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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八月三日到南京，约作十日的勾留。我和几位朋友往南京去的目的，是要对中枢要人贡献一些关于救亡运动的意见，所晤及的党政军各要人，所谈的也不外救亡运动的问题。我们到后，看到各省的军事领袖，如阎锡山、白崇禧、刘湘、龙云诸氏，都纷纷会集首都，商讨国防大计，对于抗战救亡，都有坚决态度的表示，很使我们感到兴奋。可是在这几天里面，有些朋友从上海去的，据说上海谣传“和平”的空气很厉害。“和平”的本身，谁也不反对，但是丧权辱国甚至亡国灭种的“和平”，却是我们所极端反对的。谣传不是事实，我们原不置意，但是因为有这样的谣传，我们见到某要人的时候，偶然提起这个谣传。他说他看不出有和平的途径，因为中国对日本要和平，日本所要的代价必须包括这六项：（一）承认“满洲国”；（二）承认日本在华北的特殊地位；（三）共同防共；（四）东亚对欧美外交须由日本“领导”；（五）根绝全国的抗日运动；（六）由日本用武力监视以上各项的执行。这便是“和平”的代价；这便是战的反面！简单说一句，这反面是中国的道地十足的沦亡，是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人变成四万万五千万的奴隶！这代价是我们所万万无法支付的。于是余下的唯一有希望的途径是整个民族的坚决抗战！
我们明白了战的反面，对于抗战才能下最大的决心，对于抗战才能坚持到底。我们明白了战的反面，才能深刻地感到保存五千年文明和卫护千万世子孙的责任都在我们的肩上，我们要用任何牺牲去争取的。
据最近东京传来的日本阁议的公表，日本政府准备长期战争，并将于九月初向议会提出新法案，使日本整个经济组织变成“战时状态”。侵略者准备长期战争，以日本的国内形势看来，只是自杀政策。但是在被侵略的中国，却须有长期抗战的准备。
这准备不是一句空话，应该是有切实的整个计划和切实的执行。我写这句话时，萦回于脑际的是“战时状态”中的后方国防经济建设。平常所谓国防经济建设，也许因环境的松懈，不免有踱方步的姿态；在这万分紧张的抗战时期，应该出于跑快步的姿态。苏联的建设，天天以帝国主义的进攻警惕国人，力促五年计划在四年中完成（实际是四年零三个月），我们当前的拼命时代，比当时的苏联更紧张万倍，更应该把抗战做发动机，在几个比较处于后方的省份，加紧国防经济的建设。在整个计划之下，动员四万万五千万的国民，努力于重工业及农产品的紧急生产，大规模地建设交通，同时用教育方法，宣传工具，使努力于这些事业的人们，深切地了解多用一分力，即多为抗战增长一分力量，他们的艰苦努力，其劳绩即等于前线冲锋陷阵的战士。这才是真正的动员全国，大量的动员全国。
我们不要把抗战看作完全破坏的性质。我们要注意在抗战过程中同时把艰苦的建国事业担负起来！
当然，这种计划必须由政府来发动，必须在政府领导之下进行，但是促成此事的实现，还是要靠各方的督促提倡。
有位很热情的青年在他的信里很愤慨地说：“现在许多人没有饭吃，没有工作做，要救亡不知如何入手，一串串由抗战而引起的问题无法解决。”
自从抗战发生以来，难民激增，失业也激增，他们不仅想到自己，同时也具着一腔热诚要替国家做些事。就是有一口饭吃的人，也不甘吃白饭，也极想在这国难急迫的抗战时期，能替国家做些事。要工作做，几成了一般的呼声。
这些问题当然不是任何个人所能解决，也不是一二民众团体所能圆满解决（虽则团体较个人还略有一些局部的办法），因为这事和整个的抗战计划或国防计划有脱离不了的联系的。我国的抗战计划，在军事方面，已得到相当的注意，在全国总动员方面，还只是一句空的口号，还缺少具体的办法。一般人对于所谓总动员，也只注意于军事的意义，其实在抗战期中的国防经济建设，在后方动员国民动辄数千万人，从事生产事业（如重工业，生活必需品，农业生产等），巩固抗战的基础，那才是切实有效的“动员”。同时还可动员大量人材把这些生产区域的城市及农村组织起来，在紧张环境中积极推广民众教育（以抗战建国为中心的民众教育），生产教育（切实的短期训练），这方面的“动员”的人数也必有可观。
这样，在战区里，即发生战事的区域，只须直接和战事有关的人们依实际的需要而留下，其他的民众便可大量有计划地移到后方参加实际的国防工作，——经济的和文化的。
中国要从死里求生，一方面在前线要英勇抗战，一方面在后方还要努力建设。讲到建设，就一般说来，也许有人觉得需要和平的环境；能在和平的环境中建设，当然是最好的事；但是在侵略者残酷进攻的时期，不许我们有和平，所以我们要巩固持久战的基础，虽在抗战的紧急时期中，在后方的几个省份里，格外要加速地努力于建设，——在中央所主持下的有整个计划的建设，以保障抗战胜利为中心的建设。
而且在紧张中的国防建设，还有几个特殊的优点：第一有抗战救国的显明目标做发动机，国民都情愿在最低限度的生活下为国家奋斗；深切地了解能为国家建设事业多尽一分力，即为国家的救亡图存多增一分力量。尤其是国营的建设事业，生产的盈余归国有，国民更愿艰苦奋斗，为国努力。第二，即有一部分利用民间资本，亦可由政府规定最低限度的利润额，或效美国在大战时期所施行的“利润税”，限制私人的利润，增加国库的收入。在抗战救亡的发动机之下，企业家分出相当部分的利润来增加国力，使国家得到最后的胜利，使自己和自己的子孙不致沦入奴籍，这绝对没有人敢反对，愿反对的。
所以在紧张中的加速的建设，不但是可能，而且还有它的优点！这是中国缩短建国过程的莫大的机会，我们不应错过！
最近有朋友从山西来，谈起一件饶有趣味而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事情。据说山西当局在北方战事愈益严重之后，在感觉到动员民众伟大力量的重要，但是临到危急的时候，却不大“动”得起来，于是阎主任诧异为什么他干了二十年的“民众运动”，却得到这样的结果！他想起第八路军的先生们精于此道，特约几位来商量这件奇事。他对他们老实提出这个问题；并且老实说他“动员”几个月，只“动”了几百人，而前次未改编前的“八路军”一入山西，就带去了五千民众，这里面必然有什么秘诀！他们回答得太爽直了。他们老实告诉他，说他二十年来的“民众运动”，在实际上只是压迫民众的运动！他们说倘若他真要把民众动员起来，必须把压榨农民的苛税迅速减轻，把阻碍民众运动发展的种种事实消除，让民众积极发挥他们的自动性，他们当然要起劲起来的。听说阎主任很为感动，我们诚恳地希望他的翻然悔悟，在时间上不致过迟了。
我的这篇随笔的标题把防家贼和民众运动联在一起，初看起来，似乎太不伦不类了，但是如果我们不有意忽视上面所说的那样严重的事实教训，对于这个标题应该不难得到相当的了解吧。我们防家贼，主要的目的是在时时刻刻提防他会妨碍我们自己的利益，要这两方面精诚合作，是很少希望的，——倘若不是绝对不可能。被人当作家贼防的人，要他们真能参加合作的工作，就是他心里万分愿意，而牵制于种种的束缚和障碍，要发挥他的自动性，共同起来努力奋发，在事实上是无法办到的。这样一来，往往有一批人钩心斗角于培植“防家贼”的“自己人”的势力，而实际无意作家贼而却被人当作家贼来防的人们，他们的精力也被消耗于人事的纠纷，对于真正救亡的工作而无法得到充分的效率。
山西的注重民众运动，一向是我们所常常听到的，但一旦临到危急的时候，民众应该有的伟大力量竟“动”不起来，可见我们要注重的民众运动不可以挂了一块招牌为已足，必须开展真正的民众运动，同时要把领导民众和防家贼分清楚。我们都要把少数人的利益抛开，大家的心目中只有整个民族的利益，这样才能达到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的目的。
我国的抗战，军事固重要，但后方经济的巩固，更是重要的基础。本刊鉴于抗战展开以后，社会上的一般失业问题，一天天严重起来，认为解决之道，根本在有整个的国防经济建设，因此特于本月三日往访化学专家而兼实业家的吴蕴初先生，提出这个问题，征求他的意见，他也表示有同样的感想。他觉得一方面要尽量把重要工业迁移内地，一方面要在整个计划下努力增加生产。
记者提及一般人所认为困难的有四点：第一是原料问题，第二是资本问题，第三是电力问题，第四是交通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吴先生认为尽可利用中国自己有的原料，他深信生活必需品和国防品，中国已有原料可以利用。最重要的原料为煤炭，华北失陷，煤量已去其大半，虽极可痛心，但所余的仍可供利用。吴先生新自德国调查实业回来，他说德国人在艰苦中奋斗，对原料一项也是尽量运用本国所有的。他们得不到国外的橡皮原料，居然由煤炭中想法造出橡皮来，叫做Buna！没有造肥皂用的油，他们又从煤炭中造出来。甚至食料上用的油，他们也已经能从煤炭里造出来。可见只怕不苦干！中国目前在原料方面还不至窘迫得像德国那样，只要我们真肯努力，原料是可以设法解决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资本，——吴先生毫不迟疑地说：“这也只要大家咬紧牙根干，大家不怕苦，也不是没有办法的。”记者说，在这样国难危迫的时期，人人都愿贡献他的全部心力为国家而苦干，只要有最低限度的生活，经济是不计较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国家正可以运用最少量的资金，办最大限度可能的生产事业。吴先生也很以为然。关于这个问题，他还指出两点：一点是政府对于实业须有确切的保障，使办实业者毫无疑虑，放心办去；还有一点是企业家及具有资本的，也须顾念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和政府立在一条战线上来干。
关于第三个问题——电力，——他认为有煤有水可用的地方，不怕没有电力。已有电力可用的地方固佳，否则便应该同时发动水电力的制造。讲到这一点，更可见整个计划的重要，倘只有一部分的枝节的实施，而同时没有整个计划的配合，这种困难当然是无由解决的。
关于第四个问题——交通，——这是无容讳言的缺点，因交通的不便，运输上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吴先生也认为大规模的交通建设，也是整个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交通不够用，我们应该使它在最短期间能够用，不该作无益的兴叹。同时可把已有的交通先用起来。
吴先生承认在这艰苦的时期中，国防建设也必然是很艰苦的，不过他不承认天下事没有办法。不过有些办法是比较的容易，做起来顺手些；但只须真肯努力，不会没有办法的。
最后我们偶然附带谈到农业生产的重要。他特别提出我国对于食料当力避浪费。他说在外国看外国人吃菜，把盆底吃得干干净净，中国请起客来，往往糟蹋不少的菜肴；我们应该为国节省物力，再不该那样浪费了。
最近有一位美国名记者从华北到上海，我在本期“时评”里曾略为提到他说的几句话。他约我晤谈了两小时，谈了不少话，我觉得他的意见还有值得介绍的，所以再作这篇谈话记。他因为某种原因，暂时在这类谈话里不能向外发表他的姓名，这一点我们是谅解的，所以只称他做记者而不写出他的姓名。
他是最近从华北来的，而华北却是正在敌骑蹂躏的惨境中，我首先问他关于华北的感想，他说华北的存亡，其权还是操诸中国人的手里，因为日本即在目前占据了华北，倘若中国仍不妥协，继续抗战，日本仍不能安然坐享华北的赃物利益，而日本国内的经济困难，到本年底就要感到更尖锐化。倘能如宋子文先生最近发表的中国在经济上至少能维持抗战两年，那只要能下决心苦干下去，日本必败无疑。不过日本现在已感觉到种种棘手的困难，在黄河以北到手之后，恐怕要勾结英国出来讲和，那时中国很有妥协的危险，这是中国所要早下决心拒绝的。他认为中国继续抗战，日本固然被毁，中国也难免受着很大的牺牲，但在重大牺牲之后，可从基本上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来，这伟大的牺牲无论如何是值得的。倘若怯懦苟安，半途妥协，名存实亡，使日本得安定下来，不久又必然再来一次武力侵略，那就永远不得翻身了！他认为这是中国的最大的危机。
他说中国只须打六个月（当然必要时还要继续下去），国际形势必然地还要大大地转好。各国目前都不愿得罪日本，所以不能对中国有怎样积极的具体的帮助。如中国再打半年，日本经济受重大的打击，军事方面也受到重大的损失（他估计日本军队在东北、华北、华南已近八十万人，东北及内蒙约三十五万人，华北约二十五万人，上海附近约二十万人，如再打下去，最近要增到一百万人，即如此大量军队的给养维持，已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没有很大的力量来对付第三国，那时各国当然也都要出来，乘势加强对中国的帮助。所以要转移国际形势的更大的好转，要各国更有积极的具体的帮助，最最重要的还是抗战的能够坚持下去。
他很诧异的是号称民族解放的伟大战争，只有军队活跃，看不到民众和军队打成一片共同兴奋努力的现象。他曾经到过陕北，觉得只有在那个地方看到过军民合作的热烈状况；军队出发时，男女老幼热烈欢送；军队所驻的地方，人民热烈地给与种种的帮助，种种的鼓励与合作。他在华北所见，日军反而比较知道利用民众，利用宣传，每一支军队出发，都随有新闻记者和摄影师，把军中的“英勇热烈”的情形随时随地描绘得有声有色，到处宣传，他们把宣传看作和军事同样的重要。至于他们随处组织他们的所谓“民众”（在中国方面就是汉奸），尽量利用着，那更是有目共睹的了。他再三地慨叹于中国的军队和民众隔阂得实在太厉害了。不但在华北如此，他到华南来看看，也感到同样的骇异和失望。他认为这样的民族解放的伟大战争，必须激动各个人民来参加。他不知道中国民众运动受到种种的阻碍，再三问我中国人民为什么不群起要求，补救这个缺憾！他又再三的说，这是知识分子应该热烈参加的民族革命，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到那里去了！我听了只有感觉到汗颜无地。
我们谈到意大利对中国态度的恶劣，他说意大利的勾搭日本，旨在牵制英国在欧洲的活动；意大利自己的海军在地中海牵制英国在欧洲的力量，同时勾结日本的海军牵制英国在远东的力量，这样更可分散了英国在欧洲的活动力，使英国在欧洲更不敢采取任何断然的策略，这样一来，意大利当然更容易畅所欲为了。
其次我们也谈到九国公约会议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在九国公约会议中当然可把这次事件更扩大地暴露于世界之前，更使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再在全世界的听众前出丑，但除此以外不能有任何其他的奢望，因为九国公约会议除提出调解及妥协的办法外，绝对没有什么其他的更大的效用。
最后他谈起《大众生活》，承他过奖这刊物在救亡运动中曾经有它的贡献，他说他曾经把《大众生活》里的文章译了几篇发表在外国报上。我谢谢他的好意，并说明这是一大群努力救亡运动的文化朋友们的心血的结晶，我个人所尽的力量是很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