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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着争取民族解放的胜利，在抗战以前和抗战以后，都是提倡并拥护全国团结一致对外的，就是除了汉奸卖国贼以外，整个民族的各阶层都要团结起来，一致为民族解放而努力奋斗。在政治上如此，在文化上也是如此。就文化工作者方面看来，是要配合抗战建国伟大时代的需要，把我们的服务范围扩大到整个民族的各阶层——只有汉奸卖国贼不是在我们的服务范围之内。最近廖庶谦先生曾说起几句有趣味而值得我们玩味的话，他说在全国团结大原则之下，就是民族资本家到生活书店来买书，也寻得到他所需要看的书，买几本他所需要的书带回去。就这个意义说，我们服务的广大对象应包括整个民族的各阶层。
就另一意义说，我们应顾到最大多数的落后群众。我们是信仰群众的伟大力量的，因此我们深信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的基础是建在最大多数的群众。这最大多数的群众，就目前文化水准方面说，是比较落后，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我们要希望群众伟大的力量能得到充分的发扬光大，是要使最大多数落后群众的文化水准尽量提高。这个原则是我们大家所承认的，似乎无须多所说明，但是仅仅承认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实践上能够顾到这一点，能够对这一点加以充分的注意。我们在以往对于这方面也不是没有注意，但是还做得太不够，好像我们的注意特别偏重于前进分子的范围，而未对于最大多数的落后群众有足够的注意。关于前进分子的文化需要，我们当然也要顾到，但是如果偏于这种狭窄的范围，而忽视了满足最大多数的落后群众在文化上的需要，所发生的功效，是不够远大的。我们要深切地明白，无论民族解放的胜利，或革命事业的开展，不能仅靠比较少数的前进分子，同时还要依靠最大多数群众的觉醒与努力，这种任务，本店尤其义不容辞，因为本店十余年来的努力（生活周刊社包括在内），我们的服务对象本来是很广大的，我们所得的社会信任与同情，本来也是很广大的，我们应该宝贵这个传统，我们应该更发扬光大这个传统，使我们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有更伟大而广泛的贡献，我们要加强认识我们服务的广大对象。
诸位同人突然看到这个可惊或可异的题目，也许要吓得一跳，或者感觉到未免滑稽，我们每个昂藏七尺之躯，活了几十年，至少的也活了十几年，难道还不懂得做人之道吗？甚至引起一些反感，简直好像怀疑我们还不像人的样子，这不是含着侮辱我们的意味吗？
侮辱是不会有的，因为本店同人也包括作者自己在内，没有人愿意侮辱自己，至于懂不懂得做人之道，却也还有商量的余地，因为就是懂得了，再多懂些也无妨。
而且这个题目的写出，我并不是无病呻吟，却是有感而作。为什么呢？因为据我所知道，一般社会上的人，把生活书店的人看得太好了，或想得太好了。于是乎生活书店的人更感觉到做人难，更要注意到做人之道，所以有本店同人做人问题的提出。
一般社会上的人对于生活书店的人特别的“要好”，这是多在外面跑动跑动的同事所共同感到的。我不但在国内有这样的感触，在国外遇着不少的侨胞，只要他们做过我们的读者，经过我们服务的，谈起来或问起了生活书店及生活书店的人。他们在音容上表现着的惊异、敬重、羡慕、诚恳的神情，使我们只能在心坎里感到深深的感动乃至惭愧，而不是任何言语或笔墨所能形容其万一的。我每遇到这样的情景，我深切地感到我们许多同人的辛勤劳苦是不曾空掷的。久在各处跑动的严长衍同事，也常和我谈起这样的感触。他在火车上，轮船上，有人知道了他是生活书店的人，就另眼看待，给他以种种特别的优待。张仲实先生不久以前往新疆去，沿途也有同样的感触，特为写信来告诉我，他也因此感觉到我们全体同人的辛勤劳苦是很值得的。
有的时候，简直使我们很惭愧地感觉到，有些人简直把生活书店里的每一个同事都看作圣人！
这些情形为什么会引起什么做人的问题呢？朋友们把我们看得特别好，对我们特别厚，希望我们也特别好，有时责备我们也特别严。记得不久以前，重庆的同人因避空袭，有一部分同人乘卡车到郊外去，回来时有几位同情我们的朋友附乘我们的车子，有极少数同人对这些朋友的态度言词不客气了些，便引起他们格外的气愤，他们说，我们一向相信生活书店对社会是热心服务的，今天才知道原来是这样！卡车地位有限，路上人众多，这里面当然也有苦衷，但是在可以容纳的范围内，我们还是尽可能服务的，尤其在态度言辞上要有礼貌，要诚恳。我在这里顺便提起这件事，只是表示，朋友们待生活书店的人太好，不周到处引起的反感也特别深，一二同事对外的态度言辞偶尔不客气，不诚恳，可以影响到朋友们对于整个书店及全体同人的印象。
从这里，我们可以引伸出一个要点：我们的做人不仅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有关我们整个团体的问题。我们不仅是要自己负责任，同时也要对我们每个人所爱护的整个团体负责任。
这是我们全体同人所要注意的问题。尤其是门市部的同人对于读者接触的机会特别多，读者们在别的地方，对于商店职员的疏忽、怠慢、不耐烦、不诚恳种种缺点，也许还不甚注意，但对于生活书店的同事却特别注意，因为他们对于生活书店的每一个同事是要“另眼看待”的！在别的商店，职员是要由“老板”监督着，才能减少这种种缺点，在生活书店却不然，是要由同人执行自发的、自觉的、自愿的纪律，要办到这一点，首先要彻底明瞭自己对社会服务的责任，对整个团体的责任。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门市部的同人已有这种种缺点，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要提防这种种缺点，要不让这种种缺点发生。这不只是有关“生意眼”的问题，是有关本店同人的做人问题。
我们既彻底明白我们个人的言语，行动要影响到整个事业，要影响到整个团体，我们对于做人的态度便不应该乘个人的高兴，随个人的脾气，依个人的喜怒，而应该顾到整个事业，整个团体，这是有关集体的责任，而这集体的责任，是需要这集体中每一个分子热烈忠诚支持的。
本店同人的做人问题，不仅是含有个人的意义，尤其重要的是含有集体的意义。
这里所谓“我们”，是指本店的全体同人，所谓“对外”，是指对我们的读者或顾客，以及本店在社会中的一切朋友。
我曾做了一篇《本店同人的做人问题》，我想这“做人问题”，就本店的情形说，可分为对外和对内两方面，我在这篇短文里要先提出对外的方面来和同人谈谈。
我们对外应有的态度，就总的原则说，“发展服务精神”——本店三大目标之一——可以包括无遗。但是我们对于“发展服务精神”这个极可宝贵极当重视的原则，如果只是看做老生常谈，看做口头禅，看做漠不动心的标语，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实践上不加以亲切的体会，努力的实行，那还是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的。
这在《本店同人的做人问题》那篇文章里，提及书店门市部同人的做人问题，因为门市部同人对外接触的机会特别多，所以在实际代表本店对外的责任也特别重。关于门市部工作的技术方面，是另一个问题，这里所要连带提到的是门市部同人对于服务的态度。最须注意的是诚恳、热诚、周到、敏捷、有礼貌等等，而要做到这些，最主要的是要存心耐烦；而存心耐烦，又是从对于服务的意义有正确而深刻的认识产生出来。
所谓耐烦，就是不怕麻烦。麻烦是大家怕的，但是认识了服务的意义，存心不怕麻烦，存心先克服麻烦，就可以不怕麻烦，否则便为麻烦所克服。举一个例来说，沈志远先生是本店的好朋友，在他未正式加入本店工作的时候，在译著方面已帮了我们不少的忙。最近有一次，他无意中说起，那时他有一天到重庆分店去买一本书，有一位同事很不在意的回答他说没有。沈先生自己在门市部书架上寻着了这本书，抽出之后，拿来问那位同事，那位同事说沈先生将书名说错了一个字，不但不认错，而且现出怠慢的样子。沈先生看了觉得诧异，笑着对他说：“你不要这个样子，我也是书店的老朋友啊！”我引这段故事，并不想追究这件事，也许这是出于一个新来的门市部同事，更不是说门市部同事都是这样，我只是要说明这件事所包含的严重问题是充分表示不耐烦的态度，同时也充分表示了缺乏服务的精神。就是书名说错了一个字，那位同事也何妨费一点手续在架上找一找？后来由顾客自己找了出来，我们正应该感到抱歉，怎么还可以现出怠慢的样子呢？
沈先生是本店的好朋友，对整个书店的事业，素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偶然的疏忽无碍于他对本店的热诚与同情，但是别的读者或顾客，大半都是以本店任何同仁的对外态度代表本店的精神，那末像上面那位“找不到”反而怠慢的同事的服务精神，岂不大坍本店的台吗？
服务不仅仅是替人做事，而且要努力把事做得好。所以我们不但做事，而且需要做得诚恳、热诚、周到、敏捷、有礼貌等等。而最要紧的是能认识服务的意义，存心不要怕麻烦。
这种对外的应有的态度——发展服务精神——不但为门市部全体同人所严格注意，而且是任何部门的同人所应严格的注意。例如：我们的发行科或邮购科对于读者来信的询问，必须迅速代为查明，一面诚恳答复，一面在事实上切实办理或纠正，倘若一信要延搁几十天，几个月，甚至如石沉大海，这便发生不良的印象。最近发生屡次由邮局退回没有贴头的“全抗”，邮差退回时还加以责备，我听到非常惭愧——简直感到伤心！（我正在设法严查负责人）这有人看来或许觉得是小事，但仔细想想，每一个读者对于我们的刊物是多么热望，因为没有贴头而收不到，他们是多么失望，至于无故麻烦邮差，他的责备，我们是应该虚心接受的。回想到在办理《生活》周刊时，因为要读者早收到本刊，我们同人常常加入社工中帮同认真卷折包封，以便迅速付寄，那时本店同人对外态度是怎样？我不相信规模大了就必然不能避免这类没贴头退回刊物的糟糕事情，还是要我们认真负责，正确认识对外应有的态度——“发展服务精神”！
又例如对于读者的任何复信，必须诚恳详细，即令有的读者问得幼稚，我们仍然必须认真答复，不怕麻烦，诚诚恳恳详详细细地答复，如果怕麻烦，撒撒烂污，简单马虎，聊以塞责，都是本店事业上的罪人！
我们对外应有的态度，是在实践上——不是在口头上——“发展服务精神”，要替本店创造无数的好朋友，不要替本店创造无数的冤家！
参加一种事业的人，对于这种事业是存着旁观的态度？还是存着参加的态度？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这事业的前途是有很密切的关系，肯定的答案必然保证事业前途的光明与胜利；否定的答案必然要使事业的前途只是黑漆一团！
旁观的态度是消极的，参加的态度是积极的；旁观的态度是只想吹毛求疵，而不想办法；参加的态度是不仅批评，而且还要想办法。旁观的态度是只唱高调，不顾到现实，参加的态度是根据实际的需要，同时并根据现实，加以慎重的考虑。旁观的态度是要说的话藏在肚子里，或背后大斵壁脚；参加的态度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旁观的态度是只顾自己，不顾大局；参加的态度是把团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的利益放在次要的地位。旁观的态度往往偏于个人的争意气；参加的态度特别注重正义与公道。旁观的态度事事不负责任；参加的态度处处负责任。旁观的态度把自己的事看作团体的事，参加的态度把团体的事看作自己的事。旁观的态度对于同事的好坏，马马虎虎，参加的态度对于好的同事爱护备至，对于同事的错误，总是要很诚恳地设法纠正。旁观的态度只顾到私谊，不顾到团体的公共利益，于是援用私人，包庇私人的种种病态都纷至沓来；参加的态度虽重友谊，但遇到公事，必把公事放在面前。
可举的例子还多得很，但是即就上面所举的例子看，旁观的态度与参加的态度之差异，已经很瞭然了。
参加本店事业的同事们应该有那一种态度？我深信诸同事一定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所需要的是参加的态度，我们所不需要的是旁观的态度！
我们可以安慰的是本店同人的传统的许多良好的精神之中，有一个便是参加的态度而不是旁观的态度。我现在所以还要很郑重地提出来说明一下，有下面的几个理由：（一）我们大家一向虽有这样的精神，但是行之于不知不觉之中，现在有意识地提出来，有意识地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起来，所得的效果更要大；（二）我们的事业一天天地扩大，一天天发达，同事的人数一天天加多，虽然我们的同事，都是很严格地很慎重地选择来的，但也许有最小部分的同事对这种精神还不免欠缺，所以有明白提出共同加勉的必要；（三）本店事业日益扩大，所要解决问题也日益加多，我们必须群策群力，共同拿出力量来奋斗，所以有加强参加的态度，完全消除旁观的态度之必要。
依本店的管理法，同事们更应该加强参加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本店是采用民主集中制的，只有职务的差别，没有阶级的区分；更具体地说来，任何人对于事业有何好的意见，对于缺点有何积极的善意的批判，都可以大胆地提出来，共同想办法来实行，共同想办法来纠正。本社求材若渴的情形，不但各级负责人知道，我深信凡是本店的老同事都知道。能多提拔好的干部，在本店比较重要的负责人只有求之不得，只有觉得愉快轻松，没有理由加以压抑或轻视，最重要的是有材者须有事实上的表现，这事实上的表现不仅为自己，同时也是为我们所共同努力的团体的事业。所以依我们的组织，依我们的实际需要，都应该有参加的态度，而不该有旁观的态度。
本店事业的发展全靠我们的许多同事有着参加的态度，极少或绝无旁观的态度。我们要共同爱护这种极为宝贵的传统的精神，我们要发扬光大这种极可宝贵的传统的精神。
在本文里要提出来谈的是事业性与商业性的问题。
我们这一群的工作者所共同努力的是进步的文化事业，所谓进步的文化事业是要能够适应进步时代的需要，是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道。我们在上海开始的时候，就力避“鸳鸯蝴蝶派”的颓唐作风，而努力于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粮；在抗战建国的伟大时代中，我们也力避破坏团结的作风，而努力于巩固团结坚持抗战及积极建设的文化工作。这可以说是我们的事业性的含义。为着要充分顾到我们的事业性，我们有时不惜牺牲，我们的同事往往为着抗战建国的文化事业而受到种种磨折与苦难，毫不怨尤。但是在经济方面，因为我们要靠自己的收入，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仍然要严格遵守量入为出的原则。这里便牵涉到所谓商业性。我们的业务费，我们的资金，既然要靠自己的收入，所以我们不得不打算盘，不得不赚钱。这可以说是我们的商业性的含义。
这样说来，我们的事业性和商业性是要兼顾而不应该是对立的。诚然这两方面如超出了应有限度，是有对立的流弊。例如倘若因为顾到事业性而在经济上作无限的牺牲，其势不至使店整个经济破产不止，实际上便要使店无法生存，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机构消灭，事业又何从支持，发展更谈不到了。在另一方面，如果因为顾到商业性而对于文化食粮的内容不加注意，那也是自杀政策，事业必然要一天天衰落，商业也将随之而衰落，所谓两败俱伤。但是我们不许各有所偏。因为我们所共同努力的是文化事业，所以必须顾到事业性，同时因为我们是自食其力，是靠自己的收入来支持事业，而发展事业，所以必须同时顾到商业性，这两方面是应该相辅相成的，不应该对立起来的。
这样看来，事业性与商业性原来是不成问题的，而竟有人觉得成问题，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这也是因为对这两方面都缺乏正确的认识。事业性的维持，必须在量入为出的范围内，否则便是不顾现实，破坏本店的生存。本店的出版事业，有些部分是有钱可赚的，可以移来补贴补贴蚀本的部分。此外还须多些余利来作更求发展的资金。在这样的范围之内，我们是不怕经济上有所牺牲。倘若超出了这个范围，便是使本店走上关门大吉的道路！不但如此，我们为着要发展事业，在不违背我们事业性的范围内（我们当然不专为赚钱而做含有毒菌落后的事业），必须尽力赚钱，因为我们所赚的钱都是直接或间接用到事业上面去。
要充分发挥商业性，在积极方面，必须注意“工作第一”，在工作上最努力，最有成绩的同事，是我们的英雄！工作能力最强，办事最负责的同事，是我们大家的宝贝！在另一方面，在工作上撒烂污，成绩上恶劣的同事是我们的害群之马，工作能力不强而办事又不负责的同事，是我们的蠹虫！前一种同事，对于我们的事业，对于我们的商业，都有切实的贡献；后一种同事，对于我们的商业固然只有破坏的作用，即对于我们的事业，也是只有破坏的作用。要充分发展商业性，在消极方面，必须爱护公物公财，极力避免浪费。自己的东西知道爱护，对自己的经济知道节省，而对于公家的东西或经济，便不注意爱护与节省，马马虎虎，随随便便，这是对于团体最不忠，最最要不得的劣根性，我们对于这种劣根性必须尽力铲除。能爱护公物公财的人，对于我们的商业固然有切实的贡献，同时对于我们的事业也有切实的贡献，因为必须在经济上能力避浪费，充实力量，才有发展事业的凭藉，这样看来，充分发展商业性。同时也是充分发展事业性。这两方面是可以而且应该统一起来的。
我们的重庆分店于十一月二十七日，首先响应重庆市党部所倡导的义卖运动，重庆是战时的国都，又是本店总的机关所在地，所以重庆分店的这次“义”举是代表本店二十几个分店，和全体同人响应国家的一种有益抗战建国的重要运动！这意义是相当重要的。
在我们参加这个运动的前后，由于我们霹雳一声的首先响应，由于我们在举行时的热烈努力，由于我们在举行后的公告，把参加赞助的热心读者台衔，以及正式收据，都在日报上公开宣布出来，以昭大公，所以文化界，出版界，以及一般社会，对于本店为国服务的精神，都加以特别的注意。在这几天里面，我们处处可以听到有人提及“生活书店义卖”的事情，事后也随处可以听到有人询问“生活书店义卖”的结果。我们同人虽辛苦，但精神上的报酬是无上的快慰，是无上的宝物！这是我们全体同人所应该感到兴奋而更加努力的。
这种运动对于我们同人自己还应该有一种教育的作用，那就是我们应该常常保持为大众服务的精神，常常推广为大众服务的精神。
其实生活书店所以能由生活周刊社的小小书报代办部发展出来，根本就是由于我们为大众服务的精神发扬光大起来。我们办生活周刊的时候，似乎只是办刊物而已，但同时因为读者信任我们，常从天涯地角，不远数万里从海外托我们代买这个，代买那个，我们尽义务地代为选择，代为跑腿，代为包寄，不辞种种麻烦，很诚恳很认真地代为办到，当时所以自勉的也只是为大众服务而已。其中尤多的是嘱托我们代买书报，所以后来有书报代办部的附设，渐由书报代办部而产生生活书店。所以我们可以说生活书店是由为大众服务起家的。
我们现在要很热诚地爱护我们的这种传统的精神；我们要把这种服务的精神贯穿渗透到我们的各部门的工作，例如为读者寄出一份刊物，要一点不肯马虎，一点不肯延搁。又例如在门市招待读者或顾客，一点不怕麻烦，始终要客气，要诚恳，处处都充满着为大众服务的精神，这才是真知道生活书店，才是真爱护生活书店。这次参加义卖，也不过是这种精神的一种流露而已。但是因为有这次义卖，应该更使我们想到我们所固有的精神，使我们更自觉地永远保持这种精神，推广这种精神！
本店发动十万封
军委会政治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部、重庆市党部及全国慰劳总会等五机关发起征求五十万封慰劳信，送往前线战士阅看，藉资慰劳及鼓励，这是对抗战一个很有意义的运动，我们应该热烈响应，共襄义举。
据该五机关的通告，这些慰劳信要在六月底寄齐，但我们接到通告时，已是六月二日，时间上未免太匆促些：但是我们还是要尽力地赶，就是迟到一些的，转瞬就要送寒衣到前线去，还是可以将慰劳信附去的。
就这个运动的本身说，我们至少须有三点认识：第一，全面抗战的工作，虽不限于军事，但“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在前线浴血抗战的英勇的战士，当然最值得我们的系念与感激，我们应该不放过任何可以向前线战士表示感谢和安慰的机会。第二，慰劳信的意义还不仅有表示感谢和安慰的消极作用，同时还含有鼓励前线战士英勇作战的积极作用；我们热烈拥护抗战，努力争取胜利，凡是可以鼓励英勇作战的事情，我们必须尽所有的力量，努力参加。第三，这种运动的展开不仅对前线战士有上面所提及的重要作用，而且即在后方的民众，也含有政治教育和精神动员的效能，因为动员他们热烈写慰劳信，可使他们对抗战加深认识与注意，同时给与他们一种机会，多少对抗战尽一些力量。
就本店说，我们全体同仁尤其应该竭尽我们的力量，参加提倡这个运动，极力玉成这个运动的成功。我们如能达到十万封慰劳信的目的，对于这种运动的全部成功有很大的贡献，因为我们的收获已可占了全部中的五分之一！
我们全体同仁为什么尤其应该热烈提倡并玉成这个运动的成功呢？首先因为我们是站在文化岗位上努力于抗战建国的工作，这件事既是有益抗战，而且是含有广大教育意义的有益抗战的文化工作，我们应该一点不放松这个为国效力的机会。第二，本店的目标中有“供应抗战需要”“发展服务精神”，我们应该把握住每一个机会，贡献我们的力量以供应抗战需要，发展服务精神。这个运动之适合我们的目标，是很显然的，我们应该竭尽我们全副力量来参加。送给前线战士的慰劳信，是道地十足供应抗战需要的一件事，这是不消说的。至于服务方面，我们对前线战士的服务，对社会大众的服务，对我们所拥护的政府服务；这是我们应该积极努力的，这是我们的义务！这也是我们的光荣！我们的传统的“生活精神”是对于有益国家的事情，都用全副的精神作兴会淋漓的参加。“生活”的生命，就是完全大公无我的对社会服务的精神组成的！我们全体同仁这次响应政府五十万封慰劳信的号召，也应该尽量发挥我们的传统的“生活精神”！
发挥我们的“生活精神”！
本店同人响应军委会政治部、中央党部、宣传部、中央党部社会部、重庆市党部及全国慰劳总会五机关所发起的征求五十万封慰劳信运动，决定由我们征求十万封，以襄盛举。本店同人对于这件事的热烈参加，是本店最近重要活动之一，也是我们发扬光大我们的“生活精神”的重要象征之一。我在执笔写这篇短文的发端，首先要对全体同人“慰劳”，并致诚恳的敬礼。
我们已有的成绩虽不坏，（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即将第一批送五万封）但是十万封的目的，尚未完全达到，尚有待于我们继续努力。我们这次在六月初才接到发起机关的通告，而六月底就是截止期限，在时间上未免过于匆促些，现在幸而截止期已延至七月半，我们应该再接再厉，用全体同人集体的力量，完成征求十万封慰劳信的重要任务。
本店最近因被误会而陷入很艰苦的环境，我们正在“服从法令，接受纠正”的原则下，努力为本店求安全，我们深信不久必可得到当局的完全谅解。我们在这里所要提及的，是本店同人虽在艰苦的环境中，大家都仍然非常镇定，在工作上仍然非常努力。这固然是由于本店忠诚为国，坦白为怀，所以有此泰然的精神，同时也是由于同人的平日修养，这是最可佩慰的一件事。在艰苦的环境中，不但不灰心不消极，反而鼓足劲儿，埋头苦干，这是最可宝贵的精神，最可令人感动的事实！
我在这里所要提出的要点：是我们应该也在继续征求慰劳信的努力中，表现这同样的精神。我们虽在很艰苦的时期，但是我们仍然要兴会淋漓地参加这个有意义的运动，仍然要大家努力来使十万封慰劳信的征求达到最后的成功。我们的努力奋斗，丝毫不因为环境艰苦而打折扣。这是我们的“生活精神”的一部分，是每一个生活同事所应该深刻体会到，很勇敢地把它支持起来！
我们对于个人竞赛及分组竞赛以及分店竞赛，全都有奖励的办法，我们全体同人应热烈参加这个竞赛。在这竞赛得到锦标的，不仅是个人的光荣，尤其可贵的是他为本店集体争取了光荣，因为他的努力所造成的结果，不但是个人的成绩，而是整个生活书店在社会上所表现的成绩；如把文化工作也当作战争来看，他是我们的先锋战士，我们应该把崇敬战士的心情来对他致敬！
愈艰苦愈兴奋愈努力，这是“生活精神”的一个成分。凡是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事情，我们总是要兴会淋漓地参加，乐而忘倦地参加，这是“生活精神”的另一个成分。让我们在这次继续征求十万封慰劳信的努力中，又一次发挥我们的“生活精神”！
最近我们提出作风问题的检讨，已引起诸同仁的注意和研究。我在《加强认识我们服务的广大对象》一文中，已开了端，在第五十号所发表的《关于作风问题》一文，比较具体地提出了三点：（一）所谓作风并不仅是技术上的应付问题，而是与我们真正的目标相配合的，而我们事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促进大众文化。（二）所谓作风的改善，并不是应付一时环境的消极作用，而是具有开展文化工作与效能的积极的作用。（三）技术上应付外界的问题仅是副产物，而且不是仅在表面上敷衍外人，却是说我们原来就是这样，不要以不谨慎的作风使外人误会我们的本来面目而已。关于这三点，我在那篇文章里都有相当的说明。
我们在作风方面这样提高警觉性，对于本店的个性有否妨碍呢？换句话说，会不会因为作风上有这样的注意而消灭了本店原有的个性呢？这是爱护本店文化事业的朋友所愿得到解答的一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在作风上不仅顾到少数的前进分子，同时要更充分地顾到落后的群众要求，要更充分地顾到各阶层的文化需要，这不但不致消灭本店的个性，而且是更能发挥光大本店的个性。
这个答案不是凭空制造的，是根据本店原有的个性下断语的。讲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比较详细地说明本店的个性。本店事业的发展，是建筑在广大的社会信任与同情上面的。这只要看本店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几件比较轰动社会的事情就可以明白。本店是发源于，《生活》周刊，当时《生活》周刊每期发行十余万份，读者遍各阶层，深入乡村，远达海外侨胞，乃至在本刊上经常刊登广告的厂店达六七十家，都对本刊表示热烈同情，成为本刊好友。这显然是本店的广大的社会信任与同情的最初基础，也是形成本店个性的重要成份。因为有了这样广大的基础，所以后来有几次广大的号召，都能有声有色，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举例来说，一次是马占山将军在嫩江发动惊天动地的抗日战争，本店在上海响应募款慰劳，在一二星期内达现款十余万元，捐款由数万元一人到几铜板一人，由银行大亨到挑菜老太婆，我们店门口的人山人海，热闹情形，使我们全体同事感到空前的兴奋。每晚十几架算盘滴滴答答，算个不了，算到深夜，赶着名单与结数奔往报馆发次日的广告，——大幅的广告——而这大幅的广告却不费我们的一文钱！是几个素来对我们事业同情而富有经济力的厂家所捐送的。同时上海市商会也发动为马将军捐款，但是捐的人及银数不及我们多，登的广告不及我们的大，他们登了两天，觉得干不过，索性不登了！这显然又是本店的广大的社会信任与同情的表现。后来我们为着要筹办《生活日报》而召股款，为支持十九路军淞沪抗战而参加后方工作，都随处有相类的情形，都可以看到本店的广大的社会信任与同情。我们因为有着这样广大的基础，所以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对于全国团结一致对外的提倡，尽了我们相当伟大的贡献。我们固然不能自满于已往的成就，但这种历史的事实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诚然，我们是前进的书店，但是在上海和我们同时或先后成立的前进的书店不止一家。何以我们的书店会比较有更广大的发展？这固然有赖于全体同仁的努力，但也在乎我们从开始及过程中就有着广大的社会信任与同情，这是我们的最可宝贵的传统的个性。所以我说，我们在作风上不仅顾到少数的前进分子，同时要更充分地顾到落后的群众要求，要更充分地顾到各阶层的文化需要。这不但不致消灭本店的个性，而且是更能发挥光大本店的个性。
我当然不是说我们在今日还能机械地照抄《生活》周刊时代或已往过程中的一切办法。时代变迁了，文化食粮的内容当然也要变化，但是我们应注意，就是在今日，广大范围的文化运动还是迫切需要的，我们既有着传统的广大基础，根据“各尽所能”的责任，我们这个书店在这方面应该有着义不容辞的任务；这正是要运用我们的个性，对于民族复兴的广大基础，努力竭尽我们的一份力量。
整个中华民族是在艰苦困难奋斗中，每一个以中华民族优秀儿女自勉的中国同胞，当然都跳不出这个范围，其实也都不应该逃避这个现实。我们应该以百折不回的继续奋斗来克服艰苦困难，而不应该为艰苦困难所克服！
以上是就整个中华民族说，我们这一群共同努力于文化工作同事的所担任的工作，只是整个中华民族各部门工作中的一部分，我们也有我们的艰苦困难。但是我们如果想到整个中华民族是在艰苦困难奋斗中，我们所遇着的这小小部分的艰苦困难，真是微乎其微。我们要把眼光放得远大些，我们的心灵便不致被局部的情形所束缚，我们的勇气便不致被局部的情形所阻挠。
我们大家所努力的文化事业，已得到社会的广大同情与信任，使我们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能够多尽一些力量，这是我们所欣慰的，但是同时我们却常在艰苦中迈进，尤其是在有人误会我们的时候，常常使我们感到满身荆棘，使我们感到痛苦，使我们不得分出原来可以全部用于事业本身的时间与精力来应付外来的困难，我们对于这种客观的困难情形应该存着什么态度呢？
第一、我们应该以坚决的意志和镇定的心情，在艰苦困难中奋斗！我们深信我们所努力的文化事业，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是有着重要的贡献：我们每一个同事都是这重要的集体事业中不可少的一员；我们彻底认识这是值得我们共同努力的——值得我们含辛茹苦而无所怨怼的。我们有了这个信仰和认识，任何艰苦困难，都不能使我们消极，使我们灰心。我们要知道，也许可以说不要忘却，本店从他呱呱堕地的时候起，就一直在艰苦困难中向前进展着。我们如果仅看到本店事业有今日的环境与影响，而却没有看到本店从开始就一关一关地克服困难，不怕艰苦，那就是大错而特错！
第二、我们要能够在艰苦中奋斗，最重要的是下决心不怕麻烦，环境愈困难，办事愈麻烦，这是必然的。尤其是有些事情，我们明明是很坦白，却有人硬要误会我们，解释一次，不得谅解，解释两次又不得谅解，最易使人冒火。但是冒火绝对不是解决事情的好办法，而且冒火绝对不能解决事情。我们必须把这一道火压下去，使蓄在心头一触即发的烦躁情绪受理智的控制，不怕麻烦！我们为共同努力的集体事业，就是受尽麻烦，也应该用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来对付。
第三、我们不怕在艰苦困难中奋斗，不是蛮干，不是不讲技术地干。我们共同努力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是光明磊落的事情，毫无其他作用，丝毫没有不可告人的地方。但是我们在作风方面，在办事的技术方面，甚至在言语文字的表现方面，如果有足以引起人误会的地方，如果发现有失于检点的地方，我们还是要虚心地缜密地检讨，根据检讨的结果，加以迅速的纠正。我们固然不怕艰难，但是我们不应该自己制造出困难，这不是消极地减少困难，同时也是积极地争取开展我们文化工作的更好的客观条件。我们要努力求得对于文化的实际贡献，而不该陷在“形式主义”的泥淖中。
最近本店因被误会而陷入很艰苦的环境，我忝任本店总责，废食忘寝，竭尽疏解，希望得到谅解而使十五年来（《生活》周刊创办于民国十四年）由许多作家和同人所辛苦培植起来的文化机关，对于抗战建国仍能继续尽它的一部分的任务。同时我们不得不在沉痛中检讨我们自己的缺点，共同努力加以改善，使我们对于抗战建国的文化能有更有效更广大的贡献。
第一、我们是服从三民主义与拥护抗战国策的一群文化工作者；三民主义是全国同胞所服从的主义，抗战国策是全国同胞所拥护的国策，它的范围都是包括整个民族各阶层，包括进步的分子，也包括大量比较落后的群众。我们文化工作的对象，也是包括或顾到这广大范围在文化上的需要。我们已往的大方针虽然没有违反这个重要的原则，但是我们做得实在还太不够，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加强警觉与勉励的。
第二、我们全体同人的意志纯洁，忠于职务，能共甘苦，这是我们良善的风格，但是因为抗战的激进，我们的文化工作应着这大时代的急迫需要，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分店的迅速增加，是一个显明的象征，但是因为发展的过速，组织的严密和人才的训练都有赶不上的形势，加以抗战时期交通的不便，联系遇到的困难，我们处置业务和应人接物之中，不免有许多不周到的地方，许多患着幼稚病的地方，甚至有不免无意中得罪人的地方。抗战胜利是要以全国精诚团结为基本条件，要促进全国精诚团结，我们对于各方面，除了汉奸之外，都应该竭诚服务，广结好感。这是我们应该加强警觉与勉励的第二点。
但是也有事情在我们自己看来是完全对而却不免引起误会的，例如我们有同人自治会小组的组织，就被人误会为政治的小组的组织，因此推论到有政治活动！其实我们的自治会完全是内部同人的事情——是便于自我教育，检讨工作，改善同人生活等等，而绝对不是什么政治活动。还是有我们的组织条例做根据，从那里面可以看出完全是内部同人的教育工作而毫无可疑的。
甚至如“生活推荐书”的发行，由读者先交五元作预约费，也被疑为是对读者的组织！其实这只是一般书业对于新书发售预约券的办法，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说穿了便可以完全明白的。
此外对于我们的服务部，也引起了一些嫌疑。在事实上，我们建立服务部是我们业务的一个部门，和我们的总务部，生产部，营业部都是并列的。我们同人在重庆轰炸后，曾抽工夫来组织一个小小的服务队帮助救济，慰问难胞，送赠书报，代写家书，都不过是尽一点心意而已。而且我们曾经把这件事公开写信给中央党部，请求指导。
我们对于被误会之点应该尽量解释，对于自己的缺点应该努力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