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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曲线”往下降的不幸情况下，国民党的顽固派反动派老爷们，忍心将中山先生所留给中国最可宝贵的遗产三民主义抛诸九霄云外，而独津津有味于祸国殃民的“三擦主义”的横冲直撞。所谓“三擦”，即在前面曾经大略谈过的军事摩擦，人事摩擦和文化摩擦。无论在“三擦”中的那一“擦”，在顽固派反动派方面都是要用倒退来消灭进步：在军事摩擦中，他们所要消灭的是进步的军队；在人事摩擦中，他们所要消灭的是进步的人才；在文化摩擦中，他们所要消灭的是进步的文化。我是一个文化工作者，进步文化的遭难，于我当然要发生更直接的沈痛的感觉，是使我陷入苦难的更直接的原因。
首先我们要问什么是进步文化？进步文化和倒退文化有什么区别？黑暗势力为什么要残酷地摧残进步文化？
我和四五百工作同志所惨淡经营艰苦支持的文化机关是全国同胞及海外千万侨胞所共知的生活书店。我们对于干部教育非常注意，每星期有油印的《店务通讯》一小册，分发到布满全国各重要地点五十余处分店同人公阅，我在每星期的《店务通讯》里都写有一篇文章，对全体同人指示有关文化的重要问题及工作途径等等，我记得其中有一篇是专门解释进步文化的内容。进步文化须与中国当前的进步时代的实际需要相配合；中国当前进步时代的实际需要，最扼要地说来是团结，抗战，和民主，所以拥护团结，抗战，和民主的文化是进步文化，反对或破坏团结，抗战，和民主的文化是倒退文化。团结是指全国各党派各阶层都在抗战建国的共同目标之下，精诚团结起来，不再有内战或摩擦的不幸现象发生，一切力量对外则集中于争取抗战胜利，对内则集中于实现民主政治。抗战是民族解放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抗战的发动是建立在团结基础之上，是众所共睹的事实，抗战力量的加强和抗战最后胜利的获得，也必须建立在团结基础之上。民主政治本来是我们建立真正民国的前提，而在抗战期间尤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必须以民主的方式和精神来共同推进国事，才能巩固团结；也必须以民主政治来发动民众力量，革新政治，才能加强民众动员；巩固团结，加强民众力量和动员，才能增强抗战力量，在事实上做到愈战愈强，达到抗战最后胜利的目的，同时也达到建立真正民国的目的。根据这种基本的认识，本店出版的书报乃至代销的书报，都须注意是否能够促进团结，巩固团结；是否能够加强抗战，坚持抗战；是否能够推进民主，实现民主。在相反方面，我们绝对不但不制造或煽动摩擦，而且要尽力消除或反对摩擦；我们绝对主张彻底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我们要求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反对法西斯，反对一党专政，反对新专制主义，反对挂羊头卖狗肉的有名无实或徒有形式而缺乏精神的“民主”政治。合于这个标准的便是进步文化，因为他能配合中国当前进步时代的实际需要；违背这个标准的便是倒退文化，因为它把中国往后拉，它使中国人民大众陷入水深火热的苦难中。除上述三点外，我还可以加上这样的几句话：我们所努力的是为大众谋福利的文化，而不是为少数人谋私利的文化，所以在思想或理论上我们积极注重于大众有利的思想或理论，反对为少数人保持私利的欺骗或麻醉大众的思想或理论。
中国的文化事业，大概说来，有这样的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与政党有关系的，一部分是没有政党关系的民众的文化事业。与政党有关系的文化事业，其本质是倒退呢？还是进步？这要看他所属的政党在实际上所采用或所主张的政策是倒退还是进步。就中国目前说，在野的各抗日党派对外都主张团结抗战，反对发生内战或摩擦，对内都主张实行民主，反对一党专政，（最有趣的是对远景都主张社会主义，详见拙著《抗战以来》一书。）这都能配合中国当时进步时代的实际需要，在政策上可说是进步的，所以他们所主持的文化事业，都可说是在进步文化范围以内。这里面在主张上当然也还有程度之差，在事业规模及力量上也还有大小的区别，因此在政治逆流之下，虽同受顽固派反动派的压迫，其尖锐或惨酷的程度也各有程度上的差异。（其间还有暂时失足离开正确立足点的，例如国社党的张君劢先生在抗战初年曾经有一封公开的信被顽固派反动派所利用，但后来张先生亦自知误会，在野各抗日党派们团结如初。）至于与党派无关系的民办的文化事业，如就出版业说，其间亦略有新旧之分，旧的向来偏重于教科书的出版，在基本知识上虽也占相当重要的地位，但与当前进步时代的实际运动之接触较少，就这一点说，所含的时代的进步性比较地有限。新的偏重于课余读物及一班读物的出版，与当前进步时代的实际运动较有密切的接触，因此所含的时代的进步性也比较地浓厚。
中国政党最大的要推执政的国民党。国民党承受中山先生最可宝贵的遗产三民主义。中山先生虽曾在序文中勖勉国人继续研究，但其中实含有丰富的进步性，国民党中号称中山先生的信徒们，如能发挥光大遗教的进步性，采用进步的政策，使国民党不但领导全国抗战，而且领导全国实施加强抗战加速抗战胜利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进步政策，那在进步文化上必能发生坚强领导的实效，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现在如何？CC派所把持包办的教育之“特务化”，摧残青年，压迫思想，极人事摩擦和文化摩擦的能事，已成为众所周知的深可痛心的公开的事实。至于出版物，发挥光大三民主义的良著固遍觅不见，即有二三定期刊吧，“泼妇骂街”外无内容，而且骂的内容，千篇一律，好像天天听泼妇骂人“杀千刀”，贫乏之至，无味已极，这种“文化”，我再无以名之，名之曰“杀千刀文化”！令人看了几句即不再看下去，因为已经知道下面骂的是怎样的一套！千语万语，归结不外两件“大事”：破坏团结，反对民主！这样的出版物，就是广刊分送，也引不起读者注意，要在进步文化方面发生坚强领导的实效，更无从说起。我在上面已经提及，根据中山先生宝贵遗教三民主义所含的丰富的进步性，原可在进步文化上建立坚强的领导，现在顽固派反动派却无视三民主义所含的进步性而尽力于“三擦主义”，闭目掩耳，乐此不疲，使中山先生所手创的具有过去光荣历史的党所原有的进步文化领导地位陷入倒退文化的深渊，实在是一件深可痛惜的事情。
倒退文化和进步文化竞争，结果必然是要着着失败，顽固派反动派不自反省其失败之所由来，而徒怀恨于进步文化的突飞猛进，以为他们之所以着着失败，是进步文化做了他们的障碍，于是发生一种幻想，以为只须用全力消灭进步文化，便可达到他们“唯我独尊”的目的，从此可以高枕而卧，从心所欲了。
由于这种幻想所生的结果，便是压迫进步文化摧残进步文化，于是才有进步文化遭难的不幸现象。
进步文化所包含的因素，我在上节已经谈过。进步文化是有时代性的，我们在今日中国所提到的进步文化，当然要连系到中国当前进步时代的实际需要。我和数百工作同志所共同努力的文化事业，以生活书店为中心，只是全国进步文化中的一部分。但是在政治逆流中，整个进步文化遭受压迫的情况下，这一部分所遭到的苦难尤为残酷，此中也有其独特的原因。
在野各抗日党派对于文化事业都各有其相当的经营，而其中的中共在其中心所在地的延安及其抗敌卫国的敌后根据地，固有其大规模的文化事业，即在战时首都，亦有其日报杂志的刊行，及书店的设立。除中共外，其他在野抗日政党所办的文化事业，规模都较小，如青年党在成都有一种日报的刊行，此外有《国论》的刊行，国社党有《再生》周刊的刊行，以前仅在香港有《国家社会报》为其机关报；第三党原有一种定期刊名《民族解放行动》，似时有时辍。职教派有《国讯旬刊》。村治派的梁漱溟先生到香港为民主政团同盟创办《光明报》时才有一定的言论机关，经常发表他的政见。（日本占领香港后，当然停办。）就上述各党派而论，中共所主持的文化事业，显然有较大的规模与广大的力量，故在大后方文化摩擦尖锐的时候，所受的压迫也很厉害，但以中共在坚强的组织上及进步的政治力量与进步的武装力量上都可使顽固派反动派不得不有所顾忌。这一部分进步文化事业在后方所遭受的压迫尚有其限度，理由便在此。其他党派所办的文化事业因规模较小，摩擦的机会虽亦常有，（例如成都的青年党机关报就常与当地的党部及检查机关有激烈的斗争。）其发展或扩大亦常有其限度。故同为进步文化范围内的事业，顽固派反动派的压迫或摧残，却每与对方事业的规模及力量成正比例，而像中共在政治上及武装上有其进步的实力以作其进步文化的保障，那在在野各抗日党派中却算是例外。
现在要谈到我和生活书店同人所支持的那部分进步文化事业。关于生活书店的组织和管理，以及生活书店全体工作同志精神之所在，我在拙著《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一书中论述颇详，可供参考，我在这里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生活就组织上说，它是四五百工作同志在十六年长时期中（假定以《生活》周刊创办于一九二五年为始，至被摧残到一九四○年为一段落，）血汗乃至血泪的结晶品，一步一步由极小规模而扩充起来，将所有收入尽用于事业的扩充与改进，而不是由任何政党或政团出资创办的；就这一点说，我可以毅然决然地说，生活书店是没有党派关系的民办的文化事业。（除内部的四五百工作同志外，围绕着生活书店热心支持本店文化事业的无数的进步作家，以及海内外热烈赞助本店文化事业的无数的读者，对于本店的构成，当然也尽了很大的力量，是本店内部工作同志所永远铭感与永远引为无限光荣的。）但是就精神上说，由于我是忠诚坚贞的爱国者，由于最大多数的工作同志都是热烈诚挚的爱国青年，（在长期的过程及最大多数的集体力量中即有一二例外或差一点的，亦不起任何作用，）这个文化机关在救国会成立以前，就和民族解放的伟大运动在实际上连在一起，自从一二九学生救国运动发生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后，生活书店所出版的定期刊，尤其是《大众生活》，在事实上成为全国救亡运动最主要的机关刊物。其他书籍杂志，足供救亡运动参考者亦甚被社会重视。至于团结，抗战，民主，在救国会所提出的政纲中占非常重要的位置，亦成为进步文化的内容，生活书店即为进步文化机关，对于救国会政纲的热诚拥护与努力倡导，固为意中事：因此有人认生活书店是救国会派的文化机关。关于这一点，就救国的主张而论，我们用不着否认，而且我们数百同志所共同努力的这个文化机关，能在救亡运动中有所贡献，正是我们深深觉得无上光荣的事情。
生活书店虽非救国会所出资创办的，也不是在组织上直接隶属于救国会的，但对于救国主张在原则上或精神上却与救国会共鸣，具体说来，就是对于团结，抗战，民主，的积极倡导与拥护是和救国会一致的，是和救国会同样坚决的；这都是事实，我只是很坦白地把事实提它一提。事实胜雄辩，这样明显的事实，本来用不着再提，但是一则因为谈到文化事业机关与党派有无关系的一般情形，有交代明白的必要；再则因为国民党的顽固派反动派不能以堂堂正正之旗，光明磊落地在文化事业上与人作工作的竞赛，往往利用党派斗争的藉口，周纳陷害，掩人耳目，而在实际上只是压迫进步文化事业，摧残进步文化事业而已！如今把事实指出，愈使魑魅魍魉无所遁形于光天化日之下了！（关于生活书店的组织及其构成历史，和它的进步性也有关系，以后还要谈到。）
我和数百工作同志所艰苦支持的这一部分的进步文化事业——中国整个进步文化事业的一部分——虽是与党派没有关系的民办的文化事业，因为他的事业在本质上是进步文化事业，已足招顽固派的嫉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甘心。更加火上添油的是他的事业突飞猛进，力量宏伟，（至少在他们看来，虽则我们还觉得欿然不自足，）除中共外，其他在野的抗日党派所主持的文化事业，在规模及力量上都比较地小，于是在顽固派反动派看来，这支坚强伟大的进步文化生力军是他们的莫大障碍物。同时因为它除在救国主张上和救国会派共鸣外，在实际上也并不是任何党派的机关，而只是与党派没有关系的民办的文化事业，更说不到有什么实际的政治力量和进步的武装力量做保障，使顽固派反动派的鼠胆不得不于横行之余稍稍有所顾忌，所以除了法律保障和民众同情之外，顽固派反动派可以违法蹂躏，任所欲为。法律在他们手里，正如中央图书杂志审查会总务主任朱某所公然言称：“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法律保障无从说起，民众组织早在官化之列，真正的民众同情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在短时期内，在表面上，是无法急速加以拯救的。这便是在政治逆流中，整个进步文化遭受压迫的情况下，这一部分进步文化所遭到的苦难尤为惨酷的独特的原因。
讲到生活书店发展的迅速，蓬勃的气象，我不是在这里写生活书店历史，无意作有系统的详细的叙述；我在这里只是要说明生活书店发展的迅速和气象的蓬勃如何引起深刻的注意。如果他的规模小，力量小，所遭的苦难也许不致于这样惨酷。
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发生以前，生活书店总店在上海，分店仅广州及汉口两处。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为适应抗战期间全国同胞对于抗战文化的迫切，本店特派高级干部数十人分往内地各重要地点创设分店，由于负责干部的艰苦奋斗，业务更一日千里，异常发达，不到一年，全国分店已达五十余处。一九三八年总店已移至汉口，负责主持营业的同事，为着使全国读者便于就近购买所需书报起见，特将散处全国各地的五十余处分店在一张地图上用圆点注明，以此图形在报头刊登半版广告，陆续在各报登出。不料有一天将这样的广告底稿送至国民党的机关报《扫荡报》接洽登载的时候，竟被无故拒绝！我们的那位同事深觉诧异，再三向该报广告部探询原因，据说是“上面”预先这样嘱咐的，后来又问他们，何以有这样的嘱咐，据说这个广告有着政治作用！一个公开的合法的出版机关在报上登载分店地址的广告，有什么“政治作用”之可言？如果大家都承认当前的政治大目标应该是：坚持团结抗战，实现民主政治，那么这种进步文化机关愈发达，于政治目标的加速达到，正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什么要拒绝它登载分店地址的广告呢？这种奇异现象的解释其实也很简单，就在：那个时候，这个进步文化机关发展的迅速和气象的蓬勃，已经吓倒了国民党中的某些顽固分子反动分子！不过那个时候的政治“曲线”还未迅速往下降，顽固派反动派还不敢十分放纵，只想尽力压抑你的发展，未敢即下决心请你完全关门大吉罢了。
但是适应进步时代的进步文化的向前发展是不可能压抑的，生活书店的事业仍然向前发展；最显著的象征是任何一个分店都挤满着热心读者，自朝至暮，川流不息，清晨赶着开门，晚间难于关门，各地读者热烈的情绪是十分使人感奋的。
白健生先生（崇禧）的秘书某君有一次告诉我，说他有一天陪白先生在桂林乘汽车经过生活书店桂林分店的门口，人山人海，拥挤不堪，白先生以为是什么戏院的门口，无数观众，在那里拥挤着争先恐后地购买戏票！那位秘书听了不禁笑了起来，说那是生活书店的门口，拥挤着的人们是要买书报，不是要买什么戏票。白先生听了为之欣然，说这足见抗战期间民众文化的突飞猛进，真是可喜的好现象！白先生当时脱口而出的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完全出于爱国的至诚。但是白先生没有料到生活书店以后所遭到顽固派反动派的那样残酷的摧残。这种“可喜的好现象”时常接触到他们的眼帘，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进步文化的突飞猛进，虽有利于国家民族，虽有利于人民大众，但却是顽固派反动派的莫大的障碍物。他们是津津有味于军事摩擦，人事摩擦和文化摩擦的，但是受过进步文化的熏陶的人却不肯闭着眼睛，黑着良心让他们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在进步文化遭受压迫的时候，曾经听到顽固派反动派宣称进步文化的“罪状”，这样说道：许多青年一经看过新书报（指进步的书报）之后，头脑就坚强得像石头一样，他们的言论（指顽固派反动派自己的言论，即他们所办的“杀千刀文化”）无论如何再打不进去！因此他们对着进步文化的伟大力量发抖，于是忍心害理，加以摧残。 如上述顽固派反动派所宣称的进步文化的“罪状”而果为事实，我们不禁为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庆幸！为什么呢？进步文化的当前主要目标是巩固团结抗战，促进民主政治，如今经过进步文化的努力，在中国青年中产生了整千整万的团结抗战的坚持者，产生了整千整万的民主政治的拥护者，使“杀千刀文化”竟无所施其技，这不是为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奠定了坚强不能动摇的基础吗？在这里有一点须郑重声明的是：这是中国整个进步文化所努力收获的成果，而不是仅在中国整个进步文化中占着一部分的生活书店的文化事业所独能居功。但是顽固派反动派看到生活书店发展的迅速和气象的蓬勃，却把整千整万的“坚强如石的进步头脑”归咎于生活书店，竟认为要铲除进步文化，发展他们自己的“杀千刀文化”，非从摧残生活书店下手不可！
在政治“曲线”正往下降的情况下，在国民党举行的五中全会里面，我们就听说有人竟公开宣称：“生活书店的书籍，虽在乡村僻壤，随处可见，可谓无孔不入，其势力实在可怕，而本党的文化事业却等于零，不能和他竞争，所以非根本消灭它不可！”（传闻的大意如此，是参加该会的友人某君告诉我的。）顽固派反动派不自己想想所采用的文化政策是国人共弃的“杀千刀文化”，不自己想想自从国父中山先生去世以后，除已成著名汉奸的周佛海所著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一本书，究竟出版了几本甚至一本发挥总理遗教的巨著，而但切齿痛恨于他人所办的进步文化事业发展的迅速，以为是自己所以不能发展的原因，中山先生在天有灵，真不免要痛哭流涕长太息罢！
但是他们的“逻辑”无论如何不合理，而他们在政治不民主情况下是有权有势的人，所以我和数百同志所辛勤努力的这部分的进步文化事业终于因为在他们看来“其势力实在可怕”，而不免惨遭他们的毒手。我们这部分进步文化事业正在惨遭他们毒手的过程中，我在十分沈痛悲愤之中，要想拯救他的生命，也曾经奔走访问在国民党中脑子比较清醒的朋友，解释我们事业的光明正大的立场与所遭受的摧残的不合理。其中有一位是从前的报界前辈，他很坦白地告诉我说：“××兄，老实对你说，他们认为你们的文化事业的广大发展，是他们的文化事业的障碍！”这位前辈的话，证实了上述五中全会中的传说。其中还有一位是我从前的老同学而现在成为CC派特务的主持人，他很直率地告诉我说：“以这样一个伟大力量的文化机关放在一个非本党党员的手里，党总是不能放心的！”他们尽管一位是报界前辈，一位是我的老同学，但是我为着拥护真理起见，不得不很抱歉地说明：立在国家民族利益的立场不问文化事业的内容是否有利国家民族，而只是惊其“广大发展”，只是因为他的主持人不是本党党员，而即横加摧残，这里所谓“他们”，无疑地是指顽固派反动派，这里所谓“党”无疑地不是指承袭中山先生革命传统的整个的国民党，也只是指顽固派反动派的卑鄙心理而已！
这些谈话都足以证明：在整个进步文化遭受压迫的情况之下，生活书店同人所努力的这部分的进步文化事业所以遭受到尤其残酷的摧残，是因为它的发展迅速，气象蓬勃，力量宏大，深入民间，尤其受到顽固派反动派的嫉视。这显然不是什么党派斗争问题——他们所放的烟幕弹——而是进步文化与黑暗势力的斗争。
顽固派反动派对于进步文化的压迫，利用审查机关作威作福，原来是一条捷径。关于重庆图书杂志审查会的种种无理取闹，我在拙著《抗战以来》一书中曾经举出不少的事实，在这里不再赘述。但虽将“党派团结”改为“党派统一”，（他们最怕最恨的是“团结”，但是把“党派团结”一改而为“党派统一”，在他们认为暗合“消灭异党”的宗旨，得意之至！至于原著者的原意何在，在他们是“管他娘”！）将“妇女解放”改为“妇女复兴”，（他们认为“解放”是中共专用的名词，至于“妇女复兴”如何可通，在他们是不加思索的。）闹了不少笑话，但是无论如何，总不敢公然提出破坏团结反对民主的主张强行加入或改换进步作家的文章里面去，于是另想妙法利用宪兵或“特老”的检查作违法的破坏。例如我所主编的《全民抗战》周刊，有一位文艺家在成都车站上阅看，就被宪兵干涉，说是不可以看。这位文艺家提出抗议，说后面明明印有重庆图书审查会审查通过证的字样，为什么不可以看，他说尽管审查通过，仍不可以看！这位文艺家很气愤，一到重庆，就把这件事实告诉我们。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件。有某先生对算学深有研究，对这门科学的兴趣非常浓厚。他由重庆赴桂林，带有一本生活书店出版的《珠算速记法》，途中特老检查时问他为什么要看这本书，这位先生是一位忠厚长者，诚诚恳恳告诉这位特老，说他对研究算学特有兴趣。特老怒目对他斥道：“不管你对研究算学有多少兴趣，生活书店出版的书是不可以看的。”生活书店是在政府注册的合法的出版机关，这本书是经过政府审查机关通过的，你一看书名，就知道内容不会含有任何政治性，（即含有政治性的书经过审查通过，亦应得到合法保障，）但是顽固派反动派对于进步文化机关的违法摧残其合法的事业，其丧心病狂，可谓已达极点。
但是这在顽固派反动派仍未能满足。《全民抗战》周刊在停刊以前，每期数万份，宪兵虽多，不可能跟随每个读者作违法的恫吓。生活书店所出版的书籍更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即就算学一门而论，特老虽狠亦不可能跟随每一位算学研究者而加以无理的干涉。于是顽固派反动派又另想妙法，忍心害理，用更残酷的手段，决定封店捕人，先将生活书店的各处分店尽行铲除净尽，企图由此完全毁灭这一部分他们所认为“其势力可怕”，望着发抖的进步文化事业。
违法的卑鄙的毒计既定之后，一九三九年四月先从西安生活书店分店“开刀”，不但将店封闭，经理及职员逮捕，而且将所有生财用具搬移一空，形同劫掠。（后来看见赫然安置在他们新开的该地中国文化服务社分社中应用，可谓妙不可言，自居强盗，抑谦谦君子自居小偷，则未见声明，不得而知！）自一九三九年四月起至年底，不到几个月，由西安而天水，而南郑，而宜昌，而万县，而沅陵，而吉安，而临川，而南城，而赣州，而金华，而丽水，而立煌，而福州，而南平，而曲江，而梅县，而兰州，而衡阳，而贵阳，而桂林，而成都，而昆明等等五十余处的生活书店分店负责人都遭受同样的苦难。负经理责任的高级干部被无辜逮捕的达四十余人之多。我们四五百同事和无数进步作家及热心读者在十六七年的长时期中所培植的进步文化基础，由于顽固派反动派的嫉视，嗾使各地党部凭藉暴力（原来应该以法保障人民的警察或军事机关），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违法摧残，任意蹂躏，这不仅是一个进步文化机关的不幸，也是中国政治史上文化史上最污秽的一页！生活书店虽是由内部工作同志公推一人在政府经济部注册的商业机关，而内部的组织在实际上是采用合作社的原则，内部的管理是采用民主集中的原则，全体工作同志是受着他们自己所选举出来的理事会的集体的领导，我是全体工作同志所选举出来的理事会主席，我对于这部分进步文化事业的总的责任是应该忠诚担负起来的，所以我现在尽管在流离颠沛，病体危殆，九死一生之中，我只须一息尚存，必须秉笔直书，将顽固派反动派违法摧残进步文化的残酷而卑鄙的手段呈诉于海内外公正同胞之前，并把他们的罪状宣告于天下后世。我并希望国民党中脑子比较清楚对于中山先生遗教真正忠实的人士赶快反省，采用进步的政策，不要纵任顽固派反动派横行无忌，丧失国民党所应有的光明前途。
当我们接到西安分店被封经理被捕的消息的时候，我们还以为这也许只是偶然发生的地方事件，并没有想到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已有人决定一网打尽的毒辣计划。我便往国民党中央党部去访问宣传部长叶楚伧先生，承他出来晤谈，副部长潘公展先生也参加谈话。我说西安的事情既为该处省党部所发动，中央党部应有所知，究竟为着什么原因而有这样严重的处分，他们推说不知道，要等他们去电询问。
这样，我们只得等待他们去电问明原因，再商办法。当时叶先生却接下去谈到关于生活书店的整个问题。他说生活书店事业发达，但总有一部分不肯公开，所以党对他不放心。我问他有什么部分不肯公开，他说不出。他既不知道有什么部分不肯公开，何以武断说“总有一部分不肯公开”，可见他的话毫无事实根据。我告诉他说：生活书店光明磊落，没有任何部分不可以公开，没有任何部分不肯公开的。生活书店的人可以公开，经济可以公开，他有何疑问尽管提出，必能给他以充分的答复。生活书店的出版物都是公开的，没有秘密的，而且依照政府的法令，经过审查机关的审查，更有什么不公开之可言？就是根据政府法令，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前出版的可免送审查，但我们的仓库也是可以公开的。审查会或党部如要察看，也可以随时派人往各仓库察看。这样说来，生活书店还有什么一部分不肯公开？
听了我这一番说明之后，叶潘两位先生都没有话说。过了几天，我再去听回音，知道西安省党部的回电已到，罗列四个罪状：（一）售卖禁书；（二）为某方作通讯机关；（三）店内同人有小组织，显有政治训练性质；（四）店内出版物诽谤陕西当局。其实这四个罪状一个都不能成立。请先谈禁书。
（一）国民党领导下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原来要各书业将所有已出版的书籍送审查通过后才准售卖。这种办法无异强迫各书业立刻都关门大吉，引起全体书业的抗议，才酌予变通，规定凡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前出版的书可无须审查，在此时以后出版的书必须将稿件送审查。全体书业都照此办法，生活书店当然也没有例外。依此规定，一九三九年四月出版的书，都是先将书稿送审查，得到审查证后，才付排印，生活书店也同样办理，原无禁书的问题发生。即属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前出版的书，如果审查会根据政府所公布的审查标准，发现有须禁止发行的理由，将禁书书名及出版处所通知书业同业公会，再由书业同业公会通知各同业，以便遵守，事属两便；检查的时候亦应由统一的审查机关根据审查会的统一的标准及审查的结果，加以检查，也可以免去不少不必要的纠纷。但事实却不是如此。同属于同一国民政府和同一国民党领导下的各地图书杂志审查会，中央审查会通过的，各地方审查会可以加以否认，即可认为不能通过而视为禁书；各地方审查会彼此之间也可以随意否认，随意即指为禁书！例如昆明通过的，桂林通不过；桂林通过的，中央通不过；中央通过的，桂林也可能通不过！生活书店出有一本书叫《新生代》，在桂林审查会通过后，印了五千册，费了许多工夫运到重庆，却被中央审查会否认，作为禁书全部没收。你问他们同是根据中央所公布的审查标准条例，为什么有这样矛盾，使书业于遵照法令送审之后还要受到这样毫无理由的损失，他们无辞以答，但是他们随意说是禁书就算是禁书，置交涉于不理。至于检查书报的机关，更是五花八门，各自为政，有图书审查会，有公安局，有宪兵团，有临时驻扎的部队，有党部，各机关有各自的“标准”，于是可以随意指任何书报为禁书。试举一个尤其奇特的例子，生活书店出有一本蒋委员长的《抗战到底》，是搜集蒋委员长许多领导抗战的演讲词，而且都是公开在各报上陆续发表过的，不但经过内政部审查通过准许注册，而且还经过中央审查会审查通过，但是战时首都的公安局却随意指为禁书，捆载而去！我向有关各机关交涉，都承蒙他们置之不理。内政部审查图书，也是根据三民主义等等原则，但是审查会也随意否认，指为禁书，其他检查机关也可以任意加以“禁书”罪名，这都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这本《抗战到底》却经过两重的审查通过（内政部及审查会），仍然完全失去法律保障，我们多方探询之后，才知道因为该书附录里载有中共响应蒋委员长的宣言，这宣言原是在各报上公开登载过的（报上文件也经过新闻检查处的检查），原来顽固反动分子也各有其程度的差异，中央政府又未公布过“顽固反动标准条例”，所以尽管是依法审查通过的图书，只要顽固反动分子的特殊青睐，便随时随地可以失去依法的保障！
以上还是指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后出版的书报而言，至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前出版的书报，依政府法令是可以无须送审的，那检查机关更可以随意指为禁书。经过依法送审的书报，得到审查通过证，仍然不一定能够得到依法的保障，遵照法令无须送审的书报（指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前出版的），那不能得到依法的保障，检查机关可以随时随地任意诬陷，更不待言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西安党部以售卖禁书为罪状而封店捕人，我们认为是莫须有的罪状。我们请中宣部电令西安党部指明所谓禁书是什么书，应即查明列举呈报，结果是石沉大海，并无下文，所以我们断定这一点是诬陷无疑的。而且即退一万步说，果然售卖了禁书，出版法亦有明定的办法，先须警告，警告无效，才加以罚款，亦不应遽而封店，捕人，甚至劫掠一空，现在西安党办的中国文化服务社分社的橱窗玻柜，赫然就是以前西安生活书店分店所有的原物，这又是根据什么法律，那一条法律的呢？
（二）我们店内出版物是专备本店同人看的，就是以前提过的《店务通讯》，我们细查历期《店讯》，才知道所谓“诽谤陕西当局”者，仅仅是《店讯》中简单提及有些书经过中央审查会通过而陕西党部却随意指为禁书为不当，指示该地同事应本此意向陕西有关当局说明或交涉而已。我们这种合法合理的在业务上对于本店同事的指示，何以能构成所谓“诽谤陕西当局”的罪状！这种“罪状”之为莫须有，略有常识的人都能加以正确的判断。因为中央政府既为整个抗战中国的中央政府，而不是仅在重庆一个地方的政府，它所公布的审查标准条例，其内容是否适当是另一问题，既经公布，成为法令，也可同样通用于陕西，显然是一种常识；一个商业机关的总店对于分店同事指出这种理由，作为该地向有关当局说明或提出交涉，俾得解决困难，显然也是一种常识。
（三）讲到为某方作通讯机关，据中宣部负责人的解释，所谓“某方”者，是指与西安同在陕西的延安而言。延安在西安有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即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在战时首都重庆也有），办事处当然可以处理关于通讯的事务，根本就用不着别的机关越俎代庖。
不过谈到此事，我要顺便说明：为读者服务，是生活书店最宝贵的几种传统精神之一，是生活书店所以在十六七年中能由很小规模的周刊社（最初由我在内，正式职员只有二个半人！）突飞猛进，蓬蓬勃勃，发展到分店布满全国各重要地点达五十余处，全体同事达四五百人之多，最主要的基本原因之一，简单称为“服务精神！”我们把它视为生活书店最可宝贵的八种传统精神之一。（一曰坚定，二曰虚心，三曰公正，四曰负责，五曰刻苦，六曰耐劳，七曰服务精神，八曰同志爱——指工作同志——以后当陆续说明，以介绍于国人。）
现在先谈服务精神。《生活》周刊常说它自视是读者的一个好朋友，这不是一句空话，必须在实践上帮助读者解决种种困难，凡是在自己力量内所能勉力办到的事情，必须尽忠竭诚为读者办到。生活的发源地是在交通上乃至精神食粮上，物质供应上占全国而且同时也占全世界最重要地点之一，生活最初就凭藉着这些优点为海内外无数的读者服务。因此我们在规模还很小的时候，和海内外的读者信札往返就很繁多。我每天必须抽出一部分时间来阅看各处读者来的数百封的来信，有的提出这个问题来商量，有的提出那个问题要调查；有的托买这件东西，有的托买那件东西；形形式式，极五花八门之观。我们对每一封信都用赤诚来处理，只须在力量上能做得更周到更满意一点，必要做到那样的地步而后肯休，而后肯甘心。这种“服务精神”成为集体的产物或遗产，而身体力行于不自知。我们往往忙得夜以继日，汗流浃背，为某一读者办成一件事，手软脚酸，筋疲力尽，不但不以为苦，且以能为读者有所尽力，在实际上做到“好朋友”，视为至乐。有时很琐屑的事情，例如南洋群岛有读者来信嘱托我们配购几尺什么颜色的什么布，有同事即在马路上做巡阅使，奔走竟日，达到目的，欣然回来，其神气就好像哥仑布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和我谈起始末，简直手舞足蹈。布挂号寄出去，来信说颜色淡了一些，或深了一些，于是马路巡阅使再出发，重新做起，做到既不淡了一些又不深了一些，只须能使购者心满意足，马路巡阅使因此饿了一顿，或两条腿酸了一夜，在他只觉得是责无旁贷，仍然谈笑言欢若无其事。
所以我曾说一句笑话，说在我们这个机关，不管从小弟弟到老大哥，每个人的这一颗心都是滚热，在我们这里面找不出一个半个冷血动物。
由于这种疲而不倦劳而不厌的傻子似的“服务精神”——生活最可宝贵的传统精神之一，生活的读者也就把他视为最可靠的最亲爱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