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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俄时代，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不能读不能写的。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后，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教育委员会的第一个命令就说：“每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在教育的部门，在无知与文盲最占人民中多数的国家里，它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对于这种黑暗状况的斗争，它必须在最短期间办到普及的写读能力。”在苏维埃制度下，人民开始学习写字读书，读报，并在报上写文章。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苏联的每一个机关里都办有它的报纸。
要办真能适合人民需要的报纸，必须得到必要的纸和油墨的供给，以及印报用的印刷机。但是在一九一七年，即苏维埃夺取政权的那一年，这些东西全在富有者的手里，——这些人有足够的财富占有报纸，他们都是劳动的雇主。所以不足怪地在一九一八年第一次苏维埃宪法里有这样的几句话：为着担保工人的有效的言论自由起见，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禁绝报纸对于资本家的倚赖，把出版报纸、小册子、书籍，及其他印刷品所必要的一切技术的物质资源，完全移交劳动阶级和农民：并担保这些出版物能在全国通行无阻。
当时苏维埃政府深切地感到，出版自由，必须据有印刷机和其他出版报纸所必要的工具，才有存在的可能。所以只要印刷机和报纸存货是握在富有者的手里，那只在富有者方面才有出版自由。要为劳动阶级担保有效的出版自由，必须把报纸的所有权给与劳动的人民，因此在革命初期就废除了私营的报纸；用来代替的是人民自己的报纸，由工厂里的壁报到苏维埃国家本身的报。
肃清文盲，并把印刷机移交给工作人民的组织：这个政策使报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在苏联今日，成年的公民能读能写的约占全体人民百分之九十。日报的每日销数自一九一三年的二百零七万份，发达到一九三四年的三千六百四十万份，所已计划的一九三七年的销数是六千六百万份。今日苏联日报在销数上所受到的唯一的限制，是没有够用的纸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像读物的供应这样一个文化问题，也有着它的经济的基础。在今日莫斯科的任何晚间，约在五点钟的时候，可以看到在街上列队等买晚报的现象；一两小时以后，所有报都要卖光。但这不是因为纸比旧俄的时候还要缺乏，却是因为报的销数已大大地增加。因为报纸的需要大增，所以来源不够供给。
如认为上面所说的销数广大的大报就能完全代表苏联的报，这也是错误的。因为除了全国的和各地的日报之外，还有工厂的报和单张的新闻报告，以及随时可见的壁报。讲到日报，我们不要忘却这一切由工厂里的壁报到全国的日报：《新闻报》，政府的机关报；《真理报》，党的机关报；《劳动报》，职工会的机关报。
有几个月，当时我在莫斯科工作，我担任过一个壁报的编辑。如和英国的任何一种日报或杂志的编辑职务比较，在苏联主持出版物的工作是特殊繁重的，因为做这样的一个编辑，无论是对于一个工厂的壁报，或是全国性的日报，有种种责任，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日报编辑所有的。
我们在英国每隔几时可以读到我们报上的读者通信栏。我们知道读者在这一栏可以发表他们对于世间可有的每一个题目的意见，琐屑的例子，可由讨论史密斯这个名字的来源，到约翰先生在威应布顿所听到的夜莺声，究竟是否某著名报纸的一位读者第一次或第二次听到的。我们也知道，在编辑方面，他的唯一的职务是只要把最有趣的信登出来，遇着热烈的争论有控制不住的样子，只要突然阻止它，附登一个短简，说“关于此事的通信现在停载”，就算完事。
一个苏联报纸的编辑委员，无论是属于一个工厂的壁报，或是属于政府的机关报《新闻报》，对于读者的通信都不能用这样轻率的方法对付。因为在苏联的日报，由最小的到最大的，编辑委员里面有几位是用他们的全部工夫细阅读者的诉苦信，调查这些信所诉说的情形；倘若他们的苦痛是真确的，还要设法补救他们的苦痛。
例如一个工人也许写一封信给壁报，说他因病离职以后，没有受到他所应受的全部分的工资。又一个工人也许写一篇短文，说有某工头到厂做工时带着酒醉的样子，写的人也许还要在信里附一张关于这个工头的漫画！还另有一个工人也许说，在某部机器上的保险器不适当；还另有一个工人也许写信说，尽管继续提出要求，厂里的管理处仍然延搁关于原料的供给，结果使工人的业务也不得不延搁起来。
壁报的编辑部收到了这些批评厂内生活的信件之后，它的责任不仅是把这些信发表出来，而且还要调查信内所诉说的事情；发表原信的时候，还要附注已用什么办法解决信里所提的问题。如果所遇的问题是关于保险费的失当，他们便请社会保险代表调查。倘若他认为并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情形，他们也要请他写一个短信答复。倘如果有不公平的情形，那末编辑部便须声明这件事已代纠正。关于上面所说的那个工头，倘若事实果如所说，那末那篇短文和所附的漫画必然要登出来的，还要附上编辑部的严厉的评语，可能地还要请厂里管理处采用维持纪律的办法。关于上面所提及的机器上保险器的问题，这是职工会所派的保卫劳工代表的事情，他们也要请他对于此事有所说明。最后讲到工厂管理处延搁原料供给，这件事要编辑部自己用全力督促管理处采用必要的步骤，按时供给原料，由此避免延搁的弊病。
这样看来，可见一个壁报编辑部的任务不仅是出版报，也要调查诉苦，并设法解除苦痛；这样使报纸成为人民的一种有效的工具，用来争取种种更好的状况。关于这一点，苏联的全国性的报，和地方性的报，也没有什么差异。
也许有许多读者记得，在第一次五年计划正在实行的几年里面，在英国报上，可以看到关于苏联的工厂对于计划出产失败的伤心故事。尤其使同情苏联的英国读者骇异的，是苏联本国的材料被引证着，作为这些故事的根据。例如我们在报上可以看到，在斯达林格勒工厂里，一日有两辆拖曳车可造成，第二天三十辆，随后一百辆，随后因为生产上某些程序有错误，全部业务延滞，竟又回到一日两辆。英国报上的评论便要无情地指出，说“这些俄国人”永远不能学会使用机器，所以全部五年计划是惨败。
但是不管有这样不利的评论，不管或者因为苏联报纸自己完全公布斯达林格勒工厂以及其他宏大的新工厂的种种困难，他们仍然可以渡过难关。如果我们对于当时闹得满城风雨的那种种事实，作更深刻的研究，我们便要发觉，随着第一次五年计划的那一切困难和混乱，并不一定是苏联所特有的状况，也在其他任何地方每个新的大工厂里，以种种形式出现。在苏联的这种工厂和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相类的工厂，这二者之间的基本的差异是：在苏联，他们的每一困难，都公布在报上；而在资本主义的状况之下，同一困难却被完全掩没起来，不许公布。
假使有一个新的福特厂，已开工之后，在几个星期里面所造成的产品只是原计划的一半。又假使这个消息泄漏到报上。这便要使福特有限公司的股价大落；这个公司的信用大受影响；结果发生恐慌。这样的恐慌，在某些事例里，竟可以使刚才发动第一个工厂的新公司被毁而不能再存在。
但是这同样的每一困难，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是被掩没的，因为它要破坏公司的名誉，而在苏联却可在报上完全公布，让人知道。因为使全体人民不但注意满意的事情，也注意不满意的事情，苏联的报纸由这样的方法，刺激公民努力改善，结果反使全社会受到利益。
由于这样政策的结果，所以在苏联报上，关于一切营私舞弊的最可怖的故事，都可以公布出来。我记得在几年前，在英国有个反苏的宣传机关编行一种小册子，里面并排引证两个报上的记载，一个是英文刊物《今日的俄国》，还有一个是苏联的职工会机关报——《劳动报》。例如在《今日的俄国》里有这样的记载，有一千个新的托儿所，为着劳动阶级的母亲建立起来了。而从《劳动报》上却被引证着一般可怕的故事，说怎样在一个城镇里（假定说是明斯克），有一个“铁锤和镰刀”工厂，那里设立了一个新托儿所，地板是潮湿的，在附近的地方有个猪栏，臭味薰蒸到全所。这个小册子特把一连串这样的可怖的情形，由《劳动报》上搜集出来；在《劳动报》是把这些事实举作例子，指摘某个职工会的组织，或某个工厂的当局在工作上的可耻；而这个小册子却用来抵消《今日的俄国》所述的影响一万万七千万人的宏大的发展，而所用来抵消的可耻的失败故事，最多影响到一千人。苏联的报上所以引述这些故事，目的是在使这样的混乱情形减少到最低限度，和编刊这个小册子的动机完全不同。
苏联的公民写信给在苏联的一个报纸，他心里明白，在表示他的意见里面，他将要发动一些动作，假使他所诉说的情形是正确的，这一些动作便能解除他所诉的苦痛。这样，苏联的公民享受有效的发表意见，有两种性质。第一，他能在报上诉说的事情，如在别的国家，一个寻常的工人是不可能作这样的批判的。第二，他知道，在他诉说了之后，有关系的当局会在行动上注意这种苦痛的解除。
我说寻常的工人在别的国家里，不能公开表示关于重要的诉苦意见，像在苏联可有无数的方法在报上发表。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心目中有这样的事实：在英国今日，倘若我对于一个公司或一个机关的服务情形，或对于一个个人的工作，要表示不满意，我没有权利唤起舆论对于此事的注意。因为在英国，要发表对于一个人或一个机关的不满，无论是怎样正当的，倘若这似乎是要妨碍他们的营业或名誉，这是被视为毁谤，可被依法起诉的。不但私营的公司能掩没在苏联报上可以发表的那种困难（如上面所说的斯达林格勒工厂的例子），就是寻常的公民，对于各种机关和官吏有所不满，也不能通过报纸，唤起舆论对于此事的注意。唯一可能的行动是诉讼，但是诉讼的费用浩大，只有富有者的主要的冤抑才能用这样的方法解决。
这样看来，苏联的报纸能发表两种批判，多少都是英国报上所没有的：对于各种公务机关工作的批判；对于负责人的工作的批判。这两种批判，在一个私营工厂的国家里，都于有关的公司有损害的，于雇主对于工人的权威也有损害的，所以是被禁止的。
在前面我们讨论工厂壁报的时候，曾提出关于管理和编辑职务的问题。我们知道工厂壁报的编辑是由职工会委员会委任的，这委员会是由工人选出来的，它对工人负责。至于全国性的报纸，是怎样管理的呢？
工厂里的壁报是职工会在该厂里的机关报。《新闻报》、《真理报》、或《劳动报》，是苏联的三个主要的全国性的报纸。在原则上，工厂壁报的管理和《新闻报》、《真理报》、或《劳动报》的管理，其间没有什么差异。因为在苏联，一切报纸都握在工作人民的组织的手里：例如在一方面，有他们的工厂职工委员会；在别一方面，有他们的全国职工会总部，和他们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工厂里，壁报的编辑是由该厂的职工会所委任，对该厂的职工会负责。讲到全苏联的范围，全苏联的职工会有一个中央机关报，即《劳动报》；这个报的编辑是由苏联职工会总部委任的，他对职工会总部负责。《莫斯科晚报》的编辑是由莫斯科苏维埃所委任，他对莫斯科苏维埃负责。全苏联政府的机关报，即《新闻报》，它的编辑是由苏联政府所委任，他对苏联政府负责。《真理报》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它的编辑是由党的中央委员会所委任，对党的中央委员会负责。
除了各职工会的、各地苏维埃的、以及全苏联政府的无数的出版物，连同政府各部和党的无数的出版物，还有许多其他的出版物——周刊和月刊——由国立出版局发行；还有儿童的期刊，由儿童出版局发行。此外还有许多各种各式的出版物，由种种组织出版。但是这一切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它们都是对人民负责的组织，并不是富有的个人所私有的，为着利润而经营的公司。
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苏联报纸的管理的本质，然后才能明白：苏联宪法所保障的“出版自由”，和今日在英国的“出版自由”，彼此间实有绝对的基本差异。倘若我们检查英国今日报纸的发行情形，便可发现有最大多数的日报、周刊、和月刊，都是私有的财产，为着利润而经营的，是那些有足够的财富办报的人们所私有的。就是《每日传知报》 ⑥ ，其中有大多数的股子被一个联合股份公司所有，也应该归入这一类。和这个报相对的有英国共产党所办的《每日工人报》和合作运动社所办的《雷诺尔报》（“Reynold's Newapaper”），是在英国仅有的，可以自承是代表工人阶级组织的全国性的报纸。可是英国人民里面却有百分之七十五是工资劳动者，而可以自承代表他们的报纸却只有这一些。除大报外，还有种种小的周刊和月刊，职工会和合作运动的刊物只占着全数里的一小部分。我们试看看车站上的任何书摊，或跑进任何报纸代派处，我们又可以发现，在那里售卖的最大多数的出版物并不是工作人民的组织所出版的（所谓工作人民即工资劳动者，占英国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五），却是最少数人所出版的，这最少数人仅占英国全人口中百分之一，可是他们在实际上却据有了英国的报纸。
在英国，如和法西斯的国家比较起来，那当然有个绝对真确的事实，就是英国劳动阶级的组织有权利出版他们自己的报纸和杂志，所需的条件是他们有着必要的经费。在这个限度内，他们是比法西斯主义之下的情形好些。但是我们如看看一般的书摊，或看看英国今日所出版的报纸名单，便可以看出，今日实际上存在着的出版自由，是有利于财产所有者，反对大多数人民（即工资劳动者）的组织。
在苏联，“为着工作人民的有效的言论自由起见”，报纸已由私人的手里移交到工人、农民、和士兵的组织。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这种所有权移交后所得的结果。我们也已看到，苏联的工作公民有两种途径享受有效的言论自由，不是在别的国家里工作公民所享受得到的。第一，报上的材料是由他写的，不是少数特权阶级的人写来给他看的；第二，他所写的是有实际的效力，因为能由此引起具体的行动，来消除营私舞弊，恶劣习惯，无效率，和不公平的情形。和别的国家比较起来，苏联的工作公民所享受的言论自由是有着两面效力的工具，好像双锋的利剑一样，用来反对那些由于恶意或懒惰，忽略或单纯的无效率，阻碍人民一般物质和文化水准提高的人们。苏联的报纸真够得上称为民主的。
讲到这一点，也许有某些读者要插问这句话：“哦，但是在苏联并没有反对的报纸，这可算是民主吗？”这句话的回答是别一个问题：“什么是反对？”如果你的意思说，所谓“反对”是指公开揭发每一种的不公平、营私舞弊、和无效率，揭发不能称职的个人，那末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批判在苏联是存在着，其程度非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所能及。但是如果在别一方面，你的意思是指在一个苏联的报纸上可以有发表反苏维埃的意见之权利，或是指在一个苏联职工会的报纸上可有发表反职工会的意见之权利，那末这种“反对”不是苏联报纸的编辑所允许的。但是这种“反对”也不是其他地方任何民主团体的正式机关报所允许的。任何一个社会团体所办的报纸，都不允许采用与该团体的利益相反的政策；犹之乎一个私人所有的报纸，也不能违反老板的意志。报界大王不会允许他的报纸反对他的政策；在英国，职工会所办的刊物也要代表该团体说话，不许违反该团体的意见。如果要求苏联的报纸反对苏维埃的政策，这种要求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向任何报纸提出的，无论这报纸是私有的，或者是依民主的方法而为公共所有的。要求报纸违反它的所有者的政策，而不表现它的所有者的政策，这是可笑的请求。唯一严重的问题是：在苏联，谁是所有者？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苏联的人民自己，通过他们自己的组织，成为所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