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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美国南部“黑带”的一个小镇塞尔马视察变相的黑奴，所看到的情形，在上次一文里已经略为谈过了。我将由柏明汉动身赴塞尔马的时候，美国好友R君很替我担心。他是在南方极努力于劳工运动，尤其异常热心于赞助黑工解放运动的人，听我说到南方来调查黑农的状况，表示很热烈的同情和欢迎，但是同时又感到南方地主们的无法无天，恐怕对于调查这种事情的人于他们不利，也许要发生拘捕毒打的暴行，很替我挂虑。结果他和M女士及D女士商量一番之后，决定让我赴塞尔马一行，不过再三叮咛我要守口如瓶，十分谨慎。这几位极可敬爱的男女青年都是在行动上努力于革新运动的工作，他们受到南方统治阶级的嫉恨是必然的，像我这样一个旅行者，其实不会有什么危险，但他们却说得活龙活现，大有谈虎色变之概，我也只得怀着戒心，一切自己谨慎就是了。我到塞尔马住在青年会寄宿舍，第二天就有几个像侦探模样的人物来和我攀谈，我已成竹在胸，当然不致上他们的老当。我抬出来的第一面盾牌便是表示我是一个道地十足的基督徒，开口耶稣，闭口上帝，他们倒也拿我无可奈何；谈了好些时候，我东拉西扯，他们终于不得要领而去。有一天我叫了一辆汽车乘到郊外去看看，凑巧那汽车夫却是一个小地主的儿子，我和他一路瞎谈，问了不少关于农奴的事实。他出身于地主之家，对于黑奴是充满着成见，那是不消说的。他极力称赞他的老子管理黑奴的得法。他说对付黑奴只有用严厉的手段才行。黑奴十个有九个是天生的贼骨头，你非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打他鞭他，不稍宽容，那你的一切东西都要给他偷得精光。他又再三描述黑奴的懒惰也是天生的，你不非常严厉地强迫他工作，他简直可以一天懒到晚。他说时精神焕发，如数家珍，越说越有劲儿。其实黑奴的生活穷苦无告到了那样凄惨的地步，在事实上是逼着他们要做贼，那里是天生的？由天亮一直做苦工做到天黑，偶尔一有偷懒的机会，当然要偷偷休息一下，也是人情之常，那里是天生的？但是他却津津乐道，我也姑妄听之。这个汽车夫很客气，很殷勤，但是一说起黑人，他的牢不可破的成见却好像是丝毫不肯让步的。
在塞尔马耽搁了四天，天天在外面奔走，孤伶伶地东张西望，倒也另有一种趣味。由塞尔马先回到柏明汉，仍是乘着“黑白分明”的长途汽车。这次在车上，我的座位的前面一排却坐着一个衣服穿得很讲究的六十来岁的老者，忽对我打招呼倾谈起来，他说他在塞尔马有产业，常常来往于塞尔马与柏明汉之间，看上去无疑地是一个地主。他问我此行的印象怎样，我说很好。他听着仍不放心，还要追问着总有一些不能满意的情形吧？我说那当然，天下那有十全的事情？他听了似乎很高兴，大开他的话匣，说了一大堆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话语。他的结论是美国虽同情中国，但是美国在目前因国内有着种种的纠纷，自顾不暇，更无力来帮助中国。我看他的忧心流露于辞色，大概还是愁着他自己产业能否安全到几时的成分居多吧。
由塞尔马乘长途汽车回到柏明汉需要四小时的路程，早晨七点钟动身，上午十一点钟才到。在柏明汉的几位美国朋友误为三小时可到，见我迟迟未到，竟大起恐慌，深怕我被什么地主捕去，正在商议如何营救。忽然看见我来了，他们都喜形于色，惊呼起来，欣然争问经过的情形。
我因为这几位朋友的殷勤挽留，在柏明汉又住了两天，和他们又畅谈了许多时候。
美国对于黑人所干的“凌侵”之惨无人道，我在以前已经谈过了。但是还有一种残酷的方法叫做“链队”（“Chain Gang”）。这所谓“链队”，是把一大队黑人穿上囚衣，颈上脚上都用很粗的铁链锁起来，前后再用铁链彼此连成一串，由监工者鞭打着强迫他们不停歇地做苦工。夜里睡的时候，也带着铁链睡，睡的地方好像猪栏一样，污浊不堪。有的被判定十年或二十年过着这样非人的生活。毒刑拷打，至酷极惨，往往几年就送命。这类黑犯所犯的罪，有的是黑农（变相的黑奴）对于地主的虐待抗议了几句话，有的是逃遁的黑农，有的是对地主的辱骂回答了一句不平的话，尤其是胆敢参加什么劳工的组织——都可被判定罪名，沦入这样的惨境。无论那一个黑人，一被陷入了“链队”，就是等于跑上了一条死路。这些黑犯因受不住那样的酷刑，一有机会，即宁愿偷吞毒药自杀，不愿再活下去。他们拖着铁链在炎日下，一天到晚不停地做着苦工，一有些不如监工的意思，即更加上种种的酷刑。有的手和脚缚在一起，腿弯曲着，用一根木棍插在中间，使他无法移动，然后把他掷在炎日之下，一晒几小时，晒到昏去，有的把下半身缚在一根粗柱上，把缚在手上的链条套在另一根柱上，叫另一个黑人把这链条一步一步地拉紧，使他的上半身一步一步地向前伸着。这无异把上半身硬拉长，多拉紧一下即多感到一次的苦痛。这在他们叫做“伸展”（“Stretching”）。有的立在一个仅能容身的木笼里面，里面漆黑，只在顶上有小洞流入空气。立在里面的人，一动都不能动，摆在炎日之下晒着，有蚊虫从顶上的洞口飞入咬着，也无法驱除。这种种无人道的酷刑，谁都想不到会发现于号称“文明”的世界，但R君却曾经亲眼看到，切齿痛恨说给我听的。这“链队”的惨酷，在美国是全国都知道的，但除热心改革运动的人们发出抗议的呼声外，竟不听见有人主张废除。在南部各邦更属司空见惯，视为当然，目的不过在多多榨取黑种的劳动力以自肥而已。榨取制度的罪恶竟黑暗一至于此，简直不知人间有残忍事，这不是很可慨叹的现象吗？
尤其可怪的是这种“链队”的残酷行为竟戴着“合法”的假面具，被陷害的黑人（其中虽也有白人，但为数极少，可说是专为黑人而设的），都是由法庭公然判定的。在美国南方除盛行这种“链队”之外，还有其他更直截爽快的办法，那就是由各种农场的地主或大公司的老板等等所私雇的侦探和打手，用绑票的方式把你抓到偏僻的乡间，毒打一顿；如果你是白人，毒打一顿后，还可生还；如果你是黑人，往往把你活活地打死算数，打死后偷埋起来，所有法官和警察都是立在他们（统治阶级）的一边，谁敢出面来抱不平？当然，最容易遭到这种危险的是那些热心于劳工运动的人们，因为组织劳工来改善工农生活的人，由资产阶级看来是绝对立于对立的地位，非拚命铲除是不能放心的。“链队”无论如何残酷，还须经过法庭的公开判定，而用“暗箭”的办法却可于暗中消灭，干了可以完全否认的。
我到美国南方的时候，正闹着一种热心于劳工组织的黑工人失踪的案件。R君告诉我，据他们多方的调查，这个黑工人就是被用“暗箭”的方法弄死的。一个黑工人被打死，这在美国南方原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但是时代渐渐的不同了！这个黑工人是热心于劳工运动的一个健将，是从纽约负着劳工组织的使命来的，站在他后面的有劳工组织，有“国际劳工保卫团”替他调查，替他延请律师根据法律起诉，不是一死就可以了事的。劳工运动的大本营是在美国的北方，尤其是纽约。南方的律师遇着这类案件是不敢接受的，所以由“国际劳工保卫团”从纽约设法请到热心于劳运的律师到南方来出庭。说来有趣，关于上面所说的那个案件，由纽约来的一位律师到了目的地之后，那里的政府却用“闭门羹”的办法对付他。他先到法庭去找法官，据说请假出去了。他设法探得法官的家的地址，按图索骥去找他。到的时候，法官的老婆不知底细，对他说她的丈夫就要回来，请你等一等。不一会儿，电话机上的铃丁丁地响着，这位法官太太听了之后，才知道她的丈夫到了别的地方，有意避这个律师，暂时不回家了。她托词回绝了这个律师，他再跑到法庭上去探问，才知道不止法官请假，书记官及录事等等办事员都请了假！简直是用全体罢工来对付的。这个律师等了好几天，只得北返，但对此事并不放松，已在大理院控告这个法官的违法。
这件事初看似乎很奇怪。南方的统治阶级（包括大老板地主以及他们御用的法庭及警察机关等等）既然有那么大的权力，何以会那样怕这个孤身由纽约来的律师？他们何妨也把这个律师绑去毒打一顿呢？就不用这种激烈的手段，何妨尽管开庭，法官不是立在他们的一边吗？怕什么呢？这里面的原因的确很值得我们的注意。原来，美国南方的统治阶级并不怕这些的。例如前几年所发生的世界闻名的司各资波落（Scottsboro）案件，（有九个黑色小工人，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三岁，被诬陷强奸白女，宣判死刑），他们让法庭公开审问，结果由于热心劳运机关的有组织的宣传，不但把他们的黑幕暴露到全美国的各角落，而且暴露到全世界，使他们出丑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种教训他们是不会忘却的，所以他们在这一点几成为惊弓之鸟，只得用消极的办法来抵制，不敢再那样放肆了。这里面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美国多少是自许为“民治”的国家，此中诚然有不少伪的成分的存在，但是就一般说，最低限度的民权，当局者有的时候也不得不稍稍顾到一点面子，不敢完完全全地毫无忌惮。这在连最低限度的民权都说不到的国家的人民看来，当然还是要感慨系之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也可以看出民众力量的伟大——有组织的民众力量的伟大。上面所说的那个被打死的黑工人，在美国南方的统治阶级看来，原不算是一回事，但是后来不得不感到辣手的，并不是这个黑工人的本身有什么比其他黑工人不同的地方，最大的异点是他的后面有着劳工组织做后盾。那个由纽约来的律师，以一个个人竟能吓跑了一个法庭的全体，这也不是因为这个律师在个人方面有何特殊的魔力，也是因为他是由纽约的劳工组织请来的，在他的后面立着大群的民众，不是对付个人所能了事的。这个道理，在美国南方的统治阶级原来当然是不懂的，可是他们在实践中吃过了几次苦头，便知道这是什么一种味道！
上面所谈到的那个黑工人案件，还仅限于局部的阶段——至少当我还在那里的时候。还有一个有趣的案件，当我在美国的时候，已闹到全国皆知，无人不晓，真使美国的统治阶级觉得头痛！这便是在美国谁都知道的恩哲罗·亨顿案件（Angelo Herndon）。亨顿是一个十九岁的黑工人，在美国南方的佐纪亚邦（Georgia）的爱特兰塔城（Atlanta）煤矿里做工。他是一个很热心于劳工运动的很能干的青年，他协助当地的黑色工人和白色工人组织起来，参加失业工人的示威运动，这当然是南方的统治阶级所最恨的事情。于是当地的法庭判定他二十年的“链队”酷刑，由于“国际劳工保卫团”领导下的民众的努力，竟闹到大理院，引起全国人的注意，引起全国劳工大众的抗议，使统治阶级不得不有所顾忌。最有趣的是当正在准备上诉的时候，亨顿向佐纪亚邦的法庭请求保释，法官看不起这个区区黑小工人，要他办到十五万金圆的现金保。在法官看起来，这在亨顿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由于“国际劳工保卫团”向全美国工人的呼吁，竟于第五年经济恐慌的压迫下，由全国工人踊跃捐助，在二十三天的短时间内，捐款超出十八万金圆以上。当捐款收满十五万金圆的时候，“国际劳工保卫团”的主任律师特由纽约乘飞机赶到亨顿的囚室，对他说：“我们走，恩哲罗！”这件事表示美国劳工有着怎样的团结和牺牲的精神！法官当然是吓得不知所云，但是他的话既经说出了口，也只好眼巴巴地望着亨顿出狱了！你如果看到这十五万金圆的捐款报告，还要使你感到兴奋，因为都是由一个金圆或几个金圆凑成功的。有一个捐款的小女工附着一封这样的短信：“我十九岁，失业了六个月。附上的十圆，还是我得业后第一次的工资。我希望这能帮助恩哲罗·亨顿得到自由。”还有一个工人附着一张字条说：“附上一块金，真是少得不好意思，我希望你有什么奇迹把它化成几千倍！”可见这真是代表劳工大众的血泪语，表示他们由心坎里出来的真实！这在统治阶级看来无怪是要发抖的！
亨顿这样被保出狱以后，竟成为全国劳工界所热烈欢迎的重要人物，到处演讲。劳工界替他装饰一个货车，极力描摹狱中的惨酷情形，由他乘到各处去大大地宣传一番，他的照片悬挂到全国各处（南方当然挂不出）。统治阶级虽感到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如何。
上面不是屡次提到“国际劳工保卫团”吗？这在美国劳工运动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组织，说来话长，我想另作一文谈谈。在这里，我不想多说了。
回柏明汉后，还承R君和两位女士介绍几位前进的工人谈话，我们一见如故，坦白倾谈，使我不禁暗叹他们知识水准的可佩，更使我万分佩服这几位热心革新运动的青年的工作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