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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讲到一个问题，这问题在去年是常被提起的；因为在莫斯科对于几个反对派举行审问，这件事又一次地引起了注意。这就是在苏维埃情况下的“反对的自由”问题，和为着民主纪律的保持起见，这种自由得被合理地限制到什么限度。
倘若我们细察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种类的民主的组织，便可看出，它所要注意的不仅是保全它的分子的“个人的表现”自由，而且也要保全多数分子不受个人或少数分子的妨碍；这些个人或少数分子消耗宝贵的时间发表违反众意的演说，阻碍有益多数的行动。倘若我们举几个例子：如在商人俱乐部中有人噜苏，在股东会议中有股东大发牢骚，在一个职工会支部里有人吵闹惹人厌恶，在这种场合，每一个自认是为着多数利益而经营的组织，都要采取步骤保障多数人，制裁不守纪律的少数人。所以民主的意思，并不只是给个人以发表他的个人意见的机会，也是要使人民有机会拒绝听闻某些人的意见；这意见是敌视他们的，这意见的表现是要妨碍已为大众所接受的政策之实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发生作用的民主的团体里，这样的人也许只须从他们的组织里开除出去，便算完事。但是苏维埃国家却不能这样简单地开除顽梗的“分子”；这有两个主要的理由：第一，周围的国家也许不愿收容这些被驱逐出境的人；第二，这种人一旦被驱逐出境之后，也许更为苏联的敌人所利用，不如拘禁在苏联国境之内。托洛斯基也不过是由这工人的国家里驱逐出来的——可是他自从被驱逐之后的种种活动，已足以证明：倘若他被隔离于西比利亚，祸害便可以少些。
一旦民主组织所要对付的问题成为一个国家所要对付的问题，而且这个国家，是被若干敌视的国家所包围，对于妨碍公共业务的少数人，如只出于简单的驱逐出境，那是行不通的了。苏联对付这类的案件，为外境所逼迫，不能不使这种人和社会脱离，把他们拘禁在国境里面。这说明为什么在苏联，有某些违反多数人意志的人，可被放逐到偏僻的地方去。
我们须认清政治犯的放逐，在苏联是等于开除，类似于其他地方民主组织所用的开除办法，才能充分了解这个问题。苏维埃国家是工人的组织。工人的组织是要开除妨碍大众的分子；无论这种组织是怎样的民主，仍然要解决对付这种人的问题。苏维埃国家也有这同样的问题，但是一般地说来，它不能把这些人由国土内驱逐出境，因为这些人不是在苏联国土以外的统治者所愿收容的。而且把苏联大多数人民的敌人驱逐出境，一般说来，也是不智的事情，因为这样要给他们继续活动的机会，由此加强苏联的敌人。
上面对于苏联放逐政敌的情形，说来似乎有些残酷，也许有些读者听后感觉不安。但是读者听了我上面所说的话，不要误会，以为在苏联凡是和在位的人有异议的都在放逐之列。恰恰相反，在苏联一切重要的问题都经大众作热烈的讨论。被放逐的苏联公民，并不是只有异议的人。这种人是曾经提出过建议被否决之后，仍继续不断地提出被拒绝的意见，由此继续妨碍一切积极的业务，成为全社会的芒刺。托洛斯基就是这样的人，他好几年在每一个广大的聚会里，提出他的少数人的意见，反对苏联政府的领袖们，他最后所以被放逐，因为他组织秘密团体，反对由全体人民用民主方法通过的政策。他这样妨碍国家依着人民所决定的方向再向前发展，所以终于被放逐了。
苏联政府对于纪律的问题必须有警觉性，此事应做到什么限度，不只是决定于苏维埃国家的结构，也决定于这个事实：它是被一个敌视的世界包围着。仅仅把苏维埃国家和其他地方的民主组织比较（像我们在上面所已做过），还是不能彻底了解在苏联的纪律之圆满的含义。要真能明白此事的真相，我们不能把苏维埃国家和其他在平时状况下的民主组织比较；所要比较的，是这种民主组织正在为着争取本身的生存而从事斗争，正在为着会员的利益而进行着某些伟大的、英勇的运动，正在遭受着各式各样的进攻。被一个资本主义，或部分地法西斯主义的世界所包围着的苏维埃国家，是不能和一个处在工业上和平时期的职工会比较的。它必须和一个正在工业上有争执的时期里的职工会比较。我们都知道，正在对付工业上争执的时候，对于它的会员所要执行的纪律力量，不是与和平时候所需要的一样。
这苏维埃国家自从它开始创立以来，就一直与它内部和国土以外的敌人进行斗争。因为它是工作人民的民主国家，从它开始成立后，就与地主和雇主发生冲突。这些敌人利用外国的帮助，用武装反对苏维埃国家。这个国家为着争取自由，不得不打仗。后来它不得不对乡村里的少数资本家打仗，而且它一直不得不建立它的防御，巩固它自己，提防国外重演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的经验，对它作可能的进攻。
在罢工的时期里面，职工会的会员要和雇主决斗。两方面都用武力。工人尝试强迫雇主因怕失去利润而不得不降服；雇主尝试以饥饿威胁工人。工人也许要用拆乱机器，纠察工厂（即不许工人上工）等等手段。雇主无疑地要叫到站在他们方面的警察，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人对于顽梗的少数人是什么态度呢？
在每一次的罢工，雇主往往能在工人里面利用某些个人或成群的个人，这些人贪图眼前的个人利益，或只是因为不知道当前问题的重要，准备继续工作，或说服工人同伴接受老板的条件。雇主能够联合这样的人来反对他们自己的同志。在每一次的罢工，工人都要纠察这样的“逃兵”；比较地说来，这“和平的纠察”也许要做到“放逐到西比利亚”去的相类似的程度，倘若我们正确地细察这两种斗争的真相。
这件事的真理是：在各种情况之下，一个民主组织为着它的自由而斗争，就是要限制这反对自由者的民主权利。在危急的局势之下，少数人如仍继续反对多数人的利益，这少数人无论是出于自觉或不自觉，都成了敌人反对民主的工具。在这里，我们只是重述我们在本书导言里所说过的话——民主和独裁不是彼此不相容的。
在苏联，政府当局对于一切决议的实行，是每一个公民的直接的责任，因为每一个公民是某一个国家组织里的一个工人，一个苏维埃里面每一员都在这苏维埃里某一部工作。在英国，有着它的巴立门制度，在某限度内，在巴立门里对于政府的政策尽管继续反对，是不会妨碍到那个政策的实行。在英国的巴立门里，尽管明白有多数通过某种法律，这个法律的反对者仍得继续在口头上表示反对。但是政府的官吏仍须把这政策实行起来，并不受到影响，也没有批评的权利。
在苏联，政府官吏不但包括拥护所决定的政策的人，也包括反对这政策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要继续积极反对多数决定的决议，在事实上是等于对于这个决议实行时的怠工，这是很明显的。所以从组织的观点来看，在苏联对于民主的决议须有有纪律的执行，是绝对必要的。
关于决议的执行方面，多数的决议，少数人应该服从：这个观念在英国也得到一般的承认。但是还有一个观念仍时常存在着，就是：少数人在实践上虽应该执行这个决议，但同时在理论上却应有反对它的执行的权利。可是无论何时，遇着当前有了紧急的问题，例如战争（这是包括全国的），或例如罢工（这是包括职工会的），上面所说的第二个观念却总是要被抛弃的。就是在英国，人们也感觉到，团结的行动不但遭受拒绝实行的人所妨碍，也遭受鼓励别人不要实行的人所妨碍。反对执行多数人的决议之宣传，比直接拒绝实行的行为，是更有效的怠工形式。
在苏联，全国是在经常的行动中，一方面要改善一般的状况，一方面要加强自己，防御进攻，在这种情形之下，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决议之反对，很能成为执行这些决议的严重的妨碍，由此受到苏联敌人的利用；苏联敌人的主要的要求，就是要妨碍苏联内部的发展。
一个民主的组织里有纪律的需要，但是对于这个需要的承认，并不一定是说寻常公民的自由也被剥夺。因为倘若寻常公民认为这种纪律是公共利益所必要的，他自己将做这个纪律的厉行者，而不是这个纪律的违犯者。这样一来，这个纪律将成为他的自由之表现和保卫，而不是对于他的自由之侵犯。这一点，在我们讨论在苏联的言论自由一类问题时，尤有特殊的重要性。
我自从由苏联回来之后，常有人问起，在莫斯科的一个公民能否在公园里立起来，对群众作攻击政府的演说，好像他在英国能在海德公园 ⑮ 里那样做。我的第一个答复是：“愿上帝禁止他要这样！”——因为在星期日下午对常到海德公园的少数听众演讲，我们不能想象比此事更少效力的自由；这就是说，倘若要演讲的人是要使他的演讲能影响人去行动，而不是在练习他的肺部；要是只想练习肺部，那就在卧室里，开着窗，也同样地做得好！
其次，苏联的工人可在全国的集会厅开会，不必出费；对于一切有关于他们利益的事情，都可在他们工厂里开会讨论；所以他们不必到公园里去发表意见：这一点也是值得提起的。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苏联的工人是不是要在公共聚会中，立起来攻击他们的政府？倘若有某些个人要这样做，大多数工人要不要倾听这样的人说话？言论的自由的整个问题，在基本上可用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来回答。
第一，说苏联的工人要站起来攻击政府，这只是距苏联两千公里外的英国人的假定。其实苏联的工人不要攻击苏维埃政府，好像英国的职工会会员不要攻击工会主义一样。这苏维埃国家是由人民自己的有组织的活动建立起来的；这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国家既是他们自己的国家，所以，他们只愿意保卫它，不愿意攻击它。当然，也许还有很少数的人要攻击苏维埃国家，这种情形在俄国革命后的初期尤其真确；当时有产者仍有着相当大的势力，因此在工人和农民里面仍能指挥很少数的代言人。但是这些人只是很少数的，不能把他们看作代表型。
当我在苏联的五年间，我不变地有这个印象：人民不愿攻击政府，因为他们把它看作他们自己的，认为是为着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努力的。当然，我没有意思要说绝没有人要批评政府。显然有着这样的人。但是这些人既是例外的，不是普通的，我们便可以说，最大多数人民确有发表意见的自由，但有最少数的人享不到这样的自由。
关于这件事，还有第二方面值得研究。自由并不仅是个人有对群众激昂演说的自由，也是大众应有自由选择谁可以对他们激昂演说。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民主的组织，自称可以让每一个会员可无限制地自由提出大家所不愿听的意见。因为很显然地，这样的人到了相当的时候，是要妨碍这个民主组织的全部工作。
例如在列宁死后，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八年的期间，当时托洛斯基屡次对政府的政策挑战，在这个时候，托洛斯基和他的信徒们的反对的意见，是得公开表示的。但是后来因为托派的极少数人继续企图妨碍一切业务，宣传大众所极不愿闻的意见，引起愤怒，于是使政府最后不得不采用步骤，压制这个反对的意见。这个压制，受到人民的一般的赞同，因为这个形式的反对已成为公共的烦厌。
在苏联今日，工人批评上级人员及政府机关的自由，并不扩大到攻击政府的自由，因为全体人民都拥护这个政府，不反对这个政府。倘若有个游历苏联的外国人在莫斯科文化休息公园里批评苏维埃政府（有时确有这种事情发生）——这公园最近似、也最不同于我们的海德公园，——这个外国人便要碰着一大群人和他争论，为他们所谓“我们的政府”辩护。他们用辩论来卫护这个政府，同时或者因为这个人是外国人，对他仍保持着相当的敬礼，不采用暴力的方法。但是如果政府的敌人是一个苏联的公民，在参加这个辩论的人民也许要叫保安团来拘捕这个反革命分子，如同在今日的西班牙，在政府土地的人民如发见有人用粉笔在墙上画卍字旗，或为着西班牙民主敌人希特勒和弗郎哥的利益，进行更恶毒的活动，也是要有所举动来制裁他的。
我们在这里所必须彻底了解的主要的事实是：在苏联今日，公民无意于攻击国家或政府；他们所关心的是改善它的工作。各种的讨论和批评，只要是为着人民的利益，改善苏维埃国家的工作，不但是被允许，而且是要被积极鼓励的，这种情形，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了。
当在莫斯科举行审问齐奴维哀夫与加米纳夫，拉狄克与索可尼苛夫的时候，有许多英国报纸认为这个案件足以证明在苏联对于“斯达林统治”有广大的反对，并证明这个反对是不可能由合法的方法来表现的。这样对于事实的解释，是于真相违反的。
倘若在苏联今日，对于政府果有广大的反对，那末应该也有像在法西斯的德国所常见的病征：违法的小册子要在各工厂里传播；在全国各处的人民间发生有组织的、不满意的行动，有时表现于煊赫的罢工，或反对当局的示威运动；三四十成群的工人要被拘捕。但是在苏联并没有这类的事情发生。而且以前在帝俄时代，这类事情确曾发生过，所以在今日没有这类事情发生，不能说是因为他们没有做这类事情的经验。因此我们只能下这样的结论：对于政府的广大的反对，在苏联并无此事的存在；无论上面所说的那些案件有什么含义，它并不是有些报纸主笔先生所欢迎的，这种广大的不满意的行动，那却是无容怀疑的！
但是这些莫斯科案件虽不表示大众不满的存在，却表示有些个人的不满，而且不满的程度很大，以致酿成反叛国家的最卑怯的阴谋。对于这些个人不满的案件，有何解释呢？有这些案件的发生，不是苏维埃的民主制度也有着严重的缺点吗？
有些人在某个时候对劳工阶级运动有重要的贡献，在别一个时候，却从他们所曾经奋斗的运动里被驱逐出来，成为这个运动的公开的敌人：这是各国劳工阶级运动中有过的经验。莫斯莱爵士 ⑯ 能自诩是工党的老党员；墨索里尼也可自诩做过意大利社会党的党员。汤默斯与麦唐纳 ⑰ 有一时都是受人敬慕的工党领袖；笃利阿（Jacque Doriot）是现在法国最活动的亲法西斯分子，以前是法国共产党党员。为什么关于这方面，苏联就应该和其他各国不同呢？
我在前面已经说明过，在苏联，党员的“开除”，在事实上就等于放逐。所以在苏联比他处更属寻常的是：任何要人与其接受“开除”，以致退出活动而过放逐生活，宁愿接受多数人反对他的决议，答应从此以后实行这些决议，做苏维埃国家的一个忠实的工人。但是倘若这种忠实不是真诚的，倘若这个人并不真心准备接受反对他的决议，他也许仍继续他的反对，对于这件事又怎么办呢？
在苏联，一旦多数的决议既经成立之后，人民是不能容忍对于决议作继续的反对宣传。所以对于大众所不愿有的政策之倡议者，他知道在他依民主的手续失败以后，他便须停止对于他的政策作公开的宣传。这种人失去了大众的拥护，他有两条路走：一条是依着所通过的政策，着手忠实地去工作；还有一条路，是坚决还要强行他自己的领导和政策，不管人民要不要，用秘密的手段企图推翻在位的领袖，想由这样改变所行的政策。被拒绝的要人，被民主所否决的这些人，这样进行秘密反对的活动，在苏联是可能的，这好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被开除的社会党员或共产党员成为法西斯蒂，对原来的主义进行公开的反对，同样是可能的。那些被民主所否决的人，不管拒绝他的人民的意志，却用其他的方法夺取权力，我想任何真正民主的国家，都是要用无情的方法来对付这种人的反对。
关于今日苏联，有许多人，无论他们是报界的代言人，政府的代言人，或著名的职工会领袖（按均指英国）像席初林爵士，都不能把握住这个重要的事实；在苏联，政府得着人民的充分的拥护。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要说政府有着全体人民做后盾，这个观念似乎很奇怪，所以人民往往相信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今日英国的职工会运动，也有同样的情形，我们知道席初林爵士也要这样想：要在劳工运动里使领袖和群众打成一片是不可能的。但是让我们对于这件事不要有幻想。职工会运动的力量如果仍是分裂着，它的力量是薄弱的。一旦它在一个真正劳工阶级政策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它也要对于成为敌人的少数人斗争，要用方法禁止他们反劳工阶级的活动。苏联今日是在世界上卓然特立的一个国家，人民和政府是打成一片的；这是苏联的伟大的力量；但是在被阶级的敌视所分裂的国家里，劳工运动已被有产阶级的势力所潜入，对于这个事实是最难了解的。
恰恰和许多幻想的意见相反，所谓民主，并不是说各种自由都包括在内。它是指人民的统治，这个意思也指对于人民敌人的压制。所以对于那些被人民的决议所否决、而仍用尽方法反对这决议的人，民主也是独裁。苏联的民主，倘若没有纪律，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二年，便要使苏维埃国家完全失败。没有纪律的民主，便要使红军的建立不可能。没有纪律的民主，也要使五年计划不可能，因为在无政府的状况之下，伟大的工业进步是不能实现的。苏联今日一方面有为着人民的真正的民主特色，一方面也由人民对于这个民主的决议作有纪律的执行。依少数有产者看来，这样的制度总是无情的独裁，但是这个独裁却是为着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所以它在本质上是民主的。
斯达林曾对美国通讯员霍尔德这样说过：“你说为着要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牺牲了个人的自由和忍受了穷困。但是我们建设这个社会，并不是为着要限制个人的自由，却是要使人类个人觉得真正的自由。我们建立这个社会，为的是要达到真正的个人自由，没有括号的自由。一个失业的人忍受着饥饿，寻不到职业，我不能想象这种人能享受到什么‘个人的自由’。真正的自由能够存在的地方，必须没有某些人对某些人的压迫，没有失业和穷苦，必须没有人要栗栗恐惧明日要被剥夺了工作、家屋、和面包。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真正的、不是纸上的、个人的和其他一切自由，才有可能。”
像斯达林在这里所描述的自由，是要经过奋斗而争取到手的，而且是还要加以保卫的，但是要保卫自由，便须压制自由的敌人。所以要保卫民主，对于民主的反对者必须执行纪律。为着人民利益的民主，它的意义是人民间的纪律，同时是对于人民敌人的独裁。
译者注
① 译者注: Daily Mail是英国最反动的报纸之一。
② 译者注：Downing Street英国政府所在的街名，即被作为英国政府的别名。
③ 译者注：Roy Howard是美国报界大王之一，在他领导下的日报有二十四种之多，详见拙著《萍踪忆语》二一六——二一七页。
④ ⑤ ⑥ 译者注：丽都（Lido）为意大利威匿思（Venice）附近一小岛，为欧洲富人游泳消夏之名地。列维拉（Riviera）是南法的一个著名赌场。爱斯各得（Ascot）是英国跑马场。
⑦ 译者注：苏维埃俄罗斯亦可简称为苏俄。苏俄与苏联有别，苏俄指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后者是在一九二二年成立的，而前者只是后者（即联盟）的十一个共和国中之一。
⑧ 译者注：Andre Gide 1869— 法国文学家，晚年因为文诋毁苏联，很受思想界文艺界的抨击。
⑨ 译者注：“崇敬的亲爱的哥哥”原文为“Honoured Beloved Brother”“亲爱的哥哥”原文为“Dear Brother”在英文里，Beloved的亲爱意义比Dear的亲爱意义深得多，在中文里很不易分别。其实在英文的用法，Dear这个字在一般信件里都用到，简直成为俗套，失掉了原有的郑重的意义，例如英文公函里所称的Dear Sir，只等于中文信里的某某先生的称呼，和亲爱不亲爱简直毫不相干！
⑩ 译者注：“你的诚实的”原文为“Yours sincerely”在英文信件里虽比“Yours truly”含有深一层的友谊，但也成了俗套，看得平淡，并不像中文译文中那样郑重。
⑪ 译者注：Dimitrov是保加利亚人，一九三四年在德国曾被希特勒诬为放火烧国会，受长期的审问，后以全世界主持公义者的强烈抗议，德国亦无证据，得释放，现任第三国际总书记。
⑫ 译者注：Harry Polit 1890— 是英国共产党领袖，机械工人出身，一九一九年曾任机械工会伦敦支部秘书，组织对俄不干涉委员会。
⑬ 译者注：本章所谓“政党制度”（Party System）是指两党以上互相竞争的政党政治，如在英美法各国所常见的那样。
⑭ 译者注：伦敦的“西边”（West End）是阔绰的区域，和贫民窟所在地的伦敦的“东边”适相对照。
⑮ 译者注：Hyde Park是伦敦的公园，星期日有许多人搭台对群众演讲，对政治宗教等，都可作自由批评乃至攻击，听的人东一堆，西一群，很热闹，听众也常与演讲者发生热烈辩论，英国人自诩为英国民主的一个象征。
⑯ 译者注：“Sir Oswald Mosley是英国法西斯蓝衣党的领袖，以前曾做过工党的党员。
⑰ 译者注：J. H. Thomas与Ramsay MacDonald原来都是英国工党的健将，后来做了官，都叛了党，投身所谓“国民混合政府”，做过首相的麦唐纳更为人所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