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请再回转来谈谈《生活》周刊。
关于《生活》周刊,我在《萍踪寄语》初集里也略为谈到,也许诸君已知道大概了。这个周刊最初创办的时候,它的意旨和后来的很不相同,只是要传播传播关于职业教育的消息罢了。当时我对于这件事并不感到什么兴趣,甚至并不觉得这周刊有什么前途,更不知道我和它后来会发生那样密切的关系。在事实上当时看的人也很少。大概创办了有一年的光景,王志莘先生因入工商银行任事,没有时间兼顾,职教社因为我原担任着编辑股主任的事情,便把这个周刊的编辑责任丢在我的身上。我因为职务的关系,只得把它接受下来。当我接办的时候,它的每期印数约有二千八百份左右,赠送的居多,所以这个数量并不算多。我接办之后,变换内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并在信箱一栏讨论读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于编制方式的新颖和相片插图的动目,也很注意。所谓“有趣味有价值”,是当时《生活》周刊最注重的一个标语。空论是最没有趣味的,“雅俗共赏”的是有趣味的事实。这些事实,最初我是从各种英文的刊物里搜得的。当时一则因为文化界的帮忙的朋友很少很少,二则因为稿费几等于零,职教社同人也各忙于各人原有的职务,往往由我一个人唱独脚戏。最可笑的是替我自己取了六七个不同的笔名,把某类的文字“派”给某个笔名去担任!例如关于传记的由甲笔名专任,关于修养的由乙笔名专任,关于健康的由丙笔名专任,关于讨论的由丁笔名专任,关于小品文的由戊笔名专任,以次类推。简单说来,每个笔名都养成一个特殊的性格。这倒不是我的万能,因为我只努力于收集合于各个性格的材料,有许多是由各种英文刊物里搜得的。搜求的时候,却须有相当的判断力,要真能切合于读者需要的材料。把材料搜得之后,要用很畅达简洁而隽永的文笔译述出来。所登出的材料往往不是整篇有原文可据的译文,只是把各种相关联的材料,经过一番的消化和组织而造成的。材料的内容,仅有“有趣味”的事实还不够,同时还须“有价值”。所谓“有价值”,是必须使人看了在“进德修业”上得到多少的“灵感”(Inspiration)。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却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这一栏也最受读者的注意;后来有许多读者来信说,他们每遇着社会上发生一个轰动的事件或问题,就期待着看这一栏的文字。其次是信箱里解答的文字,也是我所聚精会神的一种工作。我不敢说我所解答的一定怎样好,但是我却尽了我的心力,有时并代为请教我认为可以请教的朋友们。
除了“唱独脚戏”的材料外,职教社的几位先生也常常做些文章帮忙。在这个初期里,毕云程先生做的文字也不少。关于国外的通讯,日本方面有徐玉文女士,美国方面有李公朴先生,都是很努力的。以上大概是最初两三年间的情形。
我对于搜集材料,选择文稿,撰述评论,解答问题,都感到极深刻浓厚的兴趣,我的全副的精神已和我的工作融为一体了。我每搜得我自己认为有精彩的材料,或收到一篇有精彩的文字,便快乐得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来的,或是幼后辈来的;不管是名人来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须是好的我都要竭诚欢迎,不好的我也不顾一切地不用。在这方面,我只知道周刊的内容应该怎样有精彩,不知道什么叫做情面,不知道什么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
《生活》周刊在这阶段的内容,现在看来显然有着很多的缺点,不过我所指出的是当时的这种工作已引起了我的兴会淋漓的精神,使我自动地用着全副的精神,不知疲乏地干着。同时还有一位好友徐伯昕先生,也开始了他对于本刊事业的兴趣。我接办本刊后,徐先生就用全力帮助我主持本刊营业的事务,他和我一样地用着全副的精神努力于本刊的事业。孙梦旦先生最初用一部分的时间加入努力,后来渐渐地也用着他的全部分的时间。最初经常替《生活》周刊努力的职员就只是这三个人。
从上次所谈的情形,已可看出《生活》周刊的创办并没有什么大宗的开办费。寥若晨星的职员三个,徐先生月薪二十几块钱,孙先生月薪几块钱,我算是主持全部的事业,月薪最多的了,每月拿六十块钱。我还记得当时在辣斐德路一个小小的过街楼,排了三张办公桌就已觉得满满的,那就是我们的编辑部,也就是我们的总务部,也就是我们的发行部,也就是我们的广告部,也就是我们的会议厅!我们没有大宗的经费,也没有什么高楼大厦。我们有的是几个“患难同事”的心血和努力的精神!我们有的是突飞猛进的多数读者的同情和赞助!《生活》周刊就在这种“心血”,“努力”,“同情”,和“赞助”所造成的摇篮里长大起来的。
我永远不能忘记在那个小小的过街楼里,在几盏悬挂在办公桌上的电灯光下面,和徐孙两先生共同工作到午夜的景象。在那样静寂的夜里,就好像全世界上只有着我们这三个人;但同时念到我们的精神是和无数万的读者联系着,又好像我们是夹在无数万的好友丛中工作着!我们在办公的时候,也往往就是会议的时候;各人有什么新的意思,立刻就提出,就讨论,就议决,就实行!孙先生是偏重于主持会计的事情,虽则他对发行方面也很努力。徐先生是偏重于营业和广告的事情,虽则他在总务方面也很重要。在编辑方面他常用“吟秋”的笔名作些漫画凑凑热闹,因为他不但在营业和广告方面富有创造的天才,而且也对于美术具有深切的兴趣。我的工作当然偏重于编辑和著述方面。我不愿有一字或一句为我所不懂的,或为我所觉得不称心的,就随便付排。校样也完全由我一人看,看校样时的聚精会神,就和在写作的时候一样,因为我的目的要使它没有一个错字;一个错字都没有,在实际上也许做不到,但是我总是要以此为鹄的,至少能使它的错字极少。每期校样要看三次。有的时候,简直不仅是校,竟是重新修正了一下。讲到这里,我还要附带谢谢当时承印我们这个周刊的交通印刷所,尤其是当时在这个印刷所里服务的张铭宝先生和陈锡麟先生。他们不但不怪我的麻烦,而且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读者一天天多起来,国内外的来信也一天天多起来。我每天差不多要用全个半天来看信。这也是一件极有兴味的工作,因为这就好像天天和许多好友谈话,静心倾听许多读者好友的衷情。其中有一小部分的信是可以在周刊上公开发表和解答的,有大部分的信却有直接答复的必要。有的信虽不能发表,我也用全副精神答复;直接寄去的答复,最长的也有达数千字的。这虽使我感到工作上的极愉快的兴趣,乃至无上的荣幸,但是时间却渐渐不够起来了,因此只得摆脱一切原有的兼职,日夜都做《生活》周刊的事情,做到深夜还舍不得走。我的妻有一次和我说笑话,她说:“我看你恨不得要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其实后来纵然“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也是来不及的。后来最盛的时候,有五六个同事全天为着信件的事帮我的忙,还有时来不及,一个人纵然不睡觉也干不了!
但是《生活》周刊的发展是随着本身经济力的发展而逐渐向前推的,所以在增加职员方面不得不慢慢儿来,因此事务的增繁和人手的增多,常常不能成正比例。《生活》周刊本身经济力的发展,来源不外两方面:一方面是发行的推广,由此增加报费的收入;一方面是广告费的收入随着销数的增加而增加。我们既没有什么大宗的经费,事业的规模不得不看这两方面的收入做进行的根据,因为我们是要量入为出的;但是我们所欣幸的,是我们可以尽量运用我们在这两方面的收入,扩充我们的事业,没有什么“老板”在后面剥削我们。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感谢职教社。当时《生活》周刊还在职教社的“帡幪”之下,我和徐孙诸先生都只是雇员,原没有支配的全权,但是职教社当局的诸先生全把这件事看作文化事业,一点没有从中取利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