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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科学与文学的科目，在课程里面彼此的位置，互相冲突，这一层我们在前面已经暗示过了。至今解决这种冲突的办法，不过是一种机械的迁就办法，把课程均分于两种科目，一种以自然为要旨，一种以人为要旨。这种情形，又给我们仅就表面调和教育价值的另一个例子，使我们集中注意于自然与人事有何关联的哲学。大概讲起来，教育方面有这种牵强的划分，是二元哲学的反映。依二元哲学，“心”与“物界”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区域，彼此仅有某种的接触点。由这个观察点看去，各有他自己独立的一群科目，是自然的趋势；用猜疑的态度看科学的科目的发达，恐怕偏于物质的哲学，侵占精神的领域，这也是自然的趋势。任何教育上的理论，如要筹划一个比较现在还要统一的教育计划，应先要解决“人”与“自然”有何关系的问题。
（一）“人本科目”的历史的背景 古典的希腊哲学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与近代不同，这件事很有注意的价值。苏格拉底似乎以为自然科学是得不到的，并且也不是很紧要的。我们所要知道的主要事物，是人的性质与目的。这种知识，是一切紧要事物的基础，——例如一切道德的与社会的功业。但是柏拉图却以为如要获得关于人与社会的正确知识，须凭藉关于自然界的要素知识。柏拉图的主要论文题为《共和国》，一面叙论道德，叙论社会的组织，同时也叙论自然的玄学与科学。苏格拉底的主义是主张如要获得关于道德与社会组织的正确知识，必须凭藉合理的知识。柏拉图既容纳这个主义，他不得不讨论知识的性质。他一方面相信知识的究极目的是要发现人的“善”或人的目的，一方面他又不满意苏格拉底的信心，以为我们所知的一切，都不过是知道我们自己的“无知”，于是他把人的目的的讨论，与自然的目的的考虑联络贯穿起来。他以为自然界所以有律令与统一的现象，这是因为有一个统御一切的目的给予他的；我们若离开关于这个目的的知识，要想决定人的目的，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样看来，他把文学的科目（当时称为音乐一类）不但屈置于名学与玄学之下，并且屈置于数学与物理学之下，这于他的哲学，实在是十分一致的。但是柏拉图虽注重自然的知识，而他却以为自然知识自身并非目的；不过如要使人真能觉得生存的最上作用，视为人类动作（合群的，或个人的）的律令，注重自然的知识，乃是必经的阶段，如用近代的讲法，这个意思就是说：自然主义的科目诚然是不可少的，但是我们所以要学习这自然的科目，是因为要藉此达到人本主义的与理想的目的。
在自然学科的方面，亚历斯多德比柏拉图还要猛进。他把公民的关系，屈置于“认识的生活”（cognitive life）之下。他以为人的最高目的不是人类的事，乃是神圣的事，——所谓神圣的事是参加纯粹知识的事，求纯粹的知识，就构成所谓神圣的生活。这种纯粹的知识，是关于普遍的与必然的事物，于是他的最适当的材料，当求诸自然界，不采用变化无定的人的事物。如果我们不细细的研究这两位哲学家所说的话，但从他们所代表的希腊生活方面讲，我们可以总括的说一句：希腊实在对于自然事实的自由研究，对于自然界的美术的享用，都很有兴趣，又深觉得社会是发源于自然，并受自然律的支配，本不至想人与自然是彼此冲突的。但是在古代生活的后期，却有两个要素互逞他们的阴谋，提倡文学的与人本的学科一是当时的文化具有回忆与摹效的性质。一是罗马的生活倾向于政治的与修词的方面。
希腊人在文明上的功业是发生于本地的；亚历山大的一党与罗马人的文明是由外面的根源遗传来的。因为这个原故，亚历山大的党人与罗马人的文明，自然向他所从出的记载，寻知识的材料与鼓励精神的材料，不直接向自然界与社会寻觅这种材料。我们现在把黑区（Hatch）的一段话引在下面，足以表明这事在教育理论与实施上的结果。“希腊当时一方面已经丧失政治的权力，一方面在他的灿烂的文学里面又已有了固有的遗产。……这样一来，希腊当时注重文学，乃是自然的趋势。……当时对于文学的学习，也反映于演说，这也是自然的趋势。……当时希腊世界的群众，都注重熟谙过去世代的文学，与经过训练的演说习惯，这种熟谙的程序，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普通都称为教育。……我们自己的教育，就是直接由这个沿传下来的。他立了一个法式，已经传播于全部的文明世界，至最近他的势力才渐衰落。我们所以学习文字而不学习自然，因为希腊人从前这样，因为罗马人与罗马的藩属人民决意教育他们子孙的时候，聘用希腊的教师，遵循希腊的途径”。
黑区先生在上段所引的话里面，只说我们所以学习文学而不学习自然，是因为希腊人从前这样，又因为希腊人所教的罗马人从前也这样，其中还有许多历史，他都略而未讲。这里面还有几个居间的世纪，其间的情形，又是怎样？这个问题暗示我们，当时半开化的欧洲也不过重演罗马的情形，不过范围更大，程度更深而已。当时半开化的欧洲须学习希腊罗马（Greco-Roman）的文明；当时半开化的欧洲的文化，也是摹效来的，不是由“演化”而成的。他不但在普通的观念与这些观念的美术的表象上，须凭藉外人的记载，就是法律，也须凭藉外人的记载。当时半开化的欧洲所以必须凭藉外人的传说，还有一个原因增加这个趋势：当这个时候，宗教的事业，甚有势力。因为当时教堂所凭藉的根据，都是由外国文的著作里面得来的。这样一来，无事不集中于一点：就是使人把学问与语言文字的训练视为一件事，不把祖国的语言作为文学的语言，只把有学问的人的语言，作为文学的语言。
学习的材料既是如此，于是不得不用所谓“辩证法”（dialec-tical method）。我们倘若不明白这一层，对于当时的全部趋势，还未能完全明孖。自从文艺复兴以后，“经院主义”（scholasti-cism）这个名词，常常被人用作讥骂的名词。但是这个名词的意义，不过是“经院”或“经院中人”所用的方法。试推究这种方法的精粹所在，他不过是把适宜于传授“徒据他人传说的知识”所用的教学法与学习法，组织得最为完备罢了。如果我们所用的学习材料并非取诸同时的自然界与社会，乃是取诸文字的著述，我们所用的方法，必须适宜于界说，疏注，解释所受的材料，那就不适合于探讨，发现与发明的动作了。其实所谓“经院主义”不过是专心致意于组织种种方法，专心致意于应用种种方法，这种种方法都是适宜于教授现成的材料，用不着学生自己寻求的材料。只要我们的学校仍用教科书教人，仍倚赖徒据他人传说的根据，仍恃死记他人的传说，而不注重发现与搜寻研究，这种学校所用的方法，也是“经院的”性质，——而且还没有“经院主义”所有的逻辑的精确与条理。这种所用学校的方法与叙述，都不谨严准确。除这个异点外，现在学校方法与经院方法的唯一异点，不过是在现在学校里面，历史地理植物学与天文学也是须要熟谙的“徒据他人传说的著作”的一部分罢了。
因为这个缘故，希腊的陈法旧训，完全丧失：希腊的陈法旧训里面，把人本的兴趣，作为对于自然有兴趣的根据；所得关于自然的知识，是要用来护持显属人事的目的。这样一来，生活不恃自然界的知识以护持，乃恃徒据他人的传说以维持。自然不但不足以护持生活，而且是一件很启人猜疑的东西。对于自然有所推想，是很危险的，因为他往往使人不再倚赖已经含有生活法则的书卷。不但如此，人要知道关于自然的知识，非由观察不可，非凭藉感官不可，——感官乃是纯属物质的，与纯属“非物质的心”相反。不但如此，自然知识的功用，是纯属形体的，纯属庸俗的；这种知识的功用不过是关于人的肉体与暂时的福利。若文学的传说，便是关于人的精神与永久不灭的幸福。
（二）近代对于“自然”之科学兴趣 十五世纪有一种运动，有的称为“文艺复兴”，有的称为“复生时代”。这个运动的特色，是对于人的现在生活有新的兴趣，因此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新的兴趣。这个运动反抗当时占优势的超自然的兴趣，就这个意义讲，这个运动可谓是具有自然主义的性质。当时思想所以有这样的变化，若说尽属古典的希腊异教文学的功，或者未免过甚。这个变化大抵是当时状况的产物，这层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当时富有这种新思想的受过教育的人，都很勤恳的学习希腊的文学，欲从这里面寻出真确的资料与藉以张目的知识，也是一件无可怀疑的事实。而且这种对于希腊思想的兴趣，不仅在注意文学的自身，乃在注意这种文学所表现的精神。思想自由，觉得自然界的秩序与美丽，这都是希腊文学所表现的精神；这种精神也鼓励人用相类的不受拘束的态度，考虑与观察一切事物。我们读十六世纪的科学史，可以看出自然科学的发轫，大半都是由对于希腊文学有新兴趣作出发点。温德奔（Windelband）曾经说过，新的自然科学是人本主义的女儿。当时有一个适合时尚的观念，以为宇宙是个大宇宙，人是其中的小宇宙。
这个事实又使我们发生一种疑问：到了后来怎样“人”与“自然”又牵强划分开来，文字文学与物质的科学，彼此怎样又截然划分开来。我们可以提出四个理由。（甲）旧的传说仍然在一切制度里面占有根深蒂固的势力。政治学，法律学，与外交，仍是徒据他人传说的几门著作文字，因为这几门社会的科学，非到了物理学与化学的科学方法很进步的时候（生物学还不在内），还不能发达。在历史一科也有这同样的情形。而且当时用来教授语言文字的方法已很发达，当时“学会习俗的惰性”当然袒护这种方法。从前对于文学的新兴趣（尤其是希腊的），经院式的大学最初也不许他加入。后来这种兴趣得加入这种大学之后，他也照样效尤，与旧的学问携手，共相限制实验科学的势力。当时教授的人，很少受有科学的训练；具有相当科学知识的人，又都在私人的实验室里面工作，并由提倡研究的学会鼓励他们工作，但是这种学会并未组成教授的团体。此外贵族的传说，向来看轻具体的物质，看轻感官与手的工作，当时这个传说，仍有很大的势力。
（乙）因有基督教徒的革命，于是对于神学的讨论与争辩的兴趣为之大增。两造要求胜利，都须凭藉当时所有的文卷。各方面都须训练一种人材，使能研究解释各所倚赖的记载。各方面都须训练能够卫护所择信仰的人材，都须训练能够宣传，能够阻当对方侵略的人材。当时这种需要既如此之殷切，所以我们尽可以说，到了十七世纪中叶，中学校与大学里面语言的训练，已为复兴的神学的兴趣所拘捕利用，用为宗教教育与神学争辩的工具。这样看来，今日教育里面的语言文字，在教育上的沿革，并非直接传自文艺复兴，乃是传自已经适应于神学目的的语言文字。
（丙）当时自然科学的自身，就被人误会，反使“人与自然”格外针锋相对。培根（Francis Bacon）是完全主张自然的兴趣与人本的兴趣是彼此合而为一的。采用观察方法与实验方法的科学，就是不要以自己的成见猜度自然，乃是平心静气的解释自然。但是人在理智方面要服从自然，在实用方面也要学得如何使用自然。培根有句话说：“知识就是权力。”这句格言的意思，是说人要利用科学制御自然，把自然界的种种势力，用来达到人的目的。培根攻击旧的学问与名学，以为旧学问与名学都是纯属争辩一方面，不过要藉此在辩论上得胜，与发现未知的知识，是不相干的。如用培根在他的新的名学里面所讲的新的思想方法，渊博的发现事业的新纪元就要由此开始；这种发现都是要发生发明的效果以造福人类的。从此人们都要一变向来毫无结果呶呶不休的互相争胜的恶习，同心协力于制御自然，以利人类。
就大概说起来，培根确已预言后来进步的趋向。但是他却料得太早。他当时未曾看出，这个新的科学经了许多时候，都不过被人用来剥夺他人以自利的旧目的。他以为这个新的科学能迅速的给人新的目的。在实际上，这个新的科学反而助桀为恶，被一阶级利用，牺牲别一阶级，藉以达到他们侵略他人的旧目的。培根虽预料有了科学方法的革命以后，有工业的革命跟在后面。但是这个革命费了许多世纪，才产生一种新的心意。自新科学被人实用之后，封建制度自然随之废除，因为新科学的实用，把权力由地主的贵族移与制造业的中心。但是代替封建制度的，不是社会的人本主义，乃是资本主义。人们但知利用新科学以进行生产与商业，好像新科学并没有关于道德的教训，不过给人关于生产如何得以经济，积资如何得利用以增加私利等等专技的教训。这样实用物质的科学（物质科学的实用是最易看得出的），自然要替自认为人本主义的张目，说科学是偏于物质的趋势。科学既放弃显然属于人类的“超越赚钱，积钱，与用钱的兴趣”，既有空隙与人以可乘之机，于是文字与文学，乃乘隙要求能够代表人类关于道德的与理想的兴趣。
（丁）不但如此，当时自认根据科学的哲学，自承能够代表科学精义的哲学，也不免两种弊病里面的任何一种。这种哲学在性质上仍不免二元主义，于“心”（人的特性）与“物”（物是构成自然的）中间，截然划一鸿沟；或显然有机械的性质，使人类生活的特色缩成幻象。如有前一种弊病，这个哲学应许某种科目专有心的价值，于是间接使这种科目格外占有优越的地位，因为人类的自然趋向，总视人事为第一紧要的事，——至少对于他们自身是最紧要的事。如有了后一种弊病，这种哲学要激起一种反动，使人对于物理科学的价值生怀疑与猜疑的态度，使人把他视为人的高尚兴趣的仇敌。
希腊与中世纪的知识，以为世界万物是有性质的区别，以为自然的种种进行程序，各有他们的种种目的，用专门术语来讲，就是“目的论”。新的科学就否认各种特性有客观的真实。不仅是善与恶，就是声音，颜色，目的，等等，据新科学讲起来，都是纯属主观的，——都不过是脑子里所得的印象。这样一来，客观的存在，都不过有“分量”的方面，——例如有若干质量的运动，这种运动的差异，不过是在空间的某一点，比别一点有更大的聚积的质量，不过在某几点运动的速率比在其他几点的运动速力大一些。自然界既没有了“性质”的区别；当然就没有有意义的变异。于是所注重的乃在“一律”，不在“差异”。这种理想，好像是要发现一个唯一的数理公式，立刻可以应到全宇宙使一切似有变异的现象，都可由此引伸出来。这就是所谓“机械哲学”的意义。
这种机械的哲学，并不能代表科学的真义。这种哲学把事物的技术视为事物的自身；把所用的器械与专门名词视为真实；把方法视为材料的内容。科学的叙述虽仅限于种种情况，这种种情况能使我们预料将来发生的事情，制御将来发生的事情，不管这种事情的性质怎样。因此科学确有机械的与分量的特性。但是科学虽不顾到这种事情的性质，却不把这种性质摈于真实之外，也不以为这种性质仅属于纯粹心的区域；科学不过把可以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供给我们。这样看来，可见科学的进步虽在实际上能增加人类制御自然的能力，能使人所怀抱的目的有更坚固的基础，并能使人几可随意变异他的活动；但是自认表述科学功业的哲学，却把世界缩成枯燥的，单调的，空间物质的重新支配。这样一来，近世科学的直接的影响，反而加甚“心”与“物”的二元论，因此反把“物理的科目”与“人本的科目”划成不相联络的两群科目。因为“较善”与“较恶”的差异，既与经验的特性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任何科学的哲学，如把这些特性摈诸真实的内容之外，这种哲学必然丧失在人类方面最有趣味最属紧要的部分。
（三）现今的教育问题 其实“经验”并不知“人事”与“纯粹机械的物质世界”中间，有什么划分。人的家宅就是自然界；人要达到他的目的，须能利用自然的情况。如果这种目的与自然的情况隔离，都要变成空想与幻想。所以从人类的经验方面着想，因此在教育的努力方面着想，我们在自然与人的中间所应有的区分不过区分我们要构成并实行“实用的目的”所须要的种种情况与这些实用目的的自身。生物进化的学说，更给这个哲学一个明证。据生物的进化所示，人与自然是相继续的，人并不是由外面突然加入自然界的进行程序。自实验的科学方法发达，又增强这个哲学的主张。据实验的科学方法所示，我们所以获得知识，是由于要能利用自然界的势力，以应社会的需要。社会的科学，——如历史，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科目，——每次的进步无不表示下面的情形：倘若我们能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先搜集资料，然后构成假设，最后用实验来测验；倘若我们利用物理化学所证实的专艺的知识，藉以促进社会的福利；那末种种社会问题，都可有适当的解决。例如种种良法，可以用来解决困难问题如疯病，纵欲，贫穷，公共卫生，市政计划，自然利源的保存，政府机关的建设性的运用，藉以促进公共幸福而又不至损及个人的创造能力；诸如此类的方法，都可以例证我们社会的紧要事务与不直接凭藉自然科学的方法与结果。
这样看来，关于人本的科目与自然的科目，教育应该要从这两面密切的互相倚赖出发。教育不应该以为科学是专为研究自然的，文学是专载人事的，这两科是彼此划分的，应使自然的科学与历史，文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互相增加彼此的效果。这样一来，教学法的问题，也比仅把科学视为专门知识与专门法式，简单得多；也比仅把人本的科目视为与自然隔离的科目，简单得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两方面牵强划分之后，也要把学生的经验牵强划分了。学生在学校外面的时候，他所遇见的自然界的事实与原理都是与人类的种种动作相联的。学生在校外所曾经参加的一切社会的活动，他们都要了解这些活动所用的材料与所含的进行程序。一旦进了学校，就把这两方面的密切关联打断，势必使学生的心的发展，也打断了他的继续性，使这个学生觉得他所读的科目有说不出的不真实，于是他对于这种科目寻常可有的兴趣，也被剥夺净尽了。
如有人要于科学有特别的专材，专以研究科学为一生的特殊职业，教育自然也应该给他这种机会，这是无可疑的。但是现在学生往往只有两条路走：或者一开始就要学习从前专家所构成的结果，这种材料与他的日常经验是隔绝的；或者一开始就读许多夹杂的关于自然的东西，这种材料是由教师杂乱无章的授与，并不能引导学生作特殊的考虑。专门学校里面往往使学生学习与日常经验隔绝的科学材料，其实这种材料乃适用于有志成为某门科学专家的人。专门学校里面有这种习惯，这种习惯又用到中学里面去。中学学生所读的功课，不过是专门学校里面一样，功课的初步；在这里面，困难的地方弄得容易些，所讲的题旨也弄得简易些，使适合中学学生假定应有的程度。这样办法的原因，虽是由于因袭相传的陈例，不是有意的拘守二元哲学；但是因此而生的影响却是一样，好像所抱的目的是要使人觉得学习自然的科学是与人没有关系的，人也是与自然科学没有关系的。我们把科学去教授那永远不成科学专家的人，科学教学法所以比较的没有效力，大部分都是因把科学与人事隔绝的结果。教科学的时候，一开始就用专门组织的材料，这种隔绝总是不免的。就是退一步讲，一切学生将来都要成科学专家，这样隔绝的教法是否最有效力的办法，还是一个疑问。如果我们想到大多数学生所以要学习科学，是要藉此养成他的心的习惯，——使他们格外留神，使他们格外虚心，使他们对于事物仅作假定的容纳以待实验，不肯盲从，要用实行来测验所暗示的意象，——是要藉此使他们格外能够了解他们的日常环境；我们就知道那样的教法实在是错了。那样教成的学生，他们所得的知识，说他是科学的，又嫌太肤浅；要把他实用于日常的事务，又嫌太专门。
我们现今比往昔更易利用寻常的经验，藉谋科学材料与科学方法的进步，同时使科学材料科学方法与习见的人事永续有密切的关联。现今文明社会里面各人的寻常经验，与工业之进行程序与结果都很接近。这种程序与结果又是科学措诸实用的许多实例。例如定位的与曳动的蒸汽机，煤油机，汽车，电话，电车等，都直接参加大多数人的生活。学生年纪小的时候，对于这些东西，差不多完全熟悉。不但他们父母的业务要凭藉科学的器械，就是家务，健康的维持，街上所见的景象，都包括科学的功业，都能唤起他们对于有关系的科学原理的兴趣。学校里面科学教学法的开始，显然不应先教号称“科学”的事物，乃应利用习见的业务与器械，藉以指导观察与实验，必使学生了解科学里几个基本的原理在习见的工作上的效用，因此获得这种基本原理的知识。
有的时候有人以为倘就科学的具体的事业上去学习科学，不就理论的抽象方面学习科学，这未免要减损科学的“纯粹性质”。这个意见实在是根据于一种误解。在实际上，任何科目，我们倘能了解他的最广范围的意义，这个科目就有修养的效用。我们要知觉一个科目的种种意义，必须知觉他与其他事物的种种关联。我们学习科学的时侯，注意他与物质的与技术的关联，也注意他与人的关联，这样一来，就能扩充他的真义，增加他的修养的价值。他的经济性质的实用（如果所谓经济的性质是指金钱的价值），乃是偶然的，次要的，但却是他与其他事物实际有关联的一个部分。此处紧要的事，是我们要把这个经济方面的事实，视为与社会有关联的，——注意他在生活上的功用。
以上就自然科学方面讲，现在请就人本主义方面讲。所谓“人本主义”，他的究竟意义，是说人们对于人事须具有聪明的见解。社会的兴趣（他的最深的意义与道德的意义符合），在人类方面最盛。关于人的知识，关于人类已往历史的知识，关于文学所载的知识，凡此等等，也可成为专门的学问，为人所占有，与聚积关于物质的详细知识一样。人类忙于从事的事务，也可有种种不同的途径，有的忙于赚钱，有的在实验室里获得谙练的实验知能，或搜藏关于文字的事实，或研究文学作品的年代。除非这种活动能增广生活的想象的境象，这种活动如同儿童无意识的忙碌一样。这种活动仅具形式，没有精神。这种活动很容易成为好像守财奴之但知聚积，聚积的人，但以自己所有的事物自豪，并不知道注重他在生活事务里面所有的意义。任何学科如果学习的人，藉此可以增加他对于生活价值的兴趣；任何学科如能使人格外觉得社会福利的紧要，并能使人更有促进社会福利的能力：这种学科就是人本的学科。
希腊人的人本的精神是他们所固有的，并且是很强烈的，但是他的范围狭隘。据希腊人看起来，除希腊人外，都是半开化的人民，除非或能做他们的仇敌的人民以外，都是不足留意的。希腊思想家对于社会的观察与默想虽很精锐，他们著作里面，没有一个字表示希腊的文明不是故步自封的，不是自满的。他们当时显然没有猜疑希腊文明的将来须受他们所轻视的外人的怜惜。在希腊的社会里面希腊人所有的强烈的社会精神所以受限制，是由希腊的高等文化乃根据于奴隶与经济的奴役阶级，——亚历斯多德曾经宣言，这些阶级是希腊国要存在所不可少的，但却不是希腊国的真正的部分。自科学发达之后，已产生了工业的革命。这个工业的革命已使种种人民因殖民与商业的结果，彼此接触起来，这样一来；就是还有几个轻视别国，但是从此之后却没有一国仍以为他的事业能完全在一国之内决定，不必顾及并存的别国。这个同一的工业革命也废除了农役制度，创造有多少组织的工厂工人的阶级。这个阶级具有被人承认的政治权利，要求关于管理工业方面也有负责的参与权利，——这种要求，就是许多素封的阶级，也有同情的注意，因为阶级畛域既已打破，素封的阶级也与不幸的阶级有更密切的关联了。
由上面的情形看来，我们可以说，旧的人本主义的范围里面忽略经济的与工业的情况。因为这个缘故，旧的人本主义乃是偏面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所谓文化，不得不代表“直接统御社会的”一个阶级的关于知识与道德的见解。这种的沿传习惯乃是贵族的性质，这是我们已经说过的了。他所注重的不是基本的各阶级共同的利益，乃是使各阶级互分畛域的事物。他的标准是在“已往”；因为他的目的是要保全所已得的权利，不是要把文化的范围扩充起来。
我们如在文化方面，更为注意工业与其他有关谋生的事物，当然要发生种种更改的地方。这种更改就常常被人蔑视，以为是攻击由已往得来的文化。但是如果我们在教育方面的眼光广些，便知道种种工业的活动都可用来使得理智的富源更能普及于群众，同时并使本有优越的理智富源的人所有的文化，更为稳固。总而言之，我们如一方面考虑科学发达与工业发达有密切的关联，一方面考虑文学的美术的培养与贵族的社会组织也有密切的关联，我们便能明瞭技术的科学的科目与使人文雅的文学的科目，彼此何以相反。现在我们倘若要使社会成为一个真正民本的社会，我们就要在教育方面先把这两类科目的牵强划分打破。
撮要 划分人与“自然”的哲学上的二元论，反映于两类科目的划分：一类是自然的科目，一类是人本的科目。这种牵强划分的趋势，把人本的科目减成仅属记载已往历史的文学。这个二元论并不是希腊思想的特性，并不是希腊思想所本有的（与我们所说过的其他二元论一样）。这种二元论的发生有两个原因：一部分是因为罗马与半开化欧洲的文化不是本地的产物，乃是直接或间接由希腊藉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当时政治与教会的情况，须倚赖文学书卷里面遗传下来的已往知识的权威。
近世科学发生以后，最初本来预示自然与人类的密切关联可以恢复，因为科学把关于自然的知识，视为获得人类进步与福利的手段。但是科学的最早实用，乃是替一个阶级造福，并非为公共人类造福；而众所承认关于科学的哲学又不免有一种趋向，把科学划为纯属物质方面，示别于精神的“非物质的”人，或把“心”弄成一个主观的幻像。于是在教育方面的趋势，把科学视为另成一类的科目，以为这种科目是专讲关于物质界的专门知识，把旧的文学的科目视为显属人本的性质。我们在前面关于知识演进的叙述，关于根据这种叙述所定的课程计划，就是要打破这种牵强划分，使人认识自然科学的材料在人事方面也占有他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