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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历一八六六年，在民国纪元前四十六年，就是清同治五年，阴历十月初六日，先生生于广东香山县的翠亨村，在普通的大城里，往往有一种特殊阶级，阻碍儿童平民精神的发展；先生的诞生地，却是很有平民精神的乡村。但是这个翠亨村却并不是“孤陋寡闻”的地方。说起来倒有两个理由：（一）因为那个时候，有许多广州和澳门的富翁看见翠亨有很好的风景，而且离城不远，交通又便，所以都在这里建筑了别墅，时常来往。因此村中乡人常有机会和城中市民接近，使他们的心知识见，都得着良好影响。（二）那个时候，满清不许外国船随意停泊，指定金星港作为外人停船之所。这港又通广州，香港，澳门，都是商业和人口繁盛的地方，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地点。翠亨和这港很近，所以港上的事情，村中有知识的人都有机会知道，有了这两个原因，所以这个小小的乡村，对于先生是很有益的：一方面使先生富有平民精神，一方面又使他眼光和识见都能扩大。
据先生告诉他的老友美国人林百克说，他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位住在他家的老婶母，从前所住的地方，可以望见金星港，就把她所见的讲给先生听。据说外国船停在那里，常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实在不妥当！这些外国人都很有钱。所穿的衣服都很奇怪，最觉得可异的是他们头上一条辫子都没有！却有不少的胡须！有的胡须竟像火一样红！她说听人谈起外国人都是用锋利的刀子来吃东西的；并说她曾经看见有烟从外国人常用的枪里出来；那些洋人十分暴躁。因此她见了那些洋人，心里实在害怕。以为中国的小孩子应该远远的离开他们。
这位老婶母这样说得有声有色，却也有趣。倘是别的儿童听见，不过加一层害怕心理而已，但据先生说，他当时听了之后，从村塾课余往田间工作的时候，心里常常想，外国人竟是这种样子使人不安，其中一定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事情。
先生幼时关于外国的正确知识，由回国侨民所告诉的也不少。那个时候，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正在发现金子，因人工缺少，募集华工去开掘，广东人去了不少，他们发财回国，便把见闻的事传了回来，所以先生幼时虽在“村塾”里面读旧书，对于世界大势，已晓得不少。
先生一生为大多数的平民幸福而奋斗到底，他的家族却也是平民的家族。他的父亲小的时候，曾经到过相去三十英里的澳门，做一个裁缝的学徒。
当时澳门已是很繁华的地方，也是青年易于堕落的地方。但是他的父亲因重视对于家庭的责任，渴念着翠亨，不久便情愿抛弃了繁华的澳门，回去享受劳苦而淡泊的乡村生活。
孙老先生由澳门回乡，和那些因为花净了钱而落魄归家的败家子不同。他在澳门经营缝工业，很勤慎，所以当他回乡的时候，不但带了所储蓄的钱，而且学得很好的缝纫技术，可以利用来补助耕种所得的不足。
中山先生说他的父亲是很和善可亲的，所以家人和同他一起的人，都很敬重他。
先生的母亲也是一位仁慈的女子，和他父亲终身相爱，在家庭中很快乐。
他们家里有两个寡妇，是孙老先生的两个弟媳妇。这两位弟弟是往美国加利福尼亚，相助采金去的。那里晓得一去之后，便音信毫无，传闻一个死在附近海上的洋面，一个死在加州产金的地方。中山先生的父亲既是死者的胞兄，便接了这两个寡妇到家里来。
当两个冒险者的噩耗传到了孙家之后，全家的人都一致主张以后不准小孩子再到加州去；所以年青的中山先生，在远游一方面的雄心，便受了很严格的限制了。那里料得到当他们相聚谈及这事的时候，站在一旁里有一个将来领导全国的小孩，不受过去的失败所束缚，终究在外国寻着一种觉悟，使中国脱离数千年的专制政府，使全国极力奋斗，求国家达到自由平等的地位。
先生幼年时候（不过十二三岁）最初受着刺激的事，恐怕就在翠亨村塾中，处“老学究”教鞭严威之下，逼着他“莫明其土地堂”的硬背《三字经》。为什么说“莫明其土地堂”呢？因为中国从前对于儿童的“教学法”，不教他先懂书中的意义，只强迫他面壁高声背诵死书！别的儿童受着这种摧残心智的野蛮方法，都忍气吞声的糊里糊涂的敷衍服从罢了；这位中山先生却大不服起来！他当时的头脑虽还幼稚，已觉得这种教学法的不合理，所以过了一个多月缺少兴味的死背生活，竟站起来“提出抗议”，说他一点不懂，尽是这样大声唱着是没有意思的，读他做什么？那个“冬烘学究”看见许多小学生都在那里大摇大摆的大声朗诵，总以为可以安安静静的一点不吃力的“坐拥皋比”，忽然听见这位未来革命领袖的“革命先声”，不禁大吓一跳！其先还拿出戒尺，大施其恫吓手段，岂知终究不能屈伏这位“必求其故”的小孩子，只得暗叫晦气，视为例外，勉勉强强的把书中意义讲给他听。
其次使他在幼年很受刺激的，便是他目击翠亨村人遭海盗的劫掠。有一天正在村塾里念书，忽然外面起了极大的喊杀声，兵器声，震动了全村。这是海盗对于一个由美国回来的侨商住宅的攻击。全塾惊惶失措，师生四散找隐身之处。当他们逃避的时候，有一个学童却很勇敢的一步步往前走去，毫不迟疑的到海盗抢劫的地方去看看！这位学童不是别人，就是中山先生！他看见许多海盗呼啸而逸之后，不一会便听见失主的怨声，说他许多年在外得着的心血金钱，想带回来为家族及乡村谋利益的，都一劫而空了。倘在外国有法律的保护，何至于此！这位幼小的旁观者听了就自己思索道：为什么这位侨商冒了生命的危险用诚实赚来的金钱，外国允许他带回来的，在中国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他这样想，更坚决的要到外国去看看外国的方法。
当先生十二三岁的时候，翠亨村上住有三个弟兄，家境本来很穷，后来因为勤俭坚忍，渐成巨富。他们家里有很好的花园，因为他们和孙家很亲热，彼此有来往，又因中山先生天性爱好自然，所以在课余工余的时候，常到这个花园里去玩玩，倒也觉得兴趣非常浓厚。
有一天，他正在这个花园里面玩得很有趣味，忽然听见外面起了一阵吵闹，从一片喧哗声中，闯进几十个很凶狠的兵，带着枪刀，和许多衙役，拥着好像强盗一样的官吏。他们分一部分人把三个弟兄拖出，加上脚镣手铐，捉了去；又分一部分人占据了他们的房屋。这种贪官污吏，以莫须有之事，强加之于这三位弟兄，这是全村的人都知道的。结果这三位弟兄，竟有一个照海盗办法，押往广州斩决，还有两个下狱。全村的人都知道官吏的诬陷，目的全在掠夺三人的财产，都非常愤恨；但都不过私下愤恨，有那一个敢公然出来抱不平呢？
在这种“公道不彰”“暗无天日”的时候，全村的人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其中却有一位还在“村塾”里面读《三字经》的童子，居然决意起来“仗义执言”了！
他仗了一鼓勇气，挺身而出，再奔进三位弟兄的花园里面去，有一个官吏问他道：“你来干什么？”这位童子很直率的答他：“我到三个弟兄的花园里来。这是他们的花园；他们是我家的朋友；我来玩玩他们的花园。”这个官吏听了这几句话，大怒道：“你说什么话？”这位童子仍毅然的回答说：“我说我来玩玩我的朋友的花园。他们待我家是很好的，这个花园是他们的，他们也当然可以赏玩的。你们为什么把他们捉去？为什么把他们上镣加铐？为什么杀了一个弟兄？为什么把他们关在狱里？”这童子说的时候，真是“怨愤填膺”“声色俱厉”！那个官吏最初那里把这个童子放在眼里，现在听了这一番话，更勃然大怒道：“好！我要教导你怎样赏玩你朋友的花园！”说了这话，就很凶猛的拿刀来刺他，这童子见他有刀，急避出向家里跑。到家之后，他自想对于这桩不公平的事，敢于“提出抗议”，心里很是高兴。
我们在此等处，已可窥见中山先生“不畏强御”的“浩然正气”。就是后来他目击中国之受人侵掠，毅然起来努力革命，也何尝不是这种“浩然正气”的扩充作用？
先生与恶势力抵抗的品性，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已随处流露，上面所述“幼时的抱不平”，已可想见他“不畏强御”的气概。此外他在家里，因反对他的母亲替他姊姊缠足，一个小孩子便和一个老太太大大的辩论了好几次，虽然他母亲多方的解释，他总是大不赞成；当时翠亨村里有三家蓄了婢女，被这位“小革命家”知道了，也大胆的对村中的顽固父老大发其“不平鸣”，使得那般老先生们惊骇得了不得！
现在我们谈起反对缠足，谈起反对蓄婢，大家当然以为“老生常谈”，有什么希奇；不过我们要晓得在四五十年前的中国，缠足是上等妇女的标志，蓄婢是上等人家的排场，都是社会上视为尊荣的事情。在这种无上势力的社会环境下，一位无知无识的，在村塾里念着“人之初，性本善”的十二三岁的童子，知道提出抗议，真是一件“谈何容易”的事情。
但是先生的革命性格虽若天成，他此时终究是村塾里的一个学生，这个村塾是顽固已极，对他简直没有什么补益的地方。幸而他十四岁的时候，有了远离家乡的机会，使他能和外界的“新空气”接触。
他的两位老叔，因往美国采金而身亡海外，从前已经说过，因此家里对于“出洋”这件事，是极力反对。后来先生的老兄（名眉，号德彰）用了不少计划，排除家庭的阻力，往檀香山经商，这是先生出洋的先锋。后来他老兄回家乡来看看，先生就很热烈的要跟他同去，父母总是不许。但是先生的志愿并不因此中废，后来他老兄有一位同事回乡，他又用全副精神去说动父母，费了许多心计，说了许多话，最后居然得了他们的允许，达到他的乘风破浪的宏愿。这是先生第一次的远离家乡，跳出了翠亨的顽旧“村塾”。
先生十四岁的时候，第一次远离家乡，孤身随着他阿兄的一位同事到檀香山去。先在他阿兄在那里开的一爿商店里面学生意，学习记帐珠算，很肯刻苦。不久想学习英文，作为求得新知识的基础，幸而获得他阿兄的允许，把他送入檀香山一个教会学校。于是自十四岁至十六岁便是先生在檀香山教会学校的时期。在这一段时期里面，也有几件事值得我们注意。
他初进学校的开始十天里头，因为英文一点不懂，教师是直接用英文教的，只得叫他坐着观看了十天。他在这十天里面好像一个哑子。但是他却十分用心，十天以后，便有很迅速的进步，觉得学习英文并不困难。可见无论什么学问，最初不懂不要紧，最怕的是不肯学。
他那个时候虽在学习方面渐渐的容易起来，但是又有一件事来恼他。当时他还拖着发辫，有许多同学便去拉住他的辫子，侮弄他。他其初忍耐了好久，后来忍无可忍，遇着这种侮弄，竟和他们公然开战，侮弄他的同学都敌不过他，以后对他便不敢无礼。咳！天下讲公理，真要有点实力作后盾，现在我们中国受外侮到了这种田地，倘非力求自强，仅仅用公理的空话办交涉，为效也就有限。
他在校里对于各种学科都很用功，所以成绩很好，尤其是他的英文，他在这个学校读了三年毕业，毕业的时候（时年十六岁），他英文考得第一。夏威夷王特地亲手给他奖品，此时先生已替中国争光荣。
他十六岁在这个学校毕业之后，又助他阿兄经营商业半年，然后又入圣路易学校肄业一学期。当时因他阿兄是守旧的人，以为他所受的外国教育，为他自己利益起见，已经足够，再读下去，怕他“外国化”，反而有害，所以决意送他回到家乡去。于是先生十七岁的时候，不得不由檀香山回里，但是已经成了一个新人物。
先生在檀香山求学到十七岁。他的守旧阿兄怕他受“外国化”的危险，叫他回乡。他在村塾时候，已觉得前清官吏的腐败；他这次回乡，先到香港，由香港改乘中国沙船往翠亨，途中又目击前清官吏厘捐勒索的凶狠，更觉痛心于中国政治的黑暗。于是十七岁在家乡虽家居了一年，却到处宣传清廷政治的腐败情形。他当时的惊人议论和反抗态度，虽使得翠亨村的人吓得发呆；不过这个小村和外界很少联络，在政治上还占不到什么重要位置，否则这位“幼年革命家”已难免有“生命之忧”了！
但是这个小村终究容他不下。所以容他不下的理由，并不在他的改良政治的鼓吹方面，却在他的破除迷信的举动。
他深信迷信是愚昧，是使人害怕的恶魔，这种恶魔便是退化的根据。所以有一天他到一个菩萨庙里去，看见许多人“若崩厥角”的向神像大拜而特拜，他却当众把神像的木手拉断一只，对大众说，这个菩萨老爷的尊手被他这样糟蹋，还不能帮助自己，不能反抗，还有什么能力保护全村！许多人都吓得逃走，于是他的这种行为便震动了全村，全村的人都怒他造了大孽，以为这样一来，要使他们遭殃，于是都要驱逐他出村而后安心。先生的父亲虽爱子情切，对于这事却也很觉伤心，而且因为要平村中父老的气，不得不被迫令先生离乡。先生因此受迫离乡，决往入香港的皇家学校。
一个人过着舒服的日子，反而易犯得过且过的“暮气”生涯；受了利害的刺激，反易向前奋斗。即如这件被迫离乡的事，在当时孙氏家人和翠亨村中人，那一个不以为不幸，但是我们却以为这正是使手造民国的领袖跳出顽固环境而趋入光明之途的无上机会。
先生十八岁因渎神被迫离乡，到香港入英人所立的皇家学校。他所处的香港环境，已使他觉悟到英人虎视中国之可危；二十岁在皇家学校毕业，适遇中法战败。清廷与法议和，订越南新约十条。当时先生已极热心国事，目击国事日非，深觉帝国主义之压迫中国日甚一日，认定欲御外侮，先须自强；欲求自强，先须倾覆腐败的满清而建立民国。于是一个方才二十岁的青年学生，已把解放全中国民族的责任放在自己肩上。
先生既在二十岁时候，决志倾覆清廷，创造民国，便想先定一业以为将来入世之媒，作长时期从事革命的护身符。最后他决定入广州博济医学校。他为革命起见，本想进海军或陆军，但当时都苦于没有机会。又想做法律家，因当时中国还没有法律学校而作罢。他所以选定医业，也因为当时中国新医术不讲究，他可藉此革新中国的医术，并藉以暗中进行革命事业。
人的进德修业，靠有良师益友；至欲发展抱负以成事业，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决不可少的。先生在广州博济医学校虽仅一年，即于同学中赏识侠士郑弼臣。先生觉得这个人豪侠尚义，交游很广，于是稍与相交之后，就和他谈革命，弼臣一闻悦服，并说他曾经投入会党，倘他日有事，可罗致会党以听指挥。
先生在广州学医仅一年，听见香港有英文医校，学课较优，地方亦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就到香港医校肄业。于是先生从二十二岁到二十七岁的五年间，一面肄业于这个医校，一面于学课余暇，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鼓吹其革命。当时相信的只有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陆皓东几个人，其他交游听见先生的言论，无不视为大逆不道，以为中风病狂，避之若蛇蝎。港澳的戚友交游，呼先生和陈，尤，杨为四寇，没有敢和他们亲近。处在这冷酷的环境之下，非有十分的毅力胆识没有不裹足不前的。有了这种奋斗的精神，才配得上“先觉”这两个字。
我们追想中山先生伦敦被难时候，他的老师英人康德黎博士（Dr. James Contlie）竭尽心力不辞劳瘁的营救，不由得肃然起敬，以为这位老博士之待其弟子情谊笃厚，也足以表示先生平日对于教师的敬爱，所谓“相得益彰”，很足以振励目今之浇薄的人心风俗。往往出了校门，师生好像就不相识。
先是一八九五年（民国前十七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先生广州举义失败（此为第一次的失败，时先生三十岁），往檀香山，一日在市中忽遇他在香港学校肄业时的老师康德黎博士和他的夫人，握手言欢，才晓得他们夫妇回国道经此地，因舟停而上岸浏览风景。先生就陪他们乘车同游，殷勤招待，游毕亲自送他们登舟，尽欢而别。当时先生那里料得到他所殷勤招待的老师，就是他次年在伦敦的救命恩人。
先生于一八九六年到伦敦，不久便被清廷驻英使馆诱拘，欲私送回国受刑，先生贿侍者投书康德黎。康得信的时候，已在十月十七号的夜里十一点钟。时虽深夜，因恐营救无及，即急起检查英使馆参赞马凯尼的地址。（按马系英人，做中国在英使馆的参赞，陷拘先生就是他的主谋，康尚不知。）既得地址，即匆匆出门，驰往求见。马已他避，康即驰车至“梅尔蓬巷”警署，以先生被拘事呈诉于值日警监。又至“苏格兰场”的警署，呈诉侦探长，请他设法，无奈当时中国在英使馆对此事力守秘密，警署对康氏所诉，颇觉难以置信，竟说此事关系重大，非他所能主持云云以塞责。所以康氏往返奔走到夜一点半钟以后，还是毫无头绪，他的着急情形，可想而知。第二天一清早康氏就奔至“甘星敦”就商于一友，意欲往见当时住在伦敦的中国某税务司，乞他以私情晋谒中国公使，告以私捕人犯之事，殊属非理。他的朋友不以此策为然，他老先生又白跑了一趟。
他又赶紧往访孟生博士（也是先生在香港医校时的教师），共同想法援救。时适接到先生在使馆的侍者送来的亲笔信，并问知马凯尼也是阴谋者之一人，觉得这事更难办。但是他仍旧奋勇进行，不肯放弃。一面拿两张名片交侍者带回以安中山先生的心，一面又往警署求侦探长设法，仍不得要领。两位老博士既出警署，又熟筹良策，决赴外交部，是日适为星期日，部中人告以下午五点钟再来，可由值日官吏接见。如期再往，虽蒙接见，初则对于两老陈诉之辞，疑信参半，既而竟说本日适值星期日，无法可设，当于次日转达上官云云。两博士无可如何，但想时期已极迫促，倘若是夜中国使馆即实行他们计划，便极可危。于是径赴中国使馆寻人，无效；急赴报馆揭破中国使馆阴谋，又三番五次寻雇侦探伺察于使馆之外，这一夜康博士到两点钟才回去就寝。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这几天，都是他老人家奔走营救的日子，卒赖他的力量，直至星期四各报宣传，英政府才出而交涉，星期五中山先生听见有人叫他下楼，他还以为使馆中人要把他移藏于地窟！后看见康老博士和英外交部中人同来，才晓得救星已到。于是中山先生便受他的“老师”和“老师母”欢迎到他们家里。
这种不可多得的师生情谊，实在使人敬佩。
中山先生幼时求学经过失败，年青时在家破除迷信经过失败，初倡革命时，相信的只有三四人，大家骂他发狂，无时无地不在失败环境之中。这都是我们已经讲过的事实。但是他始终不怕失败，始终往前猛进。现在人人都知道中山先生的伟大，但我们尤当勿忘的，是他所以能有今日的成就，不怕失败是一个极大的要素。
据中山先生自己说，民国未成立以前，他和同志的举义，竟经过十次的大失败。我想常人失败一次而不灰心改途的已少，至于二次三次四次乃至九次十次失败而仍一往直前，毫不退缩的，在中国历史上，简直只有先生一人。况且这十次大失败的前前后后，还有许多小失败和遭人轻视唾骂的艰苦困恼，在在足以使人心灰意冷。第九次失败后，“……各同志以新败之余……为力已穷……住食行动之资，将虞不继。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竟有一蹶不振之势。先生则仍精神百倍，积极进行，慰以失败何足馁。告诉同志说：“吾曩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志气耳。”这次失败之后，先生对于同志之安慰与鼓励，固已舌敝唇焦，力竭声嘶。至于他自身，更是困苦。他说：“予本拟偏游南洋英荷各属，乃荷属则拒绝不许予往。而英属及暹逻亦先后逐予出境。如是则东亚大陆之广，南洋岛屿之多，竟无一寸为予立足之地，予遂不得不远赴欧美矣……”
民国成立以后，讨袁的失败，护法的波折，陈炯明的叛乱，又是在在足以使人伤心短气的事。
这样看来，先生遗嘱的第一句话“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不知含有多少辛酸味。
天下事业的大小，和他的难易，是正比例的。我们要把先生“不怕失败”的精神，做我们向前奋斗的暗里明灯。
常听人说，做大事的人律己要严，对人则不可不有“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态度。我最初觉得天下最讨厌的莫如糊涂的人，最偾事的也莫如糊涂的人，何以说小事便许糊涂？后来阅世略深，看人略多，觉得做大事的人倘若心量褊狭，常在小处较量，往往失人心，误大事；然后才悟我们做人应事，有的地方却不可不注意宽恕的精神。
中山先生宽恕的德性，只要举一件小事，就很可以看出。先生在一九○五年时候（时年四十岁），因运动革命至欧洲，组织革命团体。这个时候欧洲留学生因受革命思潮的陶冶，已有多数赞成革命。于是先生乃揭橥生平所怀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号召同志。开第一会于比京，加盟的三十余人，开第二会于柏林，加盟的二十余人，开第三会于巴黎，加盟的十余人。在柏林的二十余人中，有一个湖北学生叫做王发科的，他加盟于先生所主持的“兴中会”后，被一个满洲学生听见，警告他说：“我要写信到国内去，撤你的官费，取你的性命。”这位老王听见这话，吓得魂不附体，赶紧答应暗里追蹑先生到巴黎去设法。到了巴黎，他私访同乡学生汤芗铭商量补救的方法。那里晓得这位老汤也是新加盟，听了这个消息，也就吓得面无人色。于是这两位“无独有偶”的两位“同志”，偷在先生所住的旅馆外面等着，好烦苦的等到先生出门以后，他们托朋友名义，直入先生的卧室，割破皮包，偷出加盟的名册，飞奔到驻法使馆，向当时的公使孙宝琦跪着“涕泣自承”。岂知他们两位“拍马屁拍到马脚上”，老孙当时以开通自命，就大不以他们的行为为然，并恐闹出伦敦使馆同样的笑话，挥他们起立，申斥一顿，叫他们赶紧把名册送还先生。这两位“尴里尴尬”的“同志”，弄得一场没趣，赶紧抱着名册飞奔到旅馆，向先生“涕泣自承”割破了皮包。先生非但一点不动气，反用温语安慰他们。
我们在这副“图画”里面，想见两个“同志”鬼鬼祟祟，患得患失的憨态，真要笑得腰痛；同时更可想见中山先生的宽宏大度，确非常人所及。
我研究中山先生的生活，觉得第一使得我们敬仰而且足以振作我们志气的，是他意志力的坚强。你看他经过多少风波，受过多少困难，而他始终向前奋斗，未尝挫折。我们做事，往往遇着一点困难，有了一点麻烦，便要悲观，便要灰心，何不念念先生的这种强毅精神？
除了上面所说的那种强毅精神之外，最足以惕励我们的，是先生终身求学的精神。
先生自己曾经说过：“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够生活。”
据黄昌谷先生说，中山先生一生的生活，无论是在做事，或者是休息，每天除了饮食做事以外，总是手不释卷。不但是从前在旅行之中，没有带什么东西，总带有几本关于革命一方面的最新出版物，时常仔细研究；就是在火线上督战，也带有许多书籍杂志，军事上的工作一停止，便把书本拿到手里来，从容不迫，一行一字的读下去。中山先生又曾经告诉黄先生说：“我几十年来，因为革命，居无定所，每年所买的书籍，读完了之后，便送给朋友去了。至于读过了的书籍之种类和数目，记不清楚。大概在我革命失败的时候，每年所花的书籍费，至少有四五千元；若是在革命很忙的时候，所花的书籍费便不大多，大概只有二三千元。”
读者诸君：若在常人，失败的时候，正是所谓“心绪恶劣”的时候，那个再肯求学！现在你们所处地方的恶劣，是不是比“失败的时候”还利害？否则你们藉口心绪不佳而不高兴求学，想到中山先生的这种精神，难为情不难为情？
关于这个地方，还有一点我们要觉悟，就是“求学”并不限于身在学校的时候，就是出了学校做事的时候，随时都是求学的时候。学校的教育不过是在基本知识方面打好一个根基，决不是一旦“毕业”，就把“求学”的事也把他“毕”掉。我们不要忘记中山先生四十年革命，也就是四十年终身不倦的求学。
人物愈伟大，好学愈迫切。中山先生终身求学的精神，上次已经说过。我现在还要引吴稚晖先生所目睹的关于中山先生“书与面包”的故事，和诸君谈谈。
吴先生说他未曾认识中山先生以前，沿着“传统的腐败头巾习气”，既以为他是“绿林豪杰”的强盗坯，还疑心他不识字。后来在英国伦敦认识他以后，才知道他是手不释卷。一九○八年中山先生到伦敦的时候，旅费似乎很窘，吴先生有一位朋友叫做曹亚伯的，在留学生里面凑集了三四十镑送给先生。不料三天以后，吴曹诸位到先生寓里来看他，见他已把那些钱买了一大堆紧要书籍，还津津有味的指示他们这个是什么书，那个是什么书……吴老先生当时心里惊骇他这样好学，那位曹老朋友却以为他不吃面包，反去买那些不急之物，心里有些不满意。
我听了这件很使人感动的故事，深切觉得要求真学问，便要做到“古之学者为己”避免“今之学者为人”那两句话。什么叫“为己”而非“为人”呢？就是求学出于本心所欲，不是为着分数，不是为着文凭，也不是为着名利，于是用不着有人督促而后尽心所学。
我们晓得美国伟人林肯青年的时候，一天到晚要做苦工过活，每晚充其量只有十分钟的闲空看书，而且还没有灯，他还要把柴头劈成小叉，点着火炬勉强看书，这个时候他完全出于求学的诚意，那里料得他后来居然做总统，持笔自草宣言，成为英文文学中的不朽名著？
反顾中国的中山先生，在当时一口饭都吃不饱的时候，并在亡命海外四周危险的时候，竟那样好学！这个时候他也是完全出于求学的诚意。我们现在敬仰他的博学，要知道他的博学不是一朝一夕得到的，是这样在颠沛流离时候仍不辍学而积成的。
这样看来，不看书不求学的人，要把“忙”来推诿，简直就是“懒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