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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和读者诸君谈过美国报界大王而同时是美国“公敌第一号”的赫斯特。他在美国的宣传力已经是很可惊的了；例如最近美国正在闹得甚嚣尘上的总统竞选，共和党所推定的下届正副总统候选人兰顿和诺克斯，他们原来在美国政坛上并未占有怎样重要的地位，但是因为赫斯特在他的散布全国的报纸上捧他们，立刻使他们成为全美国所注意的人物。但是在美国的宣传工具，除大规模的连环报外，还有一种力量很大的宣传工具，那便是无线电播音。拥有听众六千万人的可惊数量，——几占全美国人口的一半，——他的大名在美国是妇孺皆知，简直成为现代美国的最可惊异的怪物：这就是最近在美国常常轰动全国的所谓“无线电播音牧师”（“Radio priest”，或可简称“无线电牧师”）壳格令。（Charles E. Coughlin，在美国一般人都叫他做“Father Coughlin”，在中文可译为“神父壳格令”。）你在美国，在各种报纸和杂志上，常常可以看到神父壳格令；在各种人谈话里面，也常常可以听到神父壳格令；简直好像你要研究美国的时事，离不开神父壳格令！这个神父壳格令，便是利用无线电播音网造成的一个美国现代怪物。
壳格令是美国密歇根省迪初爱城（Detroit）即汽车大王福特所在地的劳易乌克乡（Royal Oak）的一个天主教牧师，现年四十五岁。他最初常在一个无线电播音站作布道的演讲，目的不过是要替他的教堂造成一个小小的教区。这是在一九二六年。在最初的三年里，他的播音演讲的范围只是在一个播音站的网络，所及的范围只在本地区域的周围。他虽擅长于演讲，但是倘若不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恐慌发生，他也许始终是在本地小范围的一个播音布道的牧师。一九二九年的秋季，他除原有的在迪初爱城的一个播音站外，并扩充范围，租用芝加高城和辛辛那梯城的两个播音站的网络。这样逐渐扩充，到一九三○年，由于他的每逢星期日在无线电播音站上的布道演讲，渐为全国所闻名。这倒不是因为他能在布道演讲里表现出什么“天国”的乐趣来吸引人，却是因他在表面上好像对许多失业或职业不稳的群众有着无限同情，对于华尔街的老板们，甚至对于美国经济制度的缺憾，攻击得不遗余力。换句话说，他自命为被压迫者的代言人，大提倡其所谓“分享利润”，所谓“社会安全”，所谓“足够生活的工资”，所谓“废除贫穷”等等。这些话很适合于美国一般失业或职业不稳的熟练工人，债台高筑的农民，捉襟见肘的小商人，及入不敷出的店员，和日暮途穷的自由职业者等等的口味。这些人五六年来受到经济恐慌的影响最大，寻觅出路的心也最迫切。他们有些积蓄的都用完了，有的买了屋子又重新归还地产公司去了，即有一个职业也不知道能维持到几时，所以都在岌岌可危的不安全的环境中生活着。在一九三二年，他们都一团高兴地拥护罗斯福上台，以为他能够拯救他们，后来看到事实上是另一回事，对他的希望心也渐渐地冷下来了；于是在穷极无聊中，每逢星期日的下午四五点钟，全家人围在无线电收音机的旁边，听到这位“无线电牧师”的口若悬河，大说其“分享利润”“废除贫穷”等等的话语，没有不觉得津津有味的。据美国的《幸运》（“Fortune”）杂志在一九三四年二月间作最低的估计，认为每星期日这位牧师的播音演讲的听众，平均总在一千万人。最近他每次的播音演讲扩充到二十八个播音站的网络，听众总在六千万人，几及全国人口的一半了。我去年在纽约时，这位无线电牧师刚巧到纽约开一个大演讲会，宣传他所新发起的“社会正义全国同盟”（National Union for Social Justice），门票售价每位两圆美金到五圆美金，听众达一万八千人之多。我在他要演讲的那天（定那天夜里演讲），听到一位美国朋友谈起，当早即匆匆去买门票，打算牺牲两块金洋去看看热闹，不料赶到时一问，才知道所有门票已于前一日售罄了。一人一次的演讲，门票所得竟达华币二十余万元之多，不能不算是可惊的数量了。
壳格令的“废除贫穷”的号召，原来没有什么稀奇，但是在美国人的一般心理，却另有一种背景被他利用。我们知道，在美国不但是煽动性的演说家，就是比较严肃的学者，也都常常告诉大众说美国的国富，实足以废除贫穷。这种说法，从政客的讲演台以至无线电播音盘，都大声疾呼着，成了常调了。尤其是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间，所谓技术政治，在美国风行一时，更在民众间种下了一种观念，认为依美国的生产力，在农业和工业方面的生产，应该能使每个人得到相当的衣食住。那些所谓“技术专家”（Technocrats）都说，在美国，缺乏的时代是已成了历史上的陈迹，现在是到了生产丰富的时代，只须经济制度有了适当的组织，每个人每年都可享到两万金圆的收入。现在所谓技术政治虽已过去，而这种观念却已深入一般人的心里。所以壳格令利用这样的思想背景，高唱“分享利润”来“废除贫穷”，竟能风靡一时，震动全国，尤其是熟练工人和农民，以及所谓白领工人（white-collar workers，等于英国所谓black-coated workers），简直有大部分把他看作被压迫者的真正代言人！在这种地方，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美国经济恐慌的尖锐化，一方面可以看出一般民众于失望之余，急不暇择，上了这位牧师的大当而还蒙在鼓里，莫名其妙。
为什么说美国的一般民众上了这位无线电牧师的大当呢？因为他在嘴巴上骂着华尔街的银行家，以迎合一般民众的心理，建立他的潜势力，同时却暗与华尔街的代表人私相勾结，和美国两千个银行家、工业家和富农资本家所组织的最反动的有力机关，叫做“国家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Nation）暗中合作，利用他在民众间的潜势力，替他们的实际计划说话！
因为他是一个投机主义者，所以他在许多播音演讲里，常常说出前后矛盾的话语。例如他在一次演讲里，大装作同情劳工的面孔，大声疾呼着：
保护他的（指工人）妻，他的子女；保护他在一年十二个月里的生活权利，虽则在实际他只许有六个月至八个月的工做：这不仅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义务，倘若他不极力做到这个义务。那他便是一个可耻的懦夫！
这好像他是鼓励着工人为着生活的改善而努力斗争，但是他接下去却说：
你们说要罢工……我劝你们不要冒昧！倘若你一定要罢工，那也不要放下工具，只须发出抗议，反对金融制度。……
你看他一面劝工人要争取权利，一面劝戒他不可罢工！
他的这段演讲，是在一九三四年春季美国汽车工人因力争工会组织权而罢工的时候，他在无线电布道中发表的。“发出抗议反对金融制度”，究竟空洞一些；不要放下工具，在工潮中的老板们可免当前切肤之痛，无线电牧师能救他们燃眉之急，以结欢资本家，同时又能以空洞的话来搪塞工人，在他可算是很聪明的策略！
投机主义者是最善于乘风转舵的。当罗斯福的“新政”将开始时，一般民众对它都存有幻想，充着满腔的希望，神父壳格令也用他的全副精神来拥护“新政”，大喊其“非罗斯福即毁坏”（“Roosevelt or Ruin”）的口号，甚至以他的牧师的地位宣言说，罗斯福的新政即是基督的新政！后来新政渐渐地使人民失望，罢工开始蔓延，这无线电牧师觉得来势不对，赶紧改换口吻，开始说新政的闲话，说“复兴计划的采用时是过于乐观了，以致使数百千万的美国人误信有六百万工人可在劳工节都有工可做。人民的信任心是不该这样被玩弄的”。我们如把他的前后的话语对照一下，简直是在打着他自己的嘴巴！
这位神父一面常常痛骂华尔街老板们的剥削，痛骂美国经济制度的种种缺憾，一面却又极力诬蔑美国的革命运动，极力说苏联的坏话。关于这一点，他和我们上次所谈的美国“公敌第一号”的赫斯特，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在前年十一月间，发起所谓“社会正义全国同盟”，最初他预计可得会员五百万人，后来又改为一千万人。当我去秋在美国的时候，据说已有七百万人签名入会。他这个会所提出的纲领虽有十六条，但只是包括三点：（一）关于改善工农生活的建议，都是些抽象的不着边际的话，如所谓“公平的够生活的工资”，“生产成本应加上给与农民的相当利润”，等等。（二）关于银行和币制的改革。（三）基本原则的提出，例如除了某种的公共需要和某种的天然富源归国有（实则归美国现政府所有）外，其他一切财产都全归私有，而且郑重声明工业不应归国有。这种模糊的建议，于大老板们是无损的，而且由他放着这样的烟幕弹，反可分散民众的注意力，于他们是反而有益的。
壳格令组织这个同盟的目的，据说是要建立督促国会听从他们意思的力量。（运动议员通过他们所要求的议案。）例如不久以前，美国国会讨论应否加入国际法庭，这位神父仰承大老板们的意志，就动员数十万的电报督促国会议员提出反对。结果这议案终被打消。所以有人说他和不久以前被刺死的休惠郎（Huey Long）是“白宫外面的两个最大的政治领袖”（“The two biggest political leaders outside the White House”），他的煊赫一时，可以概见。
这个神父在他的劳易乌克乡新建一个宏丽的教堂，叫做“小花庙”（“Shrine of the Little Flower”），附有耶稣受难纪念塔，高一百十一尺。这个庙的建筑费达七十五万金圆，都是由他用无线电播音的力量捐到的。他每星期收到的信件平均总在八万封，在美国算是收到信件最多的人。为着处理这许多信件，他的书记办公室占有这教堂的纪念塔里四个全层的大楼面，书记人数达一百五十人。有一次他在布道演讲中的题目是《胡佛的繁荣等于一个新的战争》，听众响应他的信件达一百二十万封之多。他的这种演讲，广布于二十八个无线电播音站的网络，每小时所费为一万四千金圆！在无线电播音站演讲是要出费的。最近他增加了一个播音站网络，共为廿九个播音站网络。（播音站的网络愈多，他的播音布道所达到的区域愈广。）有人估计，他最近每一次的播音演讲，至少须出费九千圆左右，每星期演讲一次，每年约演讲廿六个星期，只此一项的支出，每年竟在二十三万金圆以上，为数不可谓不巨了。
他的“无线电布道”演讲词，还印成印刷品备人邮索，专为此事的每年邮费要用四十五万金圆！自从他发起“社会正义全国同盟”以来，这项邮费更增，据说每年要用到五十万金圆！此外还有印刷费、书记及其他办事员的薪金、教堂的维持费等等，有人替他约略估计，他的每年总支出，至少须有一百二十五万金圆。
他每年的支出需要这样的巨款，他的收入是怎样来的？这很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有一位新闻记者曾公开问他，谁在经济上赞助他的运动，他的答语是：唯一的收入是出自无线电听众的“自由捐助”，自一张邮票至十块金洋的钞票都有。这句话没有人能够相信他，于是有人再研究他的收入来源。去年（一九三五）二月三日，壳格令自己在无线电播音演讲里募捐，说他入不敷出，并说自从上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起，到那时止，由播音演讲的收入共为九十七万二千零六十九圆七角一分。依此推算，每次演讲的平均收入约有八千一百金圆，廿六个星期（即廿六次演讲）的总收入约有二十一万金圆。除这接连着廿六星期的演讲外，每年中的其余时间，他也常作播音演讲，估计收入可有十万金圆。他在“社会正义全国同盟”之外，还组织一个“小花无线电同盟”（“Radio League of the Little Flower”），有会员十万人，每年每人付会费一圆，这项收入又有十万金圆。此外每星期二的晚间演座和教堂里做礼拜的捐助，每年约有四万金圆。以上种种合起来，他的每年总收入共为四十五万金圆。
但是他的每年支出却须一百二十五万金圆，除开收入四十五万金圆，其余的八十万金圆从那里来呢？尤其可异的是这位神父不但能应付他的巨数的支出，同时还可有赢余来做交易所的证券生意，这个谜，除你能看到他的秘密案卷外，是无法寻出来的。但是有人推断，以为以他这样有着潜势力的人，能在一个一个星期日对数千万人提倡“币制改良”，这在华尔街老板们所组织的“国家委员会”看来，是值得几百万金圆的。在工人们争取组织自由的工潮进行时，他能用花言巧语来破坏罢工阵线，这在老板们看来也是值得几十万金圆的。他能用全力诬蔑美国老板们所畏忌的劳工政权的国家，这在老板们看来，又是值得数百万金圆的。
神父壳格令是美国经济恐慌严重化的气氛中所产生的一个怪物，他在美国受人的注意，和“公敌第一号”的赫斯特一样。美国努力于革命运动的人们，把他认为是革命运动的大敌，和他们对于“公敌第一号”的赫斯特一样。我们要研究美国的现状和趋势，对于这位神父壳格令也有了解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