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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实践是统一的，总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一个人所承认的理论和他的行为之间有必然的关系。这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实践不会和他的理论发生矛盾，却是说倘若这两面有了矛盾，必有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却是和实践有着密切关系的。最简明的例子是说谎。倘若我说我未曾做某事，而在实际上我却做了，那末我的理论和行动之间显然便发生了矛盾。但是为什么有这样的矛盾？这里面便有着它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却是和他的实践有着密切关系的，不是理论的。任何有意的说谎，总有一个为什么要这样说谎的实际的理由。有的时候，说谎是出于无意的，说出的话不但欺骗了别人，同时也欺骗了自己，通常叫做“自欺”。“自欺”当然不是出于有意或心里知道，却是由于不知不觉中受着自己成见的影响，受着潜伏着真正的动机所影响。这种毛病，常人是很容易犯的。例如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人们对于他们所本来讨厌的人，评判得特别苛刻。他们自己以为在说老实话，而在旁观者清的我们，却知道他们的偏见是受着他们对于这个人的厌恶心理所影响，而他们的这个厌恶心理却是有着实际的理由，不是理论的。所以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并不是说理论和实践总是能彼此融合的，却是说这两面有着必然的关系；倘若这两方面发生矛盾的时候，必然都有着实际的理由。换句话说，理论常为实践所决定。
这样看来，一个人自己在嘴巴上承认的所信仰的东西，未见得就是真正信仰的东西，甚至有许多人自己还莫名其妙，不觉得自己是在欺骗自己！但是遇着这样的情形，我们怎样能判断这个人究竟真正信仰什么呢？我们不能根据他所说的或是他所想的，必须观察他在行动上所表现的是什么。我们如看见任何人的行动和他所自认的信仰矛盾，便立刻可以判断他并非真正信仰他所自认的原则。你如要知道他真正信仰什么，你必须研究他的行动上的表现，不能仅靠研究他说些什么或想些什么。
这个原则似乎是很简单明瞭，人人可以同意的。但是我们如把这个基本原则应用于实际，便有很重要的意义。例如我们对于任何政党，或任何集团，或任何个人，不能仅看了他们嘴巴上所承认的党纲或理想，便相信它是真确的，必须坚持地把他们所自认的理论和他们在行动上的表现比较比较。你如果要知道一个政党究竟代表了什么，你必须很不怕麻烦地仔细研究它在行动上的表现究竟是什么。例如有自命什么主义的政党，我们仔细研究它在行动上的表现不但不能实现它所标榜的主义，而且是反而要阻碍这个主义的成功，那末我们便可断言这个政党不是这样主义的政党。不但如此，我们发现理论实践不符的时候，还要研究这里面所潜伏着的实际的理由。你并且可以发现这个实际的理由总是含着有欺骗的作用，无论是出于有意的，自觉的，或是出于无意的，不自觉的。因为决定这个政党的行动是有它的真正的动机，不是该党所承认的动机，无论这真正的动机是否主持该党者所自觉，但是对于一般人是具有欺骗的作用却是一样的。行动既然决定理论，我们要信任任何政党，我们所要注意的不是他们说要做什么，或想要做什么，却是在实际上他们做什么。不但我们对于任何政党要这样，对于任何集团或个人的观察，都应注意这基本的原则。
实践决定理论，真正的理论也有着领导行动的功用。所谓真正的动机，跟仅在表面上标榜着而实际上和实践不符的理论或动机不同，是指真有领导实际行动的理论或动机，虽则在行动者的本人有的是自觉，有的是不自觉的。倘若一个人不知道他的真正的动机所在，那末他的行动是盲目的，盲目的行动有着很大的危险性，因为理论是实践的眼睛。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理论来做行动的基础，同时要使实践和理论融合起来。
“理想为事实之母”，这句话好像是很合于真理的，尤其是因为很耳熟的一个成语，我们往往不加思索地把它认为确切不变的真理。其实我们如仔细思量一番，便知道这句话有着语病，因为很容易使人误会，以为理想是可以超越现实而凭空虚构的，不想到自古以来任何大思想家的理想，都有他的现实的社会背景，都是事实之母，而不是凭空产生的。由事实产生的理想，再由这理想而影响到后来的事实，这诚然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由这样的观点看去，说“理想为事实之母”，这句话原也讲得通，但是还不可忘却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便是要在现实上运用这个理想，必须从现实做出发点，必须顾到当前的客观的事实，不是能够抛开你当前的现实而可以立刻或很顺利地实现你的理想。
哲学家的重要任务是要改变世界，而不是仅仅用种种方法解释世界。人类是能够改造历史的。所以我们要推动历史巨轮的前进，不可屈服于现实，必须负起改造现实的使命，但是要改造必须从现实做出发点，不能抛开现实而不顾，这是很显然的。例如你要改造一所屋子，你必须根据这所屋子的种种实际的情形设计，无论如何是不能抛开这所屋子而不顾的。
我们倘若能常常牢记着我们是要从现实做出发点，便不致犯近视病的苦闷，悲观，为艰苦所克服的等等流弊。
我们闭拢眼睛静思我们理想中的中国，尽管是怎样的自由平等，愉快安乐，但是你要实现这个理想，必须从现实的中国做出发点；现实的中国不能这样完全的，是有着许多可悲可痛的事实，是有着许多可耻可愤的事实，我们既明知现实的中国有着这种种的当前事实，又明知要改造中国必须从现实做出发点，便须准备和这种种事实相见，便须准备和种种事实斗争，这是意中事，是必然要遇着的；从事实做出发点的斗争，决不是没有阻碍的，有阻碍便必然地有困难，解决困难也必然要经过艰苦的历程，这是意中事，也必然要遇着的。其实中国如果是已像我们理想中的那样完全了，那就用不着我们来改造；改造时如没有阻碍，没有困难，那也用不着我们来斗争。倘若你一方面要改造中国，要排除阻碍，解决困难；一方面却因中国的糟而苦闷，悲观，怕见阻碍，怕遇困难：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矛盾所给与你的痛苦，是因为未曾注意要从现实做出发点！如果我们注意我们必须从现实做出发点，我们既不能像孙行者的摇身一变，脱离这个现实的世界，翻个筋斗到天空里去，那末我们只有向前干的一个态度，只有排除万难向前奋斗的一个态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必须从现实做出发点，现实就根本是有缺憾的，必然是不完全的，必然是有着许多不满意的，甚至必然是有着许多事实令人痛心疾首的，我们既不能逃避现实，就不能逃避这种种，就只有设法来对付这种种；一个人或少数人来对付不够，就只有设法造成集体的力量来对付。
现在有不少青年有志奋斗，但同时却有许多逃不出苦闷的圈子。苦闷是要消磨志气的（虽则在某一场合也可以推动奋斗），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必然地要从现实做出发点。
我最感到愉快的一件事是展阅许多读者好友的来信。有许多信令我兴奋，有许多信令我感泣，有许多信令我悲痛，有许多来信令我发指。
最近有一位读者给我的信，劈头就说：“你是没有固定的地位的，所以你肯奋斗，这是我所以特别敬重你的缘故。”下面他接着下去讨论些别的事情。
我凝望着劈头这三句话，静思了好些时候。我当然很感谢他的好意，把“肯奋斗”的话来勉励我，虽则我自己是十分惭愧，对社会并未曾“奋斗”出什么好的贡献。他认为一个人肯奋斗，是因为他没有固定的地位。这一点却很引起我的研究兴味。什么是“固定的地位”，这位读者并未加上什么解释。猜度他的意思，也许是指稳定的地位。例如失业的人，他的地位便不稳定。失了业的人，或是所有的职业已靠不住的人，想法得到职业，或得到稳定的职业，这是人情之常，不但未可厚非，而且是很应该的事情。但得到职业或职业稳定以后，未必就不肯奋斗。所以我转念又觉得这位读者所指的“地位”是会有使人堕落的效用，至少是含有使人保守不求前进的效用。例如做了资本家，做了大官僚之类的东西。倘若这个猜度是对的，那末所谓“奋斗”也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因为未得到这样的地位，所以要奋斗去得到；一种是因为没有这种地位使一个人腐化或保守，所以他能向较有贡献于社会的方面奋斗。前一种的奋斗是不值得“敬重”的，所以我想那位读者所指的是后一种的奋斗：即不是为着自己的地位干，是为着社会的或大众的福利干。
倘若我们有了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个人的地位原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尤其在中国现在所处的地位，我们尤其要撇开个人地位的私念，同心协力于增高国家民族的地位。多在国外游历的人们，对于这一点应该有更深刻的感触。无论你怎样神气活现，无论你在国内是有着怎样高的地位，他们看去都是中国人——本来都是中国人——他们若看不起中国，任何中国人当然也都不在他们眼里。华侨的爱国心比较热烈，这便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只要想到中国的国际地位怎样，个人的地位就更不足计较了。
当然，我们所努力于中国国际地位的增高并不是要步武侵略国的行为，并不是羡慕侵略国的国际地位。我们要首先努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努力使中华民国达到自由平等的地位。当前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是我们做中国人的每个人心坎中所明白的；当前什么是我们民族解放的大障碍物，什么是我们国家自由平等的刽子手，是我们的中国人的每个人心坎中所明白的。说得实在些，中国在国际上可以说是已经没有了地位！你看见那一个独立的国家可以坐视敌人的铁骑横行，宰割如意，像现在的中国吗？你在各国报章杂志上看到批评中国的文字，总可以看到“中国”这个名词是常常和世界上已亡的国家相提并论的。我们看着当然是要气愤的。在这种时候，谁的心目中都只有“中国”这个观念，都只有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怎样的念头，至于个人的地位怎样，是抛诸九霄云外的了，但是徒然气愤没有用，我们现在必须集中火力对付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的残酷的侵略；这是当前唯一的第一件大事，是要我们全国万众一心，勇往奔赴的。只须这第一件大事成功之后，什么其他的问题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到那时我们的宪法里也尽可以订有：“中国对于因保护劳动者利益，或因他们的科学活动，或因争取民族解放而受控告的外国公民，都予以庇护权。”
这是我们的民族国家未来的光明的地位，是要我们用热血作代价去换来的，是要我们肩膀紧接着肩膀，对准着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作殊死战去获得的。
让找们抛开各个人的地位，共同起来争取中华民国的自由平等的地位吧！
在现在的中国里，除汉奸卖国贼外，大概都不免在苦闷的气氛中。尤其是热情横溢的青年，他们特富于敏锐的感觉，纯洁的心情，每日展开报纸所看到的记载，尽是民族的敌人横行无忌，激进侵略的事实，悲愤的情绪，实有难于抑制之苦。想不干吧，做了中国人，逃不出中国的现实；你有眼睛，所看见的无法逃避中国的实况，你有耳朵，所听见的无法逃避中国的实况。要干吧，又苦于满地荆棘，不知道从何着手。这样处于不干不是干又不得的苦境，当然要感到难于摆脱的苦闷。这种苦闷已普遍于一般人，尤以青年们为尤甚。
极端苦闷的结果，大概不外两途：一是由苦闷而更努力于寻觅出路，终于得到了出路；一是索性颓废，自暴自弃。当然，这里所谓寻觅出路，指的不是个人的出路，一则在现状下，整个民族没有出路，个人实在无法觅得出路，二则看到整个民族到了这样惨痛的境地，个人的出路也不是值得十分注意的问题。所以大家所注意的，都集中于怎样使整个民族可以得到出路。
谈到这里，便要牵连到认识的问题。认识不正确，不清楚，还是要钻到苦闷的牛角尖里去。为什么？因为一个民族的出路，在时间上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全达到的；在人力上也不是由一二人或少数人所能单独完成的。所以就是你看清了整个民族的出路，在目前，至多是你在工作上有了一个灯塔，知道向什么方向干去。在你干的历程中，还不知要经过多少的艰苦困难，要受到多少的磨折麻烦！你倘若经不起这样的艰苦困难，经不起这样的磨折麻烦，你根本就未曾认识这是在干的历程中必有的阶段，就要因此仍然感到苦闷。这是先要弄清楚的第一点，其次，民族解放的工作是要靠大众来参加共同奋斗，不是可以像“英雄主义”的幻想，可以由一二人或少数人一举手一投足之劳就可以成功的。所以我们的工作要注意于说服多数人，推动多数人来参加我们的阵线；这是需要很忍耐的，很坚毅的，很不怕烦的实际工作。倘若你未认识这是在干的历程中必有的阶段，也就要因此仍然感到苦闷。这是要弄清楚的第二点。最后，有些人希望在一种现成的理想的环境中干自己所要做的救国工作，以为非舍去原有的职业是无可为的；倘得不到，又在苦闷上加上苦闷！其实这也是由于认识的错误。救国的工作是由各种各样工作配合而成的，各人应就各人的力量和境地，从现实做出发点去干的。倘若希望有个现成的理想的环境，那是只有到乌托邦去，那只有始终在苦闷的气氛中翻筋斗，交臂失去了许多可以干的机会，这是多么可惜的啊。
个个人有工作的义务，也有工作的权利。我们不应在社会里做寄生虫，而且一方面有自维生计的必要，一方面对于社会有各尽所能以作相当贡献的必要，所以我们无论为己为社会都有工作的义务。但是这种义务，同时也是我们应有的权利，所以有些国家的宪法就把人民应得工作列入国家应为人民保障的权利。尤其是在不合理的社会里面，因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往往一个人的失业，并非因为他的懒惰，或是不负责，或是能力不够，却是为着社会的经济恐慌，使他不得不失业。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就可以对国家或社会提出工作的要求，因为这是他所应有的权利。我们常常看到或听到各国失业工人的游行示威，或失业者举行的什么“饥饿队”，弄得当局手忙脚乱，想出种种方法来抵塞，也就是失业者群的要求恢复工作的权利。
工作的效用，一方面靠着维持自己的生计，一方面藉着对社会有多少贡献，就一般说来，这可以说是工作的意义。中国的传统学说，向来很不喜欢言利，所以常把维持生计的一点搁开不提，只提起认为冠冕堂皇的“社会服务”。其实做工要吃饭，原是当然的事情，用不着表示羞愧。不过“社会服务”，也占着很重要的位置，那是无疑的。固然，“社会服务”，这个名词，已被滥用得厉害，在许多地方已失却了它的原义。剥削压迫者也往往利用这个冠冕堂皇的名词来欺骗被剥削被压迫者，所以在今日所谓“社会服务”的价值，有许多地方是需要重估的。
以上还是就一般的寻常的情形说。现在是中国的一个特殊时代，是中国民族生死存亡最迫切的一个时代。工作在这样的时代里自然也增加着特殊的意义。这意义便是：我们必须尽量使我们的工作对于民族的解放运动有着多少的贡献。对于这方面的贡献越大，越有意义。
但是这里却很容易引起一种误会，以为救国既是大事，好像人人都应该抛弃他的原有的事业去干“大事”，换句话说，他便把原有的事看作小事，原来肯负责任的，现在不肯负责了；原来感到兴味的，现在不感到有兴味了。当然，我们如能在一个整个救国计划下做一部分所能胜任的工作，这是最有意义的。不过在这样的整个局面未到以前，我们却也不是无事可做，而且在许多场合也可以利用自己的职务，直接或间接对救国运动有所贡献。事无论大小，只有能尽着自己所有的力量，使自己的工作在这方面有着多少的帮助，在这个人便是有了最大的贡献，他的工作，便是有着深切的意义了。
以上仅就个人方面说，倘能有机会参加集团的工作，那工作当然更可以有较重要的意义。可是这种机会却也不是可以坐待的，也还是要靠你自己先有努力的表现，然后声应气求，不怕没有集团的工作可以参加。
工作有没有大小的分别？就一般的观念说，工作似乎是有大小的分别。我们很容易想到大人物做大事，寻常人做小事。这种观念里面，也许含有个人的虚荣心的成分，虽则没有人肯这样坦白地承认。但是有的人要想做大事，不满意于做小事，不一定出于个人的虚荣心，也许是出于很好的动机，希望由此对于社会有较大的贡献；依他看起来，大事的贡献较大，小事的贡献较小，因为要对社会有较大的贡献，所以不愿做小事，只想做大事。这个动机当然是很可嘉的。我们当然希望社会上人人都有较大的贡献，于是对于能够有较大贡献于社会的人们，特别欢迎。
不过什么样的事可算做大？什么样的事只能算小？什么样的贡献可算做大？什么样的贡献只能算小？这却是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易有一致的见解。
我们如在军界做事，就一般人看来，也许要觉得做大将是比做小卒的事大。但是我觉得做丢尽了脸的不抵抗的大将，眼巴巴地望着民族敌人今天把我们的民族生命割一刀，明天把我们的民族生命刺一枪，而不能尽一点军人卫国的天职，做这样的不要脸的大将，实在远不如做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时的一个小卒。在这样的场合，一个小卒的工作对于国家民族的贡献反而大，一个大将的贡献不但是小，而且等于零！
也许你要驳我，说对民族敌人不抵抗的不要脸的大将，当然是太不要脸，对国家民族不能有什么的贡献，这诚然是不错，但是如做了真能抗敌卫国的大将，那便有了较大的贡献了。这样看来，大将的工作仍然是比小卒的工作大，大将的贡献仍然是比小卒的贡献大。
我承认这话确有一部分的理由，不过我们要知道一个军队要能作战，倘若全军队都是大将，人人都做指挥官，这战事是无法进行的；反过来说，倘若全军队都是小卒，如同一盘散沙，没有人指挥或领导，那末这战事也是无法进行的。所以在抗敌卫国的大目标下，大将和小卒在与敌作战的军队里虽各有其机能，但是同有贡献于国家民族是一样的，在本质上，工作的大与小，贡献的大与小，原来就没有什么分别的。硬看作工作有大小，贡献有大小，这只是流俗的看法罢了。
宜于做大将的材料，我们赞成他做大将；宜于做小卒的材料，我们也赞成他做小卒：从本质上看来都没有什么大小高低之分，我们所要问的只是他们为着什么做。
前几天我和诸位谈过工作的意义。我以为工作的有无意义和工作的大小没有什么关系。有意义的小事比无意义的大事实在有价值得多，我们做起来也感觉到特别有趣味得多。
关于这一点，我想起在美国游历时候的一件有趣的事情。我和一位美国朋友一同游历到了美国中西部的密尼爱普利斯，我们因为要观察并调查美国的农民对于生活改善的奋斗情形，有人介绍到一个农民的集团组织去。这集团组织是美国全国农民最前进的一个机关。我们两个人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很欣幸地遇到另外两个相识的美国青年朋友。他们也是来游历的，也是要到该处调查农民斗争的情形。我们相见之后，当然握手言欢，很畅快地痛谈了一番。他们是比我们两位前三四天到的，原来是打算早一日动身到别处去，但是因为这个农民组织的机关正在筹备召集农民大会，需要写几千个信封，备作发通告之用。这种前进的机关往往因经费有限，事多人少，这几千个信封是需要托许多人来尽义务帮写的。他们两个人已帮忙了两天。写信封是一件很寻常而机械的工作，但是我看他们的样子，简直对于这种毫无酬报的工作感到很深切的兴味。理由很简单，因为这前进组织里的人都是披肝沥胆替美国的革新运动努力的，帮助他们多做一分工作，就是替美国的革新运动多尽了一些力。这很小的事情里面实在含有很大的意义。不但这两个美国青年朋友给我以很深的“因士披里纯”（Inspiration），我在美国游历各地就遇见不少这样热诚于革新运动工作的青年朋友。我陶醉于他们的令人永不能忘的真诚友谊之外，还敬佩他们对于工作——无论怎样微细的工作——只要对于革新运动有意义的，都兴会淋漓地干去。
且说我和我的美国旅伴到了该处之后，看见他们还有许多未写的信封待人帮忙，我们都自动地答应多耽搁一天，替他们写一些。我长时间坐下来专门写信封，倒是生平第一次，但是我写的时候并不觉得这种机械工作的乏味，不但不感觉得乏味，而且觉得有着很浓厚的兴味，尤其是在我们已和那机关的几个办事人详细谈论了关于美国农民的革新运动的种种令人赞叹钦佩的英勇事实，而且这运动就是在该机关领导之下迈进的。我和我的旅伴很辛苦地手不停挥地写了一天的信封，不但毫无酬报，而且中饭晚饭都是自己挖腰包的。但是我们俩都兴味淋漓地干着，都不知疲乏地很勤慎地干着。干完之后，我们俩相视而笑，彼此好像暗中会意，我们是很高兴地干了一件有价值的工作！
五四运动的文化界领袖之一的胡适博士，最近南下，在上海候轮放洋，将以中国首席代表的资格，去美国出席太平洋学会。据说此外胡适博士要在美国讲学，而且顺道游历欧洲各国。这是一件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
胡适博士最近的政治主张，有许多地方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不仅是我们，凡是热血的中国人大概都不会愿意跟随胡适博士，退到勘察加去，而且胡适博士一面主张把东北四省送给外人，一面又主张中央下令讨伐西南，薄于己而厚于人，也未免过火了些。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承认胡博士是十余年前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至少我们相信胡博士是国内代表实验主义思潮的著名学者。
因为是实验主义学者的缘故，胡博士有一个特长，就是发见客观事实证明了主观认识的错误的时候，他马上可以纠正过来。例如以前胡适博士主张放弃东北，保全华北。但到了去年日本继续进攻华北的时候，胡博士就再三当众认错。这种勇于改过的精神，不仅表现了实验主义的精神，而且是我们青年人所应奉为模范的。
现在胡适博士快要去美国了。胡博士是崇拜美国的。这次旧地重游，我们推想胡博士一定能够用实验主义的精神，观察许多新的事实，甚至因此根本改变一向的观点，也未可知。因为近几年中，失业危机的增加，复兴计划的失败，使美国社会走入一个新趋向，使新大陆思想界发现一个新天地。抚今思昔，这对于实验主义的胡博士，一定会引起很大的感触。此外，今年太平洋学会开会时，苏联代表第一次出席会议，而且把五年计划的成绩列入议程。胡博士似乎不妨顺便询问一下：苏联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是否由于逃避到勘察加的结果，还是由于苏联人民大众努力奋斗的成果。我想苏联代表一定会给予胡博士以正确的答复。
以上不过是随便说说。最后我们郑重希望胡博士这次赴美，担负一个重大的使命，就是向美国人士宣传太平洋安全的重要，远东和平的危机和中国被侵略的事实。因为我们认为中美苏三大倾向和平的国家，是目前太平洋的真正的安定力。这三大国要是一旦携手合作，共同防止侵略，不但世界和平有望，中国民族独立自由也有了保障。
胡适博士是中国文化界领袖，而且也是美国人所崇拜的著名中国学者。所以胡博士要是以国民外交代表的资格，向美国朝野游说宣传，并且在太平洋学会公开提出讨论，对于太平洋集体安全制度的建立，一定有极大的效果。太平洋集体安全有了办法，垂危的中国也就不至束手无策。至少这一条路线，总要比勘察加路线更光明得多。
因此，我们竭诚盼祷胡适博士为民族前途努力奋斗；将来远游归来，不要使我们失望！祝胡适博士健康！
国联大会于六月三十日在日内瓦举行，阿皇塞拉西发表沉痛激昂的演辞，各国舆论多认为是国联有史以来最动人的一幕。阿皇的态度沉静而尊严，言词坚决而悲壮，历时五十分钟才完。侵略国的意大利不是口口声声以在阿国“宣扬文明”自豪吗？阿皇在这演辞里却揭发了意大利用毒瓦斯和他种延烧性的液体，屠杀成千累万无辜阿民的最残酷的最野蛮的行为。全场人士静听他的演词，都受到很深的感动。
据路透社日内瓦电讯所述，当国联大会开会时，意国的总领事原在外交官厢廓中旁听，一到阿皇开始演讲时，他就立刻溜之大吉。宣扬文明应该是一件很荣誉的事情，何必这样心虚呢？可见用毒瓦斯残杀无辜人类究竟和宣扬文明是两件事，虽在外交的文件上尽管硬着头皮吹着，在大庭广众之前究竟不免有些汗颜无地吧！
意国的总领事知道“宣扬文明”的可耻，早溜之大吉。却有许多意国的新闻记者因“宣扬文明”而老羞成怒，在新闻记者厢廊里故意叫嚣噪闹，作口笛的喧闹声，并对阿皇加以辱骂，叫他做“小黑奴”，被警察到场拘捕，会场中人有许多鼓掌欢呼，庆幸这些新闻界的败类得到法律的制裁。尤其可笑的是大会里有一个招待员是在欧洲得过轻拳锦标的运动健将，膂力过人，当捣乱会场的意国记者被拉出时，有一个意国记者特别横蛮，阻止他的同伴被拉，这位运动健将把他掀倒在地上，可谓痛快之至！
在国联表演这又一幕的悲喜剧里，我们很显然地可以看出大多数人对于阿皇的沈痛陈词是表示着很深厚的同情，对于侵略国的“宣扬文明”是表示着很义愤的鄙弃。阿皇演说完毕，全场掌声雷动；捣乱的意国新闻记者被捕，在场人士鼓掌欢呼：这都是很明显的例证。当然，这并不是说国联真能主持正义，更不是说被侵略的国家可仅靠他人的旁观同情而能挽救危亡。其实阿皇所以能引起大多数人的敬重和同情，还是因为他曾经很坚决地很英勇地抗拒过侵略国的进攻。
可是在二十年前，在世界上以平等待遇弱小民族的新国家未出现以前，在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怒潮未涌现以前，侵略国的“宣扬文明”就可便利得多，用不着心虚，也无须老羞成怒；现在时代不同了，侵略国的内部危机和被侵略者的继续抗斗，必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形势。这是被侵略的国家所应有的认识和信心。
我最近因事由香港到上海去，老友毕先生因我病了好几天刚好，在船上还须赶还一些文债，天气又奇热，承他体恤我，替我买了二等的舱位，所以一向常坐三等舱的我，这次居然坐了二等舱，不知怎的心里不禁感觉到惭愧的情绪。但是我上船以后，在这两天的短短航程中，冷眼旁观，却得到一些关于二等舱里面的“剪影”，寄给本栏的读者，这也许可算是一点意外的收获。
同舱的乘客约有三四十人，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外国乘客，听他们的口音，都是美国人。有几个美国男女孩子，身体非常健康可爱。这使我回想到游历美国南部时，亲看到“穷白”的男女孩子，因营养不足，也面有菜色，骨瘦如柴，和这些健康活泼的孩子大不相同，虽则他们是美国的公民（“穷白”即在美国所著闻的“Poor White”，指美国南部的穷苦的白种劳动者）。
西洋的布尔乔亚在船上吃晚餐时，向例是要把外衣穿得整整齐齐才走进餐厅的，无论天气怎样热，都是这样，这倒不如三等舱来得自由。他们的妇女在晚餐时，更是打扮得花枝招展，每次换一套新衣。其实他们每天总换两次或三次的衣服。有几位中国的摩登少奶奶，也学着这同样的派头。好看诚然是好看的，但是犹之乎那几个健康活泼的美国孩子使我回想到在美国南部所看见的“穷白”的孩子，这几个服装美丽，一天换穿几套的摩登少奶奶，却也使我想起我国西北连裤子都没得穿的大姑娘。
在餐厅里，我的隔壁一桌坐着两对中国中年摩登夫妇。其中有一个男子穿的是西装，喜欢对中国人说英国话，但是引起我的特别注意的是他无论喝汤或吃菜的时候，总弯着背把他的那只尊头往下去就那只盆子，喝汤的声音很响亮，讲话的时候常用着手上的那把刀东挥西指着，好像把它当作指挥刀用！这些举动在西洋“桌上礼仪”都是最忌的，这也可算是“摩登”中的“矛盾”吧（香港有人把英文的“摩登”译为“矛盾”）。
在那些美国乘客里面，有一个头发斑白的老者和我谈得很起劲。他是从美国旧金山来东方旅行的。他也知道中国当前最最重要的唯一大问题是抵抗那个“邻国”（他这样说，指的当然是我们的民族敌人）的侵略。他很热烈地问我：中国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抵抗？还是听任那个“邻国”吞并整个中国？我想这是任何中国人听了都要觉得伤心的问句。我虽替我们这个怪可怜的中国勉强说了几句遮羞的答语，但是心坎里总是深深地感到无限的难过！
七月十二日晚写于柯立芝总统号轮上。