所指示的书，暂时不必有所批评。

每隔几时，他便逃开这班知识阶级，跑到码头上去和他的下等朋友混在一起，一则要藉此调换调换在知识阶级中的乌烟瘴气，二则也要替他自己和卜勒纳夫赚几个钱维持生活。在高尔基的回忆录里，他记有一段很可纪念的事实，可以看得出劳动的工作对于感觉知识上烦闷的人有怎样增强的力量。他描写一个码头脚夫的工会，这里面的收入和支出都是由会员公摊的；他所描写的事实是这班码头工人替一个在喀山附近碰着石礁的驳船起货的情形。他虽然年幼而且没有经验，他们也让他加入。当时正在一个寒冷狂风的秋夜，大雨澎湃，如倾泻的下来。这班码头脚夫被拖往驳船正在中途的时候，无不口出怨言，嚣然怒骂。但是一到了地点之后，他们投身工作，异常起劲，使得刚才看见他们满不高兴的高尔基为之惊异不置。包啦，袋啦，好像羽毛似的飞着，这班壮健无比的脚夫大家赛着工作，叫喊呼号，一团高兴，轻快，有效率，好像大家参加一种快乐的游戏运动似的。“他们欣然拼命的干，好像他们患着劳动荒一样，把一百五十磅重的货袋，由各人手上抛来抛去，视为乐事，好像他们等着许久要干这件乐事似的。”后来货主催促他们增加速率，答应以三大桶麦酒为酬，他们更加起劲，工作的加速和加重，好像狂风一样的猛力进行。由第一夜的半夜起，直至第二日下午两点钟止，这班脚夫在狂风横扫暴雨倾泻之下，不断的工作着，直到他们把全部分的货物，从这艘倒霉的驳船上搬完时才休，他们工毕回到喀山之后，倒下去就睡，好像醉汉一样，心里还念着三桶的麦酒。关于此事，高尔基有下面的追述：

“我也抓着货袋，抱着抛来抛去，飞跑上去，又飞跑下来，抓着更多的货袋——我想当时我和我附近的件件东西，都在暴风疾雨中旋转着；那些人，简直好像可以整年累月的同样的可怕的快乐的工作下去，不觉得疲倦，不顾到他们自己；他们简直好像只要握得住屋尖和尖塔，就能够把喀山全城搬到他们所要搬的地方去！

“那天夜里，我体验着一种愉快的生活，为我从前所未尝过的，我的心坎中渴望能尽我的余生来干这种发狂似的蹂躏的工作。当时怒涛猛烈的向着船面上横扫，暴雨向甲板上猛击，狂风在空中怒号，在黎明时的灰暗的烟雾中，赤着半身的雨水淋漓的一班人，上上下下的飞跑着，速率一些不减，喊着，笑着，炫示着他们的膂力，他们的劳动……

“这些两脚野兽，他们的工作那样的聪明伶俐，那样的忘形的发狂的干着，令人觉得要去抱着他们，吻着他们，我当时觉得这种愉快的奋不顾身的精神能克服任何阻碍，能在世界上创造任何奇迹，能在一夜之间，布满大地以崇伟壮丽的宫室和城市，好像我们在神话故事里所读到的一样……”

秋季到了，高尔基不得不寻觅一种比码头上供求杂乱的工作较为水久的职务。有几时他做过园丁，做过阍人，做过剧团里合唱班的唱歌者，最后他不得不学习糕饼店的职业。他在申密诺夫（Varily Semenov）所开的糕饼店里，开始他在身体及精神方面最辛苦而却最有教育价值的一个“大学校”生活。这个时期里面的情形，在他名著里的《廿六男与一女》，《柯诺佛罗夫》和《主人》等书里面有绘声绘色的描写。他在这一行业上所费的时间比较的久些，所受的训练也比较的充分些，所以这一段时期在他的追述中和其他部分有判然的差异。虽到了今日，他每谈起在糕饼店里作学徒时代的情形仍谈得津津有味，活龙活现的描述怎样搓成面团，怎样把大块的面包推到烘炉里面去，怎样在准确的顷刻间，用正确的速率和方法，把这些大块的面包抓出来，结果便造成“完备的面包”。

他在申密诺夫的糕饼店里，每日要做十四小时的好像地狱生活的苦工，每月仅得三个卢布的工资。这种苦工使高尔基“安静”了几时。他不得不抛弃达伦科夫会议的参加，这件事在他的单调的生活中是一件大憾事。他在申密诺夫糕饼店里的工作麻烦极了，除要做生意上的工作外，还要替老板做琐屑的家事，这许多事里面有一件是替老板饲他所钟爱的奇大无比的猪猡，这些猪锣又异常顽皮，当他喂饲的时候，和他烦扰不清。这样的忙碌着，简直是日无宁时，在他工作所余下的时间极有限了，或用于睡眠，或用于和同事们谈谈。最初他们对他存着好奇心，把他当作一个怪物，但是他在他们的眼中看来，学问是异常的渊博，经验又异常的丰富，更加上他的青年热烈的有传染性的情感，他的诚意和严正的态度，使他们渐渐的对他发生良好的感情和敬意。尤其使得这些怪可怜的奴隶发生惊奇的钦佩，是这个孩子对于那位具有一切权力，使人惊恐畏惧的老板，能以尊严的态度作持久的反抗斗争，最后竟使他对这个孩子不得不刮目相看。申密诺夫为人机巧而残忍，肆无忌惮，对人喜嘲笑侮弄，贪欲无厌，醉的时候恶计万端，醒的时候冷酷无情，因为他是从最低贱出身的富人，所以愈益卑鄙，愈益榨取得厉害。以这样的一个凶狠猛恶的脚色，而高尔基以月得三个卢布工资的一个孩子，纯用他的青年血气使他屈伏，默然俯首，甘拜下风，使那班糕饼工诧为奇事，认为是前所未闻的精神克服物质的空前胜利。当他们搓着面团或捏做糕饼的时候，高尔基大发议论。他们不自主的要倾耳静听这个孩子对他们滔滔不绝，所讲关于他由书本里所得的精华，或从知识阶级中所听得的议论。有一次老板知道他们这样的聚会，踏进来惊散了他们，并替这个惹他厌恶的演说者上个绰号，叫做“瞎闹的喧谈家”。这个绰号居然和他结不解缘者好几年，后来不知怎样被秘密警察探悉，把这个名字记录下来，说是高尔基从事秘密行动时用的假名。高尔基追想当时的情形，他说：“我当时对于那班人究竟谈些什么，简直只有魔鬼知道，但无论如何，总是有关于唤起对于一种差异的，更容易的，更有意义的生活之希望。有的时候，我对此事获得胜利，因为在我对于他们大发议论之后，看见他们的熏干的面孔上表现着愁闷的神情，他们的眼睛闪铄着，也表现出愤怒的情绪，我心里竟觉得高兴，很自豪的以为我也‘和民粹派中人一同工作’，做‘开导’人民的工夫了。”

但是这种高兴的心境却也很少遇着。尤其多遇着的，是高尔基自觉他对于这些人民的惰性和无知，简直无力对付，要使他们从黑暗中重见光明，须有比高尔基所有的更大的火炬。他们很忍耐的很顺服的做主人的奴隶，这种好像家畜的忍耐和顺服，高尔基实觉无法使他们消除。这班人所知道的和所能容受的唯一娱乐，不过是酒店和娼寮，他有何法责备他们呢？他也和他们混在一起观察观察。但是那些娼妓对于这位大鼻子的仁兄不欢迎，因为他并不肯实际加入去嫖，她们觉得他也许是为监视她们的嫖客来的。到了后来，就是那些糕饼匠自己也叫他走开，不劳他奉陪到“安乐窝”里去，因为——例如其中有一人就这样的说，他们“和他同去混在一起，觉得不对”，“使他们好像是在父亲或牧师的面前”。

高尔基看见他自己使他们感觉到这佯不便的结果，颇为懊丧，因为他无论到什么地方，总要想法增加一些知识。关于性的关系，他也很觉得惊异，并有研究的兴趣。他自己对于此事的概念却是一种奇异的混合物：一方面他在实际环境中所见所闻的是最粗陋的概念；一方面从书本里和梦想中所见到的又是理想化的很高尚的概念。在糕饼匠一类人常到的贱价的娼寮里，只须一个卢布就可买一个妇人过一个全夜，高尔基所见到的这种罪恶是粗陋，强暴，而实际并没有什么快乐。他看见那些同事虽勉强装作满不在乎，而他们的脸上却表现着难为情和尴尬的神气。尤其使他惊奇的，是他很痛心的探悉在这种地方，所谓知识阶级也到的，而且他们的行为还比那班被众视为下等人的更坏。固然，以肉欲自娱的幻想，对于大学生的吸引力，也和对于糕饼匠和脚夫一样。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听到娼妓们关于他们的优劣比较的谈论。据她们谈论的结果，认为读神学的学生，政府的办事人员，和一班所谓“纯洁分子”中人，纵欲更厉害，竟用种种残虐和任性的方式蹂躏妇人。在高尔基探悉这种黑幕，尤其觉得痛心。他从前不曾对那些糕饼匠们大发议论，盛称那些文雅高尚的知识阶级和他们对于改良平民生活的不自私的热诚吗？那些听众听了他的议论，就常有怀疑，对于他的这种赞美，每不禁大笑。高尔基到此才觉得他们确有见地，因为他们对于此中情形实在懂得更清楚，他们岂不听到娼妓所谈关于那些有学问的君子人们和他们的行为吗？小客栈和娼寮，在那些糕饼匠和他们一类的人，可以算是“大学校”。从城市文明的最黑暗的最污浊的场所，不知不觉中漏出一大串的可疑的传说，传到一般无知无识的人民的脑袋里面去，毒害了他们的脑袋。这种毒害，因妒忌和怨恨而更易于传播；这种妒忌和怨恨更易集矢于那些异于民众和为一般民众所不了解的人们。知识阶级之受一般人的唾弃，很受这种传说的牵累。在西方各国，受过教育的人和未受过教育的人，其中隔阂莫甚于旧俄国。人民中有百分之八十五是文盲，一个人只须能读能写，就被人看作惊异和畏敬的人物，不过于惊异和畏敬中却常夹着猜疑。他们对于知识阶级既潜伏有这样的恶感，所以做帝俄政府的走狗，替政府组织“黑色百人团”的人，并不难从这类“大学校”的高足里面雇用团员。高尔基就听见那些糕饼匠欣然谈起，说他们要拿铁锤帮助攻打大学生。高尔基听了不胜愤怒，他自己好像一条网线，牵连着这判若两个的俄罗斯；但是他虽不胜愤怒，对于他们彼此间缺乏了解的隔阂，也觉得无力对付。

他在申密诺夫糕饼店中所获得的经验，要利用于民粹派的工作了。该派中人达伦科夫所开的普通商店，因该派本地工作上的费用日增，该店收入太少，不敷应用，所以他建议要再开一个糕饼店，俾得多赚几个钱来用于主义上的工作。他并提议要请高尔基去做助手。因为他认高尔基为“吾辈中人”，一方面可使这生意发达，收入增多；一方面也可藉他监视所雇用的糕饼师傅，防他窃取店里所用的材料。

高尔基接受了他的嘱托，这个生意确做得发达，以致本店不敷用，迁移到一个更大的店铺。但是讲到监视糕饼师傅的道德，高尔基却只得承认失败。这个糕饼师傅，据高尔基所描述：“他的两鬓已斑白了，生着一副尖锐的胡子，干燥的面孔，面色好像腌过的猪腿，一双黑黑的表现一肚子转着念头的眼睛，和一个奇怪的嘴：他这个嘴，小得好像鲈鱼的尖嘴，嘴上两个厚厚的膨胀的嘴唇，其形状好像在想象中接吻似的。他的那双灼灼的眼睛，好像含有嘲弄的意味。”这位糕饼师傅和高尔基共同工作的第一夜，他就把若干鸡蛋，面粉和牛油，另外放开。高尔基问他放开作什么用，他很和爱的回答说“为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女子”，并接着说：“一位可…可…可爱的小女子！”高尔基的词严义正的企图，这位糕饼师傅却老老实实的觉得惊异，若行所无事的不加理会，高尔基倒被他弄得没有办法，从此以后对于他的“放开”，以及他对于那位“亭亭玉立的女子”之多情的行为，只得处于消极旁观的地位。

高尔基在这个“民粹派”所办的糕饼店里受着多少工资，无从查考，间接的我们可从这位糕饼师傅的话里猜到一些，他允许替高尔基在这个较大规模的店里提议每月十卢布，做他的高等助手的工资。这提议究竟通过了没有，不得而知，但有一事却是确然无疑的：那就是高尔基在职务上没有偷闲的机会。他的规定的服务时间是由每晚六时起至第二日的中午止；但那位糕饼师傅见他伶俐，几乎一切工作都推给他做。除要搓面团和烤面包之外，高尔基还要把烤好的货物亲送到达伦科夫的普通商店里去，还要把一篮一篮的这种货物分送到各机关里面去。在神学院的饭厅里，他要把甜的小馒头分散给学生吃，有的赊帐，有的付现款。他这样在他们早餐桌旁跑来跑去的时候，也参加他们的谈话和辩论，例如关于托尔斯泰的讨论，或者竟谈到政治的问题，不过要特别谨慎就是了。他偶尔依照“民粹派”中人的指示，把犯禁的书籍及阴谋的文件，藏在馒头下面，偷散给他们看。

高尔基把他的有限的余暇用来和许多种类的人谈话，或倾听他们的谈话，此外还用于读书。在安静的时候，他已在尝试用笔写些东西：在夜里，当他正在等候面团涨起来的时候，他便急急忙忙的写他的韵文，大部分都是属于讽刺的方面。除了达伦科夫店后一班知识阶级外，他所认识的朋友里面还包括有若干有趣的工人和手艺工匠，以及各种社会阶级里几个奇怪的人物，这里面当然也包括着码头上的同志们和从前同事过的糕饼匠等等。这一切人，或多或少，都给他机会了解俄国及人情世故，使他好像在“大学校”里肄业，后来他把这里面考察所得，写成有声有色的文章。

他在当时这种“大学校”里所读的“科目”，真是形形色色，种类繁多！他在喀山所认识的朋友里面，竟有一个警察，名字叫做尼基福立区（Nikiforych）。我们要知道，在旧俄的时候，一个警察是最普遍的被人痛恨和贱视的动物，他的许多绰号里面有一个就叫做“飞罗”（Pharao，古埃及压迫以色列人的暴君的名字）。但是高尔基既立于“大学校”里一个“学生”的地位，他对于科目上的题目并没有选择的自由，而且并不是他选择尼基福立区，却是尼基福立区选择到他。这个鬓发已白的勇敢轩昂的“飞罗”，早就常注意到在他管辖区域里的这个可疑的青年。我们在上面曾经说过的那个房客混杂的公寓，名叫马鲁索维卡，就是这个警察所最喜到的最有效果的猎地，常常在这里面拘捕着政治犯的就是他；忍耐的察看青年卡勒纳夫的行动，乘他正在印刷秘密宣言的时候，突如其来把他捕去解到圣彼得堡的，也是他。当然，他也看出这个显然异乎寻常的孩子，高尔基，是那班码头脚夫的昵友，糕饼匠和其他工人的同志，并是被他所深恶痛绝的知识阶级的朋友。于此有件偶然碰巧的事情：糕饼师傅所姘的那个“亭亭玉立的女子”，就是尼基福立区的干女儿。这个远“亲”的关系，更给这个警察一种凭藉的机会，把他的罪网张开到这个糕饼师傅的助手身上来。他屡次在街上故作无意中和高尔基攀谈，这位喀山的福尔摩斯很想用巧妙的探法，使高尔基自认读过托尔斯泰的著作。在事实上高尔基确曾读过，但这个警察所注意的，当然不是文学上的问题，是注意托尔斯泰所著的几本犯禁的小册子。这样的在街上好像偶然碰着的谈话有过几次之后，这位“飞罗”就请高尔基到他的家里去“喝一杯茶”。就是不及高尔基那样灵敏的人，也看得出尼基福立区的这样勾搭是另有作用的，在高尔基当然是心里明白，不过为着好奇心，他决定去跑一趟；况且在他把此事和达伦科夫一班人商量之后，他们也觉得如果不去，越使这个警察对于他们所开的那家糕饼店要增加猜疑。

关于当时访问的情形，高尔基的追述里这样说：“于是我就去尼基福立区的家里去拜访他。他所住的那个小穴里，三分之一的地位被一个俄国的炉灶占满了；还有一个三分之一的地位是放着一只双人榻，前面挂着印花棉布的帷帐，榻上堆满了如山的红色粗绒布套着的枕头；其余的地位所用着的妆饰品是一个食橱，一个桌子，两张椅子，近窗口还有一张板凳。尼基福立区的制服解开了纽扣，就坐在这张板凳上，他的身体掩蔽着这个唯一的窗口。在我的旁边坐着他的妻子，她是一个胸脯丰满的年约二十岁左右的妇人，生着一副玫瑰红的面孔，一对奇异的灰蓝色的含着狡猾和包藏祸心的眼睛；她的焕发红色的嘴唇时时变动着努着装腔作势。”此外还有个特色，这位警察太太居然用脚在桌下和这位来宾勾搭；当她的“军神”不在注意的时候，竟敢公然的和他眉目传情。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高尔基好像上着一“课”关于俄国一般反对更变政策者的政治观。关于这一“课”，高尔基有下面一段怪有趣的追述：

“‘一根看不见的线——你懂吗？’他这样的问着我，问的时候他睁圆着眼睛注视我的脸，那对眼睛睁得圆圆的，好像有了什么使他惊吓的样子。他接着说：‘譬如你把皇帝当作一个蜘蛛……’

“‘啊！上帝保佑你！’他的妻子叫喊了起来。

“‘不要多嘴，你！我这样说，不过是要求得明瞭起见，你这蠢货，这并不是有意毁谤，你这雌马，把茶缸拿开！’

“皱着眉毛，半闭着眼睛，他严肃的接下去说道：

“‘一根看不见的线——好像蜘蛛网上的线一样——由当今皇上亚历山大第三做中心，向外展布出来，经过省长以及其他等等官吏的等级而达到我自己身上，甚至并达到军队中最下级的兵士。大家都受着这根线的束缚和联系；皇上的沙皇国之所以能永远维持下去，就靠这根线的无形的势力。至于讲到那些卑鄙的波兰人，犹太人，和某种俄国人——他们都是受了背约的英国女皇的贿赂，一有机会，就想打断这根线，而在表面上，却自托于为人民而干的。’”

据高尔基后来说，他对于当时知识阶级中的他的向导者和教师，谁都有相当的钦佩，但是他们里面没有一个能像尼基福立区把当时俄国国家的机构说得这样明确，说得这样活跃。他才觉得由中央的蜘蛛——也就是尼采所谓“冷酷的怪物”——做中心发出的看不见的线所构成的丝网，历历如在眼前。尤其可异的，是这位老年的警察在谈话中居然有好些地方和这位哲学家的意见不谋而合。例如当他谈起关于拘捕卜勒纳夫的事，他竟说出一大篇好像尼采痛骂基督教的怜悯和慈悲道德的文章。他这样说：“在《圣经》中讲了许多关于怜悯的话。其实怜悯是一件害人的东西。这是我的想法。为着怜悯，我们不知耗费了多少金钱，用在不需要的或甚至恶毒的人民身上，济贫院哪，监狱哪，疯人院哪。我们应该帮助强壮的健康的人民，这样才不致把力量耗费。我们如尽管帮助懦弱的人——曾有谁能使一个懦弱的人强壮起来？因为这样皂白不分的混在一起，所以强壮的人也渐渐的变成懦弱了，而懦弱的人却反而牵累了他们。这真是一件大可商榷的问题。这里面有许多需要重加考虑的地方。我们明白，人生久和《圣经》所说的离得远了，人生已向着自己的途径前进。例如关于卜勒纳夫的事件——他这样毁了他自己，究竟为着什么？为着怜悯！我们把钱施给叫化子，却听任学生们毁了他们自己。喂，这是否合理呢？”

这个老警察所说的这些话，使高尔基获得很深刻的印象。这些话和外祖母的仁爱及怜悯的宗教观念，可谓背道而驰。依高尔基所得的经验，已使他怀疑外祖母的态度在实际上的效力。在尼基福立区的话里面，他倒觉得含有某种的真理，不过感觉不快的是这种话竟出于当时为众所痛恶的警察的嘴里。据有些文学批评家的意见，高尔基所著的关于漂泊者生活的若干小说，似受有尼采学说的影响。高尔基自己曾经说过，他在书本里所看到的观念，很少不是他在实际生活中所已经听到的。实际的生活和书本，对于他都有影响，这是无疑的。但是书本里的知识究竟还是纸上空谈，他从实际生活中所观察的所经验的事物，叙述起来自有其真确的活跃的特质。尼基福立区的一番谈话，对于高尔基，比他后来所读的好几本关于尼采的学说，影响更大，也就是这个缘故。

这个时候，高尔基正在苦求一种世界观，所以尼基福立区所说的具有暗示意味的话，正打动他的心弦。他此时正在很激切的寻觅一种出路的公式。民粹派中人的说法，在他看来似乎不切实际；而对于这一派的政敌，刚在开始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驳论，在他的心里也尚未有明晰的反应。他有一次跑到城外一个荒废的屋子里，参加一个半夜的聚会，在这个聚会里，卜勒哈诺夫（George Plekhanov）宣读《我们的歧途》一文，大家辩论得非常激烈。当时青年邬立恩诺夫（Alexander Ulyanov）和他的同党（都是从前的喀山大学学生）因谋刺亚历山大第三被枪决，民粹派中的英雄主义已成十九世纪的回光返照，同时由国外对国人大声疾呼的有卜勒哈诺夫，爱塞尔洛（Axelrod），杜资（Deutsch），萨索立区（Zasulich），他们都是从前的民粹派中人，此时他们都从幻想的梦里觉醒了过来，树起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旗帜，领导革命的青年。十年以后，这个新运动的领袖里面，有一位就是邬立恩诺夫的弟弟，名叫佛勒底密尔（Vladimir），他的更著名的名字就是列宁（Nikolay Lenin）。当时所聚讼纷纭的问题是异常重要的。他们所争辩的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俄国——在最近的将来，应采用那一种？从事农业的农民，还是工厂的工人——那一方面更需要革命运动的立刻注意？假使马克思是对的话，依据经济的定命论，把个人的地位降至零度，那末民粹派的个人的英雄主义便是儿戏了，但是这样一来，未免亵渎以前以身殉主义的烈士！他们对于这种种，引起很激烈的辩论。高尔基也在旁倾耳静听着，但他所听到的只是个人的强辩，彼此互作凶狠的攻击，在任何一方面，都嚣然各作张大其词的议论，以致此事的真理所在，反而湮没于高谈阔论和香烟浓雾里面。

高尔基对于人生愈益感觉到它的复杂。他的疑问和问句愈多起来，愈难寻得相当的答案，甚至于连讨论都不容易。因为尼基福立区对于高尔基所服务的糕饼店既加以注意，学生们觉得常到此处不稳妥。高尔基很羡慕这些学生，心里异常的嫉妒他们。当时的这些大学生都是暴躁如雷的，有的为着政治的理由，而且有的也为着大学本身的事情，和学校当局捣乱。高尔基所不能了解者，任何人既得享受在大学校里读书的权利，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苦痛，要那样掀风作浪？他告诉我们，假使在那个时候，有人给他在大学校里读书的机会，即所需要的学费要每星期日当众用鞭打他一顿，他也情愿容纳这个条件，一点不出怨言。

“我把我自己怎样办好呢？”他继续不断的问着自己——没有人可供他请教。他年龄渐大，已到十九岁了，自觉自己的样子生得多么呆笨，如同托尔斯泰在他的青年时代一样，对于自己很觉得讨厌。同时他装满了一脑子的问题，印象，和经验，但无法整理解释，好像挑着重担；青春的精力盈溢，筋肉强壮，但在性的方面却仍然贞洁，羞怯不前；要想将他的疑问和沈思所得，和朋友谈谈，宣泄宣泄他的烦闷，但是没有人了解他，使他感到悲怆和孤独。正在这个时候，他接到由尼斯尼诺伏格拉一个亲戚寄来的短简，告诉他关于外祖母逝世的消息。她在未死以前，竟做了乞丐，将奔乞所得，用来帮助若干懒惰的年青的亲戚。有一次她正在行乞的时候，忽在教堂的甬道上滑一脚跌了一交，把她的一条小腿跌断了，后来因为没人照顾，不久即患脱疽而死。高尔基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全身为之震颤。他在夜里坐在一个教堂广场的一堆火柴上面，独自一人呜咽着，极想把他的令人惊叹的外祖母的事迹告诉人。好几年以后，他读到柴霍甫著的《哀痛》一篇小说，里面叙述有个马车夫的儿子死了，关于他的儿子死的经过情形，听他诉说的唯一听者就只是他的马，高尔基不胜感慨，回想他当时独坐在教堂广场上哀念外祖母的时候，慰藉他的既没有马，也没有狗！过了几天之后，替达伦科夫料理家务的一个妇人问高尔基道：

“你为什么这样的不高兴？”

“不久以前我的外祖母死了！”

她听了竟觉得怪有趣似的，笑着问道：

“你异常的爱她吗？”

“是的，你还要听听关于她的别的情形吗？”

“不。”

当时高尔基所来往的知识阶级，对于他的个人的生活，都是这样淡漠的态度，这个妇人可算是他们的一个可作代表的榜样。这班知识分子都把高尔基看作“尚须加以同化的原料”，无怪唤不起高尔基对于他们的同情，也鼓动不起他对于他们的信任心。每遇高尔基开口要谈些在他们觉得没有兴趣的事情，他们总是要打断他的话头，对他说：“不必提起吧！”

正在这个时候，高尔基在民粹派所办的糕饼店里所作的事情，渐渐的失却为主义而努力的吸引力。生着一副好心肠的达伦科夫很柔和的对高尔基自承他们将要破产了，原来那班民粹派中人尽量的用着这个店里的收入，并未顾到相当的节制。店中现款箱里的钱，仅拿去应付种种的费用，以致所余下的款子不够支付购买面粉的钱。高尔基觉得人生渐失却了它的意义了。不但如此，在这样尴尬的时候，又加入一种妇女的纠纷。据高尔基后来所追述：

“我当时觉得对达伦科夫的妹妹玛利亚（Maria）发生了恋爱。我又觉得对纳德资达（Nadezhda Shcherbatov）发生了恋爱，她是我们店里的洗衣妇，一个健壮红颊的女子，在她的那个红亮的嘴唇上总是现着一种同情愉快的笑。就普通情形说，我是发生了恋爱。我的年龄，我的性格，我的纠纷的生活，都需要我和妇人交际；这是急需的时期，并不算太早。我需要一个妇人的抚爱，至少需要一个妇人的友谊的注意。我需要自由的谈我自己的生平，需要在许多不相联贯的观念里面，在我的许多混杂的印象里面，寻出其中的关系来。”

在这种物质及精神的烦闷中，他最后竟想自杀！当时是一八八七年的十二月，他买到一枝旧手枪，对准他的心开放，那颗子弹穿过一个肺，藏在肺的后面，幸亏他的体格强健，不到一个月，他复元了，又在糕饼店里工作。关于此次企图自杀的情形，高尔基在他所著的《麦卡一生中的一次事变》（“An Incident in the Life of Makar”）一篇小说里，有“夫子自道”的叙述，说来颇详，现撮述其大意如下：

这篇小说里所说的主人公麦卡，据著者说是一个自修的十九岁的青年，他做劳动工作的时候是兴会淋漓的很愉快的干，他的这种精神常传染给他的同事，他梦想着能够唤起人类的共同努力，解放他们自己，铲除凡能压迫毁坏他们的生活的一切。麦卡喜欢看书，在夜里的时候，他不从睡眠里寻觅工余的休息，却喜作种种梦想。他所读愈多，所想愈多，在他的工作同伴看来，似乎愈格格不相入，他开始疑他自己烦扰了他们。于是他和知识阶级来往，希望由此获得交际和了解，但是他觉得和他们之格格不相入，比对那些未受教育的劳动者为尤甚。他们见他是一个自修出来的平民的儿子，都存着好奇心，这种态度很使他觉得烦恼：他对于他们所用的死的书本的语言，也不大懂，并且觉得他们对于他也不能了解。在这个同一的时候，他想他自己忽陷入了情网，但又不能确定究竟是对于塔尼亚（Tanya）呢？还是对于纳斯惕亚（Nastya）？（这是假托的名字，在实际是玛利亚Maria和纳德资达Nadezhda）他对于她们两位都不隐藏他的心事，她们觉得他怪有趣的。他是个无家可归的人，和她们接近，好像一个人在冬天严寒的夜里，冷得刺骨，跑近十字街头有烟火的地方；他以为这些聪明的女子——两个里面的那一个，他并不在乎——肯把她们自己的一些出诸心坎的话，肯把一个妇人抚爱的话告诉他，使他听了能从他的心里一扫孤寂渴望的烦闷。但是她们却和他开玩笑，提醒他已过了十八岁的年纪，劝他多看几本正经的书。麦卡的头是疲顿极了，他不能再消化更多书本上的智慧，他只活着回想一生所受别人对他的无限的“虐待和创痕”。他断定他自己是一无所用的，对于别人也是一无益处的。回想到他鼓励同伴工人所用的激昂慷慨的话，和那些话在他们所唤起的希望的感觉，他觉得自己是个欺骗者，决意要枪决自己！

他于是在一个旧货摊上买了一枝生了锈的手枪，在一本解剖学的图解书上把胸部里的心脏的地位研究一番，弄个清楚，最后为着准备实行这件严重的事情，特于事前先往公共的浴室去洗澡，把全身擦洗个干净。他然后回到“家”里去。他的这个“家”是怎样的呢？那就是糕饼店里在店面排列样品的玻璃窗箱的后面和一个无窗的墙壁之间的一块地方。走进店里所经过的那扇门，挂着一块毡作门帘。在排列样品的玻璃窗箱的后面，就摆着麦卡的一个小床，在床的前面放着一个木箱，就当作桌子用；这上面放着几本书，一盏小油灯，还有一张从一本他用了五个戈比克买来的书上撕下来的奥温（Robert Owen，英国的改造家和社会主义者）的画像。在墙上挂有一张旧的雷卡密尔（Lulie Ricamier，法国的女文学家）的石印像，还有一张“柏林斯基（Belinsky，俄国的文艺批评家）的多刺的好像鸟的面孔”。每遇有人开门从街上走进店里的时候，总有风从排列样品的玻璃箱的罅隙中吹进来。在这种愉快的环境中，麦卡准备他的长途的旅行——自杀。他不免有书呆子气的地方，有一件事很可表示出来，就是他仍要学着自杀者的向例，要留下一张字条做他的遗书。他写了一张又一张，都觉得措辞不能称心。他写着：“我要去死了，因为我不再尊重我自己了”；又写：“没有一个人爱我，也没有一个人需要我”；又写：“生活太苦，我不能再忍受了”；又写：“我要去死了，因为没有一个人需要我，我也不需要任何人。”写了一大堆，他忽然想到没有人他可将这张字条写给他！

正在这个当儿，店门忽然有人推开了，布满灰尘的毡帘动着，从帘后现出纳斯惕亚（店里的女店员）的玫瑰红的快乐的脸，她问道：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正在写东西。”

“做诗吗？”

“不是。”

“那末做什么呢？”

麦卡摇着他的头，出乎他自己意外的承认着说：

“关于我自己的死的一张字条。我不像能够把这张字条写得成。”

“呀，多么聪明！”纳斯惕亚这样叫喊起来，喊的时候还扭着她的鼻子，那个鼻子也是玫瑰红的颜色。她站在那里，一只手握着门钮，还有一只手攀着毡门帘；她的上半身向前倾，伸着她的围有一根绒带的美丽的头颈，摇着她的黑的梳得平滑的头。在她的伸出的腕臂和窈窕身体中间，挂着她的长而厚的辫带。

麦卡对她望着，觉得心里忽然闪烁着一种小小的胆怯的希望，好像一盏神灯里的火焰似的，当时这个女子静默了一会儿之后，又笑着说道：

“你还是把我的高跟皮鞋刷刷亮吧——史脱尔斯基（Strel-sky）明天要演《哈姆雷特》，我要去看他。你肯吗？”

“不。”麦卡叹一口气回答她，把刚才的希望都消灭了。

她动着她的稀薄的眉毛，表示奇异的说道：

“为什么不？”

“老实告诉你，我要在今天里枪决我自己，我此刻就要离开这个地方！”

她的身体往后倾，转瞬即翩若惊鸿的不见了，只留下这样一句埋怨的声音：

“呸！你这个人是那末讨厌！”

此外还有一段关于高尔基和这位女店员的谈话，也怪有趣的，现亦略述如下。当高尔基要出去自杀，正在店中走出去的时候，纳斯惕亚正坐在柜台后面看书。

“现在要到那里去？”她这样的问着，问的时候并未仰起她的头，只不过飘着眼斜看着他，并于无意中现出她向所常有的笑容，寻常在一笑之后每继以几句嘲笑的话。

“为着我自己的事情。”麦卡回答她。

“赴约吗？”

“赴死的约。”麦卡几乎要把这句话脱口而出，但是抑制住自己，未曾说出来。

麦卡在冬季的一个全夜里向着伏尔加河走去。他知道在这河滨有一处岸旁峭岩壁立，他打算在这个地方枪决他自己，使得他的身体于受弹后向下滚，也许可以葬在雪里，等到春初，他的尸身可在河上漂流出来。高尔基所著的这本小说里，随后很详细的说起麦卡途中遇着一个鞑靼人做夜里更夫的，这个更夫正为着有一只小猫被人抛在外面听它冷得冰冻，忧虑着不知怎么办才好。他用断断续续的俄语向麦卡请教，问他怎样可以救救这只小猫的生命。麦卡建议叫他把小猫揽在怀抱里，一面可以救了小猫的命，一面这个老头儿也可以更温暖些。后来麦卡向自己开枪倒地之后，被人救了起来，当时他因伤流血，而且被他的身上的粗布衬衫烧焦得很厉害，原来在他拉着枪上弹机的时候，他的衬衣烧着了。陪他到一个医院里去的，也是这个鞑靼更夫，在途中的时候，这个更夫很悲痛的哭着道：“为着猫，为着畜生，他知道怜悯；为着他自己，一点儿怜悯也不知道！唉，没有辨别力的脑袋啊！”

在这本小说里跟着描写得历历如绘的，是关于在医院里的情景：子弹怎样的钳取出来，麦卡对于诙谐的外科医生怎样的愤怒，他的梦想和幻想，以及和他同病室里的病人等等。但是有一件实际的情形，他在这本小说里却未曾提起，就是在医院里，他经过史笃登资基教授（Professor N.I.Studantsky）检验之后，高尔基听见他断言这个似乎昏沈去的病人是无望的了！随后他又听见有个年青的驻院医生建议把他的子弹钳取出来，因为这个子弹很近在上面。这个教授同意了他的建议，但是很怀疑的样子，认为没有什么希望。

我们在这本小说里看到麦卡在医院里渐渐复元的时候，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虽然恨自己未将自己枪毙，还要寻得机会自杀，可是他的心里却在模糊中希望着生活，希望着有人来抚爱他。正在这个当儿，纳斯惕亚居然来看他了，她刚到的时候，她的健康，她的活泼愉快的脸，简直使他想喊出“哈罗！”但是他再仔细一看，看见纳斯惕亚的含有愠意的小鼻子，不愿意似的努着的上唇，因为他赤着手臂和肩部而急于他顾的眼睛，他便冷了半截。随后他们的谈话是很简单的；当纳斯惕亚离去的时候，麦卡很明晰的感觉到“生活是一种侮辱，再活着是不值得的”。第二个来看他的人也是属于知识阶级——一个医科学生。他对于麦卡自杀的事件觉得异常的奇怪，问了许多话；当他觉得有些答语和在教科书上所说的相符的时候，他摇着头表示对的意思。麦卡觉得人们的讨厌，甚至于那位和爱的老年的鞑靼更夫来看他，请他痊后到僧院污水沟附近的他的茅屋里和他一同喝茶，也不能安慰他，也不能鼓起他的愉快的精神。他的心里渐渐的感觉到自我的卑微，感觉到自己的无用，觉得在此天下滔滔鄙夫得志的环境中，要想求得“美”和“善”，是没有希望的；他又想到只有死是一条唯一的合理的出路。

……但是忽然间有一件简单而出乎意外的事情发生，这件事立刻振作他的精神，不再往消极的路上走：突如其来的跑进他的病室里有三个熟人（都是来自申密诺夫的糕饼店）——一个是滑稽好笑的生得黑黑的糕饼匠，一个是身体生得不相称的脸像黄鼠狼的少年，还有一个是健壮，阔肩，皱眉含怒的青年。

这三个乡曲似的脚色跑进医院里来，一肚子怀着鬼胎似的笑着，欢乐似的闪烁着他们的眼睛，看见医院里那样的清洁，使他们自惭形秽，怪难为情似的，颇觉受窘，不敢直冲进来，就停在门口东张西望的看着许多病榻。

“那里就是他！”那个糕饼匠轻微的叫喊着，同时用手指着麦卡，现出他的白牙齿。

他们三个人蹑手蹑脚的用脚指踏地走上来，好像不留神就要踏破了地板似的，并把他们拿着包裹的污浊的手藏在后面。其中有两个很和爱的笑着，第三个却作苦笑，好像含着什么怨恨似的。

“那……那……那里就是他！”那个糕饼匠重复的说着，同时拖长他的嘴唇，好像一个老太婆，并用一只烘焦得发红的手捋着他的黑的小胡子。这个时候，其中的那位少年就把一个纸包推给麦卡，哽咽着好像说不出话来，只轻微的迅速的说道：

“柠檬，最好的……你可以加在茶里喝。”

“哈罗！”阔肩的那个脚色说着，同时好像愤怒似的和麦卡握着手。“哦，你的情形怎样？你瘦了……”

“还不很瘦！”那个糕饼匠插嘴说着。“当然，疾病不是一件抚爱的事情，但是你用不着愁虑！……好，这是带来给你的：一包饼干，还有——糖……”

“他们许你吸烟吗？”那个愤怒的脚色问着，同时把他的手插入衣袋里面去。

“弟兄们，我是怎样的快活啊！”麦卡喃喃的说着，感动得流下泪来。

“他们不许你……吸烟吗？”那个愤怒的脚色向着一边看着，很动气的这样问，他的手在他的蓝布衬裤的袋里扰动着。他接着说：“唉，跟他们只有绝路！我带了烟来，又带了糖果来，你觉得喜欢吸烟，或要吃糖，你尽可很容易的实行……你这里是多么洁净啊！……”

麦卡很看得出他们里面有两个是在拼命假装着滑稽有趣，心平气和，还有一位实急得汗流浃背，在表面上极力要现出镇静的样子，而他们却没有一个是能应付裕如的：三对眼睛都怪可怜的闪烁着，上下飘动着，左右辗转着，尽力使彼此的眼睛不打对照，并不看着麦卡。

“好，谢谢你们！”麦卡哽咽的喃喃的说。

他们都坐了下来，两个坐在床沿，一个坐在木凳上。其中的少年最高兴的锐声问道：

“几时他们可以许你离院？”

糕饼匠插着说道：

“为什么要问？你自己可以看得出，他在这个顷刻间就可准备走的！”

第三人用正正经经的音调，打着这个主意：“一等你可以起身的时候，弟兄，你就直跑到我们的地方来！”

然后他们三位同时脱口而出的你一句我一句的说道：

“当然！”

“我们可以让你做一种容易的工作。”

“耶稣圣诞的假期就要到了。”

“躺在这里不烦闷吗？”

“当然，还用得着问吗？”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麦卡用他的抖颤着的手抓住他们的粗糙的手，笑着，呜咽的哭着：

“呀，弟兄们……魔鬼捉你去吧！”

他们倏然间静默了下来，麦卡看出因为他的眼泪，使他们的那种勉强的一团高兴的样子都烟消云散了，三对眼睛都红了起来，一种柔和的耳语打入他的心坎中：

“喂，你！你怎么可以这样，喂？”

“你简直给我们一个打击。”

第三个声音插进来，虽也柔和，但却严重：

“但是你在平日却常说‘弟兄们’……却常说‘真理’……却常说……”

“这是应该做的一件事吗？喂！”

“‘弟兄们’，你常这样说，现在你竟去……”

麦卡感动极了，默然无语，他只笑着，哭着，快乐得说不出话来，轮流抓着他们的手，看不见别的什么，深深的觉到他已为着长期的坚决的人生而恢复了他原来的精神了。

这个当儿，那位愤怒的朋友，正正经经的把麦卡赤着的胸部盖好，嘴里嚷着说道：

“是的，弟兄，你平日尽管口若悬河的谈了又谈，但现在你自己却……但是，留心，我们不要听你受了寒，我们是从外面来的，是从冷……”

在窗外面落着很厚的雪，把已往的种种都埋葬了。

以上所说的是高尔基所著的那本小说里的大概情形。

果然，高尔基“为着长期的坚决的人生而恢复了他原来的精神了”。这种惊心动魄的戏剧的经验，愈使他更为坚强，俾得应付后来的坚持到底的奋斗。从申密诺夫糕饼店来的从前的伙伴，那样殷勤恳挚的来慰问他，一定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他们为着同类的感人的至情，他们所表示的彼此关系的自然态度，都是他在知识阶级中所得不到的，现在忽然的表现出来，使他受着很深刻的感动，简直是给他一种警告，向他提出一种要求。他由此很明白的看清什么地方是他所“归属”的，什么地方不是他所“归属”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以后还要时时遇到的，就是高尔基虽和俄国的知识阶级有过长时期的合作，而且很努力的保障过了他们，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之后，但是他和他们一起的时候，或是描写他们的时候，对于这班知识阶级仍不免有所怀疑，不免感觉到不自在。在别一方面，那些笨头笨脑呆手呆脚的直率粗鲁的“弟兄们”，他们走进死气沈沈的医院里来，就会带来令人兴奋的新鲜空气，他们却使高尔基死心塌地的敬爱他们，为他们而努力。他是“归属”于他们的，知道他们的苦楚，他们的暗中摸索的无知无识，他们的除在俄国歌曲里不能表现的渴望和悲哀。他虽是他们的，但也有和他们差异的地方，那就是他已自拔于他们的停滞的下层，好像得着了一副翼膀，能够用文字作明白的表示。如同上面所说的几位伙伴曾经提起过的：“‘弟兄们’，你常这样说……‘真理’，你常这样说……”因为他有这样特殊的地位，所以他负有双重的责任：一方面要使他的黑暗中的弟兄们分享他的翼膀，他的“真理”；一方面要把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真的自我，宣布于世界，告诉给以爱民自命的知识阶级听。

高尔基由医院里出来，回到达伦科夫的糕饼店里，不到几个星期，他就离开喀山，到一个村镇里去。他的许多“大学校”的喀山时期便告一结束，至于他离开喀山后的情形，容在下章里再谈吧。 KOacSGPRl9VO77/UjlfgsFmt635A6ADtacPdQ8mtiLPYXGDL8OxaQOHp4tBti6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