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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大会于九月二十八日通过二十三国咨询委员会所提出的决议案，谴责日本空军轰炸中国都市残杀平民，赞成者达五十二国。大会主席阿加汗宣布决议案通过时，全场掌声雷动，情形热烈，得未曾有。当咨询委员会开会时，各国代表都有激昂慷慨的陈词，英代表克兰波表示，这种惨酷的轰炸新闻，全文明世界听到之后的深切的悲愤，非言语所能形容。法代表台尔博斯也起来声称，凡是看到广州南京汉口等地被轰炸的报告的人，没有不悲愤填膺的，若再缄默无言，即等于与罪犯为同谋。倘令日世界的良心不起而大声疾呼，则文明本身将有灭绝之虞。苏联代表李维诺夫于拥护克兰波对于空中轰炸的谴责之外，并进一步声明，对于空中的谴责，并非对于其他进攻中国的方法即可认为正当。向在模棱动摇中的美国当局也表示赞同国联的谴责日本，谓国联如有具体的建议，则美国务院将加以审慎的考虑；同时声明美政府曾屡次向日政府声明，日飞机漫无限制，在中国人民稠密的广大区域任意轰炸平民，实不正当而违反法律与人道原则。
国际舆论与民众对日本的暴行更表示义愤。伦敦《泰晤士报》在社论中直率痛斥暴日的无耻，世界舆论一致抨击，英报且鼓吹实行经济制裁。英国人民抵制日货运动发展迅速，已普及全国，美国也在发动，纽西兰及南洋各地都在开始这种运动。印度国民党领袖尼赫鲁也发起在加尔各答，孟买，麻打拉斯，仰光四城举行民众大会，提出印度民众实行抵制日货的决议案。国际充满了愤恨日本的空气，已是铁一般的事实了。
日本是素以善宣传闻于世的。听说他们对于宣传费，是和军费一样重视的。但是无论他们的无耻的代言人怎样善于厚颜说谎，最近屠杀中国平民的残酷兽行，仍然要激动世界的公愤，而做这残酷兽行的牺牲品的却是中国的死得惨痛绝伦的无数平民。暴日的目的是要以极残酷的屠杀手段，恫吓中国人民，根据他们自己毫无人格毫无国格的无耻想象，以为这样可以使中国人吓倒，由此可以达到他们所梦想的使中国“屈膝”。但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中国人民虽然遭受到人世间最惨痛的境遇，前仆后继，断头绝臂，为国难而死，死而无悔，民众始终所有的唯一心理是抗战到底，必打到我们的强盗驱出国门，收回失地，恢复主权，才肯罢休。西班牙外长伐育在这次国联大会中热烈拥护该会谴责日本暴行的决议，宣称“西班牙谨向中国伟大民族的团结一致，表示热烈的同情。”我以为中国不怕为国难而惨死的平民，他们的精神的伟大，实在是中国伟大民族精神的表现，而不是以屠杀作恫吓手段的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徒然受人屠杀，只能引起人的怜悯而不能引起人的敬意。虽遭受到至惨极酷的轰炸兽行的屠杀而犹能前仆后继，继续拥护抗战到底，继续参加抗战到底，这样才能引起人的敬意。
“日本无论在平时或在战时，终将仰赖世界以图存。”（伦敦《泰晤士报》的话）日本要靠国外的原料，要靠国外的市场，日本要想脱离世界而横行霸道以图存，实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侵略我国的日本已遭世界的一致唾弃，我们的敌人在国际上的孤立，同时就是我们的胜利，也就是对于我国的抗战前途有着良好的影响。要保持这个良好的影响，要扩大这个良好的影响，要使这个良好的影响更现实化，更具体化，固然在外交上的运用，而尤其根本的还是在我们自己能不辱“中国伟大民族”的精神，在艰苦中把抗战持续下去，国联这次对于暴日兽行的严厉谴责，各国舆论和民众的热烈的同情，是我们的无数惨死同胞的血肉肝脑掉换而来的；是我们的无数同胞为国难而死的伟大精神掉换而来的。天下没有不出代价的好结果。我们要争取国际上的协助，必须有更大的代价；这更大的代价便是我们要从种种方面努力，使我们的抗战能够坚持下去。
国际响应诚然于我们抗战前途是有利的。但是我们不要忽略它的来源，不要忘却它的来源。必须把握住这一点，然后我们对于最近的国际响应与抗战前途，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与更进一步的努力。
中国是一个弱国，这就某种意义上说起来，是相当正确的，尤其是在工业落后及军备尚未充实方面，有着较明显的流露，但是就民族解放的斗争的立场上看来，中国却也有它的优点。在事实上，我国一直到现在，还未尽量运用我们自己的优点，这是非常可以痛惜而需要猛醒的一件事情。
这优点是什么？我以为是具有深刻民族意识的伟大的民众力量。但是这伟大的力量至今还在潜伏着的状态中，好像有无量金矿宝藏似的，还深深地埋藏在地下，未曾开发出来，未曾被我们尽量运用起来。在我国也许还有人对这个伟大的力量还糊里糊涂，或者有意熟视无睹，但是我们的民族敌人似乎已在担忧着，所以对于我国的政府与民众之间，大发挥他们的挑拨离间的作用。例如日本的近卫首相最近还再三声明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只是要膺惩中国的南京政府与军事领袖，至于天真而善良的中国民众并非日本的敌人。我们谁不知道，中国政府对日抗战，正是反映全国民众的迫切要求，全国民众因为发动了对日抗战，对政府愈益拥护得热烈；我国全国上下是在一致团结对付我们的公共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一定要施用种种伎俩来把我们的民众和政府分离开来，这就因为他们看出中国伟大的民众力量之可怕，一旦被中国尽量运用起来，是他们所难于应付的。我们的敌人对于我们的这个优点千方百计地摧残，这是无足怪的，但是我们自己如纵任这个“宝藏”埋在地下，却是一件很可痛惜的事情。
我们的这个优点是侵略国所欲得而得不到的。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开始进攻以后，他们的政党还公开要求日本政府说明对华用兵的理由。据最近由日本回来的朋友，还说在日本有不少人问起为什么要到中国来打仗！他们不是没有民众，但是在少数军阀和财阀所发动的军事侵略之下，虽用尽麻醉的手段，压迫的方法，民众的力量还是唤不起来。被侵略的中国，情形便大不同了。我每日替《抵抗》三日刊拆阅无数读者来信，看到他们爱国的真诚，愿为国家的抗战遭受任何牺牲而无悔的表示，未尝不深深地受到感动。同时也感觉到政府动员民众的工夫还太不够，以致有许多有志为国努力的民众都陷入投效无门的苦闷境域，因此愈益深刻地感觉到中国至今还未能尽量运用自己的优点。
我记得梁任公曾替李鸿章作过一篇传记，说李鸿章可以自豪的是甲午之战，日本不是打中国，打的是李鸿章。这在李鸿章，以一人和一国打仗，也许可以自豪，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以一人的失败而贻国家以无穷的祸患，不可说不是中国国家的一幕惨剧。这幕惨剧的遗祸于中国，流毒至今，未曾消失。当时日本强迫李鸿章亲自到日签订求和条约，有人说这是有意侮辱李鸿章，但是割地赔款却是中国国家的莫大损失。这次我国整个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形势当然和李鸿章时代不同，但是在当时日本所与作战的好像只是李鸿章一个人，现在日本所与作战的好像只是中国的二百万军队！我要特别郑重提出这一点，因为依事实上的表现，实际上和日本作战的只是军队，只有军事上的动员，其他部分虽已渐渐地在那里发动，但是在这样紧急的时期，这样迁缓，这样缺乏整个计划，这样散漫，是绝对不够的。我们有急起直追，赶紧补救的必要。
我们有四万五千万的伟大的民众力量，这是事实，但是如不尽量运用，那也只是一个空的数量，仍然不会发生实际的效用。我们有着这个优点——拥有伟大的民众力量——为我们的敌人所不及，这也是事实，但是如不尽量运用，有若无，无异消灭自己的优点，替敌人消灭一种顾虑，这在民族利益方面，实在是一件罪大恶极的罪恶！这事如不急图切实的补救，日本在甲午时候只须对付李鸿章一个人，在现在只须对付我们的二百万军队，这危机实在值得我们的严重的注意和深刻的认识。
中国如真要作持久战，如真要获得最后的胜利，必须尽量运用自己的优点——现在还在潜伏着的而未被积极开展的伟大的民众力量。
八月初我和几位朋友在南京的时候，上海风云已经非常紧急，我们见到刚由广西赶入首都共赴国难的白崇禧先生。他是我国军人中主张抗战最坚决的一个，这一点特别引起我们的敬重，我一见面，就慨然说，在此全面抗战即将实现的时候，枪杆做先锋，重要极了，我们拿笔杆的当尽力跟着枪杆走。白先生说不是，真正做着先锋的是笔杆，枪杆不过是跟着笔杆走。白先生是军人，他对着拿笔杆的人说这几句话，当然含着谦逊的意味，我们绝对不会轻视军事在抗战期中所占的重要的位置，不但不会轻视，而且是一致地尊崇，这只要看一般民众对于浴血作战，为民族争生存的前线将士，属望殷切，爱护备至，便可概见，但是军心和民气是有密切联系的，近代的战争，尤其需要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这一点说，造成正确的舆论，唤起国民御侮的意识与坚决国民奋斗的意志，文化工作的重要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代的所向无敌，五四运动的文化工作可以说是先锋队，由文化工作所传播的种子和革命的军事配合起来，才开出光辉灿烂的花。当时打倒北洋军阀，有如摧枯拉朽，主要的原因就在一方面是为民众所唾弃，一方面却有着民众的基础，得到民众方面种种的支持。这种民众的基础，这种民众方面种种的支持，决不是派出几支军队就可以号召起来的，在军事发动以前，以及在军事进行的过程中，都必须有文化工作在民间广播革命的种子，培植斗争的情绪。军事动员也许可由几道命令而咄嗟办到，国民动员便没有这样简单，必须在思想上及意识上下一番工夫，必须在斗争的过程中继续下工夫。
我曾经接到许多内地读者的来信，报告各地抽调壮丁及征兵等事，因乡民不明白这次神圣抗战的意义，也不明白国民对于国家应有的责任，加上土豪劣绅的藉口，威迫勒索，无所不至，发生种种不幸的现象，这里面固含有很严重的政治的问题，而在乡村的文化工作做得太不够，或简直根本就无所谓文化工作，也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苏联的积极建设是世所羡称的，尤其是他们在那样落伍的农民群众中间，受到种种的障碍与困难，居然成功集体农场的伟大事业。可是他们曾经动员整千整万的勤苦忠诚的党员深入农村里去做教育和宣传工作，使顽固守旧的农民深切明了农村改革对于他们的意义，由此改变他们对于这新运动的态度。在最初期间，甚至有下乡工作的党员被无知农民所暗杀的，但是他们不怕艰苦，根据整个的计划，继续不断地向前努力，到了后来，不但一扫顽固守旧的积习，而且动员数百万数千万的农民共同努力于农业生产的伟大的建设。世人徒知惊叹于他们动员国民的伟大运动，却很容易忽略他们在文化工作上的惨淡经营。
我常想中国要作持久战，国民动员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而此所谓动员，一部分固然是动员直接参加前线的战事；还有大部分却是要动员来参加大规模的有整个计划的迅速而紧张的国防经济建设，与此经济建设相辅而行，兼程并进的，是动员大量文化工作者参加大规模的、有整个计划的迅速而紧张的文化工作。
中国现在是在整个民族争生存的抗战时期，在这抗战时期里面，我们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以“抗战第一”的目标为集中点。换句话说，我们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以如何保障抗战最后胜利为中心。因此，逢到我国的友邦苏联革命廿周的纪念（恰在本刊本期出版的后一天即十一月七日），我们一方面要为我们的友邦庆祝，一方面却很自然地要把苏联革命的艰苦历程联系到中国的抗战。
中国目前是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奋斗着，在这奋斗的历程中，暂时的挫折是在所难免的，而这种暂时的挫折往往容易使国人误认为永久的失败，减少勇气，徒作悲观，忘却自己民族前途的大目标，忘却持久战的必然胜利。但是我们如想到苏联革命成功所经过的艰苦的情形，和今天他们所获得的结果，便应该可以增加我们的勇气，打破我们的悲观，更明显地望着我们的光明的前途，作继续不断的猛进。说到他们当时的国力，刚在世界大战的漩涡中弄得民穷财尽，全国骚然；当时的白俄之勾结列国帝国主义，其形势的严重，只有超过我国今日的汉奸；国土之被外敌占领，其范围也超过我国今日，在实际上所剩下的只有莫斯科和它的附近的区域。但是三年的内战（也可以说是“内外战”，因为在叛乱的后面总是有列国帝国主义的支撑），全国的领导中心布尔塞维克始终坚定不移，在一九一九年底，叛将登尼卿（Dënikin）进展至莫斯科相离只二百四十五英里。但是终被攻退，国际联军的阴谋终因布尔塞维克所领导的持久战而不得达到目的。倘若当时不是领导中心的坚强，坚持抗战到底的主张，则中途的挫折早已使得人心涣散，跑到自杀政策的妥协路上去了！这是正在抗战期中的中国，在苏联革命廿周纪念的今日，所要警觉的一点。
可是还有一点同样重要的，那就是当时布尔塞维克的中心领导有广大的民众为基础，这是他们所以终于能够排除万难达到最后胜利的基本原因。一九一九年的全年中，俄国完全被列国帝国主义所封锁。甚至红十字会的代表都抛弃了他们所视为必败的首都。但是在这样艰危的时期中，领导中心对于农民的政治教育及民众组织仍积极进行，不遗余力，不但产业工人一致拥护，就是大多数的农民也竭诚拥护，所以一九一七年的十二月红军只有四十三万五千人，一九一九年增至一百五十万人，一九二○年增至五百三十万人。白俄并不注意到工农广大民众的力量，他们所注意的只是浮在上层的城市布尔乔亚牧师和以前的地主，此外便一无所有。又白俄对于少数民族的态度仍然是维持着帝俄时代的帝国主义压迫的办法，他们进攻莫斯科，必须经过的俄罗斯的边境，那里的居民大多数是“非俄民”（Non-Russians），这些“非俄民”完全拥护布尔塞维克，如同大多数的农民一样，想出种种方法和白军捣乱。所以当时布尔塞维克的克敌致果，军事以外的种种力量固然是出于民众工作，即红军的迅速强大，也是由于民众工作。后来列宁的毅然实施过渡的新经济政策，老实告诉他们的党人，说这是要顾到当时大多数农民的企求，否则失却大多数人的支持，布尔塞维克（这时已拿到政权）一定是要失败的。这个苏联的伟大领导者对于广大民众的深切的注意，可以说是始终不懈的。我以为这也是正在抗战期中的中国，在苏联廿周纪念的今日，所要警觉的又一点。
蒋委员长在本年国庆日宣告全国民众：“这一次抗战是死中求生的一战，必须经过非常的危险和艰难，才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全国同胞，一定要有实实在在的觉悟，知道初步努力，必继之以更大的勇气和牺牲……因此必须准备着一切，来担当比今天还要艰难困苦到几十倍的境遇。”
我们在这紧急的时期，在华北太原失陷，及淞沪我军撤退后，人心似乎呈现皇皇的今日，愿每个中华民国的国民自己反省地问道：“是否真已准备着一切来担当比今天还要艰难困苦到几十倍的境遇？”“是否真已立定牺牲到底的决心？”我们在这紧急的时期，愿全国同胞再仔细回念着蒋委员长所宣告全国的上面的那一段话。我们始终深信我们为民族生存与世界正义而抗战到底，最后的胜利必然是属于我们的。但是同时我们却要深刻地明白这最后的胜利是必须我们不怕艰难困苦和牺牲到底去争取得来的。倘若中途遇着艰难困苦，便嗒然若丧，心灰意冷，充满着怯懦和悲观的心理，那根本就不必想做独立自由的国民，根本就准备做被蹂躏被侮辱的奴隶！
我们一方面愿以艰苦奋斗始终不屈，与全国同胞共勉。一方面愿竭至诚希望政府在这紧急的时期，实行断然处置的政策，痛痛快快地做几件振奋全国人心，挽回衰颓士气，和展开有利战局的事情。我们不怕中途的艰难困苦，但是我们不得不检讨已往的种种缺憾，补救这种种缺憾，使抗战很迅速地展开光明的前途。
第一件事是彻底开放民众运动。中国抗战至今，仍限于军事动员，并没有做到全民抗战，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即各地的抗敌后援会纷纷兴起，形势较前不能说没有多少进步，但是广大的下层民众的组织训练和武装，并没有真正的实现。听说周恩来先生在太原预料中国抗战的必有光明的前途，说起“日本只能带军队来，不能带民众来”，他的意思，我们胜于敌人的是除了军队外还有民众。但是我们的广大民众的伟力至今并未曾发挥出来。
第二件事是政治上的刷新。据事实所表现，要人中还有人发表模棱妥协的言论，各地官僚劣绅还有鱼肉平民的劣迹，甚至如李宗仁先生谈话所表示，即军队方面也有不少的弊端亟待改革。在这紧急的时期，用贤黜奸，须有一番大刀阔斧的表现。
第三件事是与国的进一步的互助联系。自抗战以来，国际形势始终是对于我们有利的。最近九国公约会议通过谴责日本违约的宣言，这在表面上看去似乎还仅属纸上文章，但是主持正义的几个国家已有另组坚强的联合阵线以对付侵略的端倪（见国民新闻社十四日布鲁塞尔电讯），和平阵线和侵略阵线将愈尖锐化，我们的“寻求与国”绝对不能把侵略国的伙伴也拉为与国，必须在主张正义的英美法苏求之，尤其是在远东更与中国有共同利害的苏联，我们必须和它有进一步的合作。
全国同胞应有民族自信心，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在这样紧急的时期，我们认为在政治上外交上必须有几件有利于战局开势的断然处置，才能转变目前的危殆的局面。
有组织的民众的力量，健全的政治力量，与利害相共的与国力量，配合起来，兼程并进，我们的胜利必能很快地到来。
国民政府于本月二十日发表移驻重庆宣言，表示于极艰苦的环境中仍坚持其抗战到底的决心，我们深信全国同胞捧读这篇宣言，没有不感动奋发，更以赤诚拥护政府，共同奋斗，争取国家民族的生存独立，达到最后的胜利。
这宣言首述“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爱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继述日寇“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最后表示“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因此“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我们同胞，应更精诚团结，拥护政府，贯彻这“更持久之战斗”。
为解放自由而抗战的国家，在过程中迁都，继续抗战而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者，史不绝书，较近的例子有苏联和土耳其。苏联在一九一七年革命后，受国际联军的干涉，当时的首都原在彼得斯堡（即现在的列宁格拉），因受敌军威胁而迁都莫斯科。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战争，首都君士坦丁受列强威胁，也迁都到安哥拉。前者在列宁和他的党人领导之下，后者在凯末尔和他的党人领导之下，排除万难，继续抗战，后来的结果是大家知道的：被欧人讥为“半野蛮”的俄国，现在成为世界上最被人敬畏的国家了；被欧人讥为“近东病夫”的土耳其，现在成为完全独立平等的国家了。迁都这件事的本身当然不是什么喜讯，但是迁都之后仍然继续抗战，不达到最后胜利不止，这却是在民族解放战争的过程中不屈服不妥协的表现，这是全国同胞所应闻风兴起，振作奋发的。
同时我们希望在移都继续抗战之际，对于与抗战的胜利息息相关的内政外交，尤须有迅速的刷新与转变。自全面抗战发动以来，发现了我们的许多优点，也暴露了我们的许多缺憾。为保障我们胜利的前途，我们当愈益奋勉地发扬光大这些优点，也应该愈益坦白地纠正补救这些缺憾。讲到内政方面，各地不肖官绅扰民虐民的事情必须严厉制裁；有利民生的事情，必须迅速实行，民心悦服，民生安定，这是巩固后方支持久战的重要基础。关于军队方面，自浴血抗战以来，前线英勇作战的将士，已引起全国人民最高的崇敬，但最近据我们闻见所及，仍有一小部分不守纪律，做出对不住老百姓的事情，这是需要迅速补救，免失民心的。
讲到外交方面，自日本帝国主义与意德订立防共公约，以防共为侵略及破坏民主政治的掩护之后，徒然促进英美法苏的和平阵线的结合，这种国际形势如运用得当，于我国的抗战无疑地是有着很大的裨益，诚如张志让先生所说，“我国的外交应该一面善用英美法苏合作的倾向，以取得联合对日的行动；一面推动英美赞助苏联为更进一步的单独援助。”（见廿一日《申报》专论）英国为地中海问题不得不拉法国，法苏为共同对德而不得不互助，中国在目前的紧急时期中欲得迅速的好转，必须在外交上有一番惊人的发展，同时配合内政的刷新，然后才能从危殆的境地中自拔出来。
在两年前我还流浪在伦敦的时候，有一天看了伦敦《泰晤士报》上所登日本军部发言人的一段话，气得一天饭都吃不下。那时日本帝国主义于掠夺东北四省之后，已开始侵入绥远，英国各报对于日军的横行无忌，颇有烦言，日本军部发言人便发表了一段意见，说中国民族无理可讲，所怕的就只有拳头。对付中国的唯一方法就只有武力，用武力是有求必应的，用其他方法是毫无功效的，这种实际的情形只有日本人懂得最清楚，不是西洋人所能了解的，所以奉劝西洋人不要多嘴，只要看日本人所得的结果就可以证明的。这明明是对世界公开宣言中国人是天生的奴性，只有用对奴隶威迫的办法对付中国人！日本近卫首相毫无顾忌地对世界宣言要把中国打到屈膝，也显示着同样的心理，“屈膝”是奴隶的状态，在他看起来，中国的四万万五千万人就只是一大群具有奴性的动物而已。
但是被日本帝国主义视为奴隶的中国人终于不能再忍辱含垢，奋然为保持民族的生存而起来抗战了，日本帝国主义仍深信他们可用对付奴隶方法达到成功，所以尽量利用杀人的大炮，坦克车，机关枪，毒气，和轰炸，在中国作大规模的惨无人道的屠杀，无辜的平民和避难的妇孺，都遭受到惨无人道的屠杀。但是中国人无论遭受了怎样的惨遇，仍然是咬紧牙根，为着争取民族生存而忍受惨苦，毫无怨怼。世界视态，为之激转，暴日罪恶，尽行显露。我们已对全世界证明中国人并不是像日本帝国主义所想像的只具有奴性的动物。
但是我们要真能自拔于“奴籍”，最最重要的是在当前抗战的过程中勿上日本帝国主义的老当。据路透社十月三十日由布鲁塞尔传来据说可靠来源的电讯，日本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愿与日本直接讲和，日本愿由美国出来做调人。该电讯又说日本除了驻华的某系军阀外，都急于要停止对华战争，勿使范围扩大；又说日本的领袖们都怕深入中国后易受苏联的袭击。这消息表示日本帝国主义经我国的英勇抗战，已经着慌；表示在华的日军阀已失却国内的一般支持；表示日本帝国主义之不胜持久战，也就是我国只要持久抗战，必然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但是这一电讯说日本绝不放弃华北五省自治及内蒙帝国，甚至加上上海附近地带的占有。这表示日本的所谓“讲和”，就是等于要我们“屈膝”。我们所以大声疾呼，认“主张妥协和平者就是汉奸”，原因也就在此。
我国政府为保持土地主权而领导全国抗战，蒋委员长三令五申地表示我国必抗战到底的决心，这是与天下以共见的事实，我们国民只有热诚拥护政府和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决无任何怀疑的余地。但是正是因为我们要热诚拥护政府和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所以对于敌人动摇我国人心的阴谋及汉奸为虎作伥的活动，不得不加以精密的注意与严厉的制裁。
我们要下决心抗战到底，做堂堂的人呢？还是自甘中途妥协，帮助日本帝国主义造成四万万五千万的“奴隶”，使日本帝国主义代言人对世界侮辱中国民族的狂吠得到事实上的证明？这是全国应注意的重要关头！
自“八一三”全面抗战的号炮发出之后，有两件令人兴奋而于中国抗战非常有利的事实是很显著的。一件是国际对中国的一致的同情；还有一件事是中国士兵的作战英勇。但是尽管有着这两件有利于中国抗战的事实，自从华北的太原失陷与淞沪撤兵之后，动摇的心理与军事上的令人失望似乎已渐渐地传布着它的毒菌，这种严重的形势实值得我们的严重的注意与迅速的补救，否则抗战前途不免要受到重大的打击。换句话说，时至今日，要坚持抗战，必须排除讳疾忌医的心理，提出毫无掩饰的检讨，在政治上有个大的整顿，决定积极的办法，才能使这危殆的局面为之一变。
目前抗战形势的不能好转最大的症结还是在仅有军事上动员，而实在没有做到全民族的整个抗战，也就是说对于民众运动仍然是未有彻底的解放。因为民众运动没有得到彻底的解放，军事上也受到很大的不良的影响。这种不良的影响，在事实上已有着很明显的表现，例如运输、救济、间谍等等的缺憾，固有许多人说到，又如武装民众一事，如再不实行，敌人每占一地，即无后顾之忧，不必多消耗他们的军队来防后方，可尽量运用他们的军力作更进的侵略，这是多么大的危机！至于补充我们的军力，无论人力物力，也是非彻底开放民众运动不可。现在有许多人都在高呼持久战，消耗战，但是这种战略非迅速使军民打成一片，是绝对没有多大把握的。
除民众运动的彻底解放外，要注意的还有动摇分子的肃清与政治机构的健全；自主的外交路线之迅速决定，对英美法苏的更进一步的联合，尤其是对于在远东与中国利害相共的苏联应有进一步的合作，不仅仅是希望帮助一些军火而已，在攻守同盟的参谋本部计划，以及政治外交种种方面的问题，都应有彻底的商定与合作。同时在内地的战时生产，必须有大规模的筹划与实施，安定民生，以巩固后方的基础。总之，整个民族的抗战，绝不能仅限于军事的一个方面，中国抗战到了今日的形势，不在政治上有一番大转变下个大决心，不能整饬散漫的人心，振作衰颓的士气，得到坚强的与国，展开有利的战局。
真要坚持抗战，必须有积极办法。否则尽管说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不知道最后胜利是待于我们的最大努力得来的，那也只是所以自慰的空话，于实际是无补的。我们要全国人民热烈拥护抗战，当然要使他们有民族自信心，但同时政治上必须有种种展开有利战局的事实，与天下以共见，然后才能使全国人民振作奋发，向着共同的大目标向前迈进。
形势已一天天地严重起来了，时机稍纵即逝，及今不图，后悔无及，希望全国同胞急起直追，督促并赞助倡导全国抗战的政府和领袖，迅速在事实上实现中山先生“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