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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讲到这里，可以看出，在苏联有着一种新的生活为着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发展着，这个事实是已成立了。苏联是一个国家，在那里每一个公民，不论性别或民族，都有机会尽量发展他的能力，而且在能力发展之后，还都有机会利用这些能力来造福社会，每一个公民都有机会参加国家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不仅是一个附属者，却是一个负责人。在每一个有利于社会的事情，个人的创造力都受到鼓励。职工会和合作社的存在，其规模与权力之大，是在其他地方所从来没有的；虽则关于合作社这件事，因为苏联国家的本身现在已具有合作联邦的主要特色，使合作社的组织不再是原则上的问题，而只是便利上的问题了。报纸是为人民的组织所有、所管理；从集体农场或各厂职工会委员会，到政府本身及职工会总部。妇女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各方面，和男子有着平等的贡献，至于因为她们的生育儿童的自然任务所遭受的困难，也有着相当的补偿。这一切都是正在苏联发展着的新生活的特色，而这个新的生活都是在一种新国家的结构里发展起来的；倘若没有这样的新国家，这发展是不可能的。这便是苏维埃国家；要充分了解苏联的新生活，我们必须了解这种生活所由创造的这个新国家的结构。
要研究“苏维埃”这个名词所以有今日的意义，它的来源怎样，我们不得不追溯到一九○五年。在那时以前，“苏维埃”这个名词在俄文里常被用来表示任何一种的“会议”。在当时“军政会议”或“阁员会议”都是“苏维埃”，此外其他许多种的会议都用这个名词来表示。在一九○五年初期，有个纺织的城镇名叫“伊凡诺夫·伐斯纳逊斯克”（Ivanovo―Vosnesensk），那里的工人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整罢工行动和强迫雇主接受集体的交涉。这个委员会是由那个城镇里的各工厂的工人，在大会上用举手的方法选出代表所组成的。
自从此事发生以后，在这一九○五年里，俄国各处的工人为着要求改善状况，发生罢工和示威运动，各在他们的城镇里成立他们自己的代表委员会或代表会议，领导斗争。这些会议就被称为工人代表苏维埃。在每一件这类的事例里，这种苏维埃的分子是由各厂工人选出的代表，用有组织的罢工，领导反对雇主的斗争，并提出关于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的政治要求。这些苏维埃是斗争的组织，领导示威，而且在某些地方，在实际上夺取全部市政权，通过对于他们这城里雇主不利的法律。它们变成一种新式的市政权力，全为工作人民的利益通过命令；这些工作人民大多数是城镇的居民。
但是一九○五年的革命被镇压下去。此后有十几年，俄国的劳工阶级运动都没有合法的机会表现出来。直到一九一六年的末了和一九一七年的开始，大家对于沙皇政府作战方法的愤懑激增，于是工人、农民、和士兵，会同许多雇主，甚至于协约国的政府，开始表现对于沙皇政府的反抗。
一九一七年二月，沙皇退位，一个新政府被雇主们建立起来。和这个“临时政府”同时并存的，有彼得格勒的工人重新组织的苏维埃，别的城市里也随着模仿他们的例子。这个时候，劳工阶级运动的势力很大，临时政府不得不尊重苏维埃的存在，不敢尝试去镇压它们。
在一九一七年，不像在一九○五年，苏维埃的成立不限于城镇里的工人。在乡村里，农民也选出他们自己的会议，即苏维埃；通过这苏维埃的组织，他们要求立刻没收土地，分给农民。在军队里，士兵群众也选出他们自己的委员会，在有些地方，拘捕他们的军官，进而管理他们自己。
这样，自从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之间，俄国的人民，——工人、农民、和士兵——选出了许多会议或委员会，叫做苏维埃，在全国中成立了广大的苏维埃网，领导他们为着改善生活状况而努力的斗争。
这些苏维埃的势力很大，所以当时的政府也不得不允准他们的许多要求。例如在临时政府刚成立的那天，彼得格勒苏维埃发出一个命令，说各处军队的群众应成立委员会，并须派代表参加苏维埃。这样，工人和士兵所选出的代表合并了他们的政治活动。这个命令还这样说：“有关政策的一切事情，军队应服从‘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及军队自己的委员会。”临时政府同意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这个命令。
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底，在彼得格勒举行了一个会议，参加者有全国各处苏维埃的代表四百余人。这个会议决定要在最近将来举行一个全俄大会，彼得格勒苏维埃所选出的执行委员会，连同这次会议所选出的十个代表，负责召集这个大会。
由于这个决议的结果，在一九一七年六月，举行了一个全俄苏维埃大会，参加者有由全俄各处来的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的代表近八百人。这个大会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在下届大会以前，负责调整并领导各苏维埃的工作。
在这里让我们静一下，看看在这五个月的短时期内，在俄国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一种全新形式的组织成立了起来，布满全国，代表工人、农民、和士兵——人口中的最大多数。
在结构上，这个苏维埃网很像全世界各处民主的劳工阶级组织。在各本地有直接选出的苏维埃。就全国说，最高的权力是各处苏维埃来的代表大会。为着调整这些苏维埃和大会之间的工作，并执行大会的一般的指示，由大会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
这些苏维埃在几个月的时期里，发展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结构，好像全世界上其他劳工阶级组织的结构一样。他们在各地有选出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派代表到大会里来；这大会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在两个大会之间领导这个组织。
但是这个苏维埃制度，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比通常劳工阶级的组织广泛得多。它不但代表工业工人：它代表工业工人和士兵。同时，在乡村里的农民也选出他们自己的代表，参加乡村苏维埃。这样，这新的苏维埃组织几包括全国人民的全部分；只有地主、劳工的雇主、政府的高级官吏、及与这些种类有所联系的人，没有参加苏维埃的活动。
自一九一七年六月（即第一次全俄苏维埃大会在彼得格勒举行的时候）到一九一七年十月的期间，俄国的临时政府仍继续参加世界大战。但是人民愈益反对战争的继续；各处选举代表去参加苏维埃的时候，愈多提出和平的要求。
同时，临时政府也愈益震恐于人民的增长的要求，并愈益震恐于工人和农民的政治活动。这种情形伏有一种危机，就是临时政府一有机会实行，它也许就要实行军事独裁，摧残发展迅速的工农兵的民主组织（包括苏维埃）。
当时是在这样的局势之下，俄国人民面对着这种危机：他们自己的组织将被摧残，苏维埃已给他们的讨论自由将被剥夺。因此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由布尔塞维克所领导的军事暴动，发生于彼得格勒；第二日，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大会，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对各苏维埃负责。
下面是撮述这次大会关于成立新式政府决议案的内容：
“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全俄大会开幕了。最大多数的苏维埃都代表在里面。有若干代表是从乡村苏维埃来的，也出席于本届大会……这个大会夺取政权放在自己的掌握中，依靠最大多数的工人、士兵、和农民，并受在彼得格勒发生的、工人和驻防军的胜利的暴动所支持。……
“本届大会特发命令：全国的一切政权归于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
这个新政府是人民委员会，一个人民委员会就是一部的首领。这些委员直接对大会负责；在两次大会期间，对大会所举出的执行委员会负责。
但是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大会，工人和士兵虽都有很多的代表参加，由农民苏维埃来的代表参加的却只有比较少数；这些农民苏维埃有它们自己的执行委员会，准备在一星期后举行它们自己的另外一个大会。在这个农民苏维埃大会里，经列宁解释为什么提前十天夺取政权的理由，及已经决定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命令，这大会决定选出若干代表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决定设立一个代表工农兵的统一的政府。这个统一的执行委员会，此时成为最高的权力，由它于一九一八年一月召集第三次全俄苏维埃大会，参加的有七百余个代表，代表全俄各处的工人、农民、和士兵。
在五个星期的时期里面，在俄国产生了一种新的国家。在结构上，这个新的国家相应于全世界各处劳工阶级的民主的组织。但是一个职工会所代表的只是特殊职业的工资劳动者，而这苏维埃国家却包括全体工作的公民，有的在工业方面，有的在土地上（按指农民），有的在军队里。只有最少数的——不及全俄人口的百分之五——没有参加苏维埃的工作。
为什么有某几种公民不得参加苏维埃，这个原因有时被人误解。而这种误解之所由来，是苏维埃之为一种新型的国家，有它的主要的本质，这本质没有被充分了解。但是如果我们注意苏联的发展历史，有一件事便很明白，就是这些苏维埃原是工作的人民反抗雇主的斗争组织，它们自然要拒绝雇主参加它们的经营；好像英国今日的职工会，是反抗雇主的工人组织，也拒绝雇主有参加职工会事务的权利。相类地，在俄国的乡间，苏维埃被农民用来没收瓜分地主的产业，它们也不会请地主们参加苏维埃的工作！
在一九一七年成立的苏维埃国家，是最大多人民的斗争组织，用来反抗很少数的地主、雇主、和他们的官吏。所以并不足怪的，在第三次全俄苏维埃大会所决定的劳工和被剥削的大众权利宣言，明白说有这样的几句话：“现在正是工人和他们的剥削者之间的斗争达到最严重的关头，在政府的任何机关里，不能有剥削者的位置。”这个苏维埃国家是最大多数人民的一个民主的组织，但是它却剥夺很少数的财产所有者的政治权利。工作的人民，除了很少数的雇主及某几部分和雇主有同盟的人外，男女在十八岁以上，不论性别，民族，或宗教，都可享受普选的权利。全体工作的人民，以及使别人可以作工的主妇，都可享受选举和被选的权利，没有财产或居住条件的限制，只要他们的年龄已达到了十八岁。
这样，实行了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所享到的民主，为前此他们所从来没有享过的。在别方面，不及全人口百分之五的人——那些靠着不劳而获的收入生活的人——不再有参加政府的权利了。
关于报纸方面，这苏维埃国家也采取了相类的步骤，这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些步骤，从俄国最大多数的人民看来，也是民主的。但是由私营的报纸大王看来，这些步骤是对于他们权利的悖谬的攻击。根据一九一八年七月第五次全俄苏维埃大会所采用的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他们“停止报纸倚赖资本家”，由此保证劳工人民的“有效的言论自由”。这样一来，据有报纸的自由，由报纸大王转移到了人民的手中。
在英国，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初旬，刚在总罢工以前，《每日邮报》 ① 的工人拒绝印刷他们所不能同意的某些文章。由唐宁街 ② 发出的官方文章，申斥这件事是“对于出版自由的酷烈干涉”。制造报纸的人居然对于他们所印刷的东西敢参加意见！可是那苏维埃政府却早在一九一八年就比《每日邮报》的工人更进了一步。它没收了一切私有的印刷机，全部移交给工人、农人、和士兵的组织。这由报纸私有者看来，这青年苏维埃政府简直是犯了对出版自由的悖谬干涉的大罪！
但是对于这同一局势的看法，不要从俄国很少数人民的观点来看（有着足够的财富来私有报纸的人），却从最大多数人民的观点来看。（从来不得利用报上篇幅的人！）从最大多数的人民看来，——几占俄国人民的全部——这些报纸变成了他们自己所有的，通过苏维埃和其他组织，用集体来管理这些报纸。从这些最大多数的人民看来，这苏维埃政府已给与他们以出版自由，不是他们以前所梦想到的。
在本书的导言里，我们已看到，这苏维埃国家从一开始就兼有着民主和独裁。我们现在能够看出为什么它兼有了这些特点。它所以兼有了这些特点，因为它既是工作人民——俄国最大多数的人民——的民主的斗争组织，它采取步骤消灭雇主阶级——很少数的人——的权力。它虽然允许一切自食其力的男女公民享受普选的权利，它却剥夺那些以雇用他人而生活的很少数人的政治权利。相类地，它允许最大多数人民的组织应用印刷机，它却禁止某些人再用这些印刷机，这所谓某些人即以前据有这些印刷机的人，他们以前所以能据有，因为他们有了足够的财富。
这个苏维埃国家在基本上是和今日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它在本质上是工作的人民争取改善生活状况的组织，是最大多数人民的组织。它所采取的许多步骤，从最大多人民的观点看来，是民主的，从财产所有者看来（其实这些步骤就是用来反对他们的），这是全然悖谬的。
这就是为什么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这个新的苏维埃国家要为着自身的生存，不得不对十几个列强的联合武力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