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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挑衅侵略，已经引起了我们英勇奋发的抗战，这抗战的最重要的意义，是在事实上表现中国的确能够抵抗侵略。
日帝国主义始终梦想其所谓“大陆政策”，固有他们的一贯的侵略政策，但是不战而取东北，小战而取华北，也无疑地增强了他们的气焰，增加了他们对于灭亡中国的幻想。同时在中国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相信中国有抵抗侵略的能力，认为中国不战不是，战也不是！这一部分人的动机如何，姑置不论，在实际上却替侵略者和汉奸们张目！现在上海我国陆空军的顽强抵抗，已在事实上给与这些幻想和谬想以重大的打击了；在积极方面，更巩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力。这和民族解放的光明前途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是很显然的。
可是我们不要忘却上海的抗战只是全面抗战的一个部分，察绥的自卫和平津的反攻，和上海抗战的最后胜利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应注意整个自卫战的推进。
北方南口的捷音和南方上海的胜利，都给与全国人民以莫大的兴奋。我们一方面固要认识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虽必然地是属于我们的，在持久战的过程中却须准备艰苦的奋斗，就是吃了败仗也还是要奋勇迈进，百折不回；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尽力保障军事的胜利。关于如何保障军事胜利的这一点，我们深刻地感觉到政治准备太落后于军事的行动，实有迅速补救的必要。例如后方民众的整个的彻底组织和工作计划，都要有通盘筹划的打算和切实的执行。杂乱无章地“逃难”，也是没有组织和计划的一种表现；否则如在军事策略上有移动民众于内地的必要，命令一下，民众便可作有系统的移动，好像莫斯科坚壁清野来对付拿破仑一样。
政治准备必须和军事行动打成一片，才能保障军事的胜利。这是我们所要急起直追，力求补救的。
文化界救亡协会于八月十六日招待各国驻沪新闻记者，各友邦记者对中国的自卫战都仗义执言，尤其是英国作家Lock-hart说得更透彻：“前天大世界的不幸事件，中国绝对不须解释和道歉，因为假使日本不侵略中国，派军舰和兵到中国，这炸弹绝不会误落在上海！”
这是第三者很公平的客观的话。上海的不安全，应由侵略者负责；要使上海安全，必须使日本的军舰离开黄浦，日本的军队离开上海土地。
上海的抗战爆发以后，突然显现一个困难的问题，那便是数十万“难民”的汹涌，弄得大家手忙脚乱！上海现在由热心团体和同乡会等等设立了几十处的救济所，忙于办“给餐”，忙于设法“遣送回籍”，为救济所所容纳不下的便在马路旁过露天的惨苦生活，流为乞丐，最近连马路旁都不能立足，被人视为“无业游民”而加以驱逐了。我国既下决心作长期抗战，在抗战过程中，如听任这种现象在各处扩大起来，不但消耗国力，同时还要妨碍军事，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是需要根本解决的问题。
其实这件事本就该在“政治准备”（见上期本刊社评）里面早定下有计划的处置，不应到火燃眉头的时候才感到“突然”的。
我们认为这巨量的“难民”都是抗战期中的国防经济建设的可贵的劳动力；倘只有消极的处置，仍不免消耗物力和人力，于抗战仍然是很大的损伤。根本的办法应该和后方各区域的（如云南，四川，贵州，两湖，两广等）国防经济建设联系起来，在“战时状态”的加速度的国防经济建设的整个计划之下，把这巨量的劳动力运用起来，分配于重工业，轻工业，以及农业生产等等部门。这样由消极的救济而一变为积极的生产，便由消耗物力人力而一变为增长物力人力，便由妨碍长期抗战而一变为辅助长期抗战，这许多被人认为“无业游民”也一变而成为卫护国家的干城了！
这种根本的办法，不但是救济难民的迫切需要，而且原来就是长期抗战计划中应有的实施。我们知道政府对于国防经济建设已在积极努力，但是似乎还不免散漫，缺少整个的联系，尤其是对于抗战的紧张状况相适应。我们希望政府对这件事加以深切的注意，集中各方可资利用的力量，急谋迅速的进行。
英国正式建议在上海设停战区，据说要点为：（一）互相同意中日双方海陆空军共同退出上海四周的地带；（二）向日本担保侨民的安全，并向中国担保日方不利用公共租界为根据地，而保护日侨之责，则由租界内各国军队共同担任。这在英国为着他们的在华二万五千万镑的投资利益，当然有他们的立场。但是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却须根据我们的全国抗战整个局面。有益于我们抗战的整个局面的，我们当然可加考虑，有害于我们抗战的整个局面的，我们应该毅然拒绝。我们所注意的不仅是上海一隅的问题，是整个中国抗战救亡的问题。
日帝国主义的主力战，始终在华北，现在它在上海势穷力蹙，屡吃败仗，我们已分散了他的兵力；在实际上也就是等于协助我军在华北的抗战和反攻。在华北敌军未驱出以前，我们在南口的抗战是不应该放松的。我们在当前所集中火力摧毁的是日帝国主义的侵略，对租界的安全是无意损害的；但是我们不能纵任敌军增强华北的侵略，我们不能放弃浴血抗战所占领的区域。只须日军退出上海，上海的安全是不成问题的。
最近记者和好多朋友所深刻感触的有一件事，那便是有无数青年，无数民众，要想在这紧急的时期里替国家做一些工作，但是却得不到工作做，不知道怎样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国家，感到苦闷万分，无法解决。
就一方面看，这是最可欣慰的一种现象，因为于此可见无数青年无数民众爱国意识的普遍，为国家努力的心情的热烈。这是中华民族必然能够复兴的心理上的基础。
但是就另一方面看，怎样消除无数青年无数民众的苦闷，怎样具体地解决这个问题，却是一件值得大家努力筹谋的非常严重的事情。
这个大间题，当然不是任何个人的力量所能解决。记者因此特为调查民众团体对于这件事的情形。依调查所得，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及其他二三团体所登记的投效人名，已有一万人之多！据他们经验之谈，一方面感于工作的不够分配，一方面也感于适用的人材之不易得。有好些人热情有余，而能力不足，缺乏技术上的训练（这当然是就一般说，其中也有一部分已被动员而尚能适用的，不过比较的少数罢了）。
记者一方面仍对抗敌后援会建议，联络党政机关，及各救亡团体，重新审查前后方的实际需要，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动员自愿投效的人们，一方面仍觉得根本的办法还是要注意国防建设的整个计划（讲到自愿投效的一点，在这里想附带提及一件事：据庞京周医师说，现在华北后方伤兵医院需要医生八十人，每人生活费每月五十元至一百元，现在上海医生肯去的只有十八人，倘有医生愿为国牺牲的，请速与红十字会医院庞医生接洽）。
在这抗战的紧急时期，当然以军事为中心，国民的总动员当然要以保障军事胜利为中心目标。但是所谓总动员固然不是人人都赴前线参战，也不限于显然和军事有直接关联的事情，凡是巩固后方，增加生产，加速训练的一切工作，尤需要有通盘筹划的具体布置，动员大多数人来参加。尤其因为我国对日本的侵略要作持久战，这种巩固后方，增加生产，加速训练的一切工作格外重要。记者最近在南京时，曾和卢作孚、杜重远两先生对此事作多次的讨论。他们两位是实业家，对经济方面特别注重，指出这个部门可动员几百万人，那个部门可动员几千万人（主要的为重工业，农业生产，及交通建设等），这样才真是大动员。记者所做的是偏于文化的工作，认为和这个动员大量生产同时并行的，还要注意到动员大量知识分子来推广组织和训练的工作。上段所提到的有许多青年所受的训练不够，这不是青年本身之咎，因为他们本来是在受训练的时期。倘有整个的训练计划，青年们在这整个的计划之下受紧张的加速的训练，以备补充前后方的需要，也就是他们对于国家的工作。
我们希望中央党政当局联合农工商业专家，迅速决定这样的计划，在比较后方的各省迅速实行起来。
日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因为只是发动于少数的军阀和财阀的暴行，全国人心涣散，财政危机四伏，所以公开宣言渴求速决战。被侵略的中国正是要利用敌人的缺憾，须用持久战来促成敌人的崩溃。
但是持久战有持久战的重要条件。我们要深切地明了这几个条件，然后才知道努力的方向。军事方面的不失时机，坚持抗战；外交方面的积极推动，运用灵敏（参看本期《随着抗战展开的国际形势》一文），这诚然都是持久战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记者在这里所要特别提到的是持久战的心理的基础和物质的基础。在心理上，我们首须认清的，是这次为抢救危亡而抗战的历程是艰苦的历程。在这历程中，军事上的偶有失利是可能的，最后的胜利是决定于我们能否坚持下去，能否反攻，能否源源不断的有后援。民众方面认清这一点，便应该存着百折不回义无反顾的沉着的心理，而永远不致因偶然的失利而便心灰意冷，嗒然若丧，失却继续奋斗的勇气。在物质上，我们一面抗战，一面仍须注意于生产的继续；不但继续而已，必须利用全国的沸腾的心理，悲愤的情绪，努力的愿望，在整个的国防经济建设的计划之下，作加速度的更紧张的生产工作。有了生产上的后援，经济上的后援，民众不致因生产破产经济破产而饿死于沟壑，然后军事上才有源源不断的后援之可能，然后最后的胜利才有把握。
现在不是人人都发愤要替这紧急时期中的祖国尽力有些贡献吗？我们认为爱国的实业家对于抗战时期中的国防经济建设，实有努力贡献的莫大的机会。我们很诚恳地希望他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中山先生曾把权能分开来讲，权属于政府，能属于专家。我们一方面希望执权的政府对此事加以特殊的注意，毅然发动，毅然进行；一方面也希望有能的专家对于具体的方案，下切实的规划和积极的推动，助成多难兴邦的结果。
依我们的管见，紧急时期中的经济建设，须特别集中力量于几个尤其重要的部门，务使这几个集中的部门，在最短时期内能有突飞猛进的成绩；根据这几个集中的部门，把比较后方的若干省分成若干区域，就各区域的特殊原料和环境，决定通盘筹划的策略。我们“要在敌人现时的种种威胁中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工业基础，这个新的工业，将不仅用以支持长期的抗敌工作，而且要利用之以奠定中国民族工业的万年基石。”（引用武育宜先生在二卷三十三期《我国战时工业问题》一文中语。）不但工业而已，和抗战救国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几个生产部门都应该根据这个原则，有同样的实施计划。
实业家对于所专的生产部门不但有丰富的经验，而且有相当的实力。在这全民团结御侮的迫切时期中，我们希望他们能奋然兴起，替国家负起一部分的重要责任。
据本月一日路透社巴黎电讯，《巴黎日报》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是“插入日本蛮牛颈项的第一枝火箭”，这实在是一句极妙的话语。
我们现在全国所积极努力的是抵抗日帝国主义对于我们国家民族的残酷侵略；说得更具体些，是要从种种方面，运用一切力量保障我们的军事胜利。诚然我们的民族解放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但是在外交上争取有利于我们的形势，也是在我们自己努力范围内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当侵略者横行无忌残酷绝伦的时候，由两个爱好和平的伟大的国家公开斥责侵略的战争，震惊世界，暴露罪恶，在“蛮牛颈项”上“插入”“一枝火箭”，在侵略者方面当然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在反侵略者方面当然是一个优越的形势。这外交上的优越形势，对于我国抗战的前途也当然是有利的。
这互不侵犯条约所以迟迟到最近才完成的，在事实上是由于英美的牵制，最近由于我国的坚决抗战，英美及国际形势为之一转，这条约也得到实现的机会，所以还是出于我国自身的努力。我们愈努力，国际形势必然地愈有利于我们。这一点实在值得我们深刻的注意。
立于共同反侵略的和平阵线，为世界正义而奋斗的阵线，我们希望在互不侵犯条约订立之后，还有进一步互助条约的订立。这不仅限行苏联，凡是赞同制裁扰乱世界和平者的各国，如英美法等，我们也竭诚欢迎他们加入这个集体安全的伟业。蒋委员长最近对路透社记者谈话，也认为国际对日本的侵略战争，有干涉的必要，因为这不仅是有关中国，也是有关世界的安全。
随抗战形势的展开，汉奸的暴露也随着增加，于是有些人惊叹于汉奸之多，大发其悲观论，甚至认为这是中国人的无可救药的特有现象。其实这是各国在战争时期也有的现象，不过制裁的方法有优劣，猖獗的程度有大小而已。所以我们对于这种现象无须悲观，更不必牵涉到什么民族性上去，最重要的是要大家分头努力于制裁的方法。
最骇人听闻的是最近幸而被发现枪决的汉奸，竟有高级官吏黄濬在内，听说他担负了这个死有余辜的任务好几年，每月得贿万元，则其平日的行迹必有疑点该早发现。所以我们觉得政府应下一番“肃政”和“肃军”的工夫，否则国家所受的危害太大了！
至于一般的汉奸，军警的侦察周密，执法严厉，固属应有的办法，而尤其基本的还是要靠有严密组织的民众的力量，和军警联络合作，同时对于一般国民最低限度的生计，有通盘筹划的办法。关于这方面，本期（《抗战》三日刊第五期）登有农村经济专家孙冶方先生的一篇文章，希望能唤起国人的特殊注意。孙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虽偏重于农村方面，但是其主要的原则，尤其是关于组织和生计的注意，在一般方面也可适用的。
自上海抗战发动以后，最使我们感奋的是我们的前线战士英勇作战，视死如归，虽敌军统帅，也不得不对西报记者承认中国战士的勇敢。我们常听到军队到一个地方先要建筑防御工事，巩固防御工事。我们想到怎样保障我们的光荣的军事胜利，觉得应该注意到广义的防御工事。所谓广义的防御工事，就是要迅速而有计划的整理内部。
讲到我们内部，全国的团结御侮，同仇敌忾，在心理上的基础诚然已有了巩固的“防御工事”，这种例证，随处都是。最近有某机关的某君在无线电播音里宣布前线急需麻袋，在一小时内就收到六千只！最近抗敌后援会在报上登出捐募旧香烟罐的消息，一天之内就收到六万只！这种现象后面的心理基础，是很可注意的。为什么要抗战，无论贩夫走卒，妇孺老幼，都易于明白的。这和侵略国恰恰相反。他们打了许多时候，最近政友会还要求日政府明确宣布究竟为什么向华用兵！
我们全国在心理上的这种基础，便是整理内部的发动机，效果如何，要看我们是否能利用这个发动机来赶快整理我们的内部，巩固我们的后方。后方的“防御工事”做得好，前方的防御工事才不至于白做。
我们每想到前线战士的为国牺牲，没有不感泣兴奋的。但徒然感泣兴奋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赶紧努力于整理内部，用前线战士的同样的紧张的态度，努力的精神，牺牲的决心，分头在实际上建筑或巩固后方的“防御工事”，保障光荣的军事胜利；这样才对得住前线艰苦作战的战士，才对得住为国牺牲的无数烈士！
我们借用军事上的“防御工事”这个名词来形容在后方整理内部的工作，更足以暗示在这紧急时期的一切工作都须和战事一样的紧张，一样的迅速，一样的扼要，一样的聚精会神，一样的艰苦。
这后方的“防御工事”当然是多方面的，虽则在领导全国抗敌救亡的政府必须有整个计划和实施纲领，全国就在这整个计划和实施纲领之下，分途努力。我们的内部在目前亟待整理的工作，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当然都有“肃清”和“加紧”的必要（例如肃清汉奸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在民众方面更有直接参加机会的是生产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生产工作，我们屡次讨论到紧急性的国防经济建设；关于组织工作，尤其注意的是广大的民众组织；关于文化工作，尤其注意的是广大的民众训练。军事、政治、生产、组织、训练：这五项可以说是后方的“防御工事”的最重要的子目。这后方的“防御工事”巩固到什么程度，军事的胜利所得到的保障也到什么程度。首两项偏重在政府的工作，我们不能多置喙，后两项特别需要广大民众的参加，特别需要我们的思考和规划。
中国人的浴血抗战，抵御日帝国主义的侵略，为的当然是要抢救我们的祖宗所遗留下来的具有五千年文明的祖国，和千万世子孙的福利。只就这一点说，已经值得我们牺牲一切，为我们的祖国而苦斗。
但是我们的责任还不止此。日帝国主义倘若沦亡了中国（这在全中国奋起自救之下，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他的威胁世界的和平和安全是更要猖狂的。我们为祖国的生存而战，同时也是为世界的和平和安全而战。我们为祖国驱除我们的民族的敌人，是我们对祖国应负的责任；我们为世界驱除人类的刽子手，也是我们对世界应负的责任。
不但如此。据最近《大陆报》所载，赴日游历乘上海丸到沪的美国某名人告诉该报访员，说日本有知识者都极力反对和中国作战，他们和美国朋友讲到这件事，都说今日最有益于日本和日本人民的，就是他们的陆海军在中国受到好好的打击；他们都痛恨他们军阀的狂乱行动，但是因为无力制止，只有切望其倾覆罢了。足见中国的制裁日帝国主义，对于日本的大众也是有利的。
我们郑重说明中国人的责任的重大，并不是要制造中国的夸大狂。恰恰相反，因为责任重大，第一，更需要沈着的奋斗和艰苦的挣扎；第二，更了解我们的牺牲，我们的苦难，不是没有代价的；是有着很大的代价，我们虽受尽牺牲，历尽苦难而无悔！我们的牺牲和苦难不但是为祖国，而且也是为世界人类，甚至也是为敌国的大众，那么任何牺牲任何苦难的忍受，都是值得的。我们只有“踏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我们只有前仆后继地踏着我们的烈士的血迹前进！我们的行动是有最光荣的目标做前导！
听说纱厂工人刘振山、邓修清、梁山海等十人，代表战区及非战区纱厂十余万工友，分向社会局、总工会、及抗敌后援会等机关请求救济，并拟组织纱厂被难工人互助会，俾便团结意志，共为国家效力。同时听说本市总工会为调查全市工人失业就业状况，特制定表格，通告所属各工会限期填报。工友们能注意到有组织的行动，这已是成功的第一步，而行动的中心，能以为国效力为前提，更可敬佩。总工会能注意到这个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好消息。工友们的生计逼迫，有如燃眉，我们希望总工会能迅速调查，调查后能迅速继以有效的救济。
自抗战爆发以后，大家嚷着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增强国力以抗敌御侮，这是完全对的。十几万的产业工人，无疑地是一支“人力”的生力军，消极的救济还只是暂解倒悬；根本办法，应该要注意怎样运用这样可贵的“人力”于积极的任务。积极的任务大概不外两种：一种是组织起来，在党政军领导主持之下，参加辅助军事上当前需要的任务；一种是在政府国防经济建设计划之下，积极参加生产的事业。
本月十日路透的伦敦电讯，传述《新闻记事报》社论，说“中国军队在上海奋勇抗战，举世人士，咸表同情，从来两国战争，其中一国能得中立国人如此极大同情，如今日之中国者，殆未前有。”《纽约时报》同日社论，也说“观于中国目前全国一心一德之抗日热诚，足见中国已臻于统一之域，向以怀疑态度视中国者，今当刮目相看矣。”该报又说“日本今次对华作战之目的，即在于短期间内战胜中国，唯中国之战略，必在延长对日之抵抗，务使日本之经济结构趋于崩溃，随而不能继续对华侵略而后止。……就今日中国对日抗战之壮烈与意志之坚决而观，中国所遭经济上之困难虽大，最后之胜利，当可达到。”
此外，各国舆论对中国的壮烈抗战赞美称颂者尚多，不可胜举。这种世界上的一致同情，无疑地是由于中国在英勇抗战中的艰苦奋斗所引起的。西谚有所谓“天助自助者”，渺茫的天不可知，我们所可信者是“人助自助者”，个人间如此，国与国间，民族与民族间也是如此。日本侵略中国的土地，蹂躏中国的主权，不自今日始，但是世界的同情每在我们的英勇抗战奋发自救的时候，才表现出来；而且每当我们的抗战愈英勇，自救愈奋发，世界对于我们的同情也愈深厚。机械论者往往不是偏于中国处于孤独地位的说法，便是偏于中国只有倚赖外援的主张，其实世界对于我们的道德的援助，以至进一步的实际的援助，都是由于我们的“自助”所引起，而由此引起的“人助”，也反过来有裨于“自助”的增强，这两方面是有着相辅相成的作用的。明白了这样的观点，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努力“自助”，一方面也要尽量运用“人助”。我们应该深信，为民族解放及世界正义而英勇奋斗的中国，决不会孤立的。
中央执监委会最近通电敬悼抗战先烈，谓“旬月以来，各路将士，悫承总理成仁成功之遗教，凛遵蒋委员长守土救国之指挥，莫不以血肉搏敌，争为先登，其忠勇奋发为国牺牲之精神，实为振古以来所仅见，最近如南口之役，杨方珪全团与壕堑同毁；宝山之战，姚子香全营与孤城并命；志气之壮，死事之烈，尤足以动天地而泣鬼神！”重要结论为“愿我全国军民益加淬砺，群以必死之决心，求最后之胜利。”前段所叙的是事实，后段所提出的是全国人民的公意。
我们每想到前线战士为国牺牲的惨烈，都应该感愧奋发，更以赤诚为国效命。尤其是平日受国家优厚的待遇，而对国事并未有切实贡献的人们，对平日所受待遇菲薄而临阵视死如归的抗战先烈，应该愧死！全国同胞于哀敬之余，尤须在事实上从种种方面保障抗战的最后胜利，同时还要提防潜伏的大汉奸们蠢蠢思动，死灰复燃，为个人的私利计而宁愿中途妥协，出卖民族利益。这种潜伏着的祸患，必须在广大民众的严厉制裁之下才能根绝的。
在海岸边上血战三十二天的我国军队，于本月十三日移动防线，就突出的阵地加以整理，以整齐的阵容，自动移至南起闸北北至罗店浏河形成一条直线的新阵线。这一道整齐的新阵线，不但比以前参差的阵线在形势上有利得多，不但早已筑成很坚固的防御工事，而且超出了敌海军炮的射程。这只是持久战在军略上的移动防线，原无所用其惊骇。各报的新闻把防线移动称为我军撤退，很易引起误会，因为撤退好像含有消极的意味，使人觉得不再打了，从此退让了，其实这次的防线移动实含有积极的意味，不但不是不再打，而且正是因为要持久打下去！
听到“我军撤退”的消息而不免惶惑恐惧的人们，却有他们从一二八战役遗留下来的心理上的暗影。在一二八那次的抗战，军队一撤退就一蹶不振，不再打下去，大家受到了这样大的一个打击，所以对这次的抗战，也作同样的看法，以为“撤退”就是不得了。其实八一三的抗战和一二八的抗战有个根本的差异：一二八只是局部的抗战，所以随随便便的结束，撤退就等于完结；八一三是整个国策下的抗战，战略上的移动防线是作战过程中的常事，并不是完结的表示，反而是再打下去的张本。明白了这一点，从一二八遗下的心理上的暗影便无从作祟了。
傅作义将军说得好，“目前挫折，不足惊异，我们只要始终不屈服的打，最后一定可以成功。”我们要竭诚拥护“打到底”；就是在过程中打了败仗，我们还是丝毫不该动摇，还应该很沉着地很坚决地拥护“打到底”；况且这次只是防线移动，并不是败退，倘若不免动摇，那就不知道持久战果作何解了！
我觉得我们对于防线移动用不着着急！要着急的倒是巩固后方的问题。就上海而论，工业区域如杨树浦（以棉纺织工人为大宗），浦东（以丝织工人为大宗），闸北（以缫丝工人为大宗），及沪西（亦以纺织工人为大宗）等区原来所容纳的工人就在四十万人以上，自沪战发生以后，都受到严重的打击。听说失业工人离沪返乡的已有十五万人，这十五万人返乡后如何维持生计，已是问题，而余下的前途茫茫，也是迫不及待的问题。最近又有全市丝厂停歇的消息，沪市各丝厂商及茧商都已无力向浙省收买秋茧。这种形势如任其拖延下去，对于巩固后方是有着很严重的恶影响的。
听说本市党政当局及地方团体如上海地方协会等，最近对于失业工人的救济，也已加以深切的注意，现已决定办理登记，并设法遣送回籍，以免流落沪上。当局及地方团体能注意到这件事，并设法救济，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觉得仅仅遣送回籍，在上海方面也许可以减少一些危机，而从抗战的整个后方看来，危机仍然存在，不过地址略有迁移罢了。我们希望各方面还要进一步督促政府迅速实行非常时期的国防经济建设计划，在这非常时期的紧张建设中，容纳大量的人力，才是根本的办法。
这期本刊和读者诸君见面的时候，刚在最惨痛的一个纪念日——九一八——过去后的一天，这惨痛的纪念还萦回着每个人的脑际；在中国未收回失地和主权以前，这惨痛的纪念应该永远深深地存在每个人的心坎里。
仅有惨痛的纪念还不够，必须由这惨痛的纪念日得到惨痛的教训，才能惩前毖后，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
东北在不抵抗中沦亡，使日本帝国主义唾手得到侵略华北的根据地，华北又轮着被我们的民族敌人占为侵略华中华南的根据地。我们从这样铁一般的事实，应该深刻地明了中国的生存是整个的，不能分裂的；敌人对于任何局部的侵略，只是继续再侵略的张本，日本帝国主义的对象是要沦亡整个的中国，局部的先后，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所以国人绝对不应再存局部苟安的心理，而视先沦亡的惨痛，好像和自己不相干，却要知道存则共存，亡则共亡，没有什么例外的。这是我们所不可忘却的一个教训。
日本帝国主义利于各个击破，固为显明的事实，但是在中国当时因力量消耗于内部的磨擦，根本就未能一致对外，所以东北于不抵抗中沦陷之后，也就无力反攻；甚至后来的准备也未能充分。现在全国在抗战救亡的大目标下统一对外，英勇的战士浴血抗战，固非当时的形势所能比拟，但是我们要发挥整个民族的力量来作持久战，不应以仅仅避免内部磨擦为已足，不应以仅仅动员军事为已足，还要进而努力彻底组织广大的民众，真正运用全国的人力物力然后才能保障抗战最后胜利。这是我们所不可忘却的另一个教训。
近来“救济”的呼声盛极一时，难民需要救济，失业也需要救济。办救济者自谓已筋疲力尽，而救济的效用至多不过含有消极或消耗的意义，至于救济的力量有限，很难普及，那更不消说了。在这些难民和失业者里面，有大部分是具有生产或其他工作能力者，人力救济实即等于人力消耗，所以我们认为人力救济要设法代以人力移防。“遣送”似乎类于移防，其实“遣送”在实际上不过使难民或失业者改一改地址，仍然是消极的，移防是指把用不着的人力移到有用的地方去，是积极的。
我们收到不少青年或成年的来信，最可注意的是他们都很恳挚地，乃至很愤慨地，探问怎样可以得到工作做，尤其是有益于民族的工作。从来没有一个提到“救济”两个字，他们根本没有表示需要救济，所需要的是工作，有益于民族的工作。有一小部分自觉智能太差，很坦白地探问怎样可以得到训练；他们所希望的不是“救济”，却是要受得训练后，获得工作。从来也没有一个要求“遣送”，他们有的只表示情愿回乡工作，但要求的仍是工作，不是“救济”式的“遣送”。
怎样才能实行人力移防，很显明的是必须有“防”可移；换句话说，政府必须从速实行非常时期的生产计划，有了这样的“防”，然后才能把所需要的人力“移”过去。有许多来信嘱托我们介绍工作，我们万分歉疚，无法以应，我们只有不惮烦地督促政府对于这个严重问题的深切注意，根据非常时期的生产计划，从速实行人力移防。
日本帝国主义者用空军袭击我国首都，原已不止一次，最近敌方更有大举轰炸南京的恫吓，由日本驻沪总领事于十九日将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致各国使馆通告，递交驻沪领团通知各国驻华使节，指南京为我军策源地，为早日结束战事起见，将用空军轰炸，限各国使领侨民于廿一日午前退出南京，各国军舰同时离开下关。廿日敌机即到南京肆虐，不下四次之多，共约八十架，平民死伤多人，敌机被我国空军击落五架。据电讯所传，首都官民镇静安定如常，中国已坚决对日抗战，无论现在或将来，国民政府决不他迁。
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中国，目的要打到中国屈膝，也就是要打到中国跪下来。大举轰炸首都的恫吓，也无非要想吓得中国跪下来。但是我们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日本帝国主义置中国于死地，中国人随时随地都可死，对于死的恫吓，已司空见惯，不觉得可怕，反而要以不怕死的决心，全国愈益精诚团结起来。和我们的公敌，我们的公共刽子手，作生死的猛烈斗争。我们愈益深信只有这样才能保全我们的民族，才能避免我们千万世子孙的惨境。在抢救我们整个民族的伟大生命和保护千万世子孙安全的目标之下，我们任何个人的生命都是可以在这大斗争中供牺牲，至于身外物的财产，那更不消说了。所以日本帝国主义把死来恫吓我们，以为这样可以使我们下跪，所得到的结果适得其反，反而使我们不怕死，反而使我们更团结，更沉着英勇地抗战！
自抗战展开以后，各人都想能对中国这个空前大时代尽一分责任，于是要求救亡工作的声浪，随处可以听得到。这种对国家民族肯负责任，肯在实际工作上努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精神，也可以说是我国的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大家嚷着救亡工作，什么是救亡工作，倒值得我们用比较冷静的脑子来辨别一下。初想起来，我们很自然地要想到陆空军将士在前线的英勇杀敌，慷慨牺牲。我们如果身为军人，受过军事训练，得着直接杀敌的机会，这问题便容易的解决了。其次我们也许要想到辅助军事的种种工作，如前线的运输、救护、供给，乃至掩埋种种工作，如后方的救济、看护、募捐、征求军需用品等等工作；如得到机会参加，心理上似乎也可以安一些。这些见解都不错，但是倘若除此以外，便觉得都和救亡工作无关，那便是不免误会。其实所谓全国总动员是包括有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部门的。我们要从各方面推动或努力。诚然，这各部门在抗战的时期中应该有计划地和整个国防联系起来。例如平常也有工业，在这非常时期，应该集中力量于重工业的几个特别重要的部门，平常也有农业，在这非常时期，应该集中力量于几种生活需要上尤其重要的农产品；平常也有交通，在这非常时期，应该集中力量于几条重要路线的短期速成；平常也有教育，在这非常时期，应该集中于加速度地训练特殊人材，加速度地普及农民教育。参加这样有计划地和整个国防联系起来的工作，都是同样重要的救亡工作。在目前，我们应该从各方面推动政府迅速使各部门的工作和整个国防联系起来。这是一切救亡工作的先决问题！
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的宣言（中央社肤施廿二日电讯）和蒋委员长对于这个宣言所发表的重要谈话（中央社南京廿三日电讯），是全国团结御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是国难愈益严重以来的数年间，全国忧心外患的人们不避艰险以企求的重要主张之一；所以这次中共的“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宣言和蒋委员长的“集中力量救亡御侮”的谈话，无疑地是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所热烈欢迎的。
中共这次宣言所表示的宗旨是要“挽救祖国的危亡”，是要巩固“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是要“决心共赴国难”，是要造成“民族内部的团结”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这个宗旨是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所一致拥护的。
要达到这个宗旨，“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黄帝子孙坚忍不拔的努力奋斗”，该宣言因此特向全国同胞提出三个奋斗的鹄的：第一是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抗战；第二是实现民权政治；第三是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这三个鹄的也是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所一致赞助的。
蒋委员长发表谈话，申述“集中整个民族之力量，自卫自助，以抗暴敌，挽救危亡”，这种集中整个民族力量的主张，确是全国人民急迫要求的反映。
这样一来，我国已恢复了民十八年前全民族一致团结以谋民族复兴的精神。这样的全国团结，是保障抗战胜利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重大的打击！
日本空军最近轰炸广州贫民区，残酷绝伦，据路透社廿三日广州电讯，该社记者亲往被炸地点视察，见死尸堆在地上，如吸蝇纸上的死蝇，残肢剩骸，不可辨认，见妇女一面号泣，一面扒动死尸，以寻觅其亲属；该社记者所到之处，无不哭声震野，而如痴如狂的小孩，奔走呼号他们的父母，闻之尤令人惨切。这是多么惨痛的景象！这是多么惨痛的牺牲！这种惨痛的景象和牺牲是我们所永不能忘的，永不该忘的。
郭沫若先生在他的《抗战与觉悟》一文里曾这样说过：“我们的前敌将士在战壕流了的血是有光辉的，就是我们的许多无辜的老弱同胞受了敌人的轰炸所流的血也并不是全无代价。我们的无辜老弱所流的血，写出了敌人的狂暴……证明了敌人的兽性，证明了敌人是无人道的刽子手，是连禽兽都不如的。……”
这话诚然很对。但是我们无辜同胞的惨痛的牺牲仅仅暴露敌人的兽性，使全世界知道世界上竟有这样兽性的横行，这还不够；我们要努力保持抗战到底，要保障抗战的最后胜利，要绝灭投降妥协者的抬头机会，使中华民族由这次的抗战终于得到解放，然后我们的将士和无辜同胞的牺牲才算得到了相当的代价，然后他们所流的血才算不是白流的。我们悲愤于这样惨痛的为国牺牲，唯一报答之道，是要努力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严厉制裁动摇的分子。这样才对得起惨死的同胞。
在国内时局方面，这几天山东韩复榘的态度很受人注意。据路透社北平电讯，保定和沧州失陷之后，土肥原即飞到济南，和韩复榘勾搭，说只要他能赞同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实际是等于奉送华北五省，这是大家所知道的，——日军可不再南下进攻山东。我们又听说张自忠也到济南游说华北五省“自治”的阴谋，中央知道之后，已有电报叫韩将张扣留，解往南京，韩至今尚在踌躇中。
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有巨量投资，不愿损害，同时如能威胁韩复榘做傀儡，在他们当然是很有利的。但是宋哲元对日军阀的再三迁就，刘汝明对日军阀的奉命唯谨，最后所得的结果怎样，这在韩复榘应该是当前的明显的教训，不应再糊涂了。我们以为社会上有力的公团应迅速纷电韩复榘，晓以利害，加以勉励，使他不敢䩄然做民族的罪人。韩此时举足轻重、固然有关华北战局，但是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是非得到最后的胜利不止的，韩如屈服于暴日的要求，不顾民族的利益，终必徒然自毁而已。
敌人的侵略我国，对于分化方面无时不在作最大的努力。他们对韩复榘就用分化的手段，使韩和中央分立起来，保全他个人的私利。其实中国当前的现实是存则俱存，亡则俱亡，局部的苟存是绝对不可能的。不仅地方和中央如此，在任何方面都有同样的形势。明白了这一点，日本帝国主义要分化我们，无论要分化地方和中央，人民和政府，乃至各个政治的集团，无论所用的方法是威吓利诱，或是捏造种种挑拨离间的谣言，都是无所施其技的。我们要时常提防敌人在这方面的阴谋，不要上他们的老当。
报载江北难民万余人，因沪战失业回乡，生计断绝，苏省府为普遍救济起见，决拨款在某某等县，分设平民工厂，增加生产，充实后方，现正勘觅厂址，下月内可开工。
这段消息，在报纸上虽占着极不重要的角落里的位置，用很小的字印出，但我们却以为值得我们的特别注意。因为能从生产方面来积极救济失业，不但能根本救济了失业者，同时也巩固了后方的经济，有裨于持久战的前途，和消极救济的效果不同。苏省府能注意及此，卓见可佩，我们对于这些平民工厂，欣然乐观其成。
日军阀对中国作疯狂的侵略，引起南洋各地的抵制日货运动，据说自本月初起，日本三菱会社所属的纺织五金玩具四十余工厂，已一律宣告停工，同时大阪横滨两处宣告停工的大小工厂也有三四百家。这个侵略国所注重的是国外贸易，一受抵货的打击，即走头无路；我们的生产是用来自给的，生产愈有办法，后方的经济愈为稳固，这正是救国工作的重要部分，参加工作的工友也就是努力保障我们抗战胜利的前途。我们能努力稳固我们的后方经济，和暴日的经济崩溃的现象适成对照，正是我们的胜利多一层保障。
当然，苏省府的这次实施大概只是小规模的，我们尤其希望中央对于生产计划有大规模的设计与实施，那所得到的效果一定是更要伟大的。
我们的民族敌人又在偷偷摸摸地酝酿其所谓华北五省“自治”的阴谋，在这个当儿，路透电讯忽传土肥原到济游说山东主席韩复榘的消息，很引起国人的疑虑，记者在上期曾在本栏论述到这件事，认为宋哲元对日军阀的再三迁就，刘汝明对日军阀的奉命唯谨，最后所得的结果怎样，这在韩复榘应该是当前的明显的教训，不应再糊涂了。我们一方面痛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分化手段，一方面却对于韩主席致其诚恳勖勉之意。
我们很欣幸地听到九月三十日韩主席对路透社记者对此事的切实声明。他否认土肥原到济的消息。他说中国的抵抗日本侵略，是中国的争求生存，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他表示要抵抗敌人的侵略，并表示要服从蒋委员长的指挥。韩主席的这种声明，当然是国人所欢迎的。韩氏坦白辟谣，使国人明了他的态度，使敌人的分化作用无所施其技，这在韩氏的令誉非但无损，而且增加。
我们愿乘此机会再提起国人的注意的：是在这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的时候，个人的前途与国族的前途已混织在一起而无法分离。个人的前途只有在争取国族前途里面得到。国族如没有前途，个人即得苟存性命，过奴隶生活，也是生不如死，故为国族争光明的前途，必要时虽牺牲个人而无所怨悔。在争取国族的生存，各个人能有此觉悟，必更能全国团结一致，绝对不致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分化，因为它用来分化的钓饵不外是个人的利益，不外要把个人的利益和国族的利益分离开来。
中国当前自救的最最重要的基本条件是全国真正团结，一致对外；敌人所渴望的是我们的内部分裂。在我们，真正团结是生路，内部分裂是死路。
最近由天津传来一个很可痛心的消息，据说敌方为军输便利起见，决修由承德（热河）到北平的铁路，限两个月内完成，唐山一带被招去熟练工人千余名，正在日夜赶修。用自己的熟练技能与辛勤的血汗，日夜赶着工作，结果是替敌人造成侵略祖国的工具，这不是极人生的惨遇吗？
我们曾屡次大声疾呼，认为要安定民生以巩固后方，要增加财富以接济前方，都有迅速实行国防经济生产计划的必要；在这样大计划里，可动员大量的生产力，可在相当的最短时期内造成急需的种种生产。在这样大计划之下，我们全国熟练的工人都可集中能力来替祖国建造新国家的基础；虽受尽艰辛，吃尽苦头，都有极大的意义。如今却只有反过来被敌人招去日夜赶修为敌方军输谋便利的铁道，这两方面的差异何止一万八千里！但是这样痛心的事实竟赫然见于电讯，我们不知国人看了作何感想！
也许还有人要摆其严肃的面孔，要怪这千余名的熟练工人太没有爱国心，甚至骂作汉奸，但是我们却不要忘却，在饥饿线上滚的人们根本就很难了解为什么要爱国，况且平时怕把他们组织起来，训练起来，等到祸迫眉睫，要希望他们怎样怎样，也都是徒托空想！
晋北的天险雁门关被敌突破之后，太原大有岌岌可危之势，国人对于华北形势的紧张，都非常关心，也许都感觉到非常的焦急忧虑。据三日路透社南京消息，说南京方面得到石家庄的长途电话，敌军系由平型关攻击雁门关东的我军右翼，我军由该处稍稍后退，即构成一新阵线，自雁门关起，以五台山为尖点。在那一带战事非常激烈，我军仍在积极抗战中。
华北形势的紧张是无可为讳的事实，但是我们一方面要从这些挫折的经验中寻出深刻的教训，一方面要使这些挫折不致动摇我们的抗敌的决心和勇气。
从这些挫折中所得到的深刻的教训是：仅靠军事取得胜利是没有把握的，必须有良好的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配合起来，才能有胜利的把握。第八路军因善于把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打成一片，曾于平型关溃败敌人，但是其他部分因政治工作赶不上军事工作，军事上也受到牵制，陷入困境，所以整个局面仍未能即有好转。由华北前线的朋友传来的消息，都说前线的战士告诉他们，前线作战的苦况，主要的是得不到民众的帮助；军队与民众完全处于没有关系的地位。这固然由于平时把民众力量不放在眼里，认为政治工作是多事，但是事实的教训应该能引起觉悟而力谋亡羊补牢之计了！
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不可因有挫折而动摇抗战到底的决心与勇气。由屡败屡战而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历史上给与我们的前例多不胜举。即如苏联在与干涉的联军作战时，最危险的时候，四方八面的土地都被敌占领，所剩下的只是列宁格勒和莫斯科附近的国土，却因抗战到底，终于转危为安，一块一块的国土恢复过来。最最重要的还是内部要有团结巩固的有毅力有办法的领导力量和民众共同奋斗。
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委员朱子干、许幸之、陶茹卿、黄伯禹、赵朴初等提议移殖难民垦荒；这是注意巩固后方的人们所乐闻的一个好消息，虽则这建议只是限于局部的性质。
该建议书谓“无计划地迁送内地，仍必流离失所，非死于饥寒疫疠，则流为盗匪汉奸”；又谓“若辈泰半皆为国家有用之生产分子，此日虚糜坐食，皆成无用之民，他时无法维持，甚或资敌利用”。可谓慨乎言之。他们所建议的办法，呈请中央指定江西及安徽为移民区域，将本市、太嘉宝及沪杭甬接近战区一带难民迁移江西，京沪线接近一带难民迁移安徽，从事集团垦殖。先将上海所有十万难民分为两批移动，每批五万人。以后再谋扩充。经费则由该会向各银行钱庄先行贷款二十万元，作为第一次移民基金，或向公债委员会先行拨借二十万元公债押款，作为荒地人民应担任的公债，将来由荒区人民，各自负责陆续摊还。
我们原认为移殖垦荒应为整个国防经济建设计划中一个部分，现在整个计划尚未闻实现，局部试办，也许是无可如何中的一个推动力量。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希望社会各方面乐助这个垦荒计划的成功。我们并建议在这个垦荒运动中，还要加入一个教育计划，同时动员若干教育者加入担任艰苦的大众教育工作。
本期本刊与读者相见的时候，正是国庆的前一天。
就寻常的情形说，每遇什么纪念日，拿起笔来做一篇“应时”的文章，实在是一件最乏味的事情。一年一次的国庆，在平常的时候，也许也不能例外。尤其是五六年来，整个中国是在饮泣吞声奇耻大辱的惨景中挨命，到了国庆的一天，与其说是举国欢腾的时候，不如说是举国悲痛的时候；在这天执笔作文的人们，在情绪上也逃不出这个圈子。
但是在我国第二十六次国庆纪念的这一天，我却感觉到异常的兴奋，感觉到这是最光荣的国庆纪念日！
既称为国庆纪念，顾名思义，必须先有够得上号称为国的一个国；要够得上号称为国，必须有国格的存在，“打了耳光陪笑脸”是无法再保全国格的，国格无存，庆于何有？可是在今年国庆的这一天却大不同了，是孙夫人致英国工党书里所谓“中华民族像一个人样的站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了”。所以我说这一天是最光荣的国庆纪念日。
一个国家要能御侮，国内必须一致团结起来，但是这个原理尽管没有人能够驳倒，而中国在最近已往的若干年内，都是处于内部分裂的状态中，这是无可讳的事实。但在今年国庆的这一天，也大不同了。不但一向貌合神离的若干省份都已在事实上拥护中央，共赴国难；就是十年对立的国共两党也都为着保护国族而共同奋斗了。全国的精诚团结是抢救危亡的基本条件，这基本条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所以我说这一天是最光荣的国庆纪念日。
我们全国同胞所要担负起来的责任，是要努力保持这光荣！发扬光大这光荣！
但是我们在纪念这最光荣的国庆日，同时却不要忘却东北四省和冀察两省的七千万同胞还在暴敌铁蹄蹂躏之下，虽然实行纪念国庆而不可得了！他们在这一天，想起祖国把他们遗弃在暗无天日的境域中，只有哀痛悲愤的份儿，丝毫感觉不到有什么可庆。这不仅是这七千万同胞的耻辱，也是全国中其他部分的每个同胞的耻辱。我们要雪这耻辱，必须尽全力保障抗战的最后胜利，必须用全力巩固全国的团结，以争取这最后的胜利。
今年的国庆诚然是最光荣的国庆，而这光荣却是由抗战而来的。我们不要忘却：为着这抗战，有不少受暴敌飞机轰炸的中国平民，妇孺老弱，无辜惨死，在这一天不知有多少孤儿寡妇，相抱痛哭；为着这抗战，也不知有多少为国牺牲于疆场的英勇将士，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用血肉肝脑来造成这一天的光荣。所以我们应深深地感到最光荣的国庆是费了很大的代价得到的，我们要不辜负我们抗战中的死难同胞，——无论是死于轰炸的平民或死于疆场的将士，——必须下决心不惜用更大的代价把这光荣努力保持下去，把这光荣发扬光大起来。想到这里，我们不能用狂欢来纪念这最光荣的国庆，我们应该用沉痛来纪念这最光荣的国庆。不但仅仅纪念而已，全国同胞必须从这沉痛的精神里，发生更伟大的集体力量，保卫祖国，争取自由。
在抗战已发动之后，全国的舆论都集中于坚持抗战到底这一点，全国人民所顾虑的是半途妥协，抗战动摇，以致断送民族的生命和前途。在全国这样的心理之下，蒋委员长在最近国庆日对全国民众的诚恳而坦白的演辞，实含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应为全国同胞所重视而永记不忘的。
蒋委员长在这个演辞里，对于坚持抗战到底，再三作坚决的申述，明白爽快，任何人都不应该有丝毫的曲解或误会，也不可能有任何曲解或误会。他说“真正的胜利，必从持久苦斗中得来”；他说“我们国民第一必须抱定坚苦卓绝不顾牺牲一切的精神，要百折不回，奋斗到底”；他尤其明确地说他“必定始终追随着全国同胞，领导全体将士，矢忠矢勇，虽仅余一兵一卒，亦必奋斗到底”。我们深信，全国同胞对于蒋委员长坚持抗战到底的表示，一定都以赤诚来拥护的。
蒋委员长在这篇演辞里，还有几句非常重要的话，那就是他希望“全国同胞不论男女老幼，各个人贡献能力，在中央领导之下，各尽责任，共同一致努力奋发，必先要集中抗战的力量，然后方得排除暴敌的侵略”。这样看来，蒋委员长一方面表示坚持抗战到底，一方面并申述全国民众真正动员，“共同一致努力奋发”，为“排除暴敌侵略”的“先”决条件。换句话说，仅有军事上的动员还不够，必须全国民众的动员，才有保障最后胜利的把握。蒋委员长是全国军事最高当局，于军事动员之外，独谆谆于“各个人贡献能力”，“共同一致努力奋发”，不是更值得我们的注意吗？
怎样能使“各个人贡献能力”？怎样能办到“共同一致努力奋发”？这便是彻底组织民众问题；倘若只有无组织的散漫的民众，或未被容许积极自动的民众，这个目的是永远无法达到的。
国民大会因抗战的非常时期而延期，这是应该的，因为在这紧急时期，无法实行这样从容费时的办法，也不应有这样从容费时的办法。但是我们认为在此过渡时期，民意机关仍不可少，因为民族解放的抗战必须以民众的意志为基础，必须以民众的力量为后盾。所以为保障抗战的胜利计，必须有反映民意的机关；同时政府的重要措施，也可以通过民意机关，而使民众得到更明白的了解。不过在这非常时期，产生这样民意机关的手续要越简单迅速越好，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加以较详慎的研究的，我们希望专家对这方面根据事实多多贡献意见。
最近民主的声浪似乎一天天在那里扩大。我们认为倘若没有相当的民意机关之设立，民主就等于空喊！还有人把民主的提出，认为是和政府有对立的意味，这更是完全误解。政府的力量以民意为基础，民意有具体反映的机会，供政府的参考与采择，同时使政府的重要措施通过民意机关而使民众得到更明白的了解，由此得到民众更热烈的拥护，这正是加强政府的力量，以应付此非常时期而为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怎么会和政府对立起来呢？
自国联通过谴责日本的议决案及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震动世界的芝加哥演说于十月五日发表之后，国际对于中国的有利形势是愈益鲜明的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作残酷猛烈的侵略，不但在国际上造成孤立的地位，受到全世界的唾弃（虽则向以“宣传文明”自诩的意大利愿做帮凶，那可算是例外的例外）！并且已惹起内江的危机。日本军阀原不把中国放在眼里，满口里嚷着速战速决；对上海的战争，屡次对上海西人宣称在九月半以前必能把中国的军队驱出上海，说有绝对的把握，但是现在已过了十月半了！据最近由东京来华的某外籍观察家谈，日本军部威信扫地，乃归罪外交，攻击外务省不能尽职，致使日本军队血肉牺牲，反遭国际斥责，而财阀也以贸易牺牲难于再忍，痛责军部：他们在事实上已陷于彼此埋怨的境域。日本的统治阶级对于国内不稳的现象，已随处流露着他们的忧惶的情绪了。
同时据快讯社自哈尔滨的电讯，路透社自北平的电讯，都说东北各地武装民众奋起反抗日本，已达十余万人，使关东军在已往的两月中不得不遣派额外军队十万人出动。据说有许多地方已非日本军阀所能控制，日人的生命财产已陷危境。这可见东北同胞受到祖国抗战的感召，已在敌人后方大显威力了。这种形势的扩大，必然要给与我们的敌人后方以很大的打击的。
国际形势的好转，日本内部的危机以及东北同胞扰乱敌人的后方：这种种都是我国抗战中的有利的环境。这种环境固由于我们的抗战所促进，也是对于我们的继续抗战有莫大的直接间接的帮助的，我们要不辜负这有利的环境，努力于持久战的进行，千万勿作妥协苟安的幻想。国民应以赤诚拥护政府抗战，务使政府无内顾之忧，由此能尽其全力对外；政府也应与民众融合无间，消除隔阂，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共挽浩劫。
中苏两国的关系因同受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而有了加速的进步，所以我们对于苏联的近况也感到特别的兴趣。据《真理报》最近所发表的统计，目前参加苏联国民经济工作的工人较前大大地增加，总计工人阶级占全国人口总数百分之三十四·七，而在帝俄时代，则仅占百分之十六·七；在已往十年间，各大工业工人每年平均工资激增到五倍，而工作时间却渐减，都已采用每日七小时工作制，有若干工业，例如矿业，则已每日实施六小时工作制，但劳动生产率反而突增，比一九一三年已增加百分之三○八·八！
苏联原来的工业也是落后的，乃至农业也是不行的。土地之大，落后的群众之多，所受外患的危急，都与中国相仿佛，但是因为有目标有计划的加紧努力，不畏艰苦，克服种种困难，竟能急起直追，缩短原来需要的过程，而得到惊人的结果。中国现在也需要于极艰苦的环境中作最大的努力，看到友邦的苦尽甘来，在那样艰苦奋斗中所得到的结果，应该有所动于中吧！
十月十九日的今天，正逢着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回忆去年的今日，整千整万的民众在静肃悲痛的气氛中瞻仰先生的遗容，恭送先生的灵柩，民众异口同声很沈痛而悲壮地唱着挽歌，那个时候，中国还在含垢忍辱过着无耻的生活。安葬的时候，沈钧儒先生等在先生的灵柩上很严肃地覆上一面白色大旗，上面写着三个大字：“民族魂”。把“民族魂”和这位伟大的民族斗士联系起来，是很正确的，因为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已注入了千千万万的广大的中国人的血液里，使失却灵魂的民族恢复了它的灵魂。在今年的今日，全民族的抗战已在展开了，我们已秉着先生的遗教，承受着先生的英勇坚决的战斗精神，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猛攻了。“中国的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先生的遗言，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先生的躯壳虽离开我们一年了，先生的精神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
鲁迅先生对于民族革命战争，曾经说过“战线应该扩大”；又说“应当造成大群的新的战士”；我们觉得在今日抗战已发动之后，这种工作尤其是需要我们努力去做的。这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必须使全国人民都集中他们的力量来参加，必须在战斗中锻炼广大群众的战斗能力，如鲁迅先生所谓“造成大群的新的战士”，作坚决的持久战，然后才能保障最后的胜利。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踏践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鲁迅先生所策励我们的是要从没有路中踏践出路来，要从荆棘中开辟出路来。我们今天纪念先生，不要忘却先生始终英勇战斗的精神，奋发努力于民族解放的工作，不怕艰苦，不许妥协。
张君劢先生最近在他所著的严明战时赏罚大权一文，有几句很中肯的话，他说“中国胜利之决心，为军事上胜利之前提，自己心上先存不胜之惰心，则军事胜利亦无从说起。故我以为军人之不出力与文人中之胆怯者，即为无胜利决心之明证”。他主张“中国今日之法律，不外二语：非胜利则死而已”。这意思我们完全赞同，认为有引起全国注意的必要。列宁为革命奋斗，在最危殆时期，曾慨然宣言“非胜利即死”，以警告他的同志（见拙译《读书偶译》），实在是我们在此非常时期中的暮鼓晨钟。
九国公约会议的召集，揭破日本帝国主义的违反国际条约，理应制裁，乃最近英美大放调解的空气，以旁观的第三者自居，颇闻中国有些人也希望能得到调解而迁就了事，这种妥协苟安的心理，国人应大声疾呼，严厉制裁。现在九国公约会议伏有最大的危机，是他们采取拖延政策，日本帝国主义者则乘此时期，希望完成华北五省的军事占领，以“已成事实”，勾结各国勉强中国接受辱国条件，同时希望在淞沪打一胜仗，以全“惶军”的面子（“惶”字这样写法是有理由的）。要避免这个危机，我国一面应死守晋绥与上海，同时要打破妥协迷梦，坚抱“非胜利即死”的战斗精神，严厉制裁摇动人心，为敌人做清道夫的妥协论的变相汉奸！
最近有一位美国的名记者由华北到上海，我们问他对于这次战事前途的推测，他说日本也许达到黄河之后，对中国提出和议，同时英国所怕的是日本侵害她在华中华南的利益，而并不在乎日本在华北侵害了中国的利益，甚至因为要使中国与苏联隔离，毋宁暗中赞成日本在华北做屏障，所以也许那时要出来替日本撑腰。那时如中国上当接受了下来，便一失足成千古恨，替日本造成沦亡整个中国的基础。反过来说，中国只要能全国始终团结一致，坚持抗战，日本即暂时在华北争城夺地，还是不能征服中国的。换句话说，中国的命运还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
这位美国朋友眼光明锐，观察深刻，在中国担任英美两国的特约记者在五年以上，他的意见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由他的看法，我们至少可以引伸出两个要点：（一）华北军事在最近以前，着着失败，形势固然严重，但是只要我们始终抱定抗战到底的决心，丝毫不发生动摇，同时极力补救着着失败的缺点，总结帐的最后胜利，仍然是有确切把握的。至于日本方面，因经济的困难，无论新闻封锁如何严厉，而大众和商人的反对战争心理，已一天天流露了出来，甚至有大学讲师因反对战争而入狱的，我们多坚持抗战一天，日本的这种危机也更尖锐一天。（二）在国际方面，虽一致对我们表示深切的同情，但是他们也许还在怀疑我们有迁就妥协的可能，认为我们有许多地方还表示不肯得罪日本（如至今使领仍在日本之类），他们更犯不着得罪日本的，所以多少还存着观望的态度，尤其是以老狐狸著名的英国为甚。所以我们能坚持抗战一天，国际形势也要更好一天，同时我们不应闭拢眼睛跟着老狐狸走，要毅然采取有利于我们抗战的自主的外交。
命运在自己的手里！敌人无论如何残暴凶横，我们的生死存亡，还是靠我们自己决定！
我国有句老话叫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表示教育的工作是需要长时间的努力的。民众运动在事实上也是一种教育的工作，因为组织和训练，在在都含着教育民众意义，所以也需要在平时有较长时间的努力，如果平日忽略，甚至压迫，到非常紧急的时候才想到它，“临时抱佛脚”，是很不容易收效的。据往内地努力工作的朋友带回的报告，内地的抽壮丁及征兵，就因民众平日没有受过训练或宣传的感化，根本不明白人民对于国家的责任，也不明白抗战的真义，于是往往发生逃避或抗拒的不幸事情。有些地方，当局因无法“交卷”，甚至出于捉拿的手段，乡民无知，更增加了他们的恐怖。这种情形，不能怪人民一时的糊涂；如民众运动在平时受到注意，这种怪现象便不会有的。同时我们还听到内地有些“抗敌后援会”不但不能推进民众运动，反而阻碍民众运动，在平时把民众压得服服帖帖，好像就此可以“莫予毒也已”，一旦有事需要民众的力量，却是急不起来的。持久的抗战必须得到大多数民众的参加和拥护，所以我们认为这是很严重而亟待补救的现象。时不我待，我们不该一误再误了！
关于国事方面，最近各方面所集中注意的一个问题，可说是不久要在比京举行的九国公约会议。据记者所知，各界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公团，或是救亡团体，或是私人的座谈会，都纷纷在讨论着，这种对于国事的深刻的注意，是值得欣慰的一个好现象。我们希望从各方面讨论的结果，能反映到舆论上，供政府的采择。我们对于这个问题，也有过两篇专论和一篇时评，贡献所见，备国人的参考。本期本刊又发表一篇关于《九国公约》的来踪去迹，就史料方面有所叙述，俾国人对该约的内容有更明晰的认识。
依我们已发表过的意见，我们认为日本既显然违反《九国公约》劈头第一条所谓“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九国公约会议应决定制裁侵略国的办法而不应作调停的姿态，此其一。苏联为远东主要国家之一，也应该被邀请参加，此其二。
关于第一点，英首相本月廿二日在下院演说，直率地说“在会议中谈及经济与武力压迫，实为不智”；声明“我们之赴此会议，是志在谋和”。关于第二点，据说要等到开会以后才决定，但是意大利的加入，是专为替日本帮忙来的，那时有它起来反对，这一点也毫无把握。但是这两点，为中国的民族生存及世界和平计，我国都不得不坚持，尤其是关于第一点。
在会议中，他们很可能地提出停战与议和的条件，我国即退一步说，也应该很干脆而坚决地提出这样的最低限度的原则：要谈停战，必须日本军队先退出上海附近和华北冀察绥晋四省；要谈议和，必须先恢复九一八以前的中国领土主权的状态。
外交尽可运用，而自己的立场却不可不坚决。我们的外交立场很明确地是保全中国的领土主权，这是任何求生存的国家所应保全的；而九国公约的在白纸上写的黑字，也就是要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这在中国可谓名正言顺，任何参加这个会议的国家都无法抹煞的。这样光明磊落理直气壮的立场，我们还不应坚决吗？
记得凯末尔努力土耳其民族革命战争时，英国出来主持和议，派老奸巨滑的寇松为代表，凯末尔派外交部长伊斯玛代表赴议，伊斯玛是一位短小精悍的外交能手，耳朵原有一些聋，守着一定的最低条件，绝不迁就。在会议时凡有利于土耳其的谈话，他都听得清清楚楚，完全接受；遇到有碍土耳其主权的建议，他索性装聋，充耳不闻，瞠目相对！寇松目中无人，暴躁咆哮，无如之何！我国的外交家装聋也许不必，但是立场的坚决，伊斯玛却是个好榜样。
中国这次浴血抗战，现在虽仅三个月，但是前线将士的壮烈牺牲，无辜平民的横遭惨死，所为者主要地不过是争取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生存而已，主持外交者倘念及为国牺牲的将士和平民的死难的惨酷，决不忍把领上主权轻轻放弃的。我们全国民众也不允许主持外交者把领土主权轻轻放弃的。因不放弃领土主权而在布鲁塞尔得不到结果，全国民众是能谅解的，全国民众愿继续用铁血来争取祖国领土主权之完整！
上海附近战事，自九月十一日我军防线迁移，坚守第一道防线以来，迄今四十五日，英勇抗战，威名震动遐迩，各国日报及国内的西文报纸，无不著论赞扬，表示惊叹。最近于廿六日上午因敌军增援猛进，虽经激战，终于不得不先后由大场、庙行、闸北、江湾撤退，扼守第二道防线。
敌人以最精锐的海陆空军，集中火力猛攻，即有所进展，经两个半月的惨重牺牲，才在黄浦江边侵入十余公里的土地，就消耗战的意义说，不能不算已给敌人以重大的打击。我军以血肉之躯与敌人战车炮火相搏，坚苦支撑，拼命抵御，就前线浴血抗战的将士而论，已可说是劳苦功高了。
在局外的第三者也许比我们看得更清楚些。据路透本月廿六日的伦敦电讯，英国权威日报之一的《孟撤斯特导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那天社论提及上海战事，说上海战局无论有何变化，中国已经获得重大的优点，因为日人在上海参战的约有十二万人，此实日在华北战事所不可少的兵力；若以损失而论，中日双方都非常重大，但所不同者，在中国还值得，而日本却很吃亏。
日本帝国主义利在速战速决，中国则利在以消耗战使敌人疲于奔命，疲于应付，增速敌人国内经济的崩溃，加深国际形势的矛盾，耐受艰苦的历程，期获最后的胜利。从这样的观点来看上海战事的最近变化，应该只有本着原来的决心作更艰苦的努力。而不应该作无谓的悲观与消极。况且我军在第二道防线还在力求进展，和一二八时一旦退却即一了为了的局面完全不同。即令上海因战略上的必要而全部退却，那也不能因上海战事的暂了而认为中日的全面战事也一了为了，因为在全面抗战中一时一地的进退是可以有的。我们的眼光要放大，注视整个中国的抗战与出路，要有民族解放最后胜利的信心。
当前最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全国一心一德抗战到底。如能抗战到底，那末在消耗战的艰苦过程中，一时一地的小挫不致影响到最后目标的达到。这样消耗战才有意义，因为消耗战的作用是要疲敌，不能持续即不能显现其疲敌的作用。英国《每日捷闻报》的记者说得对，持久战最后固然毁了日本，中国亦不免受很大的牺牲，但中国的重大牺牲，是值得的，因为中国尽管也被战争破坏，随后却可以从头建设起来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比之半途妥协而沦亡好得多了。
我们必须明白消耗战的意义，然后对于上海战事的最近变化才不致颓丧，才不致影响到救亡工作的继续努力。同时还必须明白只有抗战到底才能显现消耗战的作用，才不致受妥协论的麻醉，才不致无意中被汉奸所放出的投降理论所动摇。在军事胜利的时候，这种妥协论者和汉奸们不得不销声匿迹，一旦军事上偶有失利，他们又在蠢蠢思动，蝇营狗苟，施展着他们的鬼蜮伎俩了！这是爱国同胞们所不得不彻底看穿而加以严厉制裁的。
中国为保持民族生存与世界正义而浴血抗战，有了三个多月，在这三个多月中间，前线战士的壮烈牺牲，后方民众的无辜惨死，不可算不惨痛，但是这种惨痛，愈益巩固全国抗敌的决心，愈益增加全国对于暴敌的认识，没有听到任何将士或人民对于抗战有一句埋怨的话。
日本国内民间的反战情绪的弥漫，在第三者地位的西文报纸上已屡有报道，我们的抗战再坚持下去，这种内部矛盾必然更要尖锐化。这种趋势是势所难免的，因为我们的民众看到敌人对我们全国各处屠杀，谁都知道我们的抗战是出于自卫的；敌人方面的民众看到自己的父母妻子赶到别国境内去送死，统治者虽多方麻醉，说是自卫，怎能保障他们心理上的坚定？近几天日本刽子手对中国虽仍继续进行屠杀，但在另一方面却放出愿意考虑中国讲和条件的空气，这可见经过我们的抗战才三个多月，就是日本的统治者也在恐慌了。最初这个空气仅辗转由伦敦传来，最近路透十月三十日由布鲁塞尔的电讯，据说依可靠来源的消息，日本愿意许美国出任调人，倘若南京首先与日本开始直接交涉。该电讯说日本除驻华的某系军阀外，都急于中止对华军事，勿再令更扩大；并说日本的领袖们恐怕军事再扩大，日军深入中国内部，易受苏联的袭击。同时可注意的是日本决不放弃华北甚至上海附近各地。
我国政府及民众对于抗战的坚持，已有事实上的表现，这种消息当然只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单相思”，只是显露我们敌人的恐慌。不过有两点我们应该注意：（一）各国对于我们抗战的同情（意德除外），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免着慌的，所以有意放出“和平”的空气，以动摇各国的态度；（二）中国全国拚命保卫祖国的决心，日本帝国主义也是不免着慌所以也有意放出“和平”的空气，以破坏中国的士气与民气，以动摇我们的斗志。同时我国的妥协派及汉奸们也要乘势为虎作伥，出卖民族利益。我们为着热诚拥护政府抗战到底的国策，坚守蒋委员长历次对于抗战到底的宣言，应该要全国起来注意敌人和敌人走狗的阴谋。
困守闸北四行仓库的我国八百勇士，本抱必死的决心，与阵地同存亡，苦守四日，百折不回，最后军事最高领袖以值此长期抗战之际，国家所期待于此八百战士者至深且远，故谕令退出，另图报国之道。这八百勇士的悲壮行为，震动了全世界，唤醒了民族魂，对于中华民族的贡献诚然是非常伟大的。但是我们在事后静思，回想他们在这英勇抗敌视死如归的四天，引起国际间无限的同情与后方民众的热烈的钦敬，无非是因为他们为国抗斗的精神，——虽处极艰苦的环境而仍然丝毫不馁的为国抗斗的精神，——有以感召得来。
怯懦乞怜只能引起卑鄙的恶劣感觉，惟有英勇抗斗才能引起同情与钦敬。我们提及这个教训，不免感慨系之的是有人竟腼然认为中国在国际上得来的同情只是由于在外交上对敌人的客气，而不知道是由于我国的英勇抗战，这真是不知羞耻的人的无耻的话！
中国自“八一三”以后，全面抗战逐渐展开，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屡次在谈话和宣言里公开宣告全国抗战到底的决心。抗战是中国当前的国策，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了。我国全国国民的当前的责任，就是要以赤诚来拥护这个抗战国策，要以赤诚来拥护蒋委员长始终贯彻这个抗战国策。
抗战国策是已经确定的，但是在执行这个国策的过程中，必然有着种种的危机和障碍，需要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奋斗来克服。尤其是遇着军事上一时的失利，往往有一部分人在心理上动摇着对于抗战国策的信仰，甚至有些潜伏着的汉奸乘此机会活动，散布所谓“和平”空气，在危急的时期动摇人心和士气，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必须防微杜渐，以坚决的态度，作不容情的制裁。这不是怀疑政府，正是拥护政府的抗战国策。
中国在目前还无可否认地存在着种种障碍，使抗战国策不能顺利进行。这种障碍，凡是真正忠于国策的人都应该竭精殚思，努力排除。尤其急迫的例如政治机构之有待于迅速健全化，自主的外交之有待于迅速确定，广大民众动员之有待于迅速推进等等。都是要支持长期战争所不得不积极实施的要事，这种种方面的缺憾便是使得抗战国策不能顺利进行的障碍。是真正拥护这个国策的人们所不得不努力排除的。要排除这种种障碍，也不是怀疑政府，也正是拥护政府的抗战国策。
我们的一切批判和建议，我们的一切努力，一切推动，都是要把拥护抗战国策为中心。
诸君看了第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写给本刊关于陕北公学的第二封信，想都要被青年的求学狂所感动罢。
最先是有好些青年写信来探问陕北的抗日大学，我们因为不知道，请他们直接写信去问第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不料这竟忙苦了该办事处的答复（见本刊第二十期信箱该办事处给本刊的第一封信）。后来该办事处为节省手续计，把《陕北公学简章》寄登本刊信箱（也见本刊第二十期信箱）。但是许多热心的青年仍有信去问许多问题，仍忙苦了该办事处，这在本期所登的信可以看得出来。
据简章所载，该校的特点大概有：（一）课程内容切合于抗战时期的需要；（二）投考年龄展至三十五岁，使年长失学者也有机会；（三）兼顾“具有同等学力者”，并不以文凭为绝对条件；（四）“一律免缴学费”；（五）应非常时期的急切需要，毕业时期只由半年到两年；（六）毕业后得“介绍各地参加适当工作”。这些特点显然都是在他处不合理的教育所望尘莫及的。可见该校简章公布之后，得到许多青年的热烈响应，并不是偶然的。
陕北生活的艰苦，是大家知道的，但是许多青年为着渴求比较合理的教育，竟纷纷不怕艰苦而有心去尝试，这种热烈的情绪是很值得教育家的注意的。我们希望这现象能推进教育当局对于非常时期教育的努力。
本期本刊和读者诸君相见的时候，刚在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的后一天，刚过了“纪念仪式”，“悬旗一天”。这“纪念仪式”和“悬旗一天”当然都是应有的举动，但是我们仔细想想，便要感觉到仅仅这样纪念中山先生是太不够的，我们必须在事实上努力实现中山先生的遗训和遗嘱，那才是真能纪念中山先生。
中山先生的遗嘱也许因为背诵的人多了，反而不加思索，但是这遗嘱的第一句就说他一生的努力，“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现在中国的土地沦亡于敌人者几何？人民之被侮辱被屠杀于敌人之手者几何？这和中山先生所企求的目的相差几何？凡是真正信仰中山先生者，每念及此，当无不愧作无以自容，对于为民族争生存的抗战，应如何格外地努力！
要求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当前最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彻底动员全国民众和进一步联合利害共同的与国。关于这一点，中山先生也已给我们以明白的指示，明白告诉我们“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我们现在对于动员民众的工作已足够了吗？对于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以共同奋斗，已充分做到了吗？这在追念中山先生的时候，都需要我们加以沉痛的反省的。我们必须在事实上补救这些缺憾，使抗战的胜利能快快地到来，使中山先生所企求的目的真能达到，那才能告无愧于中山先生。
我国在上海附近的抗战，最近几天有着激切的变化，这变化似乎是意外，其实却是长期抗战中必然的经历。有些人因为误认为意外，竟动摇了他们对于抗战前途的信心，这是因为对于沪战没有正确的认识，很有切实纠正的必要。关于这一点。蒋委员长于本月七日对外报记者的谈话里有几句话值得我们的深刻的注意。他说：“我国此次抗战，其要旨在于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而尽量消耗敌人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抵抗之目的。过去三个月抗战情形，足以证明我方此种战略已获初期胜利。以淞沪言，我方在该地本无险可守，……敌人虽尽用其海陆空军之全力，……而我军仍能……予以重创，敌方损失之重大，恐为日俄战争后之第一次，……此后敌军深入腹地，其困难必更加多……我方形势亦愈为有利，最后胜利终必属于我方。”本月十日晚，中国出席九国公约会议代表团根据蒋委员长训令，也说明上海中国军队退出公共租界邻近，是战术上的需要，其目的在延长长期的抵抗。
这都是非常深切明确的解释与表示。我们希望全国同胞由此对于沪战更能有正确的认识，把最近的变化看作长久抗战中必然的历程，不但不致动摇对于抗战前途的信心，而且还要愈益巩固这信心，准备作更奋勇的更艰苦的努力。最近我们不是提出了“主和者就是汉奸”的口号吗？我们的政府和领袖是主战的，是主张长期抵抗的，在主战的国策下，主和者不是汉奸是什么？我们要以极严厉的手段制裁汉奸，同时我们要把国策普遍宣传给全国民众，以赤诚拥护领导全国抗战到底的政府和领袖。
本埠英文《大美晚报》及《字林西报》所载路透及华盛顿传来消息，据说日本军阀对我国所希望提出的讲和条件有：（一）中国承认满洲伪国，组织中日满经济集团；（二）华北与内蒙成立“自治”“反共”组织，受日本保护；（三）总税务司须由日人充任，中国中央政府及各省政府机关，须聘用日本顾问，中国关税税则须加改订，以促进日本制造品之对华输出及中国原料之对日输出；（四）须有一个亲日的总统代替蒋委员长做领袖，同时中国须加入德意日防共集团；（五）中国不许有陆军及军用飞机，只许有保安队以执行警察职务，商业航空须由日本经营，商业飞机亦须买自日本；（六）凡属通商口岸，如上海、福州、厦门、广州等处，皆须开辟日租界，同时目前已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沿海岛屿要由日本永久占领，作为军用飞机场之用。日本军阀这种梦想，只须其中的一小部，以足沦亡中国而有余，全部实现更不消说了。但是中国绝对不会让他们的这个梦成为事实的。《大美晚报》记者说这种条件只有对于完全打败了的敌国才加得上。中国在目前也许不免还有一时的局部的挫折，但是整个中国是不能被征服的，日本军阀的梦做得太甜蜜了！
他们的这种野心的流露，徒然增强中国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因为横在我们前面的路显然只有两条：一条是从艰苦中继续抗战以争取民族的自由解放；一条便是“屈膝”，让日本军阀实现他们的梦想。在这两条路的中间，并没有像有些人所憧憬着的折中的道路可走。我们对于日本军阀目无中国的呓语，徒然愤慨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更进一步使这种愤慨变为整个中国的伟大的抗敌的力量，咬紧牙根，巩固团结，向着我们的唯一共同的敌人作更猛烈而持久的斗争。
据本月十三日路透由布鲁塞尔传来电讯，说九国公约会议因意国的坚强反对，致未能通过措辞严厉指责日本拒不与会的宣言书草稿，但各国代表在历时颇久且颇激昂之讨论后，决定将此草稿交各国政府审查。在散会前赞成此宣言者十一国，独意国力持异议。
意国这次参加九国公约会议，原以我们的敌人的代言人自居，它的这种举动原在我们意料之中，所以这种消息的传来，虽增加我们的愤慨，却不觉得惊异，所希望的是国内还有一部分人对于国际的真实形势仍熟视无睹，或有意混淆黑白，使国家在这样危急的时期中，对于有利于我国的外交路线仍在模棱两可或一无所可的怪境中，看了这类的帮助我们敌人的露骨的表示，应该有些觉悟罢（其实墨索里尼早在他的机关报《意大利人民日报》上表示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动是合理的）。
我们在国际上要认定唯一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不要多所树敌，这原则诚然是对的，但是我们对于敌人的伙伴却不应存有幻想，把它和我们的真正的友邦看作同样的关系，认为我们所“寻求”的同样的“与国”（见汪主席最近发表的《寻求与国与团结民众》一文）。汪主席说“反对侵略者都可以为中国之与国”（见同篇文）。这话是完全对的，但是意国坚强反对谴责日本，是反对侵略呢？还是赞助侵略？这一点不弄明白，我们是永远“寻求”不到“与国”的！
九一八的惨痛教训，第一件是当时有许多人认为这只是东三省的问题，认为日本所要掠夺的只是东三省，我们虽大声疾呼，说明九一八只是日本帝国主义沦亡中国企图的开始，没有多少人理会，甚至有些著名的学者，竟倡言索性承认东三省的割让以保全关内！现在事实摆在眼前，九一八不是东三省的问题，是整个中国的问题，这个事实，谁也不能否认了。这是过去的事实，重提似乎没有什么意思；可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意在灭亡整个的中国，这个意义，对于比较落后的一般民众，还有广大宣传的必要。有许多到内地去工作的朋友，就他们亲身所经历，发现有许多农民竟以为这次又是什么军阀干的内战把戏，对军事方面的辅助，引不起他们的热烈的情绪。换句话说，一向缺少对于农民的组织和政治意识的训练，于是军民打成一片，在实际上只是一句空话。这方面的认识不清，是需要迅速补救的。
第二件是九一八的国耻由于不抵抗所造成。不必付一点代价就可以把一大块一大块的国土掠夺而去，这种搨便宜的事情，实足以奖励日本帝国主义的继续的暴行，后来日本帝国主义的得寸进尺，肆无忌惮，都志在不劳而获，是共见的事实。现在由于这样的惨痛教训，敌人来侵略我们的国土，谁也知道非抵抗不可了。抗战在事实上已一天天在扩大，抵抗当然已不成问题。但是还有一个相似的危机，我们不得不严密提防的，那就是有些人在以前倾向于妥协主义者，一遇军事上在过程中偶有失利，即可死灰复燃振振有词，破坏抗战的坚持，而跑上投降的路。这种苟且偷安的潜伏的心理，和以前的不抵抗是一鼻孔出气的，其遗毒也许比以前的不抵抗还要来得厉害，我们要格外预防这种祸患的发生。预防的最有效的途径，是建立有组织的广大的民众制裁力，同时要使持久战的真义深入于一般国民的心理，使失败主义者无所施其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争取抗战的最后的胜利，九一八的惨痛教训是值得我们的回忆的。
为抢救民族的危亡而抗战，我们当然希望打胜仗，这是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是中国人都应该有的心理。已往十几天的抗战，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和空军都被我们打败，我们都得到相当的安慰和愉快，便是由于这种心理的表现。
最近一两天日本有一部分陆军运到上海登陆了，大家对于中国的抗战情形有着非常迫切的关怀，每一个人的心坎中都含有求胜的情绪，这也是我们所应该有的心理。但是在这里似乎也含有一种危险的成分，那便是只有求胜的情绪而忘却了沉着的意志，万一军事偶有失利（在抗战的艰苦过程中，军事上偶有失利是可能的事，虽则不是我们所愿有的），大家在心理上也许要趋到别一绝端，弄到心灰意冷，把过程中的偶然失利即视为失败，坚持的精神为之破坏无余，这是对于我们的抗战的最后胜利有着致命的打击，是我们在事前所应当大声疾呼，唤起一般民众的注意的。
我们现在所尤其要集中注意的是一面英勇抗战，一面还要努力从种种方面巩固持久战的基础。例如财政问题，生产问题，交通问题，民众的组织、训练和工作问题等等，加以切实的研究和具体的解决。我们要沉着，要苦干，打胜仗，我们这样干下去，就是偶有失利，我们也还是要咬紧牙根继续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