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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生”虽做了三星期，“新饭碗”问题还是未能解决。
整个的“新饭碗”一时虽未找到，零碎的小事却接踵而来。有一位比我前一级毕业的约翰同学在上海青年会中学担任教务主任，有一级的英文教员被学生驱走，尤其是因为在那一级里有三四个“吵客”，弄得那位英文教员不得不知难而退。这位约翰同学不知从那里听到我的教授法可以镇压“学潮”，赶快来和我商量，要我去暂行代庖；为我的便利起见，他特把功课的时间分排在午饭后的一小时，不致妨碍到我在交易所的办公时间。其实我这时只做过家庭教师，对于学校的正式教课并没有过实际的经验。但是因为他的要求非常迫切，我也还有时间凑凑，便答应他试试看，并说明是尝试性质，如果上了一两课，学生略有不服的表示，我就不来。他答应了这个条件，我才接受他的要求。
我这次试验的结论，觉得学校之所以有学潮，除有特殊的复杂情形之外，教师自己的不行实在是主要的原因，不能完全怪学生。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替自己瞎吹，表示自己是怎样“行”的好教师：我在上面已老实承认过，我此时对于学校的正式教课还是毫无经验的。可是我去代替那位被驱逐的教师，却也有我自己的方法。我很认真地把自己所教的功课准备好，上课的时候使学生们对于所提出的疑问得到满意的解释；等到大家没有问题可问的时候，就对学生加以考问，被问的人愈多愈好，使全课堂都有着紧张的空气；问的时候，要随手在一个小簿子上把各人答案的成绩，用符号记录下来，这样使学生们知道你是在深切注意各人的平日成绩，不是可以含糊过去的；尤其是对于著名做“吵客”的几位学生，要每课都要问到，这倒不是有意和他们为难，却是使他们的精神材力转到研究学问方面去，不过问的时候却要在考问各人的当中随意问到他们，不可使他们误会是有意和他们为难；同时在课堂里要睁开眼睛时刻注意望到全课堂的各角落，使各人都知道你的注意力是在顾到全课堂的秩序，“吵客”们便没有机会在课堂上瞎吵了。在这样注意力笼罩下的课堂，偶有一二“吵客”捣乱，如向同学掷纸丸之类的恶作剧，教师只须立刻对他注目，甚至把功课暂行搁置几秒钟对他注目，全课堂的同学都会移转视线对他望望，竟可使他面红耳赤，感到不安，没有人更愿效尤了。最重要的当然是要教师自己对于功课能够力求胜任愉快，其余的问题都比较易于解决了。
以前那位英文教员每课一句句用中文讲给学生听，学生不必自己预备，不必用工夫找字典，对他还是不满意；我渐渐使学生自己预备功课，找字典，上课用英语考问，学生不但不讨厌，不反对，反而表示欢迎，在学期末了，反而向教务主任要求叫我连任下去。（虽到后来我因离开交易所，另就他业，时间上难于兼顾，没有回报他们的好意。）以我当时那样没有经验的英文教师，和驱逐教员的学生们周旋，还有这样意外的结果，可见制造学潮的责任不得不归功于教员自己的“饭桶”！
每星期三四小时的功课，这不能成为整个的“新饭碗”，所以我还不能不设法解决我的“新饭碗”问题。
新闻界方面一时既没有相当的机会给我尝试，我在中学校里教英文又有相当的好印象，于是觉得倘若教育界方面能有相当的机会做做看，也颇想再试试“走曲线”的就业策略。主意打定之后，便向这条路线进攻。我想起教育界前辈黄任之先生。我知道他是南洋公学的师范生，那时候还是蔡孑民先生当教员，后来的南洋公学在那时还只有一个雏形，我要和他认先后同学，当然是远得很。我和黄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在南洋附属小学做小学生。记得那时他刚由美国考察回来，有一晚南洋学会请他到上院大礼堂向全体同学演讲，小学的最高两级由沈叔逵先生领导着去参加听讲，我也夹在这人群中听他演讲游美的感想。当然，那时我认识他，他并不认识我。此后一直到我想要掉饭碗的时候，和他未曾再见过面，交情当然更说不上，可是我仍旧大着胆写一封信去试试看。事有凑巧，那时黄先生所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正在物色一个中英文都有相当可取的编辑人材，我的“新饭碗”的机会居然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