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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前，有一个著名的美国商人游历苏联，他偶然对他的向导作豪语，说他在他所干的各种企业里雇用了几千人。那个向导因不习惯于这样的情形，不能隐蔽她的惊奇，对他说道：“在这个国家里，干这样的勾当要坐十年的牢狱呢！”
今日在苏联旅行，由莫斯科到海参威，由阿堪遮到梯弗利斯，寻找不出一个地主，一个工厂的所有者，或一个劳动的雇主。各处人民很多，倘若你问他们怎样谋生，你将要发现他们里面没有例外地，要末是在某个公有的机关里工作，例如工厂或煤矿，学校或医院；要末是在一个合作社的组织里做工作的社员。在苏联的人民中只有百分之十是不归入这两类的；那些人是个别的农民和个别的手工业者，他们替自己工作，但并不雇用别人的劳动。
我们试视察苏联的工业、教育、娱乐、或科学的机关，我们便要发现这些机关在今日完全为公共机关所有，所管理；这些公共机关无论是苏联政府，各共和国家的政府，或者是本地的政府。结果，实际上在苏联的每一个成年公民都是一个工资劳动者，或者有些人是做别人的家务工作，由此使别人能为工资而做其他的工作。
在帝俄时代，如同今日在英国一样，几于全部分的工业和农业都为私人所有。在那些时候的俄国城镇里，你可以遇到富有的雇主，他们有着工厂煤矿，靠着这些企业的利润生活。你在那里也可以遇到富有的外国人，他们投资于俄国的工业，每年抽取所享受的利润；在别一方面，你可以遇到大多数人，其中多数是城镇的居民，他们都是在别人所有的那些企业里面工作，藉此谋生。
今天在苏联雇主已消灭了。公民都是工资劳动者，或是合作社的社员，其中有大部分也是工资劳动者。依苏联宪法，每个苏联的公民都享有工作、闲暇、和安全的权利。失业的废除，担保每个人都可以工作。闲暇的保证，是由于全体工人都有着每日工作七小时以下的工作日，和工资照付的假期。安全的保证是由于下面的事实：他们有疾病的社会保险，由此在有疾病时也得领受工资；他们男子在六十岁，女子在五十五岁，得享受无须工作的养老金，若是做特殊疲劳或有损健康的工作，养老金的年限还要减低。这些权利都是别国的工人所歆羡的，但是除了这些权利以外，苏联工人还有权利参加管理他们所在工作的厂店，因为他立于苏联的一个公民的地位，也是这个厂店所有权的一个股东。
苏维埃国家是建立于一九一七年十月。它的第一个命令便是关于工业中的“工人的管理权”，规定在每个工厂里，应建立雇工所选举的委员会，表现那个工厂里工人的意志，并为着工人的利益，督察该厂的管理。同时这个委员会也应与雇主 ④ 连带负责，“维持严格的秩序、纪律、和财产的保全。”
到一九一八年一月，即四个月之后，因鉴于这种制度在各工厂有种种的差异，各有他们自己的选举工人委员会的方法，于是决定管理工厂的工作改由职工会所选举的委员会主办。这样，苏维埃政府对于职工会会员的增加，给与了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工人必须参加职工会，才能参加工厂委员会的选举，这个工厂委员会是用来代表他们，为着他们的利益而管理工厂的。
这个刚成立的苏维埃国家不但在私人所有的工厂里，强制执行工人在管理上有代表权，而且进一步接收许多大工厂的管理，并接收那些雇主拒绝合作的工厂的管理。当时既有了这样的事实发生，于是便发生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国营的工厂里的工人，与管理当局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呢？
这个问题曾于一九二一年在一个特别会议中提出讨论。当时决定在一切已经社会化的工厂里，职工会应负责保障工人的利益，禁止管理的当局方面有所谓“官僚化的枉法”行为；同时，仍照以前的命令，职工会仍然要负责——会同工厂的管理当局，此时是代表了国家——保持劳动的纪律和财产的卫护。这样，职工会委员会在苏联工厂里成为工人的代表团体；它以工人的代表团体资格，有权会同工厂管理当局，参加有关工人生活的一切讨论。
一个外国人第一次在苏联开始工作的时候，看到管理的职员和一般工人彼此间的关系，就不免惊异。他所感觉到最有意义的事实是：一个苏联工厂的经理，他的一部分的责任是要改善工人的一般的生活状况，要增加工厂里的愉快的环境，要使餐厅和医药室的服务能够满意，要注意工人的儿童在托儿所和幼稚园里得到良好的照料；苏联工厂经理对于国家所负的责任，不但要努力增加他所主持的工厂里的生产品，减低生产的成本，而且还要努力提高他的工厂里工人的福利，分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个工作。
我还记得在一二年以前，在莫斯科举行了“工业领袖”会议——这里所谓“工业领袖”是指苏联工厂的经理。他们所讨论的有工人的住宅问题。在这个工厂经理会议席上，他们郑重提及一件事，就是要使所管理的工厂的工人住宅里床上的臭虫绝迹，也是每个工厂经理的责任。每一工厂经理都须注意，工人都得到适宜的住宅。
或者有些读者要觉得这个例子选得不好，因为这只足以表示苏联住宅的落后，我要请这些读者注意一九三六年一月廿四日《泰晤士报》登过下述的一段报告：“据估计，伦敦一地有四百万人遭受床上臭虫的苦扰”；但是这个事实很少人知道，因为“大家对于这件事都沈默无言，甚至他们知道床上有臭虫，也不肯承认有臭虫在他们的床上”。所以苏联之所以异于英国，或莫斯科之所以异于伦敦，不在乎工人住宅里有臭虫的存在；却在乎苏联工厂经理要明确地负责帮助歼灭臭虫，这样改善在他们领导下的工人的生活状况——这种责任并不为大不列颠工厂经理所担负，他只是对工厂的所有者负责，不对于工人负责。
这是一个例子，表明苏联工厂的管理当局对于工人福利所负的责任。下面还有另一个例子。在一九三二年秋季，我和一群工人同作假期中的旅行。在这一群里面有两个女子，她们是一个化学工厂的工人。她们在工作的时候，每天只工作六小时，因为她们的工作是被视为特别疲劳的一类。她们得到六个星期的假期，在假期内工资完全照付。后来我有了较多的经验，才发现每个苏联的机关都备有相当多的经费，专门用来增进工人的福利，关于资助假期的费用，就是在这种经费内拨用的。
有一个事实，于苏联工人和工厂管理的职员之间的关系，不无一些影响的，是在今日苏联工厂的管理职员里面，其中最大多数，他们自身就是由工人升任的。试往任何苏联工厂视察，可以看到几于在每一处，那个工厂的经理从前是一个寻常的手工工人，而且常是以前在同一工厂里的工人。工厂的管理职员的人选是由工人群众里面提拔出来的：所以他们的态度，和经理及工人都是由社会里不同阶级来的不同；在后者的情形，各人有他自己的传统和习俗，甚至有各异的教育制度，如同在英国的情形一样。
在苏联的状况之下，工厂的经理不但要负责注意生产和成本的问题，而且还要负责注意工人的福利；在别一方面，我们也要指出，苏联的工人，也不仅热心于增进他们的当前的福利，也热心于增加生产。自从一九二八年以后，全部分的苏联工业都归公有，并归公家管理，生产也受节制于一个总的计划，俾得适应社会的增长的需要。到一九三一年，失业即完全消除，自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没有失业的事情再发生了。
因为在这样情形之下，所以苏联的工人没有任何理由要限制生产。不但如此，他们反而有明确的理由要尽量迅速地增加生产，因为这是提高一般生活标准的唯一途径。
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每件产品的价值，有一部分被雇主得去，作为他的利润，在任何一个工厂或对于全部分的工业，工人可用直接的行动来强迫雇主增加他们的工资，或改善他们的生产状况。倘若罢工胜利，工资增加，利润吃亏，这是工人所满意而为雇主所不满意的。但是在苏联今日，全部分的生产工具都为着公众的利益，为公共的团体所有，由公共的团体所管理，所以在任何工厂或工业的工人，如用罢工来作增加工资的手段，结果只是工人群众自身的不利。因为罢工要使生产减少。在每一额外的生产都属重要而且都被利用的社会里，生产减少是与公众的利益违反的。所以罢工对于苏联社会的全部工人是不利的。
用罢工来确定工资，这个方法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大家所很不愿有的，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任何工人都不可能由于减损雇主的利润以增加他们的工资。假使他们由罢工的结果而得到较高的工资，那末他们所得的是由于减损一般的经费，这一般的经费是原要用来支付一切公民的工资的。倘若苏联的煤矿工人今日为着要求较高的工资而罢工，他们在实际上是强迫政府把原来分给其他工人的经费给他们。可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罢工只是代表局部工人的要求，损及整个社会，而这罢工的本身就是违反一般的利益。因为罢工要减少生产。
席初林爵士（Sir Walter Citrine）在他到苏联停留数星期后所著的日记里，曾经这样说过：“要说那里的厂长和工人之间有着完全相同的利益，这是过分的话。厂主所关心的是效率和出产，工人所关心的是他们能赚到的工资和赚到工资所需要的条件。”在这本书里，他随后又曾说道：“结社的自由和罢工的权利，是合法的工会主义的两个特色。”
依上面所述的看来，很显然地席初林爵士对于苏联工厂的厂长和工人间的关系之估计，是根据于他对于苏联实况的缺乏了解。他忽略了这在苏联独有的事实：苏联的厂长，他的职务的一部分是要负责增加工人的福利。他也忽略了这个事实：那里的工人不再是为着一个雇主工作，这雇主是要抽取他们的产品的一部分，成为他的利润；那里的工人知道他们所生产的每一件东西都是要分配给社会的，——这也就是等于分配给他们自己。最后，他还忽略了这同一重要的事实：在那样的情况之下，罢工是一群少数人对于全社会的经济源泉的打击；同时，因为停滞了生产，结果对于全体公民都是不利的。
讲到另一件事情——结社的自由——在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能像苏联那样鼓励工会主义。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起，刚成立的苏维埃国家，在最初几个月里，就使职工会委员会成为各工业的工人的正式代表团体，有管理工厂的权力。这是对于职工会发展的一个极大的鼓励，这是有职工会会员的数字可以证明的。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那时候苏维埃才夺得政权，有两百万职工会会员。到一九二八年，这数字增加到一千一百万，到一九三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没有别的国家能举出这样的数字，所以说苏联未曾尽量鼓励工人在职工会里的组织，这是笑话！
但是，同时因为在工业社会化之后，工人和工厂的管理当局彼此间的关系有了变化，苏联职工会的地位确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职工会不同。关于这件事，我们将在下一章里作较深刻的讨论。
有许多读者心里也许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倘若在苏联今日，生产是为着公共的利益而组织的，因此罢工是违反一般的利益，因此厂长和工人的目的是相合的，那末这些变化在工厂的组织里怎样显现出来呢？不会有这样的危机吗：工人也许更被国家所剥削，比他们从前受私有的雇主所剥削，还要来得厉害？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苏联工厂的组织，其实也可以说，是在每个苏联机关的组织。这种组织是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组织完全不同的。
在苏联工厂里的工人，没有人在短期内就感觉到有所谓“三角”；他将发现这“三角”有权决定一切事务，这决定权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是握在雇主和经理的掌握中，没有别人有权参与的。这“三角”是什么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当苏维埃国家接收俄国工厂的时候，他们的经理就对国家负责要组织生产，增加工人的福利。我们也曾经说过，职工会委员会怎样成为正式的团体，有权代表工人对管理者方面的“官僚化的枉法”斗争。在苏联工业史的最初阶段，这个方法的演进、是由于经理和职工会代表联席讨论有关工厂和工人的一切要务。结果的公布，是由经理与职工会代表共同署名，这表示这些结果是经过他们共同讨论过的，表示在未决定以前，曾经顾到国家和工人两方面的利益而加以考虑过的。
但是一个三角是三个角，不仅是二个角。我们上面所说的三角，第三个角在那里呢？
在英国的读者看来，也许要觉得奇异，在这个三角里（它是每个苏联工厂的最高的权力），第三个角是一个政党的代表。在苏联的工厂里，讨论有关工人福利的一切问题的机构是“三角”；这三角所包括的成分如下：厂长，他是由政府某部所委任的，对于政府某部负责；职工会代表，是工厂里的工人所选出的，对于工人负责；还有是“党”的代表——就是苏联布尔塞维克或共产党在工厂里的组织。
厂长代表国家，职工会代表是代表工厂里的工人，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党是代表谁的利益？这在读者也许是不清楚的。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十五章作较详细的研究。但是在此地此时，不得不先叙述一个外国工人第一次在苏联工作对于这个问题的印象。
在每一个苏联的工厂里，我都看见工人伙伴间的关系都是友谊的。厂长的地位是一个“人”的地位，如同其他工人一样。他是这个机关里的领导的人；一个工人伙伴，但是一个好的工人伙伴，最有能力担负管理责任的人。今日在苏联里的一般的工厂里面，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人都是职工会的会员。不是职工会会员的那些工人，通常是新来的，或是被遗漏的，或者是少数人因违犯了职工会纪律而实际上被开除的。工人所选出的职工会代表，可以算是工人里面最适宜于代表他们利益的最孚人望的人物。
有些工人除了他们的职位，他们的职务，或他们是职工会委员会的委员，他们还是“党员”。这些人是党的分子，这党是一个被自愿参加的政治组织。一般地说来，我常看见党员往往就是最被敬重的工人，无论他们有着什么技能或地位；党的组织也被视为一种有组织的一群领导人物，这群人比平常的人更忠诚于有益社会的工作。全体工人都愿受党员的领导；在大多数的例子里，你如问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在党里”，回答是他们未担负额外的责任，已经够忙了！
我在此地特指出上面的事实，因为我们要知道，在苏联的工厂里，党的代表，连同厂长和职工会共同构成“三角”，是被视为绝对自然的事情。党是被看作最好最负责的公民的一种组织；于是“三角”成为一种机构，它代表国家，代表工人群众，并代表在党方面所表现的有组织的工人领导。
如说这个“三角”对于工厂的管理，是唯一的特色，使苏联的工厂和其他各国的相类的工厂因此不同，这也完全是误解实际的情形。在事实上，虽然因为有了所选出的职工会代表参加，一切重要的决定都不得不与工人的代表合作，可是构成“三角”的各方面的人物可能有争执，工人和管理者彼此间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发生。
在苏联遇有这类的“工业争执”发生，还有个主持干涉和调解的机构。在实际上，倘若工厂里发生了不同的意见，职工会或党员代表常把这件事呈诉于更高的当局。倘若工厂里的职工会委员会对于工厂管理处的处置不满意，那末他们可将此事呈诉于职工会的区委员会，这区委员会便和管理这个工厂的政府某部交涉，这类的事情，大概都可以这样解决。倘若争执久而不解决，有必要时，苏联全国职工会总部也可以出面处理，直接与政府交涉。但是在目前情况之下，雇用职工的机关与职工会之间的关系是很和睦的，所以关于争执的事情，总易得到合理的解决，不至于达到那样紧张的程度。
如果我们想到，工人所选出的代表和政府所委派的代表，彼此之间有着同一的目的——尽速增加生产和增进工人的福利，由此提高一般的生活标准——那末就可以明白，扩大的关于工业的争执是极端不会有的。
但是另有一种争执，不能用简单的交涉程序解决的。这些争执是关于厂方对于法律的侵犯，例如厂长不执行法律上所规定的安全方法，或不付给开除的工人以正确的工资，以及其他等等。关于法律的争执，这个问题可由下面两个方法中任何一法解决：一个方法是可将此事呈诉于最高的当局——这更高的当局得强令厂长实践他的责任；倘若对这个案子还有怀疑，那末另一方法是可由法庭加以裁判。这些法庭，我们将于第七章中论及，也是代表全国工人的，它们执行法律，也是有着工人阶级应有的常识。
以上我们所研究的，只是关于苏联工厂管理方面的所谓“正式的”机构。但是除此以外，还有广大范围的问题由“三角”解决的时候，不是和其余的工人隔离开来，却是和工人同作公开的讨论。例如每年苏联工厂的厂长要对工人大会报告，好像英国的合股公司的总理要对股东大会报告一样。在这样会议里面，苏联的厂长要报告过去一年的情形，生产计划的实践，以及改善工人一般生活状况的计划。
这个报告完毕之后，接着是公共的讨论，每个工人都得参加，对于个人和个人的集体都可加以严厉的批判，就是管理处的职员也不能避免工人群众的批判。由于这样讨论的结果，某些工人也许要被迁调到其他位置，或者升任较重责任的职务，或者降任较轻责任的职务。一个苏联工厂的厂长，要对于他们的职务胜任愉快，在这样的会议里，必须能够证明确能领导在他之下工作的人。倘若在这样的会议里，工人表示对于他们的厂长没有了信仰，那末主持这个工厂的机关便要把他换掉。因为一个苏联工厂的厂长必须能够领导：他必须是被公认为厂里全体工人的最好的代表，否则工人群众便要反对他，将发生继续不断的冲突，结果要减低工厂的效率。
厂长报告了过去的状况外，接着还要报告来年的计划大纲。这个计划是由上峰交给工厂的厂长执行的，例如由国营托辣斯或地方当局交下来的，工厂要对他负责。这个计划构成该项工业的总计划的一部分，也是工厂所在地的总计划的一部分；这些计划都是按年由政府设计委员起草，经政府核准施行的。
这交给每个工厂的计划，是国家设计委员会的视察结果，根据所估计的资源与社会的需要。但是这计划也许忽略某种地方的特点，特殊工厂的特色。所以一切这样的计划，都要经过厂里全体工人的讨论，这是重要的手续。因为有这种目的，不仅有全体工人的大会，而且在每个工厂举行讨论，提出改善计划详细内容的建议。
例如也许有某厂在过去一年中因原料缺乏而不免停顿。当这样工厂的工人在大会中指出这个事实的时候，他可以建议：倘若原料的供给有保证，他们能够增加生产双倍于计划中所定的数量。试举另一的例子，某一个工厂的工人也许要说：倘若他们能够得到更多一架的某种机器，那末他们原须六人才能做的工作，有一个工人就够了。余下的五个工人，可用于缺乏劳动的工作，这样一来，出产可以大大地增加起来。
在这样公共的讨论里面，实行计划的全体工人对于计划先作详细的讨论。这种公共的讨论是一切苏联工业的一个特色。而且这种讨论还不是就此完了，在全厂中还要陆续开会，常是每个月开一次，检查所采用的计划是在怎样地被执行着。
有许多工人虽然在开会时不善多说，但是他们却也有意见要发表。这些工人可用文字来发表他们不愿在会议时说的话。在每一个苏联工厂里都有一个“报”，给这些工人以发表他们意见的机会。
很少游历苏联回来的人不提起苏联的壁报，壁报在每一个苏联的机关里都是一件显著的事情；自从红场旁的政府公署到工厂里的工场，学校里的课堂，以及集体农场上的牛栏，都看得到。我们在上面讨论教育的时候，已经说起这种壁报。青年工人离开学校加入工厂去工作的时候，他在学校里已在壁报上写作过；在工厂的壁报又是发表意见的一种工具。从一个星期到别个星期，从一个月到别个月，在苏联工厂墙上的壁报都是厂里舆论的热度表；在这壁报上，工人们发表对于他们自己工作的意见，对于别人工作的意见，而且倘若他们觉得管理处有错误，也不忽略对于厂长或其他管理人的批判。
可是我们可以问：在苏联工厂里谁编辑这些壁报呢？是不是厂长？或者是共产党？或者是一个寻常的男工或女工？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苏联工厂里这种壁报的编者，是由所选的职工会委员会委任的，他对于这个委员会负责。这壁报是通过职工会的工人的言论机关。还有一个相类的问题：那些讨论生产计划和监视实行生产计划的工人会议，是由那个组织的？同样的答案是：职工会负责组织这些会议。
我们这样开始看到，在苏联的工厂里，无论我们朝那个方向转，我们一谈到工人的权利，简直就离不开职工会委员会的活动。职工会的代表和厂长坐在一起商洽一切；职工会组织讨论本厂工作的大会；职工会管理着壁报。我们研究苏联的工资劳动者的状况，没有时候能不提及职工会。因为这个原故，我们要对苏联工资劳动者的状况作进一步的研究，不得不先研究苏联职工会的活动 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