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厨房,和儿童”——这是在德国一句很流行的话,自从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以后,这句话受到官方的大宣传。在第三帝国里,妇女就被分配于这三个范围的社会生活。在英国的语文里也有一句老话,说“妇女的位置是在家庭里”,这句话就在今日也还盛行于许多地方,尤其是因为全国受到失业的震撼,有能力工作的男子有许多失业,或经常在失业的恐惧中。在俄国的语文里,有许多老的成语侮辱妇女,把她们看作劣等人类,因为在俄国已往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在今日,尤其使人惊异的是在苏联今日,没有职务或位置,妇女不可以根据男女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同样地担任起来。
在一九三六年采用的苏联宪法里面,关于妇女有这样的规定:“苏联妇女在经济、国家、文化、及社会政治生活一切方面,都和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
“为实现关于妇女的这些权利,有下列保证:妇女和男子平等地享有工作权、劳动报酬、休息、社会保险和教育等权利;国家对母亲和儿童利益的保障、孕妇保留工资的休假、以及广大的产科医院、托儿所、幼稚园网等的设备。”
我在苏联大学里做过教员,我曾有机会亲身视察两性间的平等情形。我又曾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我能够把苏联大学课堂里的完全平等和剑桥大学的情形比较;在剑桥大学,无论何时有女生走进课堂里来,男生的惯例是顿脚,好像是有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至少这是八年前的惯例。我料想现在还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古老大学里的事情是变动得很慢的。我又有机会看到苏联的女生表示觉得滑稽,当我告诉他们,说在英国的妇女往往接受一个职业做到结婚为止,结婚后便由这个职业告退出来。由这些苏联女青年看来,把职业看作结婚的另一条路,这种观念已是一件古董;她们认为同时有一个事业,一个丈夫,和一个家庭,是绝对办得到的。
在学生里面,在学校教员里面,以及我在已往五年中所视察到的苏联的各种组织里,我从来没有看到或听到,有什么令人觉得妇女是被视为劣等或弱质。在有一件事里,即莫斯科地道正在建造的时候,有某种职务因健康的原因,只许男工做,但即有一群女青年坚持她们要做这工作,组织一个妇女突击队,和男子竞赛,争取最优的结果。在苏联今日任何时候或任何地方,倘若有人暗示任何职务是不适宜于妇女的,这就足够保证,在短时间里有妇女证明这种职务由妇女来做,也能做得和男子同样地有效率。
我觉得我们在英国的人很难感到:女子是“弱质”的这个观念,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里,只要在人口中有大部分是农民,那末无论怎样说妇女在社会中是劣等,“弱质”这个名词是听不到的,因为这是太明显地不正确的。我们在英国的人,对于今日英国妇女体格的劣等,往往言过其实。而且就在这种体格的劣等真正存在的地方,我们也往往忽略这种事实有多大程度是由于社会的原因。在封建时代的英国妇女,她们在体格上是不会弱于男子的;她们的体格所以衰落,大部分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责任。试把今日英国的妇女体格和各国的农妇体格比较,便可得到证明。
资本主义工业化使劳动过分疲劳,影响到体格,所以妇女为着母性体格的关系,不得不在许多职业里面被排除出来。社会主义的工业,务使一切职业组织能发展工人的健康和体力,因此除了极少的事例外,用不着因为健康的理由,把妇女从许多职业中排除出去。这样,在苏联能发展工人体格的职业,不但男子可以做,妇女也可以做。在英国,妇人的“劣等”现在被人作为排除妇女的理由,甚至虽有适宜于健康的条件,可以允许妇女加入工作,也拿这个理由来做藉口。
但是在别一方面,资本主义只给妇女以低微的工资,由此使妇女降到贱价劳动的后备地位,由于这样的情形,更多的妇女被雇用来做报酬最低的职务,这种职务常是最妨害健康的,最下贱的。这件事也是妇女体格所以比男子坏的原因。
最后,妇女就是有可做的职业,同时要顾到家务的苦工,因此资本主义又增加一个担负给妇女,这也使妇女的体格较劣于男子。由于以上种种因素的结果,在英国今日,“弱质”这个名词并不是误称,虽然这个名词在二百年前的英国一定是不符事实的,好像在现今世界上的某些国家里,在人口中有着大部分的农民,妇女仍参加社会中体力劳动的大部分的工作。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是要保存这种体格的平等,要阻止败坏妇女的体格到“弱质”的地位。但是同时,要达到真正的平等,必须使妇女避免在较原始的社会中加到她们身上的一切额外的担负。这个意思就是说,在经济上她必须享受和男子平等的报酬和机会,而且她必须享受社会对于她的特别的照顾,因为她还须担负更多的社会的任务(译者按:这里是指妇女的怀孕生产等事)。
男女的经济平等,有两个主要的条件。第一,须有机会和工资的平等。第二,妇女必须和男子同样有一个事业。但是这点还有一个意义,她们必须解除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要担负的某些牵累,例如家务和儿童的照顾。而且因为只有妇女能担负生育儿童的任务,又因为生育要使妇女不得不间断工作若干时候,所以关于这一方面,必须为妇女有特别的设备。等到儿童生育出来之后,又须为妇女保证:养育儿童所需要的经济负担,须尽可能由父母两造平等分任。
在苏联,为着要使机会平等在事实上有效起见,社会方面已经有许多服务的设备,这些服务的事情,在别的国家里,要由妇女们自己做,作为她们经常的家庭责任。最重要的是关于膳食的事情;在苏联今日设有广大的餐厅网,使人民能在他们工作的地方或附近于他们工作的地方用膳,此外公厨的设立也代替了主妇的工作。
但是除了烧饭之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主妇还要用无穷尽的时间照顾她的儿童,关于这方面,苏联也有种种解除妇女负担的设备。由于广大地设立了许多托儿所和幼稚园,由于在每一个公共方场或公园里替儿童设备了游戏场,由于在学校的房屋里替儿童设备课余作业,在各座住宅里为儿童设备游戏室,苏联的当局已大部分地减少了母亲们对于照顾儿童的担负。我最近从莫斯科回到伦敦,使我不胜感触的是看见若干龌龊的儿童在街头游荡,并看见儿童照顾若干婴孩,而这些儿童自己仅比所照顾的婴孩大几岁。这种现象是病征,表示英国社会对解决劳动阶级的母亲的问题完全失败。这种问题在苏联,在原则上是已经解决了,至于详细的办法,是一年一年从实践中做去。
有时有些人说,广大地设立托儿所和幼稚园,恐怕要破坏家庭情爱。依我的经验,这种意见是绝对不合理的。一个工作的母亲,当她忙于别的事情的时候,倘若可把她的孩子交给一个办理妥善的托儿所,在那里喂养和洗涤,难道因为能够这样,就会减少了她对于她的孩子的情爱吗?倘若只于她有空的时候,和她的孩子在一起,难道她就不爱她的孩子吗?有一件滑稽的事实,但却值得提起的,就是那些在英国最坚持要享受家庭愉快生活的人,常是那些因为他们的幸运的经济地位,能够出得起钱雇用有训练的看护妇,在二十四小时中照顾他们的孩子二十三小时,而他们自己却能在其余的时间里圆满享受做父母的快乐而无须受着做父母的辛劳!
社会虽能替妇女解除家务,解除照顾儿童的负担,但是在身体方面却不可能替妇女解除生育儿童的任务。于是关于这方面,要达到两性平等,不得不使妇女享受特别的权利。在苏联今日,生育孩子的母亲,得享受四个月的假期,工资完全照付。倘若医生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在怀孕期的任何时候,她可改做较轻的工作,或完全解除工作,工资并不减少。育儿的母亲回厂工作之后,她还可以特别减少她的每日工作时间。一切医药的照料和儿童用的衣物卧榻摇篮等等,都由公家供给,完全免费。
讲到父母对于儿童应负的责任,家庭关系的问题特别严重。自从革命后最初几年起,国家就停止已嫁的母亲和未嫁的母亲之一切区别。这样一来,男女之间的数千年来关于伦理标准的区别,也从此消除了。而且这样一来,没有孩子一出世后就带着私生子的耻辱。
苏联国家更采取步骤保证:结婚应该是一个自愿的合同,家庭应该是一个自愿的社会单位。在苏联,他们常鼓励根据互爱互敬的结婚和家庭,反对用法律的力量或经济的压力强使不愿同在一起的人同居。离婚容易,但有一个条件:对于每一个儿童的养育,父母须担负平等的责任。无论结婚是经过登记或不经过登记,依据苏联的法律,父母两造对于他或她的孩子,都须担负经济的责任。倘若父母分居,通常都由母亲养育孩子;因为这个原故,必须担负经济责任的通常却是父亲。而这种经济责任并不小。因为要保证每一个苏联妇女不必单独担负养育孩子的经济责任,所以每一个父亲如果不是和他的孩子的母亲同居,他必须付出他的收入百分之三十给这个母亲养育一个孩子,付出百分之四十养育两个孩子,付出百分之五十养育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孩子,直到他们达到工作的年龄。这样,关于父母责任的真正的两性经济平等便建立了;同时不勉强男女同居,倘若他们彼此已不再有自然的情爱。
有一件事情,使英国有许多主张两性平等的人心里发生怀疑;这件事就是苏联于一九三六年通过一个法律,根据这个法律,除非为着一个妇女的健康,或要避免遗传病的危险,堕胎是违法的行为。有人认为这个法律是对于两性平等的打击。
关于这一点,最重要的是要参考原来法律的内容;这法律于一九二一年使在苏维埃俄国的堕胎合法化。我们要注意,在这个法律里,没有一个字讲到两性平等,至于堕胎的权利,并不被看作苏联妇女的基本权利。在相反方面,堕胎是被视为一种社会的罪恶,但是这种罪恶,在合法的情形下,其为害比在秘密中进行还比较可以少些。下面是允许堕胎的原来法律的一部分内容:
“在已往的数十年中,用勉强方法堕胎的妇女,其数量在西方和本国里都在增长着。各国法律用来打击这个罪恶的方法,是责罚堕胎的妇女和执行堕胎的医生。这种打击堕胎的方法并不得到良好的结果,反而使手术秘密化,使妇女做牟利的而且常是无知的庸医之牺牲品,这种庸医就是以秘密执行堕胎手术为业的。结果,这样的妇女有百分之五十在执行手术中得到传染病,有百分之四是送了生命。
“工人和农民的政府深知这件事对于社会是一种严重的罪恶。它对于这个罪恶的争斗,是用宣传来劝说工人的妇女避免堕胎。由于为社会主义努力,由于采行大规模的对母性和儿童的保卫,它深信可以使这个罪恶逐渐消除。但是因为已往道德的残余和现今困难的经济状况,仍然强迫许多妇女借助于堕胎手术,……”这件事得被允许在国立医院里执行。
这个法律的主要特点是:它是根据“困难的经济状况”,是暂时的性质。堕胎的权利,从来没有被视为苏联妇女的权利之一,从来没有被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可享受的;它却被看作一种罪恶,它的被采用,只是一时权宜之计,用来对付在不满意的情况下,作违法的堕胎而造成的严重的死亡率。已有事实证明:现在一方面由于节育知识的增加,一方面由于经济安全的感觉也增加,所以妇女不必再那样实行堕胎,因此为着健康的利益计,这个允许堕胎的法律是没有必要的了。在苏联的立法上,堕胎原来就被视为健康的问题,而不是平等的问题。有许多妇女因为可以堕胎,忽略了节育方法的运用,于是便比较不满意的堕胎方法合法化,在某限度内,反而使比较满意的节育方法全被抛弃。
关于这方面,有一件事是我们所应该彻底了解的:苏联对于两性平等的全部方式,和资本主义国家里女权主义者对于此事所采的方式不同。苏联对于此事的注重点是:两性须有平等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权利及机会,同时应以特别的权利赔偿由生育儿童所引起的任何负担。在别方面,在像英国的这一类国家里,因历年的失业,发生各种“人口过剩”的理论,通常所注重的是主张妇女有不育儿童的权利,视为两性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苏联没有私生子的规定,在一九三一年就最后消除了失业,而且没有再发生失业的征象,在那里“人口过剩”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全国的全部经济计划是根据于可用的工人数量,工人愈多,大家的福利也愈好。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人为的限制人口,是没有社会的理由。所以关于两性平等的方式,也有着一种不同的注意点:他们并不因为男子不必生育儿童,也注重妇女也不必生育儿童的权利:他们的全部的注重点是在设备种种情况,使每一个妇女可以在她的健康所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多生育儿童,同时却不致因此遭受比男子所受的更大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担负。这是苏联社会对于此事的注重点,我并且相信这也是每一个进步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失业消除以后,对于此事所要采用的方式。
这样看来,在苏联,妇女的地位不是在家庭里。但是这句话的意思却不是轻视母性,也不是轻视家庭,所注意的只是家庭的组成不是违反男女两造的自由意志,而用武力或经济的压迫来勉强保存的单位。由于给与两性工人以平等的机会,由于社会保险包括对于因怀孕和生育而不能工作者的优待,由于保证父母对于儿童应负平等的责任(无论已婚未婚),最后由于使种种服务的事情社会化(这种种服务,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是要由个别的主妇来担负的),——由于这种种的努力与设备,苏联已有了很大的进步,使同为公民的妇女不必再受做主妇、妻子、和母亲的束缚。但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妇女做妻子和母亲的任务是被废除了;这只是说,妻子和丈夫,母亲和父亲,在每一方面都是平等的公民:有同等的机会从事一种事业;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每一方面,都享受到有效的平等权利;对于社会,对于彼此,和对于他们的儿童,都负有道德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平等责任。
译者注
① Birobindjan是苏联远东一个地方,现为犹太人殖民地,即苏联收容各国流亡出来的犹太人,使他们得在此地建立新社会。
② David Low是英国的著名漫画家。
③ Eton 是英国贵族中学,学生平日都穿大礼服,戴高顶帽,旨在养成未来的贵族绅士。记者在英国时曾往参观,奇怪的景象真堪发噱!
④ 在俄国革命后的初期,仍有雇主存在,不过特加限制而已,后来才渐渐消灭。
⑤ 著者附注:本书付印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刚在开会,讨论由新宪法所引起的各种问题。在这会议里,他们对于“工厂三角”的工作有严厉的批判,认为在现在限制了民主。塞达诺夫(Zhdanov)提到它,认为它已有倾向变成“家庭的结合”,使人对它更难批判的阴谋的集团。只要一旦他们三方面都同意,你试试批判批判他们看!
选出职工会代表参加工厂的管理,这种局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看来,已是长足的进步。但是在苏联,他们已在寻觅更有效的方法,来实行民主的管理与批判。我们可以预期,他们不久还有所改革,使工厂的管理当局,党,和职工会的领导,有更大的独立性,党和职工会的群众对于政策可有更充分的讨论。
⑥ “Daily Herald”,英国的工党机关报,但亦被资本家所操纵,详见拙著《萍踪寄语》初集第九十六页。
⑦ Bolshevo,感化犯人的一个特区,参看拙著《萍踪寄语》第三集第二四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