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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第二章里，我们曾经叙述过卡尔的关于阶级斗争的一般的理论。阶级斗争的发生，是由于一种生产的形式把社会分成阶级，其中有一个阶级是在进行着实际的生产过程（奴隶，农奴，工资劳动者），同时有个另一阶级（奴隶所有者，地主，资本主义的雇主）却在享用产品的一部分，而无须工作来参加生产。但是在每一个时代，除了这两个主要的阶级之外，还有其他的阶级，——就主要的说，较早的生产形式中的残余，像今日的“农业生产”者；或者像封建时代的初期的手工业者，他们是在后来占优势的资产阶级的先锋。
阶级之间的斗争，帮助人类向前达到生产的更高阶段。当一个胜利的革命发生的时候，生产的更高形式被采用，或得到广大的扩充。在英国，资本主义更前发展的途径，是由克伦威尔革命和一六八九年的“光荣革命”开辟出来的；在法国，这同样的任务是由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和随后的几次革命担负起来的。
但是卡尔并不以笼统地叙述这类事实为满足；他仔细观察在他当时的斗争，由此发现阶级间斗争的法则。
这不是关于斗争的详细的技术的问题。卡尔看出，要了解社会的发展，重要的事情是要对于参加革命运动（即发展“生产的新形式”的革命运动）的阶级力量。由于研究欧洲许多国家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事实，他能够指出，有某些一般的特点是可以普遍适用的。
什么是这些在革命中看得出的一般的特点或法则呢？
首先，革命的斗争总是将在新的生产制度中得到政权的阶级所进行的，但却不是由这一阶级单独进行着。试举个例子，在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在新兴的资产阶级旁边还有农民，——封建主义的生产阶级，——小商人，独立的手工业者，和未来的劳工阶级的萌芽。人民中的这各部分都参加革命的斗争，反抗旧秩序的统治阶级，因为他们虽然有着分歧的利益，但是他们都彻底明白：旧秩序就是对于他们的继续的压迫，继续并增加他们的困难。
后来发生的其他的欧洲革命，也很有这同样的情形，在许多国家里推翻了封建君主的专制势力，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扫清道路。人民中其他的一切部分都多少团结起来，反抗以前的统治阶段。在最初的阶段，领导革命的总是新的统治阶级，——新兴的资产阶级。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尤其是劳工阶级已经达到发展的某阶段的地方，新的同盟被建立起来。人民中的劳工部分，为着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加入这个斗争，提出他们的要求，新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却不准备允许。遇着这样的情形，人民中的劳工部分便要设法实现他们的要求，资本家便要转向更反动的部分，来反抗工人。很类乎这样的情形，就在克伦威尔的时候，也曾经发生过，在法国直到一八四八年也屡次发生过。
在一八四八年的六月，巴黎的工人企图保卫他们新取得的权利，但却失败于二月革命所建立的新的资产阶级政府。但是卡尔却认为巴黎的劳工阶级已经相当发展，在下一次的革命，它便能领导，而不是仅仅追随着资本家的领导。这件事在实际上发生于一八七一年，当时巴黎的工人领导着建立公社，在巴黎支持了十个星期。这是第一次由劳工阶级领导革命的行动，但是这个事实的意义却不是说当时劳工阶级是在单独作战。他们起来反抗大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府；这些大地主和资本家使法国卷入战争漩涡，并企图从巴黎人民的失败和饥饿中来发国难财。在这个反抗大地主和资本家的斗争中，立在工人旁边的还有：小商人，他们因为政府拒绝下令延期还债和租金，受着破产的威胁；各阶级的爱国分子，他们痛恨德国在战争中的胜利和政府所接受的条件；甚至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他们也在那里恐怕政府要复辟。当时巴黎工人所处的地位，其主要弱点之一是：他们未曾认真设法吸引农民立在他们的方面来。
但是有个要点仍然存在着：每一个旨在推翻现有的统治阶级之真正的革命，不仅是将要接替它的政权的那个阶级的革命，同时也是遭受统治阶级压迫的一切人的革命。在发展中的某阶段，革命是由资本家领导，用来反抗封建君主和地主；当劳工阶级已经发展起来的时候，它能够领导参加革命的各部分的人。换句话说，根据历史所表示，在每一次革命，各部分的人民构成同盟，共同反抗主要的敌人；在反抗大地主和资本家的革命中，这样的同盟是由劳工阶级领导。
革命使一个新的阶级得到政权，由此引进一个新的生产制度：这种革命只是阶级间在生产方面利益的冲突而继续斗争，达到了最高的一点。在工业资本主义的较早时间，这种冲突只是散漫的，几乎全是关于某特殊工厂里的工资和状况的问题。“但是由于工业的向前发展，无产者不但在数量上增加起来，并且集中于更大的集团，力量也随着增长起来，本身也更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工人们组织工会，规模逐渐宏大，能够进行全国规模的斗争。工人们组织合作社，来保卫他们立于消费者地位所应有的利益。在发展到比较进步的阶段，他们组织他们自己的政党，这政党能为着他们的阶级利益，代表并领导斗争。
这个斗争是怎样进行的呢？
卡尔认为，劳工阶级政党的目的是要准备并组织革命（即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其次是要组织新的生产制度（即社会主义）。
这个准备的过程，包括帮助各种各式的劳工阶级的组织向前发展，尤其是工会；这些组织增加劳工阶级的力量，并使它“更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这个准备的过程，也包括帮助每一部分的工人为着当前的利益而进行的任何斗争，——为着较高的工资，较优的工作状况等等。通过这些斗争，工人们常能争得较优的待遇；但是这种待遇不是可靠的，——“他们战斗的真正的成效不是在当前的结果，却是工人团结之继续的扩大。”在这些斗争的过程，工人们渐渐自觉他们是一个阶级，有着他们的共同利益，要共同反抗资产阶级。劳工阶级的政党帮助推进这个发展，并解释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生产继续存在的时候，阶级间的斗争必然是要继续下去的，同时经济恐慌和战争给与工人以可怖的灾难；但是这种冲突和灾难是能够由生产制度的改变而消除的，不过要改变生产制度，却需要武力推翻资产阶级。
为什么卡尔认为“武力推翻”是必要的呢？在本书第二章里，我们已解释过他对于历史的分析，所得的结论是：必须在新的阶级用武力向以前的统治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新的生产制度才能被采行。所以从历史上所得到的结论是：劳工阶级如果不用武力推翻以前的统治阶级，它不可能把生产改变到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面去。这个一般的历史的结论，由于卡尔对于国家的研究所得到的佐证，更增加了它的力量。
国家，有的时候被人想作议会（按就英国而言）。但是卡尔曾经指出，国家之历史的发展和代表的机关是没有关系的；恰恰相反，国家这个东西，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要通过它来强迫其余的人民接受。在原始的社会里没有国家；但是后来人类被分成阶级的时候，由于阶级间利益的冲突，特权的阶级如果没有直接由它控制的武装力量来保护它的利益，那末要维持它的特权便不可能。“这种公共的武力存在于每一个国家里；它不仅包括着武装的人，而且还包括着许多物质的附属物，如牢狱以及各种各式的压迫的机关。”这个公共的武力总有着维持现有秩序的任务，——即维持现有的阶级区分和阶级特权；它总是被人认为超越社会的东西，“不偏不倚”的东西，说它唯一目的只是“维持法律和秩序”，但是在维持法律和秩序之中，它却在维持着现有的制度。对于要改变制度的任何企图，它总是要压制的；在常态的、日常的任务中，国家的机构用着显然和平的手段，拘捕并监禁“煽动的”人民，制止“煽动的”文字等等；但是到了运动有着更广大的性质的时候，便公然由警察用武力，在必要的时候而且要用到武装的军力。这个武力的机构，为着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行动，就是国家。
这国家是不是由议会或国内其他代表机关所控制着呢？代表的机关只代表统治阶级的时候，它也许可以控制着国家的机构。但是如果巴立门或其他的代表机关不能适当地代表统治阶级，而且要企图通过统治阶级所震撼的计划，在这样的时候，它不能控制着国家的机构，便要变成显明的事实了。在历史上可以看到有许多代表的机关，曾经企图为着统治阶级以外的阶级利益而服务，但是这样的代表机关却都被关闭，在必要时还要被武装的力量所解散。凡是新兴的阶级对旧的秩序得到胜利，——例如英国在克伦威尔的时候，——它能达到这个目的，不仅是由于巴立门里的投票表决，却是由于组织新的武装力量来反抗国家，来反抗旧的统治阶级的武装力量。
投票权的扩大，并未曾改变这个形势：这在卡尔也是已经看得明白的。真正的权力是握于在生产制度中占优势的阶级手中；它要维持它对于国家机构的控制，无论代表的机关有着什么变化。所以真正权力的改变，必须先用武力推翻旧的国家机构，这旧的国家机构的全部武力是在压制正在努力改变现制度的新的阶级。
由卡尔得到的这个结论，已由较近的历史事实所证实了。法西斯主义的全部的基础，就是用武装的力量破坏各种各式的代表机关。法西斯组织是国家武力的新的形式，不是国家武力的旧的形式：这个事实对于我们的主要的分析，并不能有所更改。佛郎哥对于一个合法选出的巴立门制度的政府，发生叛乱，可见代表机关对于国家机构的控制是多么微细了。
但是统治阶级怎样能维持它对于国家机构的控制，尤其是对于武装力量的控制，而国家机构及武装力量在表面上或“依照宪法”，却是应归巴立门控制？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要从国家机构本身的特质中寻找出来。在每一个国家里，军事上的较高的位置，司法方面的较高的位置，以及一般管理机关中的较高的位置，都是由统治阶级中人或他们的忠实的走狗担任。这件事是有委任和升级的制度担保着。无论在代表机关中的民主精神发挥到什么程度，要深入国家机构的强韧的核心，是不可能的。在没有严重问题发生的时候，国家机构和民主的议会之分歧，还不很明显；但即在英国，还有一九一四年克拉（Currag）军变的例子，当时有反对爱尔兰自治法案的反动的叛乱威胁，而该军军官竟拒绝执行驻防北爱尔兰的命令。
倘若国家机构的工作只是保持现状，而不是反对现状，那末什么代表机关存在着，要不打倒国家机构而达到更高的生产形式，是不可能的。
可是卡尔却总是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他认为就历史上看来，运用民主制度是阶级斗争实际工作的重要部分。在查理第一的时候，议会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传声器，通过这个机构，他们争得对方的让步，同时还可藉此鼓动人们起来参加战斗，反抗封建君主；同样地，巴立门在今日也可以用作工具来争取对方的让步，同时还可藉此鼓动工人起来参加争取权力的决胜的斗争。所以即令巴立门的民主制度只是全部斗争的一个部分，它本身不能够发生新的社会秩序，可是议会民主制度的争取还不是没有效用的。（法西斯主义随处破坏议会制度，正是因为这种制度给与人民以反对的机会，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这说明为什么卡尔总是重视巴立门民主制度的争取，反对上世纪存在于欧洲的各种各式的专制政府；并重视在那些专制已被推翻的国家里，关于扩大民主权利的争取。同时，他认为，当专制制度或资产阶级仍然控制着国家的时候（依上面所已解释过的意义），民主既没有保障，也没有效力。必须在劳工阶级已打倒和粉碎资本主义国家机构的时候，它才能够把自己升到统治阶级的地位，由此“为民主打胜仗”。换句话说，必须在已经破坏了拦在中途武装障碍物（资本主义国家机构）之后，人民的意志才能够有效地实现起来。
但是仅仅打倒和破坏以前统治阶级的国家机构，还是不够的。劳工阶级还须进一步建立它自己的国家机构，——它自己的集中的武力机构，——由此完全打倒资产阶级，保卫新的制度，使不致受到内外的进攻。
不但如此，劳工阶级还须建立它自己的一种政府，这种政府在重要的特点上是和资本主义社会里所知道的那种政府不同，因为它的目的是不同的。自从有了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后，卡尔对于这一点看得很明白。巴黎公社有着这些特点：它是“一个有功效的机构，同时有着行政权和立法权，不是一个巴立门的机构”；它的分子可由选举人在任何时候加以掉换；“自从公社的委员以下，公务员的报酬都全照工人的工资”；审判员和法官都由选举，选举人可于任何时候把他们掉换。旧的常备军须代以“国军，其中最大部分须由工人担任”。这些以及公社的其他特点，其要旨都是要使管理的机构，武力镇压的机构，都格外接近于劳工阶级，——保证它的控制是握在劳工阶级的手里，和以前的国家机构在事实上是受资产阶级所控制者迥异。这个新式的国家是“为民主打胜仗”的，——它使平民对于他们自己生活的实际控制，大大地扩充了他们的参与权。
可是恩格斯在论述巴黎公社的时候，却说“这是无产者专政”，这样，关于巴黎公社有着两个说法：一方面说，它和资本主义之下的议会民主制度比较，是很大地扩充了民主的控制；在另一方面又说，它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两种说法不是有着矛盾吗？不，这只是表现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因为要执行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所以须建立一个“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但是这个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要能执行人民的意志，必须实行专政，必须用武力反抗少数人，——他们这一阶级在以前也是实行该阶级的专政，而且继续用着一切方法，由经济的怠工到武装的反抗，来反对人民的意志。
劳工阶级革命的后来的经验，证实了卡尔和恩格斯从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所引伸的结论。在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建立了由各劳工阶级团体所派代表组成的会议，担任组织并进行反抗沙皇的战斗；在一九一七年的三月革命，一到了革命的形势已经发展的时候，又建立了相类的“苏维埃”（这个名词在俄国字里的意义就是“会议”）。自从巴黎公社以后，劳工阶级得到更大的发展，这种代表团体，最初都是由工厂里吸收而来的。（但是在斗争扩大之后，也有代表是由兵士和农民中吸收而来的。）伊利奇认为这种代表团体，是劳工阶级的国家所要藉以施政的形式。代表是直接由工人中吸收而来的，在任何时候可由他们的选举人召回的；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势力在决定方面完全失去了效力，于是劳工阶级的真正利益才能得到保障和推进。同时，要做这件事，非凭藉专政不可，必须用武力来反抗旧的统治阶级，他们仍用着种种方法来暗伤和破坏新的苏维埃政府。
劳工阶级专政的真正民主性，卡尔曾在一八四八年的《宣言》中有过明切的说明：“一切以前的历史的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或为着少数人利益的运动。无产者的运动是最大多数人之自觉的、独立的运动，是为着最大多数人利益的运动。”
从上面所说的看来，可见卡尔并不认为，劳工阶级革命的胜利立刻就可以结束一切的阶级斗争。恰恰相反，它只是表示一个转变点，使劳工阶级第一次得到帮助他们的国家机构，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反对他们的国家机构。伊利奇在一九一八年一月的苏维埃大会里，曾经告诉一件事，足以证明这一点。他有一次在火车里，听车中人正在谈话，他没有听懂，随后那里面有一个人向他说道：“你知道这个老妇人所说的新奇的事情吗？她说：‘现在用不着再怕手里拿着枪杆的人了，我有一天在树林里遇着一个手里拿着枪杆的人，他不但不夺取我们采集的柴，而且还帮助我采集更多的柴。’”武力的器械，不再是反对工人的了，而且是帮助工人的；它现在所反对的是那些企图阻碍工人进步的人。
这样的人，自然，在劳工阶级已经得到政权以后，还继续存在着的。旧的统治阶级，受着别国统治阶级的协助，尽他们所能，收集了武装的力量，用继续公开的战争来反对劳工阶级的国家。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就是这样被打败的。当时德国人把战争中整千整万的法国俘虏释放，把他们送到巴黎外面的凡尔赛去增援法国的反动军队；于是反动的军队能从公社的手里夺取巴黎，对于以前拥护公社的人执行残酷的屠杀。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俄国的苏维埃政府不但要对付支持沙皇者的军队，而且还要对付外国列强的进攻的军队，——英国、法国、和美国都包括在内。所以历史证实卡尔所提出的这个结论：劳工阶级在已经得到政权以后，仍须在长时期内维持它的国家组织，使它在重新组织生产制度达到社会主义基础的过渡期间，能够保卫它自己，保证它的控制。
卡尔对于社会主义及其更高阶段作何解释，将在下章讨论到。但是在结束阶级斗争与国家这个课题以前，我们还要略述卡尔对于这个历程的最后结果的意见。阶级斗争，以及为首保障统治阶级利益而建立的国家机构，这都是由于人类社会分成阶级，彼此利益在生产方面发生冲突，所以有着这样的现象。在人类社会仍然分成阶级的时候，阶级斗争和国家便在历史的继续中仍然存在着。但是在劳工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它的目的是要废除阶级的区分，——要引进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不再有任何阶级依靠其他一个阶级的劳动而生活；换句话说，要造成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各人都为着社会全体而服务。等到这个程度完全了的时候（即全世界的规模），便没有阶级冲突，因为没有各有其利益的阶级，于是也用不着有国家，——武力的机构，——来保障一套的利益以反抗别一套。国家将要“消逝”，——在一个又一个的部门里，它是渐渐不被需要了，即有中央机构的存在，它的任务也只是为着生产和分配的组织。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样：“统治着人的政府，被事物的管理和生产过程的指挥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