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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刊第十九期信箱所载由湖南晃县王而山先生所举发的该地“特种汉奸”一则，的确是事实，而且不单是晃县一个地方的事，恐怕内地都有发见的事实吧。这次我因事赴扬州乡间友人家（本月十五日），那天扬州全城及四乡都闹拉夫，不独在路上走的男子被拉，即商店职员偶或出门小便，亦在被拉之列，以致全城恐慌，青年男子皆不敢出门，街市突如死市。后经全体商民抗议，因如此则商店将被迫停业，于是城内才停止此种行为。惟四乡仍不时发现此种举动，以致一般乡民，惶惶不可终日，整天藏身家中，皆使妇女出外，不能安心务农，影响人心甚大，咸认此种举动非法，因目前据笔者所调查，一般目不识丁之乡民皆能认清此次全面抗战之意义，凡属中国人，均应为国家服务，如过路国军需要民夫，县政府尽可责成保甲长每乡摊派，更说明须服务约几日，或至何地即可放回，一方面家人可以安心，全体乡民亦皆愿往矣。更有可叹者，即扬属仙女庙镇某店小开被拉后，竟可以二百元赎回，实属地方官卑鄙痛心之举动！凡以上情形，皆系事实，尽可实地调查，务望负责当局加以取缔，或变更办法，对于内地人心之安定，有莫大之关系焉。
周鼎彝敬启。
十月廿三日。
编者按：关于“拉夫”的信，我们收到不少，其中有一个共同点值得我们的注意，那就是大家都承认在此争取民族解放的抗战时期里面，有力者出力是应该的，所以对于军队运输上所需的人力供给，在原则上是大家都不反对的，不但不反对，而且认为是应该的。现在各方面热心持久战的人们都在积极提倡开放民众运动，民众运动的主要目的一个，就是要发动民力协助军队。大家所反对的是没有适当的办法，又不先使人民明白这办法，一味瞎拉，这样怎能怪人民的“惶惶不可终日”呢？如果民众运动开放，民众都有了组织和训练，军队所经过的地方，由有组织的民众分段自动出来和军队合作协助，那末每段的民众只须在那一段的区域帮忙，到了相当的地点，又有第二段区域的人民出来接替，这样把工作由所经过的各段地点的民众分工担任起来，每人或每段中人服务的日期当然可以减少，所至何地也可以预先知道，在家属方面也可以放心。这事于安定人心的确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希望当局要加以严重的注意。至于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存心勒索，鱼肉乡民，那更是罪无可恕，我们希望政府要加以极严厉的制裁。
关于这件事，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军事的进行便利和民众运动是离不开的。如果开放了民众运动，民众自动地起来组织运输队，“拉夫”就根本用不着了。
宁波张令谋先生：你说你们都是高中学生，现在为了学校当局的避免无价值的牺牲，都已迁到比较安全的乡间来上课，都还过着很平凡的生活，因此都热望着能为这神圣的抗战尽一分子的责任，不知做什么好？你们都在求学的时代，不满于平凡的生活，而要在平凡生活以外再为国家的神圣抗战做些有意义的事情，这种精神是很可敬佩的。但是我们觉得在求学或受训练的时代，这求学或受训练的本身，也就是救亡工作的一部分。问题是在所求的学和所受的训练是否和这个非常时期需要配合或联系起来。例如学习做机械技师，在平常时候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但是在非常时期里，如有整个的国防经济建设计划的施行，其中重工业占着很重要的位置，那末在这种情况之下，学习做机械技师以准备国家的需要，便另有重要的意义，便可以算为也在参加救亡工作的一部分了。举此一例，其余可以类推。你们现在尚在高中时代，也许还说不到什么专门的训练，但是加紧准备，亦有着同样的意义，问题是在学校给与你们的课程内容，是否能和非常时期所需要的准备工作配合或联系起来。关于课余在农村可做的工作，方面也很多，这是要根据你们的能力和环境的需要而确定的。关于这一类的工作，本刊上登载过好些文字，可供你们的参考。简要说起来，在农村里目前较重要的工作是组织民众和训练民众。关于组织民众，也许不是你们几个同学所能单独担负起来的责任，要注意和校外的公团或社会团体合作，参加你们的能力可以做的部分。关于训练民众，除同样可与当地的公团或社会团体合作外，比较简便的，也许可集合同学为乡民先办一个义务夜校或补习夜校，教授基本知识及灌输救亡的意识等等，同时也可以作为组织的小中心，由此渐渐推广出去。
王正民先生：你说中国要求自立，还是要靠自己的力量，这句话当然是对的。但是主张联合以平等待我的与国共同制裁共同的敌人，并不是只依靠他人而自己不再努力，这一点却不可以误解的。例如英国要在地中海制裁“国际海盗”，就极力联合法国苏联等国来共同进行；这是互助，谁也不是专门依靠谁。中国今日除了汉奸之外，诚然谁也没有中途妥协的幻想。这类汉奸在中国还没有绝迹，这是公开的事实，我们所要提防的就是这类汉奸的作怪。至于在行为上已表现坚持抗战的人们，我们当然要敬重他们，信任他们，不致把汉奸的衔头加在他们的头上。至于民主的实行，非常时期当然要有简单迅速的办法，这种办法的宗旨是要使现在的政治机构更能反映全国人民的要求，增加政府抗战的力量。关于这一点，本刊上期时评里有一文论及（题为民意机关的设立），可供参看。
秀和先生：你对于中国精诚团结的忧虑，思深虑远，爱国热诚，溢于言表，不胜感慰。促成精诚团结原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精诚团结的障碍是私意，是成见。私意和成见占据人们的脑袋，一旦要完全洗刷干净，原来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需要一番忍耐苦干的工夫。现在中国在敌人残酷侵略之下团结了，以后还需要巩固团结，使一致抗敌的伟大事业不致受到中途的破坏，这是我们大家所要共同努力的。还有一点我们也可以注意的，那就是以整个的民族利益为前提的集团才能真正获得全国民众的支持，这是时代的要求，谁也无法违反这要求而还能侥幸存在的，违反的人们徒然心劳日拙，自掘坟墓而已。这种人也许暂时还可以趾高气扬，自鸣得意，但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们的末日是快要到来的。向着光明坦途迈进的人们，尽管在艰苦中奋斗，终能克服困难而获得最后的胜利。
浙江鄞县革宁先生：（一）你所在工作的乡下是一个偏僻的乡村，三面是山，人民大都是靠打石为生，上海战事起后，各地人民纷纷逃难，没有人肯拿出款子造屋，于是做石头生意的人都停顿下来，石匠无工可做，生计发生问题，你问我们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有什么方法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个问题如扩大起来说，要利用人力物力来支持抗战，政府对于后方的劳动力，应有非常时期的经济国防建设计划，容纳大量的劳动力，这样一来，石匠也许还是需要，即不需要，这种劳动力也可以转入其他部门工作。如就你所在的乡村的情形缩小来说，比较可能的出路也许只有替他们设计他们力所能任的手工业生产，这种设计要看本地及附近的需要和可能得到的原料。如果这样小规模的手工业生产也找不到，我们可以说想不出其他的办法，因为这是有关国计民生的事情，要由领导全国的政府负责，少数私人是无法解决的。（二）你在这乡村里办了一个乡村小学，利用这个组织来扩大救亡工作，这是极好的办法，因为这种乡村小学也是组织村民教导村民的一种很好的中心。由这个中心做出发点的组织方法，要看本地的情形，可以联络当地的公正人士，尤其是热心的学生家长，共同来进行。你说每夜在这小学里举行国难讲座，听的人倒不少，不过因村民受到生计的逼迫，有时也受到影响，人数减少起来了。这不但是你所在的一村的情形，可以说是组织民众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要组织民众，必须顾到他们的最低限度的生活。（三）你问起“如何充实我们自己去教育他们”？你是教育家，我想你一定知道“如何”的。一般的说起来，我们应该密切注意国内及国际时事的发展及有关抗战的书报的阅看，同时要在实践中去体验现实，尽可能帮助村民解决种种困难。
湖北藕池程桢琳先生：承你写长信来鼓励慰问，感谢得很。你所提出的问题，有些是关于已往的事情，我主张不再去说它，为着推进救亡运动，个人受了一点冤曲或吃了一点苦头，都是极微小不足道的事情，我们现在所注意的是巩固全国精诚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的唯一大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我们的思想行动，一切的一切，都应以保卫祖国为唯一中心。关于民众组织及失业救济，我们已有过许多讨论，想你已经看过，现在最重要的是从各方面推动此事的实现。关于征兵，因宣传工作做得不够，村民对于这次神圣抗战的意义有许多还不明瞭，以致发生种种不幸现象，我们也屡有所闻。你说：“保甲制度在乡村中成了封建势力利用的机关，征兵成了他们的财源。有钱的可以避免兵役，得了贿赂，转向那无钱无势的人——靠人谋生的——抓取壮丁填补，弄得乡里睡不安宁（抓取时总是乘黑夜），怨声闷在肚里。这许多危险的现象，对抗战前途实有很大妨碍，政府亦应注意。征兵本是国家的法令，也是近代一种完善兵役法，无论何人都不能违抗避免。像我国这次对外抗战，上前线杀敌，为国民应尽之义务，怯懦畏缩之念自不应有。就事实讲，募兵制沿行已久，这次陡然实行征兵，事先又不加以宣传，自难得人民之乐意。”这段报道可谓沉痛之至，我们特为撮述出来，以引起当局的注意和补救。
开封范若萍先生：（一）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青年学生在这个国难严重的时候，是否可以放弃其学业而走于救亡的道路上？”这个问题不是一句简单的回答所能解释的。倘若你所受的“学业”诚然和这抗战时期的需要能有联系，那末也可以说领受这样的“学业”也就是“走于救亡的道路上”。你的意思只有“直接走上前线去杀敌，或间接的到乡间去宣传，以及训练民众，组织民众等等”才可算是“走于救亡的道路上”，未免把“救亡的道路”看得太狭隘了。我们当然承认“直接走上前线去杀敌”是救亡工作的一部分，但这只是属于军事的部分，军事当然不能包括一切的救亡工作。如果你有志于参加这一部分的救亡工作，那当然是可以的，参加的途径或是寻觅领受军事训练的机会，或者直接参加到前线去，倘若你的能力已经足够应用。至于乡间宣传，训练民众，组织民众等等，也有种种不同的方式，有的要用全部工夫加入专任的，那末只有少数学生有志于此而无意续入学校，客观的机会和主观的能力又配合得起来的，当然可以去做，有的无须用全部分工夫做的，那末学生可以利用课外余暇来参加。所以总结起来说，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教育方面必须根据抗战时期的需要而实行根本的改革，这方面的努力当然偏在政府当局和教育家的责任，可是青年们也可以用集体的力量去请愿或建议，推动这件事的实现。第二，校课之外，应根据环境的需要，给青年学生以相当的课外余暇，参加校外的救亡工作。（二）乡村的安定与生产，政府应有相当的计划，青年学生只能在这样的整个计划下尽力，如设立夜校，消除文盲，及其他协助农民等的工作。（三）游击战诚然是重要的战术，但同时还须和正规军配合起来，才能收到最后胜利的效果。
镇江张大任先生：（一）凡事要做得好，必须是自己愿意做的事。社会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你学的中医，倘若这一部门是你自己所愿意的，所喜欢的，社会上并不是不需要医生，你是否要学下去，全看你自己的志愿。（二）你一面要想参加救亡工作，一面很怕家人要你去做生意。我们觉得救亡工作和做生意并不是一定不相容的。救亡工作不能当作职业看，倘若你无须自食其力，能用全部工夫出来为救亡工作尽义务，这当然是很好的；倘若你还须自食其力，那末尽可以一面做生意，一面抽出一部分的时间去参加救亡工作。最近我们常听到青年尽想抛弃职业去参加救亡工作，我们觉得这未免有些误会。你在心理上似乎也犯了这个毛病。（三）你要想脱离现实的环境而出外去流浪。这件事我们不敢说是绝对不可做的，例如世界有名的文豪高尔基就是做流浪儿出身的，但是他的做流浪儿是出于不得已，并不是由自己选择而来的，所以我们觉得你要选择出去流浪，我们不敢断定有何把握，因此也不敢奉劝。依我们的意思，你还是找个职业，一面抽些时间出来参加救亡运动。你家人希望你能安分守己，抽些时间出来参加救亡运动，和安分守己并没有什么妨碍的，因为救亡运动根本不是捣乱的行为。
山东夏村费满先生：（一）有些人因为在抗战期间在军事上受了挫折，就垂头丧气，这是因为根本不明瞭什么叫做持久战，根本不明瞭我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要经过很艰苦的过程的。在持久的抗战，一时一地的挫折是在所难免的，最最重要的是要抗战到底；能抗战到底，即不中途妥协，最后的胜利必然是属于中国的。我们如知道民族解放战争是要经过很艰苦的过程，那末唯一的念头就只有努力克服困难，而不应该被困难所克服。（二）日本帝国主义志在征服整个中国，所以中国任何局部的区域要想苟安图存是不可能的。在侵略者要收到各个击破的效果，在时间上略有先后是可能的，但是终究是不能独免的。现在日本以苟安图存来引诱山东，这完全是各个击破的阴谋，山东只要看自九一八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施展的伎俩，便可不言而喻了。现在的整个中国，存则俱存，亡则俱亡，所以我们全国应该团结起来共同行动。（三）你说“在山东的老百姓谈论国事，若与事实不符，那是造谣生事，罪当处死；但若所谈是事实呢？则为泄漏机密，得枪毙。所以抗战三个多月了，全国总动员组织民众的呼声震天价响，而山东仍是一无生气。”你又说“在尚未丧失的领土内有话不敢说，坐视一般汉奸舆论蔓延而不敢出来公开驳辩，是什么滋味？”你所报告的情形太可痛心，你所提出的问句太沉痛了！这不但是山东的危机，也是中国的大不幸。我们希望山东当局早些觉悟，不要噬脐无及！
武昌丁东先生：承蒙诚恳指教，厚意极感。先生认为全国正在抗战之时，内部不可再有磨擦，所见极是，关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和先生同意。我个人虽自恨能力薄弱，但数年来对于全国团结御侮的提倡，不遗余力，虽中间被误会而吃些小苦头，仍丝毫无所怨怼，但求团结御侮能实现，个人方面毫不计较。本刊自出版以来，对领导全国抗战的政府及蒋委员长，都以赤诚拥护，这在本刊所发表的言论，可以覆按。至于对政府偶有善意的建议或批评，这是各国舆论界的普通现象，一方面对于一般民众含有指导意味，以造成共同的动向，一方面亦所以反映民众的潜伏的愿望。中山先生所谓唤起民众，共同奋斗，舆论界实亦负有此种责任，和一纸“条陈”作用迥不相同。当然，全国的舆论不是一二刊物所能包办，但是它却不应该因此抛弃它的一部分的责任。
邝赋文先生：政府各机关因紧缩起见，不得不裁员，或实行所谓“停薪留职”，固然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是从整个抗战的计划看来，确有另行计划更好的办法之必要，因为这大量公务员被裁或被停后的生计，乃至他们全家的生计都没有着落，仍是一个待决的问题，不是一裁或一停所能了的。你问“为何不每人发低点生活费来彼此维持”？这固然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是依我们所知道，一般地说，就是那些未被裁或未被停的人们，月薪也已经打了折扣。这问题的根本解决，恐怕还在非常时期的建设事业有个通盘筹划的办法，才有工作可以支配，在经济上也才有力量顾到许多人的生计。
李念琪先生：（一）“主和者就是汉奸”这个标语里的和是指主战主和的“和”，在现状下主张对敌讲和，就是等于主张出卖国土主权，所以是汉奸，不能用“和平”两字来掩丑的。蒋委员长也说“中途妥协，就是灭亡”，可见他也是反对主和的。（二）你的那位朋友主张只要“保住华中及西南，再埋头苦干准备五年”，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是要灭亡整个的中国，所以东北四省沦亡，继之以冀察，继之以绥远，继之以整个华北，华北亡后，接着来的是什么，这是最近过去的铁一般的事实所昭示，无论如何健忘的人都不该不知道的。中国的重要资源大半在华北，没有了华北，重工业就绝了希望，还有什么准备可言呢？在另一方面，把华北的重工业资源让日本帝国主义安然享用，那是帮助他们准备罢了。况且日本帝国主义的毒害立刻就要遍布全中国，例如放纵走私就害到全中国的经济，根绝抗日运动及爱国教育也要害到全中国的民族意识，绝不是局部问题。你的那位朋友实在太近视了。
刘祖德先生：听到你已往的奋斗的苦辛，引起我很深的感触。青年人最重要的是要继续不断的向前努力，要不被任何困难所沮丧，能这样，必有光明的前途。所谓光明的前途，当然不是指个人方面的“升官发财”或舒服的享用，是指更能尽量发展个人的能力替更多的人服务，或做于更多的人有益处的事情。要得到这样光明的前途，就要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一天天充实起来，同时对于客观的条件时常作密切的注意。增加知识和能力的途径很多，有些青年因一时不能入校求学或一时不能升学，便感觉到十分消极，认为从此没有希望，这是大大的错误，因为入校或升学只是增进知识的一个途径，如果这一个途径实在没有法子再走，还应该想别的途径继续走去，也许要比较走得慢些，但是不停的走，一定也走得很远的。在现实的社会里——也可以说是广义的学校——“求学”，也许还要更切实些。我看到你的来信，又引起这样的感想。我希望你仍用着同样的勇敢的精神，沉着的态度，继续向前努力。你现在在银行界服务，我以为你就可以在那个环境里留心志同道合的朋友，彼此联系起来。如可能的话，尽可组织一个小小的研究会之类的小集团，共同讨论所要研究的问题，共同商定可能执行的行动，共同研究和其他救国集团发生相当的联络。有着这样小组织做基础，比之个人孤零零单独的暗中摸索好得多了。这只是方法的一种，你可以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斟酌情形决定。
丁河清先生：你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如何抵抗日本，其他一切成见主张均可放弃。”我想如果你常看本刊的文字，一定可以知道我们一向就主张“抗日第一”，关于这一点，我们对于你的意思完全相同。你又说我们当放弃一切成见，我们根本就没有成见，放弃不放弃不成问题。至于说要放弃一切主张，那要看是什么主张：如果是有益于“如何抵抗日本”的主张，绝对不该放弃，反之，如果是有害于“如何抵抗日本”的主张，那就应该放弃。这是我们所要解释的第一点。你提起有人主张改善政治机构，主张民主，认为这类主张是有碍于抗战的，我们却觉得为达到抗战的最后胜利起见，如发现政治机构尚有改善之必要，提出善意的建议，以供政府的采择，以供国人的研究，这正是有益于抗战的进行，绝不致引起其他的不愿有的结果。你说恐怕要因此使人民企图另建政府，其实对政府作善意的建议和“另建政府”完全是两件事，怎么可以混为一谈呢？关于民主一点，如果你常看本刊的言论，便知道我们的意思不过是要使得多数民众有参加救国工作的机会以作政府后盾，这样只有增强政府抗敌的力量，对于抗战前途也是有利无害的。总之，我们屡次说我们都应以赤诚拥护领导全国抗战到底的政府和蒋委员长，这如果你常看本刊，一定是知道的，我们在这里不必多所说明的了。这是我们所要解释的第二点。尤其使我们奇异的是你说现在有人主张组织人民阵线。依我所知道，中国从来没有人主张什么人民阵线。我自己向来是以公开言论与天下以共见，请问你曾在那一篇文章里看见有人提倡过中国应有人民阵线的组织？反之，我曾在所编的《生活》星期刊著文说明中国所需要的是全民族团结御侮的民族统一阵线，而不需要像西班牙那样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人民阵线。从前有人诬蔑全国救国会是人民阵线，但是我们请高等法院遍查救国会一切的宣言文件有没有一次用过人民阵线的名词来表示该会的主张？他们始终找不到。现在如果有人还觉得有什么人民阵线的组织，甚至还疑心我和我的一班朋友有此组织，请他们拿出确实的证据来。
何广周先生：你的信充满着努力求进和爱国的精神，你表示不愿仍在校里上课，很迫切地希望能做些更切实的救亡工作；你不愿像家人所希望你去做的工程师或银行家；你因为目前苦于投效无门，又想到陕北去入陕北公学。总之，我看到你的不安定的心情和迫切前进的情绪。我所得的印象是：你是个英明有为的青年，但是我觉得你的感情胜过你的理智，这是要请你注意的。现在的学校教育有许多不满人意是事实，但是我们如因此而不愿入校，把学校教育搁置起来，却未免过于性急，不是办法（当然可以选入比较差强人意的学校，不是说一定要固守着太不满意的学校）。这是第一点。救国和训练人材并不是对立的事情，例如工程师人材的训练，在抗战时期也是很需要的。家人的看法尽管是偏在数百元的月薪，但是我们尽管有我们的正确的看法。所以你应该自己考虑是否宜于做工程师，如觉得自己的性情与能力确是近于这一方面，努力把自己造成一个良好的工程师，对于国家也可有你的贡献。现在有些人把救国工作看得太简单太抽象，其实救国工作有各部门，也需要各部门的专门人材的，因此各部门的专门人材的训练，也可说是抗战期中一种重要的工作。到陕北公学去，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现在所入的学校在设备方面相当的好，可以增加你所习的部门的知识技能，我觉得也没有一定要去陕北的必要，请你按照实际情形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