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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民主的保卫与扩大

在一九二二年,当时由各苏维埃共和国签订盟约,藉以互相支持与防御,反抗一个敌视的世界,并由各邦政府发表下面的宣言:

“自从各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世界分做两个阵营——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

“在资本主义的阵营里,盛行着民族的仇视和不平等,殖民地的奴役,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的压迫、残杀、和帝国主义的残暴。

“这里在社会主义的阵营里,可以看到的是互信与和平,民族的自由与平等,安静的社会与人民间兄弟般的合作。资本主义的世界在长久的数十年来,想兼用各民族的自由发展与人对人的剥削,来解决民族问题,这企图在事实上已证明是毫无效果的了。恰恰相反,民族间矛盾的纷乱反一天天增加着纠纷,有压倒资本主义本身的危险。资产阶级已表现没有能力造成民族间的合作。

“只有在苏维埃的阵营里面,只有在无产阶级的专政之下(大多数人民都集合在它的周围),才可能根除民族的迫害,创造互信的条件,建立兄弟爱的合作的基础。”

这些话是在一九二二年写的,但是在今日,这些话是怎样被证实了是真确的!苏维埃在俄国于一九一七年握到政权,当时俄国人民明白了解这是达到和平与民主的唯一途径。这是阻止军事独裁和阻止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途径。“和平、面包、和土地”,是当时俄国革命的主要口号。

在目前,我们看看全世界的形势,发见它仍然分做两个阵营。但是因为在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突飞猛进;在另一方面,代表最反动的财产利益的法西斯独裁夺得政权:于是这两个阵营的边界已有了改变。和平与民主原是苏维埃革命的两个主要目的。今日,在资本主义世界本身,也造成了两个阵营:一方面是主张和平与民主,另一方面是主张法西斯主义与战争。依目前世界的形势,和平与民主的一切势力,都使它们的注意集中到与苏联及社会主义的联合;法西斯主义却把苏联看作对于他们继续存在的威胁,因为关于它的榜样,不能对各国人民作长时期有效的蒙蔽,它的榜样是一种刺激,使民主运动要重新振作,向前迈进。

这样看来,目前世界的形势,主要的分界是民主的势力与法西斯主义的势力。在前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有这种注重点的变化,这是什么理由呢?

战后资本主义的重要特点,很久以前,马克思在《共产宣言》一书里就已预见是不可避免的;这特点就是大的金融和工业的独占,逐渐增长它的势力,财产集中于这些独占者的手里。在经济组织中的这样的倾向,使许多小生产者,无论他们是否雇用若干工人,都感觉到他们自己生死之权操在大托辣斯的掌握中,所以都愿意利用各种政治工具来控制这些大组织。

结果,中等阶级中若干部分,有一个时候自以为优越于工人,现在也愿意和工作的人民合作,共来限制大托辣斯的权力。于是在一方面,民主的势力在数量上比前增加;在另一方面,大托辣斯与独占者利用各种工具,增加他们对于国家的控制,倘若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消除每一个合法形式的民主表现。

这样看来,法西斯主义是经济上逐渐增高的独占倾向在政治上的表现。由于大独占者的逼迫,雇主阶级里面有一部分因此穷困起来,一天天不安全起来了,于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倾向于劳工阶级的方向活动着。这样一来,大独占者和他们的法西斯倾向,受工作人民及一部分逐渐增加的中等阶级所共同反对,这便构成人民阵线的主要的成份。

在西班牙,这些势力在今日正在公开冲突。这个冲突的原因是:西班牙人民由于他们在民主的信仰下把力量团结起来,选出了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掌握政权,这个政府宣誓要实行若干民主的计划,反对财产的利益,增加人民的利益。大有产者,连同出身资产阶级的将军们,加上外国法西斯主义的支持,于是对西班牙人民进攻,作最后的挣扎,要阻止民主势力发生效果。结果发生了所谓“内战”,其实是国际法西斯主义反对西班牙人民的战争。

关于西班牙,有人说西班牙共和政府不能真正代表人民,因为它在上次选举时只得了少数票,这话是完全欺骗的。第一,说为着西班牙政府反抗叛军而战争的各党派只得到少数票,这是不真确的。它们得到了多数票。但是弗郎哥却坚持称巴斯克民族党员 是属于右派的党,虽则该党在实际上是始终一致拥护政府。但是第二,即令右派各党得到多数票,这也不是说有多数票赞助弗郎哥的武装叛乱和他的外国法西斯的支持者。

但是第二点却是切当的,这第二点就是:好像在英国今日一样,在西班牙上次选举所在举行的一个国家,生产和宣传的主要工具仍是属于私有。所以在那里的有产者有着一切便利,而这一切便利和真正有效的民主是不相合的,这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民阵线所得的票数必然是不能尽量表示这方面各党所代表的真正的利益。而且上次选举举行的时候,当时右派各党所组的政府反对人民阵线,也加以很大的压力,我们如明白这一点,便可知道当时在西班牙发生作用的各种势力,除了人民自己的要求之外,都是要尽量减少人民阵线的选票的。

但是不管有这一切对于人民选举的阻碍,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仍被选出。假令当时在宣传方面有着真正的平等,人民阵线政府所得的选票还要多,是不会少的。随着发生了弗郎哥的叛乱,并有外国法西斯国家作后盾。为着民主的战争,使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府不得不做只有苏维埃在俄国做过的事情——采取重要的民主步骤,把武装放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从那时以后,形势逐渐向有利于真正的民主方面推移;因为一旦人民自己有了武装,他们能够表现他们的意志,比以前有效得多。西班牙的例子足以表示:依目前世界的形势,保卫民主的战争也就是扩大民主的战争。在今日,非扩大民主,是不能保卫民主的。在每一个国家里,正在发展的倾向不外两个:要末倾向更大民主与对于财产权利的限制;要末倾向于更小的民主与法西斯的独裁。

关于这方面,苏联却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它指示使得民主有效的斗争所应有的逻辑的结果。最初,在这个斗争里,必须采用具体的步骤限制有产者的权利,使民主为着大多数人民而成为真正的民主。矿和土地不再是私有之后,人民着手计划生产,实行生产。在事实上,必须土地和生产工具已成为公共的财产,才能够采用计划的制度。他们由于完全废除阶级的关系,建立真正的民主,使每一个公民是社会的一个仆人,同时立于公民的地位又是一个主人。

今日在苏联,有工作给全体人民做,有平等的机会给与全体的人民。每一个成年的公民有同样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利;没有公民,无论他有着怎样多的个人的财产,因为他的所有权,就可以管理别人的生活和生计。我在苏联今日可以有钱,倘若我用工作赚了这些钱;但是我却不能因此就私有一个工厂,我也不能因为偶然有些钱,就可以告诉别人他们应该不应该有工作,应得多少工资,应工作多少时间。我的钱不能用来使我对于全国的经济生活有任何发言权。我虽然可以有钱,但是我不能把它用来宣传。我不能私有一个报纸或一个集会厅,我也不能租一个集会厅供私人的政治目的而用。所以我的钱不能给我以任何政治的权力。由于这样的结果,在苏联的权力,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虽归属于公民,但只根据他们的能力,和他所有的任何物质是没有关系的。这样一来,民主便成为真正的,是真有效力的。这在民主的历史上是新的东西。

但是如果因为在苏联今日所已成功的民主程度既为世界上其他地方所未有,便以为在苏联民主的更向前的可能发展是没有了;这却是绝对的错误。因为苏联是在继续发展着,苏联的民主将来的愈益扩大,是没有限制的。即在今日,苏联的公民也还是要依照他们的工作领受工资的。所以还有高酬的和低酬的工人。即在今日,在某限度内,工人还须专精于某些特殊的职务,所以有文化的工人,行政的工人,技术的工人,和不熟练的工人。全体公民虽然都有平等的机会,使自己由这些范畴中任何一种工作升到更高的一层,但仍须有某程度的专精,对于每个公民仍须有某些物质的鼓励,使他依照他的能力工作,并使他的能力发展到最充分的程度。

苏维埃社会的现今状态——社会主义——在苏联并不被看作任何一种的乌托邦或最后的成功。它只是被看作倾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将来发展到更前进的阶段,将是为着全体人民而有的更真正的民主。布尔塞维克主义所根据的是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的研究;依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的著作,对于将来曾写过这些话:

“在一个更高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强迫人去服从分工的那种强迫情形消灭后,同时劳心劳力之差别也随之而消灭;那时劳动将不仅成为谋生的工具,而且劳动本身就是生活的第一需要;那时生产力已经增加,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更自由地涌流,同时个人都得到全般的发展:那个时候,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资产阶级式的权利的狭隘眼界,才能完全破除,社会也才能在它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依马克思这些话所指示,可见在今日苏维埃社会的民主以外,还有更为发展、更大个人自由的前途,直到每个公民在全部生产当中所分享的,不是由工作决定,而是由需要决定。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所经过的历程包括每个工人的解放,不但使他能与他的邻人平等,并且要使工作本身十分有趣,大家都自愿地要做,这样以后,不必再用法律的强迫与物质的需要来督促,每个公民都尽他的一份。恩格斯在一八七八年曾经这样写过:“由于给与每个人以机会,使他能在各方面发展并使用他的一切能力,体力和智力,于是生产的劳动成为解放他们的工具;这样一来,生产的劳动不再是负担,却是快乐了。”

这样的一个社会制度,经营起来像一个组织良好的家庭,人民将自愿地工作,各尽他们生产者的任务,各自取用公共的生产品。店铺将取贮藏所的形式,人民可从这里面各取所需。那时资本主义的一般的穷困不再存在了,对于劳动的爱好也发展起来了;所以没有理由以为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还有人要取用比合理的生活标准所必要的还要多。

一旦这样的状态,在国际上都建立起来了之后,像现在这样的国家——用为保证人民安全的一个工具,使他们有权力反抗国内的阶级敌人或国外的好战的敌人——是不再需要的了。因为一旦人民管理他们自己的机关,由上而下的机关管理权都握在人民自己手里,又没有人民的敌人尝试破坏这样一个自由的自治社会,便无须用有组织的武力,用国家,来保卫这样的一个制度了。到了这样的状况之下,国家的整个机构,连同它的武力,都好像马克思所说,都要“融化”了

所以今日存在的苏联国家决不是最后的形式,这种最后的形式,是要财产的权力不但在一个大国里完全废除,而且在全世界上都完全废除,才能达到的。如果苏联仍然孤立,受着外面法西斯国家和内部法西斯代理人继续的威胁,——苏联又不能建造一个中国长城来阻止他们钻进来——它将继续是人民的战斗的组织,将继续武装,并须继续运用各种方法来保卫它自己。因为苏联是要准备在任何时候须以战争自卫的民主组织,所以它像在罢工时期的职工会一样,必须有高度的纪律,大多数人民也要用各种必要的方法执行这样的纪律。

但是如果在世界上其余的地方,民主的势力能胜过大有产者集中的权力,那末苏联的民主危险也将能减轻,全世界将朝着一种状态更接近地向前动;在这种状态之下,真正的民主将从侵略的危险被解放出来。在这种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希望达到以全世界为范围的民主社会,在这里面,工作的人民才有统治权;在这里面,全体人民都必须做他们各尽一份的工作,所以全体人民都参加各尽一份的统治。

在一九一九年,匈牙利的工人在几乎有着压倒势力的反对中,建立了几个月的苏维埃国家。但是最后因为外来的武装干涉,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法西斯的恐怖代替了它。这个共和国存在了四个月。匈牙利的民主的作家哲斯西(Jaszi)综述这个苏维埃共和国所得经验的结果,写了下面的几段话:

“这次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要的影响,是使无产阶级大众对于人生观的激烈变化。这种变化是匈牙利社会秩序中一个强烈的道德的爆炸。它在遭受着半畜牲待遇的奴隶大众的心中,播种了对于解放的自信与希望的第一次种子。直到今日,在几百万人的心中仍存在着这样的感觉:感觉到工人有应享的权利,感觉到他们是优越于游手好闲的人,是优越于怠惰的人。总之,这次的专政使匈牙利社会的愁苦的奴隶——农业工人——从长时期的冷淡中受到激烈的震动,唤起了他们的热烈精神。

“同等重要的,是匈牙利的苏维埃革命对于国际主义的观念也有重要的贡献,它使匈牙利人民追想到当时的坚苦和流血的冲突,心里对国际主义有着活现的和真正的印象。

“最后,由于苏维埃宪法的精神(虽然含有许多幼稚的天真和暴烈的怒号),匈牙利共和国却为着更进步的民主和自治的理想,做了先锋的工作。它尽了这个任务,是由于揭露了今日资产阶级民主国之有缺憾的组织。许多缺点和虚伪,同时宣示关于国家的理想,在这种国家里,只有工作和生产的人才有控制和管理社会的权利。”

写这个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墓志铭的人,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但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现在有一个已存在着二十年的苏维埃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人民的民主权利是时常在扩大中:这对于民主是有着怎样更重要的意义!最后摆在我们前面的全世界是有着多么光明的前途:那时由于民主权利在今日被剥夺的若干国家对于争取民主权利作有组织的斗争,并由于已享有某限度的民主权利的国家对于这些权利的保卫和扩大,由此所得的结果,每个国家里的人民都建立了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全体公民都享受公民所应有的平等的权利;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不再有一点要靠财产的占有。

达到这样一个社会(将来的世界联邦)的途径,已由苏联指示出来。在这样的社会里,国家的本身,甚至民主这个名词,将成为历史的名词,不再有任何重要的意义了。正如列宁所说:“因为大家都已学会了管理,而且实际上自动地管理着社会生产,自己计算,实行监督那般寄生虫、公子们、骗徒们、以及与这些相类似的‘资本主义习俗的保护者’,那时要逃避这种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必然要变成更困难,变成最罕见的例外了,这种逃避或者要引起迅速而严厉的责罚(因为武装的工人都是从事实际生活的人,而不是感情用事的知识分子,他们大概不许任何人和自己开玩笑的)。这样,使人们遵守日常社会生活简单的基本的规则之必要,也将很快地成为一种习惯了。

“到了那个时候,便将大开门户,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而国家也就随着完全融化了……民主愈更完备,也愈接近于民主开始成为不必要的时候。包括武装工人的‘国家’愈民主(此时的所谓国家,不再是国家这个名字的原来意义了),每个国家也愈快地开始融化了。”

列宁在这几句话里说出了将来苏维埃民主的轮廓——这种社会的公民在一部门的社会活动里管理着他们自己,应用必要的方法,为着共同的利益保持纪律。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民主和成文宪法或者是不必要的,如同一个寻常家庭里一样;公民将为着共同的利益,和平地管理着他们的社会,用他们的劳动创造生计的一切必要工具,要更多的资源可利用于艺术和科学,为着人类的利益,完全克服自然。

韦白夫妇对于今日的苏联,曾经这样写过:“这个新的文明,它废除了牟利的诱惑,消除了失业,为着社会消费的计划生产,地主和资本家的肃清:这个新的文明是否将传播到别的国家里面去呢?我们的回答是:‘是的,它将要这样。’但是怎样?何时?何地?有着什么修正?是由于暴动的革命?还是由于和平的浸入?或是由于有意识的模仿?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回答。”

其实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是困难的。我们已经看到,苏维埃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废除地主和资本家的权力,编制全国生产的生活,由此控制全国。但这只是民主的扩大,铲除与寻常公民(小生产者,寻常的工作男女)对立的大有产者的一切特权。全世界注意保卫民主自由对侵略的一切势力,共同团结起来斗争,并使这些自由扩大到今日大有产者所限制的范围以外去,这是唯一的途径,使民主与民主的和平,在法西斯主义与法西斯侵略的危险中,能够保全下去。这个斗争的逻辑的程序,在某种时候,必须完全铲除有产者,用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唯一的保证,使资产阶级反民主的势力永远不能再抬头。在英国或法国或比利时,无论这样的一个斗争是否采用建立苏维埃的实际形式,这同一斗争在本质上是相同于俄国人民在一九一七年胜利地争取到的。

“和平、面包、与土地”是俄国革命的口号;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是达到这些目的之唯一的途径。在俄国,苏维埃是人民的民主机关。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当时俄国人民的全部民主自由受到将被铲除的威胁,同时并受着将由上面强迫建立军事独裁的恫吓,在这种紧急状况之下,俄国的工人和农民通过他们自己的组织——苏维埃——夺取了全部的政权。民主胜利了;军事的独裁者和他们的同盟都被驱逐于国外了。由俄国的苏维埃夺取政权,是民主历史上的一个界碑,因为它证明了下面原则的可以实行:只有工作和生产的人才有管理社会的权利。它并且指出:在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里,可能保证每一个公民都须工作和生产。

本书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略论民主和独裁的性质。在那个时候,我们只注意于说明这一点:民主与独裁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名词。为着一群人民的任何民主,也许同时是对于别一群人的独裁。一个股份公司的股东会议,对于股东是民主的,但是对于该公司的雇员却是独裁,后者的人数通常却比前者多得多。同样地,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所存在的民主权利,适用于少数的有产者,其限度比多数人民——工作的人民——所得的享受广大得多。如同在希腊的城市国家里一样(虽然在程度上是减轻些),我们可以说,就是在英国今日,在管理国事的真正有效的部分,还是握在“享受特权的幸福的一群”的手中,其余的人民——真在做工作的人民——“对于他们工作时所遵从的法律,对于立法却毫无发言权。”

民主与独裁不是绝对不相容的。它们不是绝对的。所以应付全世界或任何一国人民的实际问题时,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事例,不仅从法律的立足点来研究实际的情形,而且要从日常的实践上研究这实际的情形,由此知道人民自治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他们不是自治也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以此为根据,人民对于他们权力的被侵犯,必须用他们所能用的各种工具来战斗,必须时常利用各种方法来增加他们的民主权利,使民主更有效力。

保卫民主,反抗法西斯主义;这就是说,要扩大现有的民主权利,反对在现社会里财产关系所强加的那些限制。人民的民主权利之每一次的扩大,都使一种时候愈益接近,这时候所遇着的状况就像西班牙人民今日所应付的一样。人民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末使民主成为真正的民主;要末屈伏于军事的独裁。到了那个时候,人民将更能团结起来,有着更有组织的力量,使他们能保卫他们的民主,使他们的民主,成为更真的民主,如同二十年前俄国人民所成功的一样。

译者注

这里所谓资格是指能力的程度,是由平等机会的教育所得到的,不是指空头衔的资格,看下文说明,自能明瞭。

在外国租屋,家具等的设备都由房东担任,住户能自己设备的算是比较宽裕的人,这里面也有些贫富之分,和中国租屋的情形不同。

这是英国全国罢工发生的一年。

(Albert Hall)是伦敦一个最大的演讲厅,据说可容二三万人,译者在伦敦时曾有一次到该厅旁听英国法西斯领袖莫斯莱作疯狂的演说,看到该厅规模非常宏大。

政府文官(Civil Service)在英国是由文官考试升拔的,有数万人,是英国最顽固的一个官团,往往为新政的阻碍物。

Wiliam Pitt, the Younger 1759—1808英国政治家,曾任首相。

巴斯克(Basque)是西班牙少数民族之一,巴斯克民族党是保守的天主教的党,主张巴斯克人自治。

“融化”是意译马克思所谓“Wither a way”有人译为“衰亡”,但“衰亡”含有不幸的意义,马克思是指理想社会已到,国家在事实上自己渐化为乌有,故意译为“融化”,似较切当。 Xhn4PSSX/PbnjJaUUIlIfEWUAOnFr1tYpuMwAuk6AKaziwWV1NqTNa3BvZFbx6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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