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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如把政治的进步当作“曲线图”来看的话，那么可说这“曲线”是开始渐渐向上升，取径尽管迂回曲折，而渐渐上升却是事实，而其主要的象征或经纬则为团结和民主。如我上面已经说过，中央和西南似乎箭在弦上的内战危机得以消除了，国共内战亦得以结束了，全国团结御侮的局面由是建立了起来。这是关于团结的象征。在全面抗战初期，政府即迅速在南京成立国防参议会，延揽抗日各党派的若干领袖参加，共商国事，虽规模简陋，但用意是要向民主的初步走去，却是一种好现象。到武汉后，规模更加扩大，内容更加充实（比较国防参议会而言），成立第一届国民参政会。这是关于民主的象征。
当然，所谓团结并不限于内战的消弭与停止，所谓民主亦并不限于国民参政会一个机构，凡是关于民众运动（包括民众团体的组织与活动），关于文化活动（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以及教育政策及态度等），都随处和团结及民主发生关系。当时邵力子先生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对于文化的政策和态度，的确较后来的开明得多了。
所以我说那时的政治“曲线”是渐渐向上的。但是我也说过，一九三八年是政治“曲线”的最高峰，一九三九年便很不幸地渐渐往下降了。至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变后的数月间降到最低度，在妥协阴谋派大有重新扩大内战以破坏抗战的企图！（后来如何避免了这惨剧，下文要说到。）
自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起，至一九四一年的四五月止，这三四年间的一段有关中国政治“曲线”升降的实际情况，我在拙著《抗战以来》一书里曾有比较有系统的论述，所搜集的材料比较充实丰富。我在那本书里特别注意客观的事实，真实的材料，自信是出以沈痛的态度和诚挚的心情，仍在诚恳希望国民党能虚心反省，容纳诤言，使国民党从开倒车的泥淖中转到进步的大道上。国民党是当今执政的政党，如能从开倒车的泥淖中转到进步的大道上，中国的政治“曲线”便只会直往上升，而不致下降，这不仅是中国之福，也是国民党之幸。我的那本书也许不免直率，但却是本于这个动机而写成的（是我在一九四一年三月第四次流亡到香港后写成的）。
我希望那本书能做本章的参证资料，有许多事实，我便不想在这里再作详细的复述。我在这里只想说明我第四次流亡前夕的政治形势和由政治“曲线”下降而影响于进步文化的情形。
一九三九年，政治“曲线”逐渐下降，华北发生国共间的“军事摩擦”，大后方发生国民党和各抗日党派“文化摩擦”。其实“文化摩擦”这个名词还不能成立，因为军事还可以武装对垒一打，受压迫的方面还有武装可以来抵抗一下。讲到大后方的进步文化，一遇到国民党的压迫，那就只有受压迫罢了，在压迫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疏解和抗议都无用，压迫者是可以任所欲为，倒行逆施的。
各抗日党派只有国共两党有武装，所以“军事摩擦”只限于国共两党。关于这件事，何应钦氏以参谋总长的资格在国民参政会中报告军事的，只根据国民党“摩擦专家”的单面报告，大放厥辞，置对方将领的无数报告的事实于不顾，完全抹煞，一字不提。这种偏私的态度引起了中共参政员的严重抗议。这种情形也引起了国共两党以外的各抗日党派的焦虑，因为在此抗战时期，枪口应该一致对外，内部的“军事摩擦”如果扩大，徒然消耗自己的力量，有利敌人，这对抗战是大不利，是很显然的。他们再三加以考虑之后，觉得要根本“治疗”，达到和衷共济的目的，还是要在民主政治方面着手，于是在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开会时，实施宪政的提案有如雨后春笋，由国民党以外的各抗日党派纷纷提出。
国民党听到这个消息，觉得宪政是中山先生遗教中所固有，没有反对之余地，为抢先一步起见，特由国民党在参政会中的党团迅速嘱由十九位国民党参政员也提一个实施宪政的议案，只是措辞与众不同，是要承袭国民党在民国二十四年所公布的国民大会老案而筹备的。这样一来，又伏着多少暗礁，因为以前已选出的大部分国民大会代表，都是贿选出来的，闹过不少笑话，（且而据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先生所自称过半数已做了汉奸，）组织法也是在国民党与其他党派合作以前所规定的内容，有许多和抗战以后的情形全不适合。时期不同，时代进步，所用办法原可重加考虑，这是很寻常的事，但是国民党当局却咬定要完全照旧的，在各方面所举行的宪政座谈会中禁止讨论以前所公布的国民大会选举法和组织法。
此外，国民党以外的各抗日党派认为在实施宪政以前，应展开宪政运动，由各界举行宪政座谈，给与国民以教育的机会，也只有人民都能起来关心宪政，宪政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而不是少数人的玩艺儿。这一点又得不到国民党当局的谅解。当时国民党的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先生对人说：“你们少数学生在房间里研究研究宪政是可以的，何必各界民众开什么宪政座谈会呢？”他们的意思，宪政运动最好是限于“房间运动”，不必混入什么民众运动！说来似乎奇怪。宪政运动的提倡，原是抗日各党派鉴于党派的摩擦，有碍团结抗战（及建国），苦心孤诣想用宪政来增加和谐，巩固团结，不料却因国民党有些人的坚持顽固成见，反而引起不少的纠纷！这实在是和我们的原旨相违背的，关于这一点，国民党的顽固派实不能不负其责。
关于战时首都各界宪政座谈会所闹的笑话，我在拙著《抗战以来》一书中曾有述及，在这里不想再说了，但有一件事未曾提及，可在这里附带谈谈，那便是中央大学的学生所举行的宪政演说大会。
当时偶有朋友从西安到重庆，看到重庆报上载有什么宪政运动的消息，认为是奇迹，因为他说在西安乃至西北各地报上（延安除外，《新华日报》上载有该处宪政运动的热烈情形。）根本就看不到有宪政这两个字样，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可见当时国民党当局对于这个运动封锁的厉害。但是宪政运动究竟是根据中山先生遗教的光明磊落的事情，所以在战时首都及其附近的较大的地点不能完全加以封锁，至多只能消极或实行相当“抵制”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之下，民间的团体或学术机关还有陆陆续续的什么宪政座谈会或演讲会出现。重庆中央大学便是一个例子。
最高学府的中央大学也要举行一个宪政演讲会，有些学生要请我去演讲，我当时是国民参政员，对于宪政运动是非常积极的一分子，在我所主持的言论机关也发表过不少提倡宪政的言论，有些学生想到我，学校当局似乎不便遽加拒绝，但是所谓“三青团”的分子便着了慌，所以同时决定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王世杰先生也来演讲，后来因为王先生刚巧在那天有别的事，便由副部长潘公展先生出马。潘先生本来是我的老朋友，在五四运动时期，上海学生联合会办有小型日报，由潘先生主持其事，我也在编辑部帮忙，他时常要我们这班“客串编辑”写些文章，所以很相熟。后来他在上海《商报》服务，我也在上海《时事新报》服务，算是报界同人，时常晤谈，彼此友谊很好。我们现在见了面，在私人友谊上还是客客气气，殷勤相待的，但是因为政治的立足点有了差异，私人友谊也就降到次要甚至不重要的地位。那天的情形便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他明明知道我是积极主张民主政治的，同时也明明知道我是积极主张抗日各党派应该为着抗战建国而精诚团结，协力合作，而不应该发生摩擦以消耗国力甚至存心要“消灭异党”而引起许多无谓纠纷的。我现在不想细述他在宪政讲坛上讲了许多话在实际上是在反对宪政运动，而极力推崇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我只想提及他在他的讲辞快结束的时候，突然圆睁了眼睛，张大了喉咙，面红耳赤，握紧拳头，大声疾呼道：“现在有人说苏联是最民主的国家，试问现在在苏联有的是一个党，还是几个政党？”他用尽气力高声呼出了这几句话之后，台下由“三青团”布置好的人们便拚命大鼓其掌，即仍然有着理智的青年朋友们眼看部长高高在上，“三青团”爪牙虎视眈眈，也只有沈默装傻而已。
我知道潘先生对我个人并无恶意，他只是代表国民党中一部分人发表意见而已。况且我们是在研究问题，并不是在争辩，所以我心平气和，态度从容。第二个轮到我讲，我上台先不慌不忙地说明潘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们所研究的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国家大事，潘先生刚才所说的确是国民党中有一部分人的意见，简单说来就是要消灭异党。这是中国当前政治所以不能上轨道的症结所在，的确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说苏联现在只有一党是事实，但是各国有各国的历史，中国不是苏联，中国有中国的历史。苏联原来也有几个政党，后来除了布尔塞维克之外，其余各党都陆续背叛革命，甚至党内的孟塞维克也背叛革命，为大多数人民所厌弃，所以剩下的只是一个党。中国今日各抗日党派都在抗战建国的大原则下共同努力，团结则御侮卫国的力量增加，否则御侮卫国的力量减少，这种历史的发展，和苏联当时是不同的。再则苏联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成功的国家，由历史的演变而由无产阶级的党进行建国，中国在抗战建国的时期都不只是由任何一个阶级担负责任，是要由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协力合作而共同担负责任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仔细研究历史，而不可就表面上看，拙译《苏联的民主》一书（英国斯隆根据他在苏联视察五年的结果而著成的）对于这个问题有详细的说明，可供参考，我在这里不必多谈了。
我接着说我是国民参政员，不是国民党党员，也不是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参政会开会的时候，我在会场中向前望望，看见国民党参政员；向左望望，看见中共参政员；向右望望，看见青年党参政员，向后望望，看见国社党参政员。他们都是由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延聘而来的，可见团结抗日各党派共同努力抗战建国大业，是政府的国策，这国策是适应国家民族的实际需要，是全国爱国同胞所竭诚拥护的。但是如潘先生刚才所说，国民党中确有一部分人幻想“消灭异党”，和上述的国策背道而驰，阻碍或减少国策所能发挥的伟大的力量。
我最后说，我们如就实际问题的角度看去，是非所在，更为明显。团结抗战建国，各党派没有话说，如国民党必欲置国策于不顾而要“消灭异党”，那末即就国共两党而论，都有武器，势非引起内战不可，此外有没有办法？全场默然。我说全场默然，可见大家都默认这话是对的，那末请进一步问：大敌当前，不团结御侮而反自相残杀，只等于破坏抗战，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此外没有什么可得。全场又默然。我说全场又默然，可见大家都默认这话是对的。
大家默认，没有话说，潘先生也微笑无言。
宪政运动的目的原是要团结抗日各党派（同时也就是团结全国），以增强抗战建国的力量。倘若把宪政运动和“消灭异党”等量齐观，恰恰足以引起许多不幸的纠纷而减弱抗战建国的力量。这真是所谓差以毫厘，谬以千里，不可不严格看清的。
但是不幸的是能够巩固团结的宪政（宪政同时还有革新政治等效用，这里姑仅就巩固团结一端而言。）终于流产，而前方的“军事摩擦”，由华北而皖南，至一九四一年的一月底达到所谓皖南事变的最高峰，后方的“人事摩擦”亦变本加厉，愈逼愈紧。
所谓“人事摩擦”，是指国民党一方面强拉人入党，否则加以种种压迫，如打破饭碗等等；一方面发现有其他党籍者就加以种种压迫，打破饭碗算是轻描淡写，其较重者由特务老爷赐予一绑，锒铛入狱，或一命呜呼！
中国的政党，除国民党外，最大的要轮到中共，这两“大”“摩擦”也最厉害，其次像救国会也因为救国的主张和公正的态度，尤其是进步文化的力量，受到全国广大民众的重视，也特别受到严重的打击。（国民党的反动派怕听到“救国会”这个名词，硬把救国会叫做什么“人民阵线”，颇饶趣味，容后再谈。）此外如青年党因为在四川颇有“群众”，也受到嫉视而引起“人事摩擦”或“文化摩擦”。
例如青年党重要领导人之一的李璜先生（也是国民参政员）就曾经对我谈起一件事，说有几个教员因为有了青年党籍被发现，便被打破饭碗。李先生对此事当然非常愤慨，他乘着和蒋先生见面的机会，把这件事很具体地告诉了蒋先生，并把因党籍问题被打破饭碗的教员名单都交给了蒋先生。蒋先生听了之后，认为这是不应该的，他说：“我把青年党的同志看作和国民党的同志一样，让我叫他们查明纠正。”国民党的总裁作了这样肯定明确的答复，在李先生以为可以放心了。但是此事并没有得到下文，蒋先生尽管这样说，党部却尽管那样办，不但此事得不着下文，相类的事件仍继续不断地发生，他说蒋先生日理万机，他又不好意思因这些琐屑的事情常常去求见，去麻烦他。他说完叫苦连天，急得跳脚！
也是青年党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左舜生先生，富正义感，说话尤其直截爽快，他也谈起一件事。他说有某君诚实可靠，做了十几年的青年党党员，不愿改党籍，也因为有人要再三强拉他入国民党，他再三婉谢，饭碗岌岌可危，他不得已来见左先生商量这件事，左先生听了之后愤然对他说，“不要紧，你仍然做青年党党员，同时不得已加入国民党党员也无妨”，左先生说得有趣，他说不多时他见到国民党党部的某负责人，他老实对他提起这类的事情，他说：“你们一定要这样蛮干，也好！我们也通令青年党党员可以跨党，这样还可以从他们得到国民党党内的许多秘密消息，倒是一件好事！”
以上所说的当然只是千万件中的一二例子，而且这类“人事摩擦”当然不限于青年党。至于无党无派的当然也在被拉之列，在入党和饭碗之间大加思索，由服务的机关当局发“表”填注，一大批一大批实行其“集团入党”！（有人说这是仿效颇为摩登化的“集团结婚”，待考。）这不但实行于各机关，甚至举行什么会议的时候，也来这一套，例如在重庆举行的小学教员会议（详细名称已记不清），就发共同宣言，实行全体入党，也就是集团入党！你常在报上可以看到用大字登出这类的消息！但是这样冠冕堂皇的新闻后面，就伏有不少的“人事摩擦”。（我自己和我与许多工作同志所主持的文化事业，遭受到残酷的压迫，事业且遭到残酷的摧残，也和这个问题有关，也只是这整个逆流中的遭难的一部分而已。）后面要顺便谈到。
国民党中不是没有脑子比较清楚的人，其中和我个人友谊好的也有，我有一次和一位国民党参政员在他家里一个房间里两人对谈，提及这件事，我说任何政党（国民党也在内）要多得优秀党员，这种合理的心理是可以了解的，但是现在国民党用饭碗的威胁来强迫入党，在大后方闹得乌烟瘴气，怨声载道，实在令人百思莫得其解。好的政党能起领导的作用就在集中优秀分子，不仅重量，尤须重质，这样“兼收并蓄”，无所不拉，于党何益？假使全国国民都个个入党，那党的招牌可以脱下，换上中华民国的招牌，又何必有党？他承认这种办法是不对的，但却轻轻加一句说：“总裁要这样办，有何办法！”我想蒋先生不会见不及此，即退一步说“总裁要这样办”，如果知道是不对的，大家也应该竭诚进言，不该只在房间里恣嗟叹息而默无一言。他听我这段不入耳之言，也只有默无一言而已。我暗中想这还是“领袖脑壳论”的遗毒在那里作祟罢！
也许有人以为这是“消灭异党”的一种好办法吧，因为大家都进了国民党，任何“异党”都没人做党员，岂不等于“消灭”了吗？这真是想入非非之谈，事实上的效果如何，不是很明显摆在人人的眼前吗？
“人事摩擦”是不该有的，也是不必要的，但是由于政治“曲线”的逐渐下降，“人事摩擦”也随着愈逼愈紧，不但要强拉入党，而且疑心生暗鬼，动不动就疑心你是什么“异党分子”，那就非严厉对付不可！
复旦大学的某教授告诉我，有几个该校的东北籍同学，平日很勤学，但因不修边幅，常常发蓬蓬而衣褴褛，被校外的特务老爷所注意，时有暗中追踪探察之事发生，疑心他们是“异党分子”，他们蒙此不白之冤，骇怕极了，竟而不敢在校，不知躲在什么地方去，宣告失踪！这位教授忧形于色，说好好青年，如此受压迫，怎样是好？该校校长还是国民党党员，听说他还和CC派接近（大后方的文化支配大权，握在CC派手里，这是公开的秘密，大家所知道的。）颇不高兴，宣称以后有事当由校长处理，无须校外特务费心。
即令是蓬头垢面，衣服不整，何以便有“异党分子”的嫌疑？这点也颇费解。有人说，特务老爷这里所疑的“异党分子”，是指共产党分子，因为他们认为共产党能刻苦耐劳，蓬头垢面，衣服不整，似与刻苦耐劳有关，所以便生疑问！如果特务老爷真是这样想法，真是冤哉枉也，因为天下刻苦耐劳者多矣，并不限于共产党。
可是这类传说很盛。当时政界中人兼营商业以增加收入的颇多，即令是中小公务员无力独营，也多营营逐逐合力而经之营之。据说如有公务员只会刻苦耐劳，认真办事，而不想在生意眼上赚些外快，那也要被特务老爷认为具有“异党分子”嫌疑犯条件之一！
除刻苦耐劳无意外快等等之类，他们当然也要注意思想行动。关于思想，特别注意你看的书报。中央政治学校有个湖南学生，因为偶然在抽屉里被发现了一张《新华日报》，被确定是“异党分子”，便立刻被开除，而且在冷天被强令他把身上所穿的冬季制服脱下，立刻离校。（该校名义上系蒋先生任校长，实际上是陈果夫氏任教育长。）那个学生无可如何，只得向认得的湖南同学借些衣服，勉强离校，一时几陷于绝路。其实《新华日报》虽是中共的机关报，但却经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准于注册发行，所登的言论消息也经过国民党所领导的重庆新闻审查机关核准的。既准它公开发行，认为是合法的报纸，看的人——而且是偶尔被发现一张报纸的人——却须受到那样严厉的处分，在法律上实在是说不通的。（以上所述的事实，是被开除的青年亲自告诉我的。）
讲到行动，在重庆轰传一时的中苏文化协会同其他中英中美等的相类机关有同一目的，是旨在沟通两国文化及增进两国邦交的。该会是由孙哲生先生任会长，邵力子先生任副会长，完全是公开的合法的机关，且在国民党要人领导之下的。该会有几个高级职员于一九四一年元旦往苏联大使馆贺年，意思也不过联络友谊而已，这在中苏文化协会这样的一个机构看来，原是极寻常的事情。郁文哉那天也冒冒失失地跟着他们前往，回来时不幸走得慢些，一人落后，竟被特务老爷绑去，认为他的“行动”有异党分子嫌疑，后来虽经孙哲生先生设法保出，但已遍体鳞伤，背上打得血肉纷飞了！能够由孙先生保出，算是万幸，事后报上固不敢登一字消息，他也只得饮泣吞声，不敢声张。但是这件事却已喧传于重庆的文化界。
在蒋夫人所领导的妇女慰劳会重庆分会里有一个青年妇女工作者周健女士，对于慰问及帮助抗属（抗战军人的家族）的工作非常努力，不畏劳苦，听说有十分之七八的抗属都认识她，和她有深厚的感情。她为热忱所驱，往往忘餐废食去做她的慰劳工作。但是她就因此“行动”被特务疑为“异党分子”，有一天深夜由两三个便衣特务，居然在她的办事处冒充周女士的朋友将她喊出，然后拿出手枪威胁着她同走。她被禁在川东师范旧址，CC的中央调查统计局所管的防空洞内，关了好几个星期，最后由蒋夫人设法保出，她只被打过手心算是轻之又轻的责罚了！
像郁文哉及周女士有国民党要人设法保出，总算保了生命，其他没有这样保证的要人关系，为着“人事摩擦”而被冤枉牺牲的，何可胜数！报上其先不敢直载这种消息，只说“失踪”，后来“失踪”登得多了，新闻审查机关大概觉得有碍观瞻，连“失踪”都不许登载了。
“人事摩擦”似乎比“军事摩擦”和平，“文化摩擦”似乎比“人事摩擦”和平，其实是同样地残酷，而且还要普遍化。“人事摩擦”不仅因入党问题而打破饭碗，断绝生路，往往因“异党分子”问题而被绑入狱，断送生命，父母不得而知，妻子无从探问，死得不明不白，其严重性往往非“人事摩擦”四字所能形容其万一。
“人事摩擦”往往和“文化摩擦”连结在一起。说到这一点，我想起最可敬爱的一位青年朋友，他叫郑代巩，原来是全国学联的一位健将，随后就主持救国会青年部工作。为人深沈忠实而耐劳，他在重庆差不多以个人力量支持《战时青年》月刊，不畏辛勤，奔走各校，联络进步同学，使该刊成为他们的思想机关，故销数惊人，为青年刊物冠。最有趣的是当空袭警报来时，你可以看到他什么都可以不拿，必须拿的是一个他所最宝贵的提箱，很沉着地一步一步向防空洞走，那只提箱就等于他的编辑部，里面有的是《战时青年》的文稿校样等等！这样忠诚于工作的可爱的青年，这样不畏艰苦的青年，又被特务老爷认为具有“异党分子”的资格！有一天他在马路上被一个特务老爷拿出一枝手枪威胁着绑去，和郁文哉关在一处。文哉将放出的时候，他很诚挚地偷偷恳托文哉传给救国会同志令人听了流泪的话：他嘱同志们放心，他宁愿一死，绝对不会做出对不住同志的事情。听说特务老爷们也很佩服他的能力，所最不满意的就是他有“异党分子”的嫌疑！后来他们决定把他枪决，我们得到这个消息，都为这位同志痛哭一顿。可是郑代巩的本领真大，不知怎样竟被他逃了出来！我们大家得到了这个喜信，都喜欢得说不出话来！他自己替中国保全这样一个有为的青年，真是功德无量，可贺之至！可喜之至！
无论“军事摩擦”，“人事摩擦”，“文化摩擦”，都随着政治“曲线”的下降成正比例而尖锐化，而各种“摩擦”之间，亦彼此略有相当的连带关系，虽则“军事”比较有独立性，“人事”与“文化”较接近，虽则“人事”与“文化”亦各成其独立部门。讲到抗日党派关系，政治“曲线”下降，整个抗日各党派关系亦随之恶化，虽则其间恶化情形亦各有不同，大概依其力量成正比例（指抗日各党派本身的力量）。上面已经说过，“军事摩擦”只限于国共两党，因为在抗日各党派间，只有国共两党有军队。但是因“军事摩擦”使政治“曲线”愈益下降的恶影响却不仅及于国共两党。例如一九四○年的下半年华北国共两党“军事摩擦”尖锐化的时候，后方“人事摩擦”随着日趋厉害，中共的“异党分子”固然首当其冲，青年党的“异党分子”也不见得能够优游自在！上面所述李左所谈具体事实便是典型例子。其他干着爱国工作的积极分子如救国会会员乃至无党无派被疑为有党有派的无辜分子，都在殃及池鱼之列。这种情形，到一九四○年十二月底皖南事变发生时就更变本加厉，由“军事摩擦”而蔓延为大后方“人事摩擦”，几于随处可以遇到，使关怀团结抗战者发生异常深切的忧虑。
我们上面对于政治“曲线”下降中的“三擦”作了一番鸟瞰。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军事摩擦”和“人事摩擦”原是两件，可各自独立进行，但是由“军事摩擦”却很容易连带增剧“人事摩擦”，这需要简单的说明。中国虽闹了三四十年的民主政治，中山先生虽一生为此事而努力奋斗，但在事实上中国到今日还是一党（甚至一党中的一派）专政。在抗战初期国民参政会虽略含民意机关的一点点的微微的曙光，但至多只是政府的一个顾问机关，他的决议案并无代表民意监督政府之权或督促政府必须执行之权。在抗战初期，政府延揽全国抗日各党派若干重要分子加入该会，虽为上述职权所限，但沟通各方意见，主持正义，尚为国人所重视，随后逐渐演变，至第三届以后，成为CC派所操纵的御用机关，等于袁世凯的参政院。至于执行方面的政府，那更是单纯的一党专政，即在形式上也没有其他抗日党派参加其间，——民选固然说不到，号称民意机关还没有民选可言，政府更不说；由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延揽吧，曾经有过一个凤毛麟角的时期，即周恩来先生任政治部副部长不得不实际到部办公的时期，这时期已成过去的了。
中央政府既在一党专政之下，军事委员会当然也在一党专政之下，所以何应钦氏屡在国民参政会开会报告军事的时候，完全采用国民党在华北的摩擦专家的报告，置其他方面将领的报告于不顾，完全抹煞，一字不提，（这是据中共参政员转述第十八集团军所屡次报告的事实，当场提出抗议，认为何氏有所偏私，不然我们也不会知道的，）是不足怪的，因为他在形式上是代表军事委员会乃至中央政府向国民参政会报告军事，而在实际上却处处只顾到国民党的立场。
在这种情形之下，以“消灭异党”为党策的国民党及其所领导（或支配）的一切机构对于“军事摩擦”的看法当然很简单，那就是万方有罪，罪在对方。其他方面，——其他抗日各党派及无党无派立在团结御侮的立场，看到“军事摩擦”，总要审慎判断，详细探明事实，说几句公道话，有时还要奔走呼号，设法调解。这样爱护团结抗战爱护国家实力的审慎的态度，便大大触怒了在表面上似乎是在代表政府而在实际是在代表国民党“消灭异党”政策的某些人！（中山先生遗教中有不少进步的宝物，我们不能因这些人的不长进而一概抹煞！）这样一来，你的头上便很容易被人轻轻加上“异党分子”的头衔，于是前方的“人事摩擦”，有许多无辜青年便牺牲在特务老爷的辣手，纷纷“失踪”！
皖南事变发生以后，战时首都的“人事摩擦”真是紧张到了极点了。“人事摩擦”和“特务活动”是孪生子。各机关都散布着的受津贴的特务大活动。说也奇怪，有一天有两个青年偷偷摸摸到我办公处来看我，抽抽咽咽哭得像孩儿似的，原来他们是在中央某机关中被迫做特务，说以前系在上海某高中毕业，在报上看到某机关用某军事机关战时服务队的名义招生，以为是参加抗战的良好机会，踊跃应考，不料从此投入火坑，被迫做特务，现在如不做而脱离，即有被枪毙或被暗杀的危险，我说你们中途只须侦察真正妨碍抗战的汉奸，不做破坏团体的工作，于抗战也是有益的。他们垂涕而道，能这样安有不愿之理？最苦痛处就在被迫残害所谓“异党分子”，摧残无辜青年，苦苦求救于我，要脱离苦海。我说照你们目前情形，除乘机远逃之外，想不出别法，远逃也须有相当充分准备，且须万分机密，否则反有生命之危。他们泪如泉涌而别，来时为证明起见还带了一本千余页的特务讲义。哀哉无辜青年，不知何时能离此黑暗牢狱！
除机关外，听说街头巷外，也有特务密布，除特殊者外，还有接替办法，即一个特务监视一人走完一条街后，第二条街还有第二个特务接下去监视。各条街上都有特务轮流接替监视，使你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据可靠报告，我也承蒙他们不弃，也派有特殊的特务监视。但是后来似乎并没有收到多大如他们所希望的效果。依牺牲青年的成例，他们所希望的效果，最好应该是发现我有越轨或违法的重大的罪状，作为他们的藉口，那末一刀两断，一命归阴，还落得个法治精神的美名。但在事实上我并没有越轨或违法的任何罪状，所以特殊的特务尽管对我一天跟到晚，从这条街跟到那条街，也跟不出什么来！我不是没有活动。我对于国家民族的血没有冷，是滚烫着的，无论在国民参政会中（遇到举行大会的时期），在国民参政会外，抗日各党派（其中亦有主持正义的无党无派的人士，代表总数约十六七人，都是国民参政员），为着调解国共摩擦（因国共摩擦最尖锐，尤其是军事摩擦，如处理不当，或不幸扩大，势必妨碍团结抗战建国），我无次不参加，无次不追随诸前辈之后，竭尽心力，不辞劳瘁，以期有所救济。（因所调解者为国共摩擦问题，故国共两方面都不直接参加，直接参加者仅为国共以外的其他抗日各党派，惟有所建议，必以书函详述，由全体负责者签字，推代表持与国民党的蒋先生及中共在渝代表人周恩来先生征求同意。）
热心调解国共摩擦的国民参政员，不乏其人，抗日各党派的领导人及无党无派的公正人士都有，这原无足为怪，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立场，谁不虔诚希望全国团结御侮？但是我一参加调解国共摩擦，国民党的反动派便振振有词，说国民党请我做参政员，我却帮助共产党，他们好像把参政员看做养走狗似的，一旦豢养，便感恩图报，助桀为恶，便当闭着眼睛帮助他们“消灭异党”，置国家民族的前途于不顾！他们自己也许这样做惯了！为什么不略为张开眼睛把人看看清楚？说得出这样肮脏的话，听了令人作三日呕！记下来都污了我的笔！
我的行为是光明磊落的，与人以共见的；我的参加调解国共摩擦是和其他十六七位国民参政员共同进行的。在战时首都，要以调解国共摩擦为罪名而加以逮捕是不可能的，要寻觅其他罪名也无隙可乘，于是发生一件奇闻，一件奇事。
奇闻是：有一天有一位在军委会政治部第×厅任事的某女士很忧虑地跑来见我，说她偷听到第×厅会议商讨如何处理我，决定最妥善的办法是乘我到附近乡间偏僻地方闲游的时候，装做匪徒出来抢劫把我刺死。某女士原在文化界服务，为人很忠实，为很多朋友所知道，她再三叮嘱而别。我平日少闲，因此也很少到“乡间偏僻地方闲游”，况且得到某女士的好意“叮嘱”，所以直到今天未被“抢劫”，更未“刺死”。
奇事是：当一九四○年秋天，战时首都各军事及公安机关忽接到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氏通令，谓据报我和沈钧儒，沙千里诸先生将于七七在首都暴动，如不成则再于双十暴动，慎为防范云云，（谁被诬为罪魁，已记不清，寻常好事应该推年高德劭的沈老先生，罪魁未便亦不忍瞎推，就算是鄙人被诬可也！）我们三个人亲往质问何氏，他亲自接见，说得非常好听，他说：“我们深信诸位先生决不会这样，这一定是汉奸离间之策！”他话虽如此说，但后来还是一而再发出同样的通令！（因有些机关里的熟朋友通知我们。关于这件事在拙著《抗战以来》有较详叙述。）
那“奇闻”的用意很浅显，但要自投罗网，否则无从下手。那奇事却存心更辣，暴动之罪，非身首异处不可，岂不一了百了！我和沈先生都是奔走呼号团结最起劲的人，在反动派认为应该身首异处，犹可说也，无缘无故拉个沙先生，其先莫名其妙，后来经熟悉“内幕”者道破，说CC派要把英国人爱黎那里所惨淡经营的生产合作社抢过来，沙先生是爱黎最得力的一位助手，所以也想请他身首异处。
空气既然放出，后来但闻雷声响，不见雨下来，颇可诧异，想来想去，大概不会替我们三个人的身首设想，最合理的逻辑，还是因为替他们自己的利益设想。也许有人替他们想，这几个人究竟在社会上多做几年事，知道的人较多，不如青年那样容易欺侮，也许将来易发难收。这只是我的猜想，当然还不是事实，事实是说我要暴动，要藉此砍我的脑袋。
特殊的特务也许没有看见我有什么武装，所以倒并没有说我要暴动，甚至看得单调，后来我溜往香港，他竟没有发觉，他自己反而因此被特务头儿关了起来。
其实他也怪可怜，后来听说他在监视我的时候，每天只有两块钱的生活费，在他也许不够用，这也许使他对于特工的情绪低落。听说特务要有特殊的报告才有特赏。这在我，他也不易得。说我要暴动，这也许可算是很特殊的罢，但已被高高在上的参谋总长何应钦氏抢先报去了，不但报一次，他自己否认之后，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报去了，那里轮得到他呢？
在政治“曲线”加速往下降的情况下，“三擦”的不幸现象也加速增剧起来。关于“三擦”中的军事摩擦和人事摩擦，上面都已大略地谈过，现在想再略谈“三擦”中的文化摩擦。
所谓文化，尽管在各专家有或详或略的定义，但就具体的表现而论，主要的是在言论出版及教育各部门。言论有的是口头的，如演讲，谈话，座谈，及讨论会之类；有的是写出来的，如报纸杂志上的言论等等。出版则属于日报，期刊，杂志，以及书籍。教育则大概就狭义说，指学校教育，在学校中教师所教授，青年学生所研究的都是。这只是就事实上大概提出来谈谈，这几方面当然并没有严格不可逾越的界限，例如一个学校请校外的人来校演讲，这是演讲，同时也是教育，因为它含有教育的意义。就广义说，言论出版也含有教育的效用。学校中除讲授外，也有课内外读物及学校的印刷品出版物等等。总之，一般地说来，所谓文化摩擦，最具体的表现，主要的是在言论界（尤其是日报及期刊上的言论），出版界，及教育界。
我在上面曾经说过，“三擦”往往有互相的关系。前方的军事摩擦，虽是限于国共两党的军事摩擦，可能发展其影响于大后方的人事摩擦，并不限于国共两党，而是侵入于比较有力量的其他抗日各党派。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曾经谈及国共以外的青年党及救国会的故事。讲到文化摩擦，也有相类的情形，最显著的是皖南事变发生后，当局对于文化摩擦的变本加厉。该事发生后，国共两党的机关报处于对立的地位很是显然的，一方面是《新华日报》，一方面是《中央日报》及《扫荡报》。（《中央日报》算是国民党的机关报，《扫荡报》算是军委会政治部的机关报。）一方面在极艰苦的环境中努力奋斗，要把事实真相及真是非表白于世，以求公判；一方面凭藉执政党的便利，运用审查机关及军警宪兵作压迫工具。最有趣的是警察宪兵在大街上乱打乱捕售卖《新华日报》的无辜小贩。后来自己也觉得在战时首都，国际观瞻所系，究竟不大方便，特妙想天开，雇佣小流氓乃至小乞丐无缘无故随处打这样无辜小贩的耳光，受侮反抗大概是人类天理，当然引起吵闹，于是警察或宪兵出来装做弹压，把他们一同捉到官里去，不管三七二十一，所有报纸全部没收！这样既可不致有碍瞻观（？），又可达到目的。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很难久在隐瞒之中，不但你遇着中国的新闻记者，他们可以幽默而沈痛地告诉你一切，即偶尔住在国际宣传处的Press House（也许可译为“记者之家”）外国访员，他们也会笑眯眯地低声告诉你实际是什么一回事。
天下事最难的也许莫过于压抑正确的消息或言论。事有凑巧，拥护中国抗战的中国国民，固然都怕内战又要发生，以致妨碍团结御侮，住在Press House的外国驻华访员（尤其是英美，苏联记者有自己住所，德国除外）为着他们本国的利益，也希望中国能团结抗住日本，所以对此类消息，十分注意，忙于探听。《新华日报》于克服种种困难之后，把周恩来先生签名盖章负责写出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及“向江南为国殉难者致哀”几个大字刻出登载之后，外国记者分子要译发电报，仍被封锁，刚巧他们里面有人赴港，偷带赴港发电，引起外国的公正友人及侨胞的急电飞来，希望中国仍能化险为夷，为国家得到最后胜利。听说侨胞各团体来电总在千封以上，这使当局不得不稍稍有所顾忌，才能使事态不致再形扩大，侨胞对于祖国的关怀和急难时的贡献，实在值得我们钦敬。
但是这一部分（关于国共两党）的文化摩擦却不因此就算停止，《新华日报》排字工人有几十位被特老（特务老爷的简称，这名词不敢说有创造精神，似尚顺口！）绑去，至于邮政的暗中抵制，宪兵的暗中捣乱，亦不可胜说，我在这里只是因为这一部分的文化摩擦是政治“曲线”下降后“三擦”中的一部分现象，所以连带谈到，真是略之又略，其详有待于将来的中国史家。其实由前方的军事摩擦而殃及后方的文化摩擦，可说是整个的，并不限于国共两党而已，皖南事变发生后，重庆中间层的日报言论有过二三星期的最困难最紧张的时期，便是一例。
皖南事变发生后，政府郑重提出军令政令之必须服从。国民党的机关报要做的事很简单，大骂一顿之后，将“汉奸”的帽子强行戴在对方的头上。中间层的日报也有好几家，他们的“脑壳”却不能这样简单，而在国民党领导下的政府环境中，又觉难说老实话，于是大家在这样重要事件发生之后，索性有好几天在社论里一字不提！但是他们终难躲过难关，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负责人着了慌，把各报馆的主笔先生分别请来详加劝导，指示他们这篇文章应该这样这样做，那样那样说，大有以国文教师自任之概！有的主笔先生回馆之后，勉强胡诌一篇敷衍敷衍，但是第二天又被请去，指出他说得不够，甚至和宣传部负责人原来的指示不符，希望他再来一下！有的主笔先生只好哭丧着脸再勉强来它一下，有的倔强些的，老实置之不理，结果受到严重的警告。有的主笔再挨过几天，被电话催得没有办法，情急智生，特来一篇不痛不痒的短评，登在报的末端，这当然大动了指示者的肝火，叫去大骂一顿，说叫你做长篇社论，指示得那样详细，你却做了一篇三言两语登在使人寻不着的尾巴上！再不识抬举，那只有请他关门大吉！有一家报请老成持重的黄任之先生写一篇，黄先生很费苦心写了一篇顾全大局而又给国民党十足面子的大著，可是他文章里说的几句公道话却被检查员删得一干二净。
总之，那二三星期的重庆新闻界可谓在风雨飘摇之中，偶然遇到新闻界的朋友，他们总是摇头叹息，把这件“新闻背后的新闻”做谈资。
我对于皖南事件并不否认在表面上看来，其中含有军令政令的因素，因为新四军是归军委会指挥，在国民政府抗战国策下作战，由军委会发出的命令是军令，由国民政府发出的命令是政令，这是常识，但是在实质上我们却不能否认其为党派斗争的问题，因为在事实上新四军是承袭有中共的传统，军委会及国民政府也在事实上是由执政的国民党一党所主持的。我们要解决问题，必须面对事实，不能以军令政令几个表面上的名词抹煞问题的真实内容，而不从根本上加强民主政治，巩固抗日党派的精诚团结与合作。我有一篇文章很婉转地表达我的这种态度，我自信是很持平的，原拟登在《全民抗战》周刊上面，但是全文被审查会扣留，在那期周刊上的社论地位留下一个大空白——开个大天窗。
关于皖南事件的详细经过及真相，非本文范围所及，在这里只是指出军事摩擦和文化摩擦的相互关系，略谈一些作为一例而已，但还有一件有关的小事却很有重要的意义，值得附带一提的。有一位我所信任的江苏同乡老前辈告诉我，说皖南事件发生后，顾祝同氏曾亲到重庆召集一个江苏同乡谈话会，参加的是在战时首都的江苏重要士绅，他也被邀请。他说顾氏对他们报告，老实说原定计划是要消灭新四军，后来未能成功，竟被跑到苏北，很对不起云云。这里面不仅是军令政令问题，而确含有党派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根本解决的办法是要努力实行民主政治，各抗日党派都在民主政府之下和衷共济，同心协力，为国家民族前途的光明，为全国大多数民众的福利，而共同奋斗。这一点是根本解决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以后有机会还要谈到，在这里只是要指出：我们彻底明白了皖南事件的真相，便知道只是用军令政令的表面名词来抹煞一切，当时言论界并不以这种掩耳盗铃的态度为然，不是没有理由的，但却因此引起当时的文化摩擦，实在是很不幸的事情。就表面上看来，上述的文化摩擦是由军事摩擦波及的，但是如果进一步作稍稍深刻的分析研究，便知道其根本来源不是仅仅来自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也不是仅仅来自抗日各党派的关系问题，而是来自有关国家前途的基本的政治问题。——具体说来，就是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
军事摩擦可能波及或加剧文化摩擦，但文化摩擦当然不只是由于军事摩擦，可能由于在基本的政治问题之下对于各种重要问题的态度。例如上面谈过的宪政运动，抗日各党派认为不实行宪政则已，既实行宪政，必须注意提高民权，实行合于抗战建国需要的宪法，（即不应死守已经过时的不合时代需要的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等。）而且应把宪政运动和民众运动打成一片；一方面使政府的本质真能民主化，一方面使人民真有参政的机会。但是国民党的某些人却只要敷衍表面，实际上仍想维持一党专政的局面，而对于民众运动，更好像惊弓之鸟，所以说只要少数学者在房间里研究研究就得了！
因为对于这个重要问题有这样的不同的态度，于是在发表言论，乃至发表文章各方面，碰来碰去都不免摩擦。本文不是研究宪政问题，所以关于宪政问题本身，不能多所论述。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在国民参政会中尽管通过实施宪政的提案，而在这些提案之中，除了在野的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的公正人士外，执政的国民党尽管也有实施宪政提案在内，但是有一件很有奇趣的事实，即你如有工夫把当时国民党的言论（包括日报定期刊及小册子等）一读，那在实际上几乎是完全反对宪政的，和民间的言论几乎是处于敌对的地位，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阵营似的！
例如民间言论讲到民权，很自然地会讲到民主政治中人民享受的民权而且已成为各民主国宪法常讲的所谓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等等自由权利。这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亦曾经列为专条，原属中山先生遗教中的一部分，可为国民党党史上增加光辉的。但是民权自由的“自由”两个字却吓坏了反民主的先生们。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出的关于宪政的小册子，开宗明义第一章，一开始就用四号大字把中山先生“反对自由”的话全部分印出，好像暗示国父也和他们一样，一向是在“反对自由”的！其实中山先生所反对的是“一盘散沙”的自由，绝对不是民主政治中的民权自由，这是有《中山全书》原文可复按，不是我所创造的。我们主张民主政治，谁也不会提倡“一盘散沙”的自由！谁也知道民主政治所争取的是有组织的合于法治精神的民权自由！这并不是什么高深的政治学，只是常之又常的常识。但是国民党的机关报和刊物却用此大骂民主政治的提倡者，不惜一引再引三引四引！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反对“一盘散沙”的自由是一件事，反对民主政治中的民权自由又是一件事！但是反民主者却把这两件事扯为一谈，视为无上法宝，呶呶不休，不但在重庆宪政运动时期努力“表演”，后来在香港的国民党机关报——《国民日报》——以及用尽阴谋掠夺到手后的《星岛日报》上，仍把这个“法宝”搬出来大骂民主政治运动。在我第四次流亡到香港后，又看到这个“名剧”“演出”，有一天遇着一位刚到港的国民党参政员某君，我们私人友谊不错，承他来访问，我慨然问他，国父遗教中积极提倡民权可资发挥光大之处不少，何必如此歪曲遗教，令人齿冷，小册子作俑于前，机关报呶呶于后，何苦来！他回答得很妙，他说：“他们不如此解释遗教，如何解释他们当前的行动？”我的愤慨，在实际上不仅为着民主政治运动，也是出于爱护国民党及中山先生，也许这一点感动了这位国民党朋友，所以给我以如此坦白直爽的答复。所可惜的，这也只是他在房间里私人谈话中的态度，出去之后，他还不是同流合污了，加入反民主者的行列中一同摇旗呐喊？
关于后来在香港的时候，民主与反民主的激烈斗争，这是后话，还待后叙，在这里只是因为谈起在重庆宪政运动中国民党的机关报言论一致反民主的奇怪现象，附带涉及。现在言归正传，还是要回到在重庆宪政运动中“文化摩擦”的奇形怪状。
因军事摩擦问题而引起文化摩擦，这在“摩擦专家”隆盛的时代，似乎多少还是意中事；可是因宪政运动而也要引起文化摩擦，却不免有些希奇！
在国民参政会中一致通过实施宪政提案，却在国民党中有人大发其反对民权自由的高论，这已足令人诧异，但是既称为“实施宪政”，关于“实施”想来总不致和民间言论发生争执罢！但是在提案一致通过以后，却有一位国民党参政员某先生在国民党机关报上发表伟论，认为依中山先生遗教，有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之分，现在训政未毕，而且抗战期间尚在军政时期，所以宪法尽管研究，至于“实施”，那要等到何时，尚不得而知！（这篇名著原文不在手边，只能述其大意。）于是“党”的言论纷纷提出三个时期的重要性。大有笃守“遗教”的信徒愈多，民主政治的前途愈无希望之概！这样，“官论”与“民论”之间又引起了不少的波澜。其实中山先生预定训政为六年，现在训了一二十年，势非永训不可！中山先生所指的军政时期，是当时革命政府侷处广州，北洋军阀横行各地，实施宪政，非俟打倒军阀，无从着手，现在为对外战争，加强民主，正所以加强动员，形势迥异，岂能混为一谈。
这种“党”的伟论，无异于无形中把国民参政会中所一致通过的实施宪政提案根本取消！国民参政会虽渐渐只具形式，最近已成为CC派所操纵的御用机关，但在当时，尚有几分生气，在野的各抗日党派对此当然不能默无一言，该会议长即为国民党的领袖（总裁）蒋先生，参政员有机会见到议长时，便提出疑问，蒋议长大概也觉得太说不过去，于是由他发表谈话，申述根据总理遗教，三个时期不必拘泥。但是蒋议长的申述是一事，国民党内定的政策又是一件事。从此以后，“党”的言论虽不再喋喋于三个时期，但却一致认为民主与抗战是不能同时并行的，民主与抗战是不相容的，民间言论却认为民主是巩固团结，加强民众动员，及革新政治的锁钥。所以关于这方面的“文化摩擦”仍然是有着远大的前途！我们看到国民党最近十一中全会决定抗战结束一年后才实施宪政，可见民主与抗战不相容的谬论仍是某些人的成见。
所谓文化摩擦，如果只是口头辩论，文字争论，那真理愈辩愈明，我们不但不反对，反而可以欢迎，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前面所述警察宪兵特老爷对于压迫文化的行为，已是证明一斑。真理愈辩愈明；在相反方面，违反真理的言论行为也最惧怕公开的辩论和研究。宪政座谈会之所以受到国民党某些人的极端厌恶，理由就在此；提倡团结与民主的言论所以受到某些人同样的极端厌恶，理由也就在此。重庆各界宪政座谈会由各界热心人士要求在野各抗日党派国民参政员发起并主持其事，宗旨正大，行为光明，而且在野各抗日党派为着进行顺利并与国民党合作起见，曾想种种方法拉一位国民党参政员参加。其先拉不到，拉这个不来，拉那个不愿，后来想尽方法拉到一个，也像小学生时常“逃课”一样，时来时不来。最后由“党”的“领导”，用打手若干人捣乱会场，闹得乌烟瘴气，详情我曾在拙著《抗战以来》一书述及，现在不多说了。
“文化摩擦”这个名词里有“文化”两字，好像怪斯文似的，其实文化摩擦的结果不但可使被压迫者失学失业，甚至失去生命。一个湖南学生因偶在抽屉内被发现一张《新华日报》，被立刻剥去冬季制服，驱逐出校，便是一例。又像前面谈过的郑代巩因创办《战时青年》办得发达被特老“赏识”，认为是“异党分子”而被绑，又是一例；这倒不是仅仅因为办得发达（虽则这一点也是受注意的因素之一），而尤其主要的还是其中的内容是进步青年的进步意见，例如对于当前的国事问题，拥护团结必然要引起摩擦专家的肝火，主张民主必然要引起反民主者的嫉视。至于研究到青年切身的种种问题，只要是进步的主张，都不免与顽固派反动派的高见格格不入。顽固派反动派的老爷们自己知道要在思想上领导青年几乎是不可能，这并不是有什么敢于阻止他们在思想上领导青年，却是因为他们自己领导不起来。于是他们只得另辟途径，把进步的青年刊物主持“绑”去！他们说他办事很能干，所可惜的就是“异党分子”！其实凡是进步分子都有“异党分子”的嫌疑，因为他不知道跟着闭着眼睛破坏团结，反对民主！这样“不识事务”的进步青年，在顽固派反动派的老爷们看来，决定枪决，真是千活该万活该的事情！
这些例子，也可以说是由文化摩擦牵连到人事摩擦。这二“擦”是时常可以碰在一起的。在四川綦江训练班演出的许多无辜青年惨受酷刑，死于非命，是教育界方面文化摩擦牵连到人事摩擦的一种较大规模的例子，其详亦见拙著《抗战以来》一书中，此处恕不赘述了。此外学校教员上因不能如顽固派反动派老爷们之意，发挥“赤色帝国主义”的神秘理论，致被打破饭碗（此中有一位亲来详细告诉我一切）；成都某大学有一个大学生因被校内武装的三青团某“健将”所“赏识”认为他的“脑壳”有问题，于深夜被叫到校舍附近，严厉诘问几句，乒乓一声，一命断送，同学侧目，莫敢谁何！（这是我第五次流亡经过广东某县时，有华侨青年某君曾在该校肄业，仅一年大学即可毕业，看来形势每况愈下，情愿半途辍学去做生意，由家里出些资本，在粤港一带经营运输货物，亲口告诉我他所亲耳听到的这个故事，他在校内某个深夜，亲耳听到那位“健将”怎样叫那个被暗杀的同学出去，怎样问答，怎样发出枪声，那个无辜同学怎样惨呼而倒。）这类奇事惨剧，都构成了“文化摩擦史”上令人愤慨无已的一页。
这样看来，像特派若干打手捣乱宪政座谈会会场，仅将听众从此惊散，未把十几个各党派的参政员（其中有一位被强拉列席的国民党参政员李中襄先生，可谓两面做人难，他是我的老友，我很同情他的苦境！）打得头破血流，或乘便送掉几条老命（其中有好几位满脸长须年高德劭的老辈），可谓“优待”之至；又像分别延请各报的主笔先生到党部办公室“面授机宜”，指示“文章作法”，也可谓“客气”之至了！最可惨痛的当然要轮到许多既无“参政”之虚名，又无“主笔”之职位的纯洁天真的青年！每念及此，不胜悲愤！
即像区区这样一个“傻子”，不过想对进步文化贡献一点小小力量，也受尽顽固派反动派老爷们的青睐，既不死于重庆野外偏僻之地（参证前述军委会政治部某君的热心报告），又不死于“暴动”祸首之列（参证前述某参谋总长的再三通令），如今仍得苟延残喘，勉强呼吸于人间，在病榻上于病苦中愤然持笔写此《患难余生记》，仍与黑暗势力作殊死战，也可谓万分侥幸了！
文化摩擦并不是限于文化界一隅的现象（所谓文化界，主要地包括新闻界，出版界，教育界，）而是整个政治“曲线”下降中全部“逆流”现象中的一部分。（“逆流”这个名词，用来形容整个政治“曲线”下降中的全部状态，颇为简明可取，虽则顽固派反动派老爷们听到这个名词大为头痛！）这一点很为重要，因为必从整个政治“逆流”中看文化摩擦，（看军事摩擦或人事摩擦也一样，这里不过专就文化摩擦而已，）然后才看得出文化摩擦症结所在，然后才能明白文化摩擦的根源也是来自有关中国前途的基本政治问题，然后“文化摩擦”这个问题才能获得合理的解决。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进一步指出：所谓文化摩擦，除一方面与其他“二擦”（军事摩擦与人事摩擦）常可以发生连带关系之外，另一方面，就它本身说，是中国整个黑暗势力所要尽力保存的落伍文化与中国整个光明力量所要努力发挥光大的进步文化的斗争。所以我们如看到一个进步的报馆或其主持人遭难，以为这只是这个特殊的报馆或主持人与顽固派反动派之间的纠纷，这便是大错误；我们如看到一个进步的学校或其主持人遭难，以为这只是这个特殊的学校或主持人与顽固派反动派之间的纠纷，这也是大错误；同样地我们如看到一个出版机关或其主持人遭难，以为这只是这个特殊的出版机关或主持人与顽固派反动派之间的纠纷，这也是大错误。即作为个人的一个进步的作家或文化工作者，我们如看到他的遭难，以为这只是这一个特殊的个人和顽固派反动派之间的纠纷，那也是大错误。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进步的报馆，或是进步的学校，或是进步的出版机关，或是一个进步的作家或文化工作者，他们的工作目标与成果，都是整个进步文化的一部分。为着一个进步文化机关而努力奋斗——无论是报馆，学校，出版机关，乃至学术团结——为着进步文化的工作而努力奋斗，都是为着整个进步文化而努力奋斗。
文化政策是整个政治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进步的政治政策才能产生进步的文化政策，也只有进步的文化政策，才能与进步的政治政策相配合；就文化政策的伟大效能而论，我们也可以说进步的文化政策是进步的政治政策的先导，是进步的政治政策所以成功的一个要素。顽固派反动派所以痛恨进步文化，也因为进步文化与他们的顽固派反动派政治政策不相容，是他们的顽固的反动的政治政策的莫大障碍，所以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摧残蹂躏，不遗余力。在政治“逆流”的漩涡中，文化摩擦所以发生，进步文化所以遭到空前的灾难，根本原因也就在此。
但是我们为着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必须始终坚守进步文化的岗位，与黑暗势力奋斗到底。什么是进步文化？请于下章叙述“进步文化的遭难”时候，附带提出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