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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几个“难兄难弟”里面，居然有着三个学徒，这也可算是这几个人的奋斗史的特色。已谈过的两个是乃器和公朴，第三个要轮到沙千里先生。
据千里说，他在民国十八年（距今八年前）就曾经来看过我；那时我在辣斐德路一个小小的过街楼上办《生活》周刊，他已在一家趸批疋头的字号里做帐房先生了。这一段故事，以及当时的情景，我已完全不记得。就寻常说，帐房先生所注意的只是算盘，他竟注意到《生活》周刊，他平日对于新运动的注意和同情，从这种小事里已可想见了。后来我们就一直没有见过面，直到我由香港回到上海，才在救国会的会议席上遇着。我想千里在八年前来看我的时候，那里梦想得到我们会住在一个牢狱里？
但是因此我对于我们的这个“小弟弟”的生平懂得更清楚一些，却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他是苏州人，生长在上海，十五岁的时候小学还未读完，就被送到一家趸批疋头的字号里做学徒，每月仅得“月规钱”二百文。因为他学习敏捷，办事负责，过了两年多就升任职员，每月月薪四块钱。不久帐房缺人，他被请代理帐房，后就担任清帐房，月薪有了二十元，年龄约在二十岁左右。好些职员在闲暇的时候，喜欢酒食征逐，狂嫖滥赌，他却能利用闲暇的时间来增加自己的知识。他先在补习学校补习英文，喜欢阅看前进的刊物。后来他过着工读的生活；一面做帐房先生，一面却在上海法科大学（即现在的法学院）做学生。那时只须考的成绩够得上就行，并不像现在对于升学文凭有着那样呆板的规定，所以千里虽然连小学毕业的文凭都还没有到手，但是因为他平日补习的勤奋，应试的成绩够得上，居然也有入大学的机会，替社会增加了一位能够主持正义的律师。看了这样的事实，为着一般穷苦出身力求上进的青年，我向来积极主张升学应该重视实际的考试成绩而不应死守文凭的主张，更得到有力的证明。（为着这件事，在《生活》周刊上曾和朱经农先生有过很激烈的辩论。）
千里不但有强烈的求知欲，坚强而有恒的研究精神，对于社会的新运动也有着深刻的注意和浓厚的同情。在民国十五年的时候，北伐军正在出发，还未到上海，一个帐房先生的他，就奋起参加国民党的秘密工作。那时的上海，正是疯狂似的李宝章以杀头残害革命青年的时候。民国十七年，他曾经同几位朋友创办《青年之友》，一年半后被禁；前年十二月起主编《生活知识》，一年后也被禁。
今日的千里，我看他的求知欲的强烈，研究精神的坚强而有恒，和他在做学徒的时候没有两样；这只要看他这次在牢狱里还是那样孜孜不倦地研究英文，研究法律，便可以知道的。他在这里还学会了《苏武牧羊》的悲壮歌曲，这是没有听过的朋友们不可错过的！至于他参加救国运动的热烈，更不必我来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