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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美国回到纽约后，又耽搁了一星期，但是在这一星期里面却特别忙，第一件事是谈话忙。我在莫斯科暑期学校里所认识的美国男女青年，有好几位是在纽约，他们纷纷相传安生由南方回来了，今天有几位约吃晚饭聚谈，明天有几位约吃早餐聚谈，热闹得什么似的。他们不但自己参加，不但邀我所已认识的朋友参加，并且约些我不认识的朋友同来畅叙。这却不是我个人有什么吸引力，却是因为我刚从南方回来，对于他们有着相当的吸引力。什么缘故呢？这需要一些解释。
诸君看过我的《萍踪寄语》第三集的，想还记得这“一群孩子们”。他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天真活泼的可爱的青年。他们有的是刚从大学里出来，因为美国经济恐慌尖锐化的缘故，一踏出了校门，立刻就加入了失业的队伍。有的虽还在大学里求学，但是眼看着已毕业的同学都在彷徨歧途，没有出路，也都感到自己前途的可危。有的年龄比较略大的，已踏进了职业界，但是因为在目前这样的社会里，职业失掉了保障，随时有失业的危险，所以也常在慄慄自危的境况中过日子。于是这“一群孩子们”都感觉到美国的社会制度有根本改造的必要，虽则他们在最初不知道走那一条路好。后来他们有机会到苏联去看看，在那里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在事实上给与他们一个很大的刺激。他们看到本国有许多人因经济困难而中途辍学，在那里所亲眼看到的是教育免费，实业学校和大学还给学生以津贴；他们看到本国有许多青年失业，在那里所亲眼看到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在毕业的一年前就有位置定好了，有时还有几个随你选择；他们看到本国劳苦大众的生活每况愈下，在那里所亲眼看到的是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一天天在提高。这些都是事实上给与他们的教训，所以他们回国以后，大多数都加入美国最前进的政党努力，至少都成了一个同情者。美国最前进的势力是以纽约为大本营，近几年来已逐渐侵入了顽固不化的南方。因此他们对于南方的情形都很注意，虽在书报上知道了一些，但是有人到那里视察了一番，将亲眼看到的情形告诉他们，他们是要感到极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关于他们的同志们在南方努力劳工运动的种种斗争的情形。
你可以想像得到，他们倾耳静听着南方同志艰苦奋斗的事实，个个都睁大着眼睛，现着入神的微笑，那种兴奋的态度，实在是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我有一次和他们谈到南方在那样的艰危环境中居然开成了五一劳动节的大会，他们竟不约而同地一致立起来欢呼！
这“一群孩子们”对内积极努力于解放劳苦大众的工作，无孔不入地从各方面扩大革新的势力，对外反对侵略和压迫弱小民族。他们对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有深切的兴趣和恳挚的同情。他们常常提起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土地那样大，人民又那样多，一旦翻过身来，给与世界的前进动力，不知道要伟大到什么地步！甚至他们希望中国赶快“翻身”，由此也可以间接地影响到美国革新运动的提早成功。他们的这种热望，一方面使我感到无限的兴奋，觉得我们真该格外努力，一方面却使我感到莫大的惭愧。
使我觉得惊异的是这“一群孩子们”里面，有好几个是住在纽约的公园路（Park Avenue），这是美国百万富翁的住宅区。换句话说，他们的父亲是百万富翁，而子女却是努力于改革社会制度的斗士！其中有一位S女士，常以她的父亲在公园路的宏丽邸宅里的大客厅供同志们开会议的使用。他们在这样的大邸宅里面开会，尽管高谈阔论，可以无所顾忌。有一夜他们借她的客厅开大会招待古巴的学生，我也被邀去参加。我们知道美国资产阶级投资于古巴达十五万万金圆之多，美帝国主义侵入古巴的程度可以想见，古巴简直可以说是美帝国主义的一个半殖民地了。自世界弱小民族解放运动的怒潮一天天高涨以来，古巴的学生救国运动也在积极地发展着，虽则我们平日在黄色的新闻纸上得不到什么详细的消息。说来有趣，美国的支配阶级紧紧地抑制着这半殖民地的解放自立，而他们的思想转变了的男女青年却努力帮助古巴的学生运动！那一夜S女士在家里那样讲究的大客厅里开的大会，就是招待由古巴来的一个学生代表。她在前两天就写了一封信给我，说明这个会的意义，叫我无论如何必须到会。我当然准时到了，到会的人很多，总在二百人左右，都是青年。当这位古巴学生报告的时候，大家围坐着倾听，椅子不够，有好些人就挤坐在地板上，彼此都高高兴兴地很自然地听着。在这个会里面，黑种人有一个，黄种人也只有一个，其余的都是白种人，但是在那样的空气中，种族的成见是丝毫也不存在的了。使你感觉兴趣的是许多美国的青年男女听到这位古巴学生代表报告到美帝国主义压迫古巴榨取古巴最激昂的地方，掌声屡次如山崩海裂似的爆发起来！他们这个时候的心目中只有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观念，没有什么美国和古巴的界限。这当然不是说他们就不爱国，但是他们的思想转变之后，便把爱国和爱侵略分开来。我自问我是从被压迫的“弱大民族”来的，比这位从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古巴来的学生代表，实在惭愧得多，而同情于这位古巴学生代表的心理也特别深刻，所以当他报告完毕的时候，最先跑过去和他握手慰劳的，我也是其中的一个；S女士建议大家随意捐些款项帮助古巴的学生救国运动，大家都很慷慨地捐输，我的行囊虽窘迫，但也勉力捐了几块金洋。
在前进的美国青年里面，既然有些是出身于公园路，他们的父母对于他们的态度怎样，也许是一个有趣味的问题。关于这方面，我可以举一两件事实来谈谈。
在这里面有一位K女士，曾经有几次邀我到她的家里去吃晚饭。她的父亲是一位大厂家，她的母亲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她自己虽还未做美国最前进政党的一个党员，对于革新运动却是一个道地十足的同情者。她没有弟兄，没有姊妹，是她的父母的唯一的女儿，她受到父母的钟爱是不消说的。她要参加美国全国学生同盟去游历苏联的时候，她的父亲极端反对，说那是极危险的地方，青年是万万不可以去的，他为着爱她起见，所以无论如何，不许她去。但是她无论如何，非去不可。结果她的父亲用不给旅费的办法来做消极的抵制。可是那位自由主义的母亲却对女儿大表同情，虽不敢对丈夫明说，却私下帮助女儿成行，这样她才去成功。她未去以前，只是要看看，但是不看则已，一看竟看成同情者了！她回国以后，在谈话里常常和她的父亲格格不相入。幸而有一位自由主义的母亲，常常在中间“打圆场”，不然的话，也许要不可收拾了！我记得有一夜在她的家里晚餐，她的父亲也在座。她偶然称赞苏联的婚姻制度，说那多么自由，她的父亲笑着插进几句话怪好笑，他说：“畜生的婚姻更可羡慕得多！”他的女儿急着问：“为什么？”他不慌不忙地答一句：“那更自由得多了！”这一句话竟引起了一大顿父女间的大舌战！在旁观战的我虽很和婉地帮助K解释几句，但觉得这样闹下去不好，只得用诙谐的口吻问K：“你何必这样着急！究竟已有了爱人没有？”她努着嘴摇头。我说：“那末这个问题何妨从长计议？”大家才从笑声中谈到别的地方去。
还有一位朋友叫保柏，我在《萍踪寄语》第三集里曾经提起过，就是在莫斯科和苏联女青年贝拉发生恋爱，同在莫斯科的民事注册局结过婚的。他的母亲是再嫁的，他的后父是一个大规模的衣厂的厂主。他的母亲很能干，很健谈，帮助她的丈夫经营业务。她为人很精明，还说不上什么自由主义者，所以还比不上K女士的母亲。但是因为她很精明，对于合理的话，她还能虚心加以考虑，不是一味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保柏是她的独子，她对于这个独子的唯一希望是能够承继他的后父的事业（他的后父没有别的子女）。但是她现在知道她的儿子的志不在此了，所以常感到苦闷。后来她看见她的儿子立志很坚，一定要参加党的工作（他回国后即加入美国最前进的政党做青年党员），她也不绝对地要反对，只是劝她的儿子在目前不要做得太厉害，以免学业受到影响。在美国政党是可以公开的，他原可公开地做政党员，但是反动的势力仍然随处潜伏着，在好些大学里面，当局往往用别的借口，开除他们所不愿意容纳的青年。保柏的大学学程还有一年的工夫，他的母亲深怕他因参加革新运动太积极，弄得不能毕业。她对我说，她尽可以同情于保柏为大众努力的志愿，但是新社会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立刻实现的，在理想未实现以前，仍非极力得到自食其力的本领不可，天下断没有饿着肚子可以努力于工作的。她的话当然不是全无理由。但是保柏却也未尝不可以振振有词。他说在事实上已有整千整万的青年毕业后无事可干，所以毕业不毕业没有什么关系。因此他们母子两人往往在见面接吻之后，坐下来谈不到几句，一触及这个问题，就不免引起激烈的辩论。我好几次在他们的家里共餐叙谈，总是极力在他们中间排解。平心而论，这个母亲确还算是一个相当贤的母亲，因为在她的谈话里可以看出她对于这个独子的志愿实很有着相当的同情，所耿耿于怀的是望他不要把学业抛到九霄云外，要把自立的能力弄得充分些。这在原则上实在是不妨加以谅解的，至少是后辈对于前辈不必在这上面辩驳。所以我觉得保柏的态度也有些不对，因为他对于苦心孤诣的母亲一句话都不让。我究竟因为比他长了几岁，对于他的志愿尽管同情，对于他的母亲却用着很和婉的解说，对于她的苦心也表示了相当的同情。这位母亲因为她的儿子态度的过于强硬，对于我的比较的和婉，竟大加欣赏，屡次对她的儿子说：“你应该学学你的这位好朋友的榜样才好。”保柏在背后却大大地埋怨我，说我在谈话的时候应该用全力帮他，不该对母亲也表示同情。我对他说，我们对于前辈只须在最重要的关头不放松，此外不必伤前辈的感情。保柏渐渐地也谅解我的意思，并且也稍为改变了他自己的对于母亲的态度。
保柏的父亲待我和保柏的母亲待我一样好，但是他对于这个儿子的态度却比母亲坚决。他还是要念念不忘的希望保柏能继承他的事业。他屡次对我说，现在人心大变了，我辛辛苦苦地干了几十年，把事业做得有那样大的规模，得到了那样多的经验，却不值得年青人（指保柏）的一顾，竟自作主张，把老子的话不算作一回事了！他每次谈到这里，就不免要再三慨叹。慨叹什么？慨叹他不该让他的儿子到苏联去游历了一次！他认为什么毛病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美国的青年近几年来因事实的教训所推动，在思想上的进步确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实。我们知道以前美国青年的人生观是要发财，发了财便可以尽量地享用，把那时的心理和现在一心要为大众努力的志愿比较比较，便知道相差得太远了。我所遇着的许多美国男女青年虽不能概括全部分，但是就我经历所知，再参考美国各处蓬蓬勃勃的青年运动的情形，很可以说这是美国下一代的人民的趋势，这种趋势的一天天扩大，对于美国的前途，乃至对于世界的前途，都有着很重要的关系，这是无可疑的。在这个正在滋长着的萌芽里面，潜伏着美国革新运动的伟大力量，这实在值得我们的特殊注意。
我在各处游历视察，最不舒服的是认识了若干可敬可爱的朋友之后，不久又要和他们分别，我不久又要和纽约的各位朋友告别了。
我打算于七月初由纽约西行，经旧金山回国。这条路是要由东而西，穿过美洲的一条很长的路程。如乘火车，要闷坐四五天，不但受着无谓的苦，而且要在时间上也实在耗费得可惜。正在踌躇的时候，事有凑巧，保柏听说我将要动身，便跑来看我，说他的母亲允许他买一辆旧汽车，让他在暑假中往西去旅行，而且要在西部乡村里去做些组织农民的工作。他说如果我有意和他一同乘汽车西行，他是很欢迎的。我觉得这样又能给我以沿途视察的好机会，比之闷坐在火车里四五天好得多了，便欣然表示同意，和他于去年七月六日离开了纽约。以后的情形，让我另行报告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