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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书店的前身是生活周刊社。《生活》周刊是民国十四年十月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当时职教社的主任是黄任之先生，副主任是杨卫玉先生，我以半天时间在该社担任编辑股主任，主持该社出版的《教育与职业》月刊，译著职业教育丛书，及编著英文年刊。大家鉴于《教育与职业》月刊要每一个月才刊行一次，而且是偏于研究职业教育理论的比较学术性的刊物，于是想再出版一种周刊，每星期就可以刊行一次，专门用来宣传职业教育及职业指导的消息和简要的言论。我记得在一天由黄先生做主席的社务会议上（等于我们现在的业务会议或店务会议，每星期开一次），大家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结果决定办。接着大家即在会议席上想一个好的报名，你提一个，他提一个，经过相当的讨论后，终于采用了杨卫玉先生所提出的“生活”两个字。主笔呢？原来应该由编辑股主任担任，但因为我太忙，所以公推新由美国学成回国的王志莘先生担任，每月送他薪水四十只大洋，其余的文章由职教社同人帮忙，发行的事情由当时还在职教社做练习生的徐伯昕先生兼任。“生活”两个字是由黄先生一挥而就的，也就是现在数十万读者所面熟的写得强劲的典型的“生活”两个字。最有趣的是后来办《生活日报》，请黄先生在日报两字之上，另写两个同样的字，他写来写去不像，还是靠有艺术天才的伯昕先生依样仿着写出。
生活书店的前身——生活周刊社——便这样在距今十四年前简简单单地呱呱堕地了。
生活书店的前身——《生活》周刊——可以说是空手起家的。这当然不是说毫无凭藉，无中生有，例如创办的时候，虽只有主笔王志莘先生有数十元的薪水，其余的像徐先生和我只是帮忙，但是我们都是中华职教社的职员，所以也可以说《生活》周刊是揩着职教社的一部分的油起家的。可是它是苦出身，并没有一定的资金开头，却是事实，所以说它是空手起家，也未尝完全没有理由。
王志莘先生在美国学的是银行学，所以他主编了一年，就脱离去做银行家去了。我掮的是编辑股主任的名义，所以他走了之后，这副担子就抛在我的肩上。这个“弃儿”在第一年中并看不出它有什么大的前途，因为职业教育和职业指导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并不怎样一般化民众化，订户当然说不到，报贩也不起劲。有一次遇着运动场开运动会，由一位茶博士带了一大堆立在门口分送，——在当时是不敢想到卖得出的。印的数量虽有一千余份，最大部都只是分赠给职教社的社员。谁想得到在中国文化界受到千百万读者欢迎的“生活书店”，它是在这样惨淡的情景中生长起来的！我应该老实说，我自己在当时也没有看出这个“弃儿”有什么远大的前程，只是因为它是一个突然失去了保姆怪可怜的“弃儿”，我义不容辞地把它收容下来！可是我既把它收容了下来，却也不忍薄待它，下次我将要告诉诸位它是怎样生活起来的。
《生活》周刊既是空手起家，它的编辑只配做光杆编辑，是一种很合于逻辑的现象。职教社的几位先生，原来是可以帮忙写点文章的，但是因为他们各忙于原有的职务，所以慢慢地少起来，要向外征文吗？一文钱稿费没有，刊物的销路又很小，都是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结果往往全期的文章，长长短短的，庄的谐的，都由光杆编辑包办，并不是他欢喜这样做，却是因为出于万不得已。但是这光杆编辑不干则已，既然干了，却不愿消极，却不愿怨天尤人，存着不高兴或拆烂污的心理。他模仿了孙悟空先生摇身一变的把戏，取了十来个不同的笔名，每个笔名派它一个特殊的任务。例如一个叫因公，专做阐扬三民主义及中山先生遗教的文章，对“总理遗教”下一番研究工夫是他的任务。有一个叫心水，他的任务是摆出道学的面孔，专做修养的文章。有一个叫落霞，他的任务是译述世界名人传记或轶事。有一个叫孤峰，有一个叫秋月，有一个叫……分任各种各类的短篇文字。这样一来，在光杆编辑主持下的这个“编辑部”，似乎人材济济，应有尽有！仅仅有了许多笔名是不会凭空生产出文章的，那时没有听到什么“资料室”的名词，补救的办法是光杆编辑采用了“跑街”政策，常常到上海的棋盘街和四川路一带跑，在那一带的中西书店里东奔西窜，东翻西阅，利用现成的“资料室”，有些西文杂志实在太贵，只得看后记个大概，请脑袋偏劳，有的也酌量买一点。奔回“编辑部”后，便怪头怪脑地分配各位“编辑”的工作！
上次所谈的“光杆编辑部”，做文章绝对没有稿费，那是不消说的。但是穷光蛋的野心却不小，想到颇有敦聘特约撰述的必要，我们敦聘到的第一位特约撰述是毕云程先生。既是特约撰述，照理应该致送薄酬，藉表谢意，于是经过再三慎重的考虑，每千字敬送名符其薄的稿费四毛钱！毕先生热心之至，每次得到“灵感”，写好一篇大作之后，就亲自乘着黄包车送来，来往车费恐怕总是超出全篇稿费，可是他却乐此不倦，一则因为他很敬重我们的苦中乐干的精神，二则因为《生活》周刊的读者群已在扩大，他的卓见有许多人看到。
可怜的“弃儿”已渐露头角了，不到二年，销数由二千余份突增到二万份以上，胆子越弄越大，不但有了国内的特约撰述，而且有了国外的特约的通讯，最初两位是在日本的徐玉文女士，和在美国的李公朴先生。徐女士文笔顺洁婉达，简直可以一字不改，李先生写得多而杂，但略经删除润饰，亦斐然可观。他们两位有个共同的优点，就是写得非常的勤，源源不断地来，同时光杆编辑和他们也经常有密切的通信，深深地感谢他们，热烈地鼓励他们。当时国外的通讯稿费是每千字大洋一只，这也算薄得可以了，可是在“光杆编辑部”已是出了满身大汗，不能想象有再高的酬谢了！
越弄越有劲儿，不但由国内四毛钱的特约撰述，发展到国外一只洋的特约通讯，而且还有漫画！由徐伯昕先生笔名吟秋的“免费”漫画到倪綗贤先生五毛钱的特约漫画，可算是应有尽有了！
《生活》周刊渐渐“繁荣”之后，最感觉得显著的象征是读者来信也渐渐地增多。当时，“生活周刊社”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一个附属机关，总的责任在名义上皆由职教社的副主任杨卫玉先生担负，但是因为他原有的事情已经够忙，所以所谓“生活周刊社”的内部事情，在实际上最初就只是两个半的同事干着。除光杆编辑算一个外，还有一个是徐伯昕先生，还有半个是孙梦旦先生（他有一部分时间还兼任职教社的事情）。读者的信件多了，光杆编辑不得不兼任光杆书记，自己拆信，自己看信，自己起草复信，自己誊写复信（因要存稿）。忙得不可开交，但也乐得不亦乐乎。因为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读者的来信，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题。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当然，光杆编辑不是万能，遇有必要的时候，还须代为请教专家，拿笔之外，还须跑腿，讲到读者来信的内容，真是形形色色，无所不有，有的因为夫人肚子大了，再三细问那一个产科医生好，这还容易效劳；有的因为肚子大了要打胎，那就负不起那样大的法律上的责任了。有一次我写了三千余字的一封复信，说服了一个做未婚夫而万端多疑的青年，终于玉成了他们一对快乐的小夫妻，他们于欣慰之余写信来说要把《生活》周刊作为他们快乐家庭的永远读物。有许多事，编辑当然有严守秘密的责任。这种对读者的尽心竭智的服务是“生活精神”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生活书店最重要的基础。此时只是萌芽，至于后来怎样扩大起来，且听下回分解。
服务是“生活精神”最重要的因素，也可说是“生活书店”的奠基石，它在《生活》周刊时代就已萌芽了。最初的表现是尽心竭力答复广大读者的来信，当时我们答复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一点不肯马虎，鞠躬尽瘁，写而后已！最盛的时候，有四位同事专门担任拆信与抄信的事情。读者和我们真做成了好朋友，不但大大小小的事要和我们商量，在海外的侨胞和在内地的同胞，还时常寄钱来托我们买东西，买鞋子，买衣料，都在“义不容辞”之列，这当然需要跑腿，选择，包寄，买得不十分对还要包换：麻烦虽是麻烦，但是寥寥几个同事却没有丝毫烦躁或不高兴的意识，简直跑得愉快，麻烦得愉快！他们为什么不信托别人而却那样信托我们呢？这是本刊在读者中所建立的信任心。所代买的东西之中，书报占最大部分，其初我们只是由同事兼带照料，后来愈来愈多，兼带不了，于是才于民国十九年设立“书报代办部”，对读者还是纯尽义务，不过与同行立有合同，用特殊批发折扣的一些收入作该部一部分的开销。最初主持书报代办部的是严长衍同事。这“书报代办部”是附属于“生活周刊社”的，它可算是“生活书店”的胚胎。最可注意的是它的产生完全是“服务”做它的产妇，服务成为“生活精神”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不是凭着口说说的，是的确有着它的可宝贵的历史。
“生活书店”的发达，当然有许多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但是服务精神，鞠躬尽瘁的服务精神，在千百万读者好友心坎中播下的种子，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这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这是我们所应永远记取，发扬光大的。
竭忠尽智的服务精神，是“生活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的萌芽，在上次已经谈到。这种服务是随着《生活》周刊的发展而发展的。但在继续叙述这种服务的发展情形以前，不得不回转来先谈谈《生活》周刊的发展。《生活》周刊是创办于民国十四年十月，我的正式接办是在十五年十月，最初只是一单张，慢慢儿扩展到一张半，至十八年五卷起，才扩展到本子的格式。本子格式可算是《生活》周刊的一个新纪元，在这新纪元以前的三年（自十五年至十八年）间可另成一个时期。《生活》周刊在三年间从二千余份增加到四万余份，它的声誉，一天天隆盛起来，读者群一天天广大起来。在上海办报，一般的说来，在报纸本身是要赚钱的，全靠广告来弥补。我们的这个小小周刊幸亏非常节省，勉强支持，但是要发展却非另有筹款办法不可，职教社筹措教育经费已经感到焦头烂额，绝对没有余力顾到，唯一办法只有“自力更生”！由一张加到一张半，不是一想就办到的，我和伯昕先生商量又商量，一方面充实内容，推广销路，一方面努力拉广告，经了好久时间，才把这个愿望实现。要由一张半加到本子格式，不但要增加篇幅，而且还要加上订工，是个更大的难关，更不是一想就办到的，我和伯昕先生商量又商量，一方面更充实内容，更推广销路，一方面更努力拉广告，又经了好久时间，才把这个愿望实现。此中甘苦，饶有趣味，趣味何在，请看下回。
《生活》周刊自民国十八年的第五卷起才勉力印成本子的格式，在本子格式以前是单张的（由一张加到一张半），我把这单张时期称为《生活》周刊的第一个时期。自十五年至十七年，这一年间是由二个半人勉力办着，到十七年的十月，黄宝珣女士是加入的第一人。黄女士的加入可说是颇为偶然的，因为我向来办事业，策励自己的有一件事，便是不用自己的亲戚，黄女士与我有内亲的关系，原来是不会加入的。但是当时本社还是由职教社副主任杨卫玉先生主持，用人之权是属于他的，所以是由他请进来的，我事前并未参与。那时经济当然非常困难，她算是起码职员，每月大洋十八元，膳宿自备。当年十一月，第二位加入的是一位十三四岁的矮胖胖怪结实的小弟弟，名叫陈凤芳，就是现在得力干部之一的陈其襄同事。他的来源颇有趣。《生活》周刊随处都遇着好朋友，他的叔父做邮差，常常为我们送递邮信，是我们的读者，也成了我们的朋友。他说有个侄子很好，约来一见，大家赞成，成了本店练习生的开山鼻祖！这时，原来的半个人也成为一个人，我们一共有了五位同事。拥挤在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四四二号的一个过街楼上一个小房间里，挤挤（不是济济）一堂，怪热闹似的。除五位同事外，还有二个社工，是职教社的社工兼做帮帮忙的。
当时还有一位朋友非常热心帮助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的得力干部之一，那就是当时尚在交通印刷所中任事的陈锡麟，就是现在的陈雪岭同事。当时因为《生活》周刊的销数很大，我们是交通印刷所的一个主要的主顾。雪岭当时还是一个小弟弟，对我们的事业非常热诚，我对排样及校对非常疙瘩，一不对就要亲往印刷所办交涉，他对我们的事情非常热心招呼，诚恳可感，我心里已把他当为我们自己的一位同事看。
我上次同诸位谈及《生活》周刊第一个时期中（自民国十四年至十八年）第一批同事的增加。第二个时期是自民国十八年由单张扩充到本子的时候。《生活》周刊改为本子之后，内容更充实，销数突增至八万份，随即增至十二万份，后来竟增至十五万份以上，为中国杂志界开一新纪元，所以就本店的事业说，可以算是划一新时代。
扩充要有钱，也就是现在大家所常谈起的所谓资金。可是当时我们两手空空，怎样扩充起来呢？许多读者写信来要求改成本子，我们向来是非常重视读者意见的，我和伯昕先生下决心改成本子，但是钱这东西却不是可由我们下一决心就能到手的。伯昕先生常常在算盘上打来打去，我常常和他商量又商量，我们的“决议”是只有自己设法的一条路走（当时“自力更生”这个名词还未时髦）。一面推广销路，一面设法大拉广告。伯昕先生每天夹着一个黑色皮包，里面藏着不少宣传的印刷品（这都是他一手包办的），他不但有十二万分的热诚，而且还有一副艺术家的本领，把宣传材料做得怪美丽，怪动人，东奔西跑，到各行家去用着“苏张之舌”，尽游说怂恿的能事，真是“上天不负苦心人”，广告居然一天多一天。我们看到没有一家报上不登“韦廉氏医生”的红色补丸，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补品东西，我们也转着它的念头，想向他们拉一个广告来“补”一下！这是洋人办的卖药公司，因为我懂得几句洋话，于是由我出马，跑到江西路那家“洋行”里去闯它一下。事情虽然成功，经过却颇费周折，详情如何，又要请诸位且听下回分解。
我上次答应诸位，要继续谈一谈拉洋广告的事情。诸位如有人看过拙著《经历》，也许记得申报经理张竹平先生在我刚从学校出来之后，很有意要把我练成一个英文广告员，也就是要去拉英文广告，因此他曾经把一些诀窍告诉了我。第一是要不怕难为情，第二是要不怕麻烦，第三……甚至说拉广告时要有不怕被人赶出来的决心！我这次出马往韦廉氏去替《生活》周刊拉广告，虽未准备被人赶出来还赖在那里，但却预先存有不怕难为情，不怕麻烦的态度去。
该行的总经理听我噜噜苏苏说明了一大顿后，他叫一个中国买办来问一下，你想他说什么，我暗中真想打他一个耳光，他说这个报销路虽好，但是一个小报（洋话叫做蚊虫报）！他这样拖一句，几乎破坏了我的好事。他滚出之后，我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位洋经理说回来，由他介绍一位洋人经理接下去谈具体条件。商人讲价钱是要不怕麻烦的，我因为得到他们总经理的允登，更大胆地和他们这位洋经理作胶着战，首尾去了二小时，居然把洋合同订好！每期登全页四分之一的“大”广告！
我走出这家洋行的时候，正落着倾盆大雨，大得异乎寻常，但是我边走边对自己发笑：拉到了大广告，真不在乎什么大雨！我出了大门，跨上了一辆黄包车，不料那辆黄包车的篷布破烂不堪，的的㳠㳠，淋得我满身透湿，从头发淋漓尽致到脚底，可是我跳进我们那个小小过街楼时，笑嘻嘻地告诉徐先生说：“洋广告拉到了！”
我上次谈起拉洋广告的事情，虽是在胚胎中的本店的艰苦奋斗史中的一个小小的插话，不过这只是偶然的一件事，真正为我们大拉广告的还是伯昕先生。现在有些外人不明白本店历史的——尤其是奋斗史——，往往把寻常的商店必须相当资金才开起来的事实，来对我们作不合理的怀疑，其实我们的发展的确是靠我们的“自力更生”，这当然是靠全体同人的努力，但在筚路蓝缕，基础更为薄弱的时期，伯昕先生聚精会神，为本店努力开源的艰辛，实在值得我们永久的敬念。他当时替薄薄的一本《生活》周刊所拉的广告，每期所登在五六十家以上，而且像煞有介事，限制非常的严，略有迹近妨碍道德的广告不登，略有迹近招摇的广告不登，花柳病药的广告不登，迹近滑头医生的广告不登，有国货代用品的外国货广告不登，这样不登，那样不登，但是一方面由于销数的增加，一方面由于伯昕先生的手段高明，广告仍然大大地发达起来，引起上海整个广告界的震惊。在上海报界做广告业务的，往往最初替报馆工作，等到发达，总是宣告独立自办广告公司，大发其财。我曾在上海几家报馆里做过事，亲见有几个广告界“大亨”，都是这样出身，因为广告的“康蜜花”实在是再“甜蜜”不过了，而且广告界做生意，往往讲交情（即对拉广告者），不注重机关，这也是给个人发财的一个鼓励，所以广告做熟了，做得发财了，总是要撇开公家而走上个人藉此发财的道路。但是伯昕先生始终没有丝毫替他自己打算，始终涓滴归公，使本店在奠定最初的基础上得到一个有力的臂助，这在本店的功绩，是永远不朽的。大拉广告的妙用还不止此，请待下次补充。
拉广告似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其效用似乎也很简单，多拉几家广告，好像只是替本店胚胎时期多收入几个钱就完了。其实不然，因为伯昕先生的作风，即在拉广告之中，也替本店广结善缘，替本店创造了无量的同情和友谊！他完全用服务的精神，为登广告的人家设计，我从前已经说过，他是具有相当的艺术修养的，独出心裁替登广告的人家作义务设计，做得人家看了心满意足，钦佩之至。不但把它登在我们的刊物上，而且在别处的广告（登在各日报上的广告）也用着同样的底稿，每次总是迫切地期待着我们的设计。因此我们的广告多一家，便好像多结交一位朋友，他们对于我们的服务精神，都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平日固然继续不断地登着长期的广告，遇着要出特号，需要增加广告的时候，只要伯昕先生夹着一个大皮包，在各处巡回奔跑一番，便“满载而归”。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基础是异常薄弱的，要请一位同事设计广告，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事情，幸亏有了多才多艺的伯昕先生，简直“出将入相”，出门可以到处奔走拉广告，入门可以坐下来制图绘画，替各种各类的商家货物写有声有色的说明！他如果只为着自己个人打算，撇开我们这个艰苦的岗位去替自己开个广告公司，至少他是一个小小的财主了，但是他的满腔心血都灌溉到本店的经济基础上面去；为了集体的文化事业，忘记了他自己的一切要求。但是我们如果放大眼光，为国家民族的文化着想，为一个文化机关培植基础，比个人成功一个财主，两相比较，其贡献于社会乃至人类孰大，却无须我们解释而已可瞭然的。
要把单张的《生活》周刊改成本子，要有钱；要开展事业，要有钱；要增加同事以分任过忙的工作，也要钱，所以我们天天想嫌钱，大拉广告也是赚钱之一道。
赚钱干什么？全是为着事业。我当时和伯昕先生憨头憨脑地立下一个心愿，就是把所有赚来的钱，统统用到事业上面去。屡次增加篇幅，出特刊，一个钱的价格不加。刊物内容要有精彩，稿费大加特加，最初八毛钱一千字的稿费，后来由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六元，七元，八元，乃至十元！（较多的是海外寄来的通讯，因为洋面包特别贵，非重费难得好稿。）在当时，全国刊物中所送稿费最大的是推《生活》周刊了。这种种开销的钱从那里来的呢？都是我们从营业上赚来的。我们拼命赚钱，拼命用钱，但是赚钱却坚守着合理正当的途径，决不赚“不义之财”，例如拉广告是赚钱之一道，但是登广告的条件却非常严格，（这在以前已说及）不肯为着老孔（指孔方兄，勿误会！）而有丝毫的迁就。用钱也不是浪费用，却是很认真地用到事业上面去。
说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对中华职教社的几位前辈先生——黄江杨三位先生——致最崇高的敬礼，在民国二十二年以前，生活周刊还未独立以前，还是附属于职教社的；当时虽已会计独立，但在事实上还是归职教社管理的。职教社是靠捐款办职业教育的，经济原不充裕，而且是常在拮据之中，可是他们重视这一部分的事业，从来没有把我们所赚的钱移作别用，却听任我们把所赚的钱完全用到本身事业上去。
我曾经说过，民国十四年至十八年的四年间，可以说是《生活》周刊社的第一个时期，到民国十八年《生活》周刊由单张改成单本的时候起，可以说是《生活》周刊社的第二个时期的开始，因为从那时起，《生活》周刊的销数突增至每期十二万份以上，一切都随着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民国十九年附设了一个“书报代办部”，严长衍同事就是专被请来主持这件事的，因为这方面业务逐渐扩大，人手太不够了，伯昕先生早就常常说起非添一个同事不可，他在跑广告及在外面与同业接洽业务的时候，就时常留意相当的人材，不久便把严长衍请来了，他对于书业是富有经验的，我们得到这样一位同事襄助，真是欢天喜地。到了民国二十年，寒松同事也来参加我们的事业了。现在大家喜称他为“老艾”，“老艾”和我们的事业发生关系的缘起，追想起来也是怪有趣的。他原是我们的一位热心读者，他在复旦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以读者的姿态写一封长信给我：讨论当时所感到的关于青年和国事的问题。我看了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材，赶紧复一封信寄到复旦大学去请他面谈，可是被邮局退回，说并无此人。他在那封信里怪作剧，署的不是真名却是何某某（后两字我记不起来了），我当时以为真名，遇着复旦大学来的朋友就探问何某某，都说不知道。我虽常常想起他，但以为他已不在人间！我后来把他的那封信略加删改之后，并略加附语，登在《生活》周刊上。据他后来告诉我说，他有一天在马路上和几位朋友正在大兜圈子，偶在报摊上看到，知道我要看他，便飞跑地来看我。看后情形如何，留在下次再谈。
我在上次谈起寒松是于民国二十年加入我们这一群的。但是这件事却不很简单，《生活》周刊在民国十八年由单张改成单本之后，虽已踏上了更向前发展的第二个时期，羽毛似乎较前略丰了，但是仍然是很窘苦的。我们当时虽很想正式请老艾加入，可是经济力量不够，还是力不从心。这并不是因为老艾在物质上提出了什么高的要求，一点没有，因为他是完全以热烈的同情心来想加入共同努力的。他当时也只需要三十元一月的生活费就够了，可是说来惭愧，我们再三考虑，依据当时“总的经济”，还是无法决定。于无办法之中想出一个办法，我和他商定每期由他替《生活》周刊写一篇关于青年修养的文章，把稿费凑成三十元左右，同时在办公室里加一张办公桌，请他来办公！这似乎太难为了他，但是他并不计较，很诚恳地替我们努力。他原号涤尘，在第一篇文章上叫我替他取个笔名，我就随意代取寒松两个字，这就是寒松之由来。他又很虚心，有时我觉得他的文章需要重写，他就重写，三写他就三写！以这样菲薄的待遇，在工作上又这样苛求，而老艾总是诚诚恳恳地帮助我们，这真不愧是一颗“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寒松”了！我们当时本想请他担任在我们算是破天荒的总务主任（以前没有），但是月送三十只大洋，还要以稿费补充，还要说什么主任不主任，实在说不出口，所以并没有对他说出什么名义，他也不知道什么名义，只是热心帮我们工作就是了。我还记得我们寥寥几个人挤在一个小小房间里开什么“业务会议”，围坐在一个极小圆桌的周围，真做到了“促膝”的程度，在这里面你也可以看到两目炯炯光着头的老艾，一腔热诚在他怪慢的一字一句都下着重音的话语里表现出来。
我在上二次曾经谈及最初几次添请同事的情形，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当时的窘苦，也可以看到我们事业的逐渐发展，但是还有一点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一开始就奠定了人才主义的用人政策。我自从全权主持生活周刊社之后，始终坚决地不介绍自己的亲戚，也可以说不用私人的任何关系而作为用人的标准。这也许有人要觉得矫枉过正，但是，为着扫除封建余毒，宁严毋滥。这一点在我前几次的叙述里也可以看出的。这种人才主义的用人政策，已成为本店在用人方面的一种传统的精神。我们的事业发展到了今天的规模，同人的数量较前增加了百余倍，在人事问题上当然比较以前复杂一些，但是和其他机关比较一下，便知因私人的关系而倾轧排挤的恶习惯，可以说是没有，在比较负重责的人从来也不因任何私人的关系而感到棘手：这都是由于这个传统精神的作用。
除了极少数在社会上服务多年，在事业上已有昭著成绩的人，我们依着事业的需要聘请进来之外，最大多数的同事都是经过考试手续的，一方面根据业务上的实际需要，一方面根据应考者的实际能力，加以公正的考虑。现在本店有许多得力的干部，其学识能力都能超过任何受过国内外大学教育的人，都是由考取本店练习生升起来的。这种极可欣幸的现象，就是人才主义的用人政策的结果。因此我们这一群一心一德亲密诚挚的同事，是人才的集团，是事业的共同目标所吸聚，而不是由于任何私人的关系而聚集的。这可以说是本店事业所以得到相当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日本强盗在“九一八”开始掠夺我国的东北国土，引起了我国全国爱国同胞的愤怒，霹雳一声，坐镇黑龙江的马占山将军奋起抗战，嫩江战役，震动了海内外同胞的心弦，生活周刊社也大声疾呼，号召读者为马将军和他所领导的民族战士捐款，登高一呼，万山响应。当时我们的办公处已移到环龙路中华职业教育社新造大厦的底层，另辟独立的门户，进门二三步就有一个木制的柜台横着，柜台上面装着一排矮栏，每日随着东北马将军抗战的紧张，门口挤满了男女老幼的热心读者，数十成群，继续不断，争伸着手把钞票，洋钿，角子，乃至铜板，纷纷交入，卖报的孩子与卖菜的乡下老伯伯，都挤在里面慷慨捐输，那种热烈的情形，真使人永不能忘。我们仅仅十几人的全体同事全体动员，收钱的收钱，记录的记录，打算盘的打算盘，大家忙得喘不过气来，十多架算盘的的搭搭算到深夜二三点钟，把姓名和数目赶着送到日报去登广告，第二日全张四分之一的大广告赫然显露了。登广告的钱是我们平日的热心广告户应我们的请求而捐送的。这样热闹了好几天，捐款竟到十五万余元之多。当时不仅轰动了全沪，简直轰动了全国！最有趣的是上海的全国总商会也在发起捐款，第一天也和我们同样地在日报上登出捐款者姓名数目的广告，但是第一天就不及我们的一大半，第二天更小，他们觉得不好意思，不再登报了！在踊跃捐输的读者中，有年仅二十岁左右的“粤东女子”独将父母遗产全部二万五千元捐给马将军抗战，社会上都在纷纷揣测谁是这位“粤东女子”，她曾经亲来见我一面，但不愿公布姓名。这是一件够令人感动的义举，她可说是拥护抗战国策最早最力的一位女先锋！
第二件轰动的事情是发生在“一二八”淞沪抗日之战。这一战役给予全国同胞的兴奋，并不下于黑龙江嫩江一役。因此生活周刊社门口捐款的拥挤，其热烈情形也不下于我们为马占山将军捐款的时候。不过为马将军捐款时，我们因远在上海，只须设法把款汇往黑龙江就行；这次战役，却近在上海，我们同时还参加了战事后方的服务，根据战士们的实际需要，帮同后方的机关采购种种需用品，押送到前线去，所以忙上加忙。同时因为我们的读者对我们特别信任，我们办公处里的电话机上的铃声响个不断，“喂！战事有何新消息？”刚回答了一个，第二个又继续地接上来。我们这号称全体而实际只有十几个人的同事，不得不轮流在电话机旁服务，甚至在深夜还有许多读者来“喂！”我们不但不以此为麻烦，而且感觉到深深的荣幸，很诚恳地很客气地回答了每一个读者在电话中的询问。幸而我们不但有人参加了后方的服务，和军事的后方机关有密切的接触，而且战地记者也有不少是我们的熟友，所以在战事消息方面的确有“独到”之处，尚不辜负读者对于我们的特殊信任。除在电话里不断地为读者服务外，因为有许多读者经过我们的门口时，往往都要弯进来问问最近的战事消息。尤其是在下午以后没有报看的时候，于是我们每天居然写了几次大张的“号外”，在门外专备的大木板上贴着，报告最近的军事消息，在那里你常常可以看到数千成群的读者静悄悄地仰着头细细地看着。他们对于我们的“号外”的信任，超过对于任何日报的“号外”。在这样鼓励之下，我们同事尽管缩短睡眠，疲于奔命，但是精神上的愉快却是无法形容的！
第三件轰动的事情就是《生活日报》的招股，招股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有何轰动之有？但是《生活日报》的招股却有它的特殊的情形。首先，《生活日报》的发起是应许多读者长时期中的要求，并不是由少数人凭空想办的，所以一旦公布招股，便有着非常蓬勃的气象，数千份招股章程放在门内柜台上，几乎瞬息精光！许多读者因为信任《生活》周刊，都希望能有一个具有同样精神的日报，都抱着满腔热诚来投股，所以在一月左右便达到十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的数目似乎也并不足以惊人，但是你如果想到这是数元数十元凑集而成的，便可以想见这里面所包含的热血肝胆，实在不是任何数目字所能测计的！我们没有大股东，而股东的数量却是几千人，布满着海内外的各角落！许多读者都在十分殷切地盼望着这个日报的早日出现，我们也在勤勤恳恳地筹备着一切。今天接洽印刷机，明天研究健全的组织，后天讨论报的格式与内容。那时我们的心情，真是好像在办理什么天大的喜事！但是正在蓬蓬勃勃之际，却因“迫于环境”而不得不中途作罢，我自己也不得不出国。当时因为开办遥遥无期，所以把已招得的股款完全发还，并且把存款于银行所得的利息，也一并归还给投股者。我们在经济上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一毫不敢苟且随便，但是不能如许多读者多年的期望，创办一个他们所想望的日报，这个歉忱是至今还深深地存在着。（后来在香港试办的《生活日报》，是由本店单独试办的，详情见拙著《经历》书中。）
关于上几次所说的几件“轰动的事情”，都是有关于经济的事情，也就是关于银钱经手的事情，关于这方面，本店有一个特点，就是必须请会计师查帐，出证明书。除《生活日报》的股款本息全部归还外，为马将军捐的款，为十九路军捐的款，都经过上海潘序伦会计师查帐证明无误。我们都根据会计师的证明登报宣布及印发征信录。我们认为这个手续非常必要的。这不但是本店保持读者的信任所必要的手续，而且即我个人也受其赐，因为后来有人企图破坏我在社会上的信誉，公开用文字诬蔑，说我把替马将军捐的巨款私吞下来，用来办书店，并用为出国的费用，但是我不怕，因为我们再把会计师的证明书制铜版在报上公布，什么阴谋都无所施其伎俩。
不但关于上述的几件事而已，自从本店开办以来，每年度的收支，都请会计师查帐出证明书，即在抗战以来的帐目，虽因迁徙无定，未能早查，但最近也逐一由会计师清查了。少不了的会计师，他是我们在经济上绝对诚实的证人。我们向来是要请教他的。我们对同事向来是经济公开的，最重要的就是有会计师的查帐和证明书。我们的事业是由艰苦中产生出来的，我们的同事所以能在很艰苦的情况中共甘苦，共同奋斗，固然是由于有着为进步文化而努力的共同目标，同时也因为我们大家都是靠工作取得生活费，没有不劳而获的分子，并因为我们的经济公开，偶有一部分的赢余，也是用到发展事业的上面去。甚至因为历年的资金不够，应分的一些股息和一些红利，都一古脑儿用作事业的维持费和发展费，大家并无怨言，也是由于请教了少不了的会计师！
我于民国二十二年六月间出国，但是本店在我出国后，由于诸位同事的努力，在我出国后的第二年间，不但不衰落，而且有着长足的发展。伯昕先生的辛勤支撑，劳怨不辞；诸同事的同心协力，积极工作，愈之先生的热心赞助，策划周详，以及云程仲实诸先生的加入共同努力，为本店发展史上造成最灿烂的一页。试举其荦荦大端：（一）杂志种类大增，有《文学》，《世界知识》，《妇女生活》，《太白》，《译文》，《生活教育》等等，都是风行一时，万人争诵，杂志订户亦随着突飞猛进。（二）本版书大增加，我们最初是以经售外版书为大宗，这时自己也有了编印本版书的计划。（三）邮购户大增。（四）创制全国出版物联合广告，首创十大银行免费汇款，以便读者订购书报。（五）同事人数由二十人左右突增至六七十人。（六）租赁四马路店址，并在该屋三楼之上自建四楼。
《生活》周刊虽因文字获罪而停办，但由杜重远先生接下去创办《新生》周刊，由寒松先生相助，内容精彩，风行海内外，成为一支锐不可当的生力军。中间虽因文字触怒了日本强盗，不幸夭折，但是由此更暴露了日寇对中国的横蛮，引起了全中国的爱国同胞的愤慨，引起了全世界同情中国人士的正义感，实为我国后来神圣抗战奠下了一块基石。
我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间回国，我下船后第一件事是眼眶里含着热泪奔往狱里去慰问杜先生，随后跑到四马路本店里，和每一位同事亲切的握手，出国时只有十几位同事，回国时竟看到六七十位同事，握手就握了不少时候！我在那短短的半天里，真是悲喜交集！
我回国后，又请到文坛大将金仲华先生加入本店，是本店的一大幸事。但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暴行，已日逼日紧，全国的爱国怒潮正在日趋澎湃之中。这是当时整个中国的危殆局势，但是在本店的小范围内也有一件万分焦虑的事，就是伯昕先生因劳苦过度，肺病甚危，我奔到他家里去看他的时候，他已不能行动，上气不接下气的激烈地喘着，那真是不得了！他在这样危殆的情况中，还念念不忘店事，还不肯抛弃一切去养病。我极力劝他暂时往莫干山静养，他坚持不肯。我想除了强制执行外，没有其他办法，特请张铭宝先生（雪岭同事的老兄，原在交通印制所任事，此时在两路局任事，也是本店的一位热心老友）代为布置一切，第二日把伯昕先生“押解”上山！强迫养到年底，他居然完全恢复了健康。这个小波澜总算安稳渡过了。
但是大波澜却在继续增高中。为着推进救国运动，在这时期，我们办了每期销数量多时达二十万份的《大众生活》，承办了促成全国团结一致对外的《生活日报》。二十六年“八一三”神圣抗战爆发，本店为着努力抗战文化起见，许多同事不得不分配到内地各重要据点去工作。我们因限于资金，各位同事只是以数百元作为一个新据点的开办费，号称经理，实同士兵，在没有旅馆可住的地方，初到时往往即在码头上露宿一宵！有一次有位“经理”因船挤被挤下水，幸而得救。这种苦楚的生涯，只有我们同人自己知道的。即在上海将分散到内地去的时候，计划已定，而盘费无着。（一时没有现款）还是临时靠伯昕先生设法做了一笔纸生意，出于意外地赚了三千块钱，才把这个难题勉强解决。我们这样艰苦创造的事业，还有人疑心我们的“经济来源”，冤乎不冤！
如有天理，本店是应该永久存在的，本店史话当然非目前所能终了，但是抗战开始以后的情形，为时较近，知道的多，不必就说，至于将来永续不断的店史，却有待于可畏的后生，区区谈到这里，要同诸君告别了。
二十九，四，十七晚，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