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卡尔在他较早的著作中曾经说过：“哲学家只是曾经用种种方法解释历史，但是重要的任务是要改变历史。”在卡尔，这是他的全部世界观的要点，——卡尔理论不是学院的科学，却是由人类来改变世界的知识。
仅仅知道资本主义只是一个正要过去的阶段，仅仅知道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替代，这还是不够的；这种变化不会自己发生，不只是单纯经济的变化之结果，这也是很明显的。无论怎样多的经济恐慌发展起来，无论怎样多的苦难由于资本主义而造成，资本主义也不会自动地变成社会主义，好像水在华氏表三十二度的温度之下就会变成冰一样。除非由于人类行动的结果，人类是不会由一个生产制度跳跃到别一个生产制度的。卡尔理论就是要供给知识和方法，可以用来指导人类行动，达到这个目的。
废除资本主义和引进社会主义所需要的行动，其广泛的轮廓是已经明显的了：卡尔认为主要地是要由于劳工阶级的行动；统治阶级用武力来阻止对于它的经济和政治特权的改变，劳工阶级却是要用“强迫的方法”来反抗这武力。但是这个总的公式却须用劳工阶级的实际经验来充实它。卡尔从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的革命经验里，对于这个斗争的特质，以及劳工阶级得到政权之后所要建立的政府形式，已能引伸出某些结论来。但是这个问题却比这个范围广大得多：它是劳工阶级怎样准备来应付最后斗争的问题。
卡尔继续努力于这个问题，他所用的不是抽象的途径，却是很实际的方法，由于参加建立种种形式的劳工阶级组织，他认为这种种组织是将来的行动所要倚靠着进行的。著名的一八四八年的《宣言》，就是共产同盟的宣言，卡尔在这个组织里活动了多年；“国际工人协会”，即现在被称为“第一国际”，就是由于卡尔的努力，在一八六四年创立的。卡尔继续和他当时的英国劳工运动接触，同时并和其他国家里的种种劳工阶级运动接触。
但是在那个时候，即就工会和合作社说，劳工阶级里面也只有极小的部分被组织起来，没有一国里面有任何规模或势力的劳工阶级政党。
当时不但有这样的情形，而且在许多欧洲的国家里，劳工阶级还有尚未形成的。除了英国以外，其他各处的资本主义的工业还只在初期，新兴的资产阶级还仍在努力建立自己，反抗封建贵族的残余。劳工阶级政党的建立和这种政党的工作性质，都不得不依据各该国所达到的发展的阶段。在一八四八年的连串革命的经过中，卡尔和他的社会主义的伙伴们都参加过反抗贵族的斗争。恩格斯也在德国的民主军队中战斗，反抗普鲁士王的武力。
但是一八四八年的著名《宣言》，注重社会主义和达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劳工阶级革命，却在一八四八年的初期发表了。从把卡尔理论看作一串呆板的教条的人们看来，也许要感觉到劳工阶级革命的理论是很难和民主斗争的参加融合的；在民主的斗争里，是由资本家和“小布尔乔亚”或中等阶级所领导的。这个斗争的目的不是社会主义，只是某些形式的议会制的民主。
但是在卡尔看来，这个问题却是很清楚的。在全部历史过程中的那个阶段，劳工阶级还未准备好执行它的历史任务。它只能由于扫清它所要沿着前进的道路，帮助推前这个过程。要这样做，它必须和人民中也注意于扫除封建贵族障碍的部分，结成联盟。其次的阶段将要到来，——到来的迅速程度，要有反抗封建贵族的胜利程度。这个将要到来的阶段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和劳工阶级本身也发展的阶段。因此，在当时劳工阶级策略的当前目的，必须是破坏贵族，造成议会制的民主条件，这样便能帮助工人发展他们的组织，了解最后的目标。
就当时的国家如英国一类的说，在那里议会制的民主是已经建立起来了，劳工阶级的当前目的是不同的，但也不是要立刻夺取政权，因为工人也还未准备好。在当时的英国也还没有一个劳工阶级的政党；只有小群的社会主义者，至于工人，一般地说来，仍与自由党发生密切的关系。所以在那个时候的当前目的是建立劳工阶级的政党，使与自由党脱离，提出社会主义的政纲，同时支持在工业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各部门的每一形式的劳工阶级斗争。
卡尔认为劳工阶级政党的形成，是反抗资本家，争取政权的斗争之最重要的第一步骤。但这不只是有一个政治组织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这个政党的政策应该是“卡尔主义的”，——这就是说，它的政策必须根据卡尔的世界观；它的政策必须根据对于阶级斗争在历史上重要作用的了解；它的政策必须把每一斗争看作成功社会主义的最后斗争之准备。
卡尔和恩格斯对于他们当时的政党政策的形成，有着颇重要的贡献。但是除了短命的巴黎公社之外（巴黎公社本身就不是由一个单独的劳工阶级的党所推进和指挥的），当时的形势不许任何国里的工人超出他们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之较早的组织阶段。直到了本世纪的开始，由于独占的广泛发展，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阶段的出现，才加速了劳工阶级发展的速度，同时造成了帝国主义争斗和阶级冲突的新阶段。
这种情形并不使卡尔理论“失了时效”。但是在资本主义和劳资关系的发展中，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却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的意义是指示我们，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须比卡尔和恩格斯在他们时候所能做的，还要向前发展起来。这样把卡尔应用于帝国主义和革命的时代，是由伊利奇继续努力下去。
由伊利奇这样阐明的主要观念里，我们在这里只能论述几个最主要的，在目前最引人注意的：劳工阶级同盟的理论；议会制的民主；和战争的问题。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卡尔曾经屡次郑重指出，推翻以前的统治阶级的阶段，在开始行动时是和人民中的其他部分共同进行的。在资本家推翻封建贵族的时候，资本家是得到农民、中等阶级、和已在相当发展中的工人所支持的。到了要推翻资产阶级的阶段，联盟的本质是怎样的呢？
倘若有人以为在卡尔理论里可以寻出任何固定的公式，对于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适用，这是违反了卡尔理论的全部观点的。卡尔理论的最基本的观念之一，就是事物的互相联系。劳工阶级，如同世界上其他的东西一样，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在它的周围有很明确而真实的世界，其中包括其他阶级的特殊的集团和其他阶级的各部分，这些都是一个时候和另一个时候不同，在一个国家和在另一个国家也是不同的。
试以俄国为例，——帝俄，直到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为止。当时在数量上还小的劳工阶级，围绕着它的有浩如烟海的农民和其他“中等”的部分，——店主、小商人、职业的知识分子等等。他们都是要从专制的统治下求得自由；农民要求得更多的土地。因此，伊利奇所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劳工党的“布尔塞维克”（多数的意义）部分，能够和全体农民结成一般的同盟，虽则在农民中有些比较地富，有些比较地穷。他们的联合的力量，即在城镇和乡间的反抗沙皇的运动，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把沙皇推翻了。一个资本家的“临时政府”被建立起来；同时工人和农民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劳工阶级的、同时也是农民的主要敌人，在以前是沙皇制度；但是这时沙皇却被推翻了。这时劳工阶级的主要敌人，即阻碍劳工阶级前进的敌人，却是“临时政府”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但并不是全体农民都把资产阶级看作他们的敌人。在相反方面，雇用劳工、贸易、和投机的富农，却把“临时政府”看作他们自己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劳工阶级不能和全体农民结成同盟，只能和贫农和没有土地的雇工结成同盟。在城镇和乡间完成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的，就是这个同盟。但是如果没有第一次的同盟，——即和全体农民反抗沙皇结成的同盟，——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便不可能了，十一月革命的阶段也不能成熟了。
劳工阶级和其他部分结成同盟反抗主要的敌人（即阻碍前进的阶级），这个一般的公式总是有效的；但是要把它应用于一个特殊的国家，却须要分析这个国家里的一切阶级的力量（在某种情况之下，同时还要分析其他国家里的一切阶级力量，例如在西班牙），由此明瞭那一部分是合于所谓主要敌人。主要敌人既经确定之后，其次的问题是要明瞭，除了劳工阶级之外，还有那几部分对于扫除主要敌人的障碍也有兴趣；这个分析做好之后，便能定下政策路线，使最广大部分的人民都参加行动来反抗主要敌人。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独占阶段的出现，经济的（同时也是政治的）力量，一天天更集中于每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里的最少数最富的各群的手里。这不但是说，这各群和劳工阶级间的冲突要更尖锐起来，而且是说，在资产阶级本身里面，也有重要的矛盾发展起来。诚然，资产阶级总是有着最富和次富的部分；但是在世界规模的独占阶段，金融资本群是和大群较小的资本家分开，彼此之间隔着很大的鸿沟。金融资本群扩大它的独占事业，征服新的土地，应付其他国家里的敌对的金融资本群（无论是分割市场，固定价格的协定，或抵制的关税，甚至战争），在这些事情上面，金融资本群的利益是要和较小资本家的利益发生直接冲突的。许多较小的资本家都感觉到他们受着独占事业的威胁，有被独占事业所淘汰的危险。由于一次又一次所遇着的问题，——有时是个人的，有时是全部分的——许多较小的资本家渐渐把独占者的迈进，看作威胁他们的最迫切的危险。
当金融资本群中最激进的部分转到法西斯主义的时候，当这部分公开控制全国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时候，较小的资本家和中等阶级更感觉到独占者是他们的主要的当前的敌人。压力更大了；中等部分的人民在政治上的无助，也更明显了。
较小的资本和中等阶级，开始的时候往往立在法西斯蒂方面，往往立在独占资本家方面（例如在德国）：这个事实却无碍于上面的经济的分析。这个事实只是说，在一方面，法西斯蒂的宣传（包括反犹太的宣传）掩蔽了较小资本家的主要敌人；在另一方面，法西斯蒂的宣传所以能做到这件事，因为劳工阶级运动还未团结起来，于是不能以很明白的途径进攻主要敌人，使较小资本家和中等阶级都被吸收进来，成为劳工阶级的同盟。
但是在事实上，不管有着接二连三的反犹太的宣传，德国（和意大利）的金融资本群要维持较小资本家和中等阶级的忠诚，一天天更加困难起来了；经济的事实打破了一切的掩饰。于是再一次，虽则是在一个迫切的迟晚的阶段，在法西斯国家里，劳工阶级和较小资本家及中等阶级的同盟，为着打败主要敌人，已经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了。
除非在所遇着的问题里，劳工阶级的利益和其他部分的利益相符合，那便不能有任何真正的同盟。这里的问题并不是工人或他们的同盟者放弃他们的特别利益，或欺骗他们的同盟者关于他们真正的目的。这是法西斯的态度的特色。阶级同盟的真谛却是：在暂时的阶段内，在特别的情况之下，同盟者的利益是相同的。这同样的情形，曾经使西班牙的工人、农民、中等阶级、较小的资本家，和民族主义的部分，结成同盟，共同起来反抗大地主、银行家、和外国的侵略者。
关于“中等阶级”，常有人弄不清楚。通常用到这个名词，所含的意义只是指着某种模糊的社会地位。但是卡尔理论却把中等阶级看作一个经济的群体，——这个阶级，一方面不是由于雇用工人来产生剩余价值以得到利润，一方面也不替雇主们产生剩余价值。它包括独立的人民，为着他们自己的生活而工作。代表型的农民，为自己耕种所有的田地，就属于这个“中等”的群体。在英国自己工作的农民也属于这一类。他在事实上有没有雇用了一二个人，是无关重要的；这里的要点是他自己工作，而且必须工作，因为他不能靠他所能雇用的少数人的劳动而生活。在城镇里的小店主，或工业劳动的很小的雇主，也有这同样的情形。他们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无产者；他们是属于“中等”的群体。虽然这一群在一绝端是渐渐地混入资产阶级，在另一绝端渐渐地混入劳工阶级，可是这一群的利益却显然不同于独占资本家的利益，这却是完全清楚的。
在颇大的限度内，这些“中等”部分所有的经济的利益是和劳工阶级的利益相同的。在贫困区域的小店主很快地要感觉到这一点。当社会服务被减少的时候，专业的工作者也不能昌盛，甚至要失去工作。当独占资本主义尽力传播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阶段到来的时候，这些“中等”部分的理智的和政治的观点，都受到严重的震撼，于是更容易使他们了解：他们的利益不接近于独占资本家的利益，却比较地更很接近于工人们的利益。
成为人民阵线的基础就是这个真正的利益相同，这一点在反抗主要敌人的斗争过程中，一天天更为明显起来了。
要使这些“中等”部分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之自觉的拥护者，成为普遍的现象，必须在经济制度被改变的时候，必须在劳工阶级的同盟者开始以不同的途径谋生的时候，这是很明显的。但是有一点也是同样明显的，感觉到这全部的过程，——简言之，就是都要变成卡尔主义者。这对于他们所属的部分之改变，是很关重要的。
卡尔主义者对于议会制的民主和劳工阶级专政的处理，也不是根据关于政府的抽象原则，却是根据阶级斗争的发展所达到的阶段。
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及，卡尔曾郑重指出劳工阶级有争取议会制的民主以反抗专制的必要，有经常扩大民主权利的必要。但是议会制的民主，如同一切其他的制度一样，也不是永久不变的；就历史上说，几乎在各国，它的生长，就是适应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专制的需要。在某些阶段，它也帮助着劳工阶级向前进；但并非在一切阶段都能如此。例如俄国的卡尔主义者，一般地都参加过成立杜玛（俄国的议会）的要求，但是后来在一九〇五年的秋季，沙皇宣布要召集第一次杜玛，他们却组织起来抵制它。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革命的巨潮已在增高了。如在那个时候还要接受杜玛，还要组织选举运动，还要转集注意于议会的斗争，那便要使全国的群众斗争受到顿挫，便要使沙皇容易压制革命运动。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议会，是要阻碍劳工阶级的前进，而不是帮助它的前进。
在另一方面，在革命运动已被打败，选举和议会的机构能使劳工阶级的宣传得到合法机会的时候，俄国的卡尔主义者却又参加了后来的几次杜玛，——很有效地运用它来为工人准备下一次的进攻。
后来在一九一七年三月，沙皇逊位了，临时政府由议会中的资本家的代表组成了，俄国的卡尔主义者并不拥护议会，却要求“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在这个阶段，议会的机构又只是要阻碍劳工阶级的更向前进了；这更向前的进步，只有工人自己的组织才能办到的。到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之后，苏维埃真正得到一切政权的时候，劳工阶级通过了苏维埃，对平民执行民主；对地主、大资本家、和他们的拥护者，执行独裁。
卡尔主义者在每一个阶段，对于议会制的民主，也作同样的处理：在特殊的时候，在特殊的国家里，议会能帮助劳工阶级前进（也就是帮助人类前进）呢；还是要阻碍它的前进？例如在德国，在凯撒于一九一八年逊位之后，这个问题必然被提出来。卡尔主义给了这样的答案：这个时候在劳工阶级是正在迈进着，以前的统治阶级是正在退却中，在历史上遇着这样的时候，只有苏维埃能够把斗争向前推进；在这个时候如果恢复德国议会，就是等于资产阶级统治的恢复和劳工阶级的失败。很不幸的是当时德国的劳工阶级主要地不是受卡尔主义者的影响，却是受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而社会民主党曾经在欧战中拥护过凯撤的政府。他们把所提出的议会制的民主视为神圣的原则，视为在一切时候和一切情况之下都可以实用的原则。他们果然把它实用了；但是以后德国所受的苦难，却是劳工阶级——不仅在德国，因为德国劳工阶级领导者的错误观念，不得不偿付的惩罚。
在上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个时期各国的统治阶级都疲弱了，劳工阶级运动在组织和活动方面渐渐较前强大起来；在这样的全部分时期里，卡尔主义者郑重指出议会所尽反动的作用，议会被统治阶级用来阻碍社会的前进，核准反对工人的镇压的策略。这并不是因为卡尔主义者反对民主，却是因为他们求得更充分的民主，——他们要由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即劳工阶级的统治，由此得到“民主战的胜利”，他们指出，在这个阶段的议会，在实际上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专政。
但是由于法西斯主义的进攻，——这时金融资本群开始转向于公开的专政，——对于议会制民主的保卫，其意义就是替劳工阶级保持着一条出路：保卫它的组织和它所已争得的权利。因此，卡尔主义者也拥护议会制的民主，而且在反抗法西斯主义的必要存在的时候，将要继续拥护它；虽则有一个时候也许要到来，在这样的时候，议会制的民主又成为劳工阶级前进的障碍，于是劳工阶级将转到苏维埃方面去，通过苏维埃以取得社会主义。
卡尔主义者对于战争问题的态度，也有着同样的特性；也是没有在一切时候都可以应用于一切战争的抽象的一般的原则。所要注意的唯一的要点是：这个战争能帮助还是要阻碍劳工阶级的前进呢？如就战争本身来说，那就是：这个战争是否要招致更多的战争，或是能帮助消除那个产生战争的制度？劳工阶级及其同盟者推翻现有统治阶级的战争，能够帮助消除那个产生战争的制度，这是显然的；这种战争是正义的，而且是必须的，因为这统治阶级用着武力来维持它的政权。还有一件事也是同样显然的，那就是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战争也是能帮助推进劳工阶级的前进，削弱统治阶级；因此，卡尔主义者也把这样的战争视为正义的，必须的。
至于帝国主义的征服战（例如法西斯意大利之征服阿比西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其结论也是同样显然的，即：这种战争是“非正义”的，阻碍劳工阶级的前进，加强统治阶级的力量。在帝国主义国家里的劳工阶级如果已有组织，能够行动，那末只能有一个态度：使打败仗；倘若可能，并且要运用这战争局势来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这同样的态度也可以适用于两个敌对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帝国主义的征服战争；倘若劳工阶级拥护统治阶级的这种战争，那只是对自己加上新的镣铐。在这样的两个国家里，劳工阶级的目的都是要打败仗；倘若可能，都要运用战争的局势来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
就另一方面说，并不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被卷入的每一个战争都必然地是征服战。尤其在现今的历史阶段，征服战的迫切威胁是来自法西斯的国家，民主的国家是否要被法西斯主义所征服，劳工阶级对这件事是不能漠视的。试举一个例来说：假使捷克不被出卖给德国；假使捷克抵抗；假使法国守约相助；假使虽然如此而德国还要进攻捷克（这自然是不会有的），那末这个战争，在捷克、法国、和苏联方面，便不是非正义的战争。捷克和法国的劳工阶级便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国家打败，却要使法西斯的侵略者打败，因为希特勒在这样的战争里打败仗，其意义就是德国劳工阶级的解放和每一个国家里的劳工阶级前进的重大的推动。
在卷入反抗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任何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里，都有像下面所说的法国的情形：即法国的劳工阶级不肯被动地接受法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和方法。法国的劳工阶级要使这样的战争是由真能代表人民，真能坚决打倒法西斯主义的政府来进行。因此，劳工阶级一方面拥护战争，一方面却要阻止统治阶级企图利用战争来增强它的（统治阶级）的地位，或与法西斯敌人妥协，使它自己避免失败。但是劳工阶级却要努力争取战争的胜利，打败法西斯主义，因为胜利能结束法西斯压迫的全部时期，为每一国家的迅速前进开辟道路。
这样看来，关于同盟的问题，关于议会制的民主问题，关于战争的问题，——卡尔理论都主张要分析实际的形势与阶级的力量的关系，作为研究这些问题的必要步骤。我们没有什么地方都可以适用的教条，却应该有谨慎的分析，和根据下面所述的总原则所决定的政策：即这个政策在这个特殊的阶段，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之下，能帮助或是阻碍劳工阶级的前进。
其实这样的研究和处理的方法，只是对自然界的一切事实作科学的研究所必须采用的方法。有些人不承认人是自然的一个部分，相信人是独立于自然之外的，相信人是要受制于永久不变的道德的原则，认为这些原则是比生活的事实还要适当的：只有这些人才感觉到卡尔主义者对于行动问题的研究和处理的方法是难于了解的。
外面的自然界的法则并不是在抽象中，即不顾一切周围的事实而发生效用的。热度，压力，其他事物的影响，都决定这些法则之实际的效用。至于人类的社会，在物质的以及心理的关系方面，都有极大的复杂性和广大性，如果我们期望有什么固定的，普遍的法则，在一切情况之下都可以适用，那是完全非科学的。
这样的非科学的研究和处理方法，即由普遍的信条作出发点的研究和处理的方法，被用到人类社会，随处都是要发生灾难的。卡尔理论却能使人们不受信条的束缚；这些信条，人们以为是永久适用的，在事实上是反映一个时间和一个地方的阶级利益。由于使人不受信条的束缚，卡尔理论为人类社会全体指示前进的途径，并为他们的行动供给指导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